《离骚》被编入《诗经》解释学之谱系
与对“比兴”的解释有着紧密联系的是汉人对《离骚》的评论。汉人有着明显的冲动，要把《楚辞》纳入他们的《诗经》解释学谱系中去，其思路就是提出屈原的创作遵循了《诗经》的“比兴”方法。
汉初的帝王都熟悉和喜欢楚文化。汉高祖是楚人，《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汉武帝曾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安传》）。屈原及《楚辞》正是在此种亲楚之政治背景下受到重视的。刘安对屈原及其创作评价极高。他撰《离骚经章句》，尊《离骚》为经，以上接《诗经》。司马迁、班固、王逸和后来的刘勰都援引了刘安的基本观点。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极赞屈原，云：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一段话，大概就本之于刘安。基本意思是，屈原写作《离骚》，是学习了《诗经》。《离骚》动机是怨，但却能做到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如《小雅》怨诽而不乱，两者的好处兼有。它称述历史，来讽刺当世之政治，其特点是“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还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目的是讽谏，方法是“比兴”（连类）。屈原是崇高的，他的志向与品格可以与日月争光。这样，屈原的《离骚》就继承而超越了《诗经》，被高标为诗人学习的榜样。
汉代另一大史学家班固也与刘安、司马迁同调，《汉书·艺文志》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里，班固扬孙卿、屈原，贬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就是看他们的作品是否继承《诗经》、体现讽喻的精神。
其实，把《离骚》与《诗经》联系起来，是一种相当保守的美学观。果不其然，班固的《离骚序》质疑刘安称誉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似过其真”，又批评屈原道：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19]
班固的意思是，屈原露才扬己，不能明哲保身，为狂狷之士，诗中那些神话式的想象并不见于经籍，刘安把他夸过头了。班固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屈原的人格志向和行事风格是否合乎经典，二是《离骚》的美学风格是否合乎经典。他的标准却是一个，即须合乎经典，鲜明地体现出班固保守的一面。他要守住经典，就势必要对《离骚》有所贬抑，因为有证据说明，屈原作《离骚》有不依从《诗经》之处。不过，《诗经》解释学把《离骚》收归经典的脚步并不因为班固的批评而稍有犹疑。
稍晚于班固的王逸为后世贡献了第一部完整的《楚辞》注本，他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辞章句·离骚后叙》）又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楚辞章句·离骚序》）他的调子和司马迁是一致的，“独依诗人之义”“依《诗》取兴”，说得何其明白。王逸对屈原人格的评价非常高，并强烈反对班固的质疑和贬低：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为了进一步证明班固是错的，王逸再次把《离骚》和经典联系了起来：(https://www.daowen.com)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这些用语带有过重的感情色彩，却并不能有助于《离骚》向五经的攀缘，反而让人怀疑其牵强比附。这里仅就王逸所举与《诗经》有关者来分析一下。与“帝高阳之苗裔”相联系的，是“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诗句来自《大雅·生民》，姜嫄为高辛氏之妃，氏稷之母。诗意谓周族的祖先是姜嫄所生。《离骚》开首八句讲自己的身世，把自己和楚族的远祖高阳氏挂上去，亦无非是尊自己血统高贵，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纫秋兰以为佩”，则与《郑风·有女同车》联系上了，诗中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确乎是一首情歌，孟姜不但容貌美丽，而且身上佩带琼琚之玉，追求她的男子和她同车遨游，发出锵锵之声。不过，这至多只是说明佩花和佩玉同为贵族的行为罢了。其实屈原之佩花，与他的臣妾心态有关。
细细读来，《离骚》诗篇中很难找得到受《诗经》影响的证据。屈原所作诗，唯有两处有“诗”字。其一，《九章·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云：“赋，铺也。诗，志也。言己守高眇之节，不用于世，则铺陈其志，以自证明也。”其二，《九歌·东君》：“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王逸注云：“展，舒。”洪兴祖补注：“曰：展诗，犹陈诗也。会舞，犹合舞也。”诗中用“诗”字，指吟诵诗歌，是《楚辞》中用“诗”字的通例。[20]如果这是对《诗经》的援引，习《鲁诗》的王逸必定不会轻易放过。如果《离骚》中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与《诗经》之关系，他亦断不会视而不见。其实，《楚辞》中更多的是使用“辞”或“词”，而非“诗”，这当是《楚辞》与《诗经》分属两个诗歌系统之一证。
有一个例外，宋玉《九辩》中的“诗”字：“食不媮而不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这里“诗人”指《魏风·伐檀》的作者，王逸注：“勤身修德，乐《伐檀》也。”“不空食禄，而旷官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谓居位食禄，无有功德，名曰素餐也。”宋玉此处引《诗经》，是用了本义，不过，与诗的内容有关而与“比兴”方法无关。
朱自清《诗言志辨》断言：“《楚辞》其实无所谓‘兴’。”胡念贻也作了详细辨析：
屈原诗中的这种比喻，不是通过章首起兴的句式来表现，按说不应该和兴相混。后世称之为比兴，是从《文心雕龙》而来。……既然《楚辞》是“讽兼比兴”，把它的比喻称为“比兴”，似乎就有根据了。然而它和《诗经》中的“兴兼比”完全不同。刘勰为什么说它“讽兼比兴”呢？是根据王逸《楚辞章句》。……这里（王逸）所说的“依《诗》取兴”，是来自汉代经师讲《诗经》“兴义”的穿凿附会之说。[21]
胡氏的批评一针见血，不用再多辞费。总之，在《离骚》中我们找不到与《诗经》有关的主题之雷同、诗句之援引、人物之重复、典故之套用、写法之模仿、句式之传承……只让我们觉得，屈原并没有以《诗经》为他创作的模范。
至此，汉代《诗经》解释学之谱系就大致清楚了，把《离骚》挂到《诗经》上去，主要是汉人解《诗经》的风气所致。在刘安的时候，三家诗已经受到尊崇，刘安由此定下了《离骚》继承《诗经》的基调，经过司马迁的大力推崇，即便班固的批评也是从《离骚》是否继承《诗经》着眼的，再经过王逸对班固反论的争辩，一直到刘勰都没有人能推翻。
就文化背景而论，《楚辞》和《诗经》更像是两个并不相交的诗歌体类。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
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22]
刘氏把屈原的诗歌与老子、庄子和列子的南方风格相联系，指出其具有“杳冥深远”“纵而后反”“寓实于虚”“托词喻物”“荒唐谲怪”诸美学品格。此说极是。
就创作而论，这两种诗类亦有诸多不同。第一，诗体不同。从音调和句式看，一个是四言体的短诗，一个是使用“兮”字的五言、七言间用的抒情长诗，《诗经》的音乐有风雅颂之分，而《楚辞》专用楚调。第二，主题不同。屈原赋集中于楚国的现实与将来以及他个人的命运，大量地调用了楚文化的神话谱系，而《诗经》却更多地背靠着中原农耕文化，诗风朴质而简约。第三，写法也有很大不同。长篇抒情诗情感浓烈而想象夸张，有明确的抒情主人公，四言体诗就要质朴、婉约多了，篇幅也比较短小，其中的民歌不免常有同质化的现象。仅就比喻的运用而言，《楚辞》更多使用博喻，上文已有论列，可参看。[23]第四，最重要的是，先秦并无诗歌“比兴”之说，凡是论到《楚辞》之“比兴”，无一不是汉儒给套上去的。换言之，若要把《楚辞》归入汉代《诗经》解释学的道德谱系中去，非强拉硬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