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诗学意义再定位

宗白华先生曾经把汉末魏晋六朝称为“世说新语时代”，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51]它以自然美和人格美的同时发现为标志，晋人所持“人格的唯美主义”和激赏山水的艺术心灵之形成，为中国美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时代正好是玄言诗从萌生到大盛的时期。玄言诗和《世说新语》运用着共同的语言，有着同样的追求，并且有着共同的主角。《世说新语》英雄谱上，列的正是玄言诗人的名字，他们是创造这一光辉灿烂“世说新语时代”的主角。

《世说新语》呈现了玄言诗人的生活方式和言谈风度，而玄言诗则是魏晋文人将他们的所思所想落脚于诗歌实践的结果。玄言诗以玄佛的世界观消释抒情文学中弥漫的时代悲情，抑制住缘情诗中时序感所带来的强大抒情冲动，并通过赋体化和玄学论辩的诗体革新将比兴边缘化，以玄佛统一的观法实现对比兴审美经验的扬弃和物感经验的改造，从而使得唯美主义和激赏山水的热情在诗歌中得以实现，为中国诗学贡献了观赏和玄对自然的态度以及模山范水的技巧。(https://www.daowen.com)

玄言诗在诗歌创作的领域，实现了“世说新语时代”的开创性意义，它不是诗歌史上负面性极为突出的诗体，相反，玄言诗构成中古诗学革命的关键环节。汉末魏晋六朝，五言诗逐渐成长起来，《古诗十九首》注重当下，以物感消解比兴，不过却充满了浓郁的迁逝之悲；建安、太康的诗歌，继续《古诗十九首》对生命苦短的慨叹，以及由此生发的建功立业而不得的英雄主义悲情，创作出辉煌一时的缘情文学。在悲情的笼罩下，抒情文学难以发展起对于自然山水的体物能力和描写技巧，玄言诗的抑缘情、反比兴、尚自然突破了抒情文学的局限，对自然的新观法和描写的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打开了空间。陶渊明继承玄言诗的对话风格，直观自然，亲和自然。谢灵运的山水玄言诗，一方面将玄言诗在山水中对玄理的体悟扩展到对佛理的证悟上；另一方面，模山范水的创作目的获得强化，理和物在渐游、顿悟的活动中达成统一。陶渊明、谢灵运作为田园、山水诗的开山之祖，其身份从来没有疑问，同样不应有疑问的是，正是玄言诗对抒情传统的大力扭转，引导他们成为田园、山水诗之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