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诗歌的缘情化改造

王瑶曾指出：“中国诗底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的转关。”^[49]将诗歌史上从“言志”到“缘情”的转折点定位至建安，原因是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歌从诗体上“大胆运用着新体乐府，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在风格上“歌咏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50]这一判断，于建安诗风的描述大体不差，但未免过于肯定建安诗歌的地位，而忽略了建安之前两汉诗歌所逐渐展现出的一些缘情质素，以及由这些变化所奠定的文学史意义。(https://www.daowen.com)

自汉代开始，中国诗歌逐步走上了缘情化的道路，比兴、言志弱化，抒发个体情感，尤其是建基在时序意识之上的悲情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和主要的审美取向，自然的变迁感召人心，加之现实遭际的不尽如人意，诗人慨叹光阴流逝，惋惜盛年不再，悲吟离愁别绪，感伤知音难觅……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发展阶段。两汉诗歌、建安诗歌及正始、太康诗歌，俱在缘情化的道路上前进，虽然各具特色，但又体现出大体统一的风格和进路，与言志、玄言等审美取向发生着融合、更替、改造等复杂的关系，一个缘情诗的创作潮流悄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