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志”的回归及缘情化改造

在曹氏父子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诗歌中，发源于《楚辞》、流行于汉诗、于《十九首》被集中表现的时序感，依然是其重要的主题。相较于《十九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对时间的敏锐意识再次与建功立业紧密联系起来，并得到了集中且突出的强调，建功立业的愿望加剧了建安诗人对时间变迁的急迫感，而功业无成又使得他们面对生命流逝愈加伤感；追求事业的成功既是实现有限生命之意义的方式，也是带来哀伤的原因。并且，建安诗歌中的“建功立业”，不同于汉乐府古辞《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说教格言，它有了更为明确的内涵和现实的意义，即要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成就个人的一番事业，实现个人在现世的价值，并在死后留名以求得不朽。悲叹时间流逝和死亡迫近，是一种哀感，而面对不可逆之自然，主体主动选择及时建功和积极进取，正若吴淇所言，体现了英雄主义情怀。

诗歌主题对及时进取的强调，表现在诗歌风格上，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谓的建安诗歌“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9]。在现实政治背景积极方面的促动和在英雄主义价值观的感召下，成就英雄伟业在这个时代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功立业才会成为建安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进取精神也成为建安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渴望进取是积极的一面，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无法使每个人的愿望都得以实现。尤其是在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定“九品中正制”作为官人之法，在世胄士族中品藻人物、选拔人才。相较于曹操的“三诏令”，这一新的用人举措首先限制了寒士跻身仕途的机会，因此，英雄主义的进取之心总伴随着壮志难酬的悲哀落寞，积极的慷慨感奋总免不了消极的哀感，徐公持说“建安文学的尚气或‘慷慨’风格，又多带有悲情倾向”^[60]，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情感取向，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建安诗歌多将壮志和伤悲联系起来，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曹操的《短歌行》，在表现积极情绪的“慨当以慷”之后，将带有消极的“忧思难忘”与之并提，再次体现了诗人心理的复杂性和诗歌情感两极运动的特点。曹操因时间促迫而选择及时建功，但建功立业却要面临诸般困难，因此忧思和悲愁始终挥之不去。诗歌后半部分复提“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宋长白评这两句“写出无限缠绵。张司空曰‘前悲尚未弭，后感方复起’是绝妙注脚”^[61]。前悲是自然时序，后悲是非理想的现实。《短歌行》表达了积极的情志，但却始终弥漫着悲情。曹丕的《艳歌何尝行》也在力倡男儿当及时努力之后，以“奈何复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收束。曹植的诗歌尤其表现了壮志融汇着悲心的情感特质：《赠徐幹诗》既有“志士营世业”的豪迈，又有“慷慨有悲心”的伤感；《杂诗七首》之六也说“烈士多悲心”“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被文帝贬黜郁郁而不得志，他的自负却最终走向了自伤，面对如此现实遭际，豪情壮志本身便是一种悲剧。(https://www.daowen.com)

建安诗歌把建功立业尤其是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或精神取向，其时序感以及情感组织上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楚辞》的传统，关乎政治的“志”重新进入诗歌的主题。不过，与屈原相比，建安诗人对“志”的处理表现出重大的差异，首要的一点是建安诗人把建功立业更加视为个体的事业，要之，建安诗歌中的“志”更具个体性。并且，屈原遭受流放见弃于君王，虽然愤懑哀怨，却不妨孤芳自赏，而建安诗人则在失意之时对个体的悲情体验有着更为细微的关注，更注重于描摹自我内心情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安诗歌更倾向于“缘情”论的美学。

在缘情诗创作潮流的发展历程中，英雄主义悲情也继《十九首》之后，另辟一方情感领域，并被其后正始到太康阶段的缘情诗所继承。诗人一方面强调个人建功的重要性，一方面因立业不成而心生伤悲，英雄主义悲情成为基本的情感风格和主题，感物缘情也因个人的政治、生活失意而变得愈加敏感。而从建安起诗歌中普遍体现的英雄主义悲情也可说明，缘情之情并非那么纯粹的、具有超越性的审美情感，而总是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得失等功利性目的休戚相关，因此在事功追求受阻之时，忧愁、怨愤等消极的悲情就占据主导地位而被诗人大加渲染，缘情诗由此成为宣泄个人失意情感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