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与诗体革命：对比兴经验的反拨

援玄理入诗，早在正始玄学家的创作中已见端倪，何晏、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歌，杂老庄道家之言者占一定比例。即使是在西晋强大的缘情美学主流中，仍有为数不少的诗歌在玄学向度内展开着理性玄思。东晋，玄言诗蔚为潮流，文人士大夫、仙道僧人徜徉于南国妩媚秀丽的山水，创作大量玄言诗，乐此不疲。至陶、谢，热情仍未减退。甚至在鲍照、谢朓的诗集中，仍然能翻检出山水与玄理共咏的作品。梁人江淹也以杂拟的方式，呼应着被誉为玄言之宗的孙绰、许询的诗歌风格。如果把百年东晋称为玄言诗的时代，那么前溯魏末、西晋，后降南朝，玄言诗的影响持续约两百年之久。^[2]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诗歌集会，有三月三日兰亭集游、慧远僧团的庐山游、庐山诸道人的石门游，作者包括史上极有名的几个诗人，目录构成一个从缘情诗到田园、山水诗的广泛谱系，涉及公宴、游仙、招隐、游览、咏怀、赠答、行旅等题材，几乎涵盖《文选》所列诗类的全部，甚至包括乐府。不过，萧统却有意地将玄言诗放逐，《文选》选中的诗人，玄味甚浓的诗歌基本上不予收录，被沈约、刘勰、钟嵘批评的孙绰、许询、庾阐、桓玄等东晋玄言诗人榜上无名，其他兰亭诗人以及湛方生、僧道等的诗歌也未被提及。至明冯惟讷的《古诗纪》“网罗放佚”，方将玄言诗的原始规模呈显出来，逯钦立以此为底本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笔者据此统计，可列入玄言诗目录的诗作有数百首之多，可谓洋洋大观。

在玄言诗盛行之东晋，时人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充分肯定玄言诗的艺术价值。^[3]至南朝，不仅萧统的《文选》有意地将玄言诗放逐，而且论家的态度也由褒扬转为贬抑。檀道鸾称玄言诗出来则“《诗》《骚》之体尽”^[4]，沈约叹曰“遒丽之辞，无闻焉尔”^[5]，均将玄言诗摈出于主流。标举缘情文学的钟嵘、刘勰，断言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6]，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7]。这些权威之评的基调是：玄言诗中止了缘情诗所立基的风骚传统，导致建安风力的缺失，而山水诗的兴起则有待于玄言诗的退出。玄言诗由此成为诗歌史上负面性极为突出的一个诗体。

检讨玄言诗的研究可以发现，奉抒情文学为圭臬^[8]不免成为对玄言诗作出进一步探索的制约。视而不见或立场鲜明地全盘否定固无可取，以求同的方式来为之翻案似也失于不周。不过，论者强烈的批判态度，至少使我们留意到如下事实：玄言诗的确表现出迥异于抒情文学的品格。若是作一历史的考量，玄言诗的诞生与成熟，是玄学理思对汉末至建安以及太康缘情潮流进行反拨与突破的结果。评估玄言诗，注重其与缘情诗的差异，是必要的前提。何况，玄言诗流行诗坛近两个世纪，一度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仅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之回护，不免软弱，其异于缘情诗的美学经验需要得到细致、周详的分析，以及审慎、大胆的肯定。(https://www.daowen.com)

从诗歌史上看，玄言诗与田园、山水诗的诞生时空，有重合之处，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恰当玄言诗风头大盛之时，谢灵运亦在玄言诗高潮中开始山水诗的实践，并且，陶、谢的很多诗歌可名正言顺地列入玄言诗目录。陶、谢之前，早期玄言诗人的创作亦与山水自然有着不解之缘。那么，处于缘情诗和田园、山水诗之间的两百年玄言诗，是否有可能构成诗体革命的关键环节？质言之，设若玄言诗与缘情诗对立，那么田园、山水诗恰恰正是孕育于前者而非后者！

从思想史上看，玄言诗是哲学直接浸淫文学的结果。除了玄学本身对诗歌的影响、渗透，玄学接引佛教般若学此一极具突破性的思想变迁亦为玄言诗定位必做之功课。

以下，我尝试将玄言诗置于从缘情文学向山水文学转变的诗歌史脉络之中，结合玄佛合流的思想背景，依托文本分析，考察玄言诗的诗歌结撰技术和审美组织原则，并为玄言诗的美学史意义作出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