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序感
不妨说，时序感是理解陶诗的一把钥匙。我们若是读《陶渊明集》，可以感觉到他的诗歌之基本主题与《古诗十九首》何其相似，其中渗透着同样强烈的时序感，以及珍惜今朝的观念。不过，变化还是在陶诗中发生了，《楚辞》式惜春悲秋的情感抒发业已极为少见[54]，《古诗十九首》岌岌不可终日的躁动和不安感也几近消退，这种差异缘于他的一个重大抉择：如果说时序感往往可以展开或分裂为自然和历史（时政）两极，那么他的归隐选择正是把时序感从历史（时政）脱开，而种植到田园即自然之中去了。在田园中安身立命，使其具有了注目当下的现实性和主动选择的人格性，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失意者，亦不复为挣扎于俗世的游子，这在玄学中叫顺化或归化。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55]朱说大致是不错的。
《九日闲居并序》：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这是一首谈论人生长久的诗。重九是一个节气，为世俗所重。而陶诗反其意，曰“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陶澍注云：
汤注：“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云：‘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澍按：诗意盖言俗以重九取义长久，而爱其名。其实日月自依辰至，言其有常期也。语可破惑。[56]
九月九日，为日月运行交会的一个点，即诗中之“辰”。此“辰”为一常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时序概念的本义或自然义，它形成古人之时序感。以为重九谐“长久”的意思，是世俗对虚名之所好，正所谓“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与前引《古诗十九首》的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同意。不过《古诗十九首》是消极地说，此诗则是积极地说。可见陶公面对人生要更积极一些。接下来两个写景的对句，秋高气爽之下，“往燕”之“无”、“来雁”之“有”，正标志着时节的移易。虽然“秋菊盈园”，却是“持醪靡由，空服九华”，没有酒，但不妨以之“祛百虑”，有菊，也正可以之“制颓龄”。因此，身为潦倒的“蓬庐士”，却不能白白地看着时光流逝！后六句正是表达了尽管不必因重九而“乐久生”，却不妨在重九之日积极地享受当下之生活，而非一味悲观。
再读这首《游斜川并序》：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
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https://www.daowen.com)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此诗逯钦立考证是陶渊明五十岁时所作，抒写晚年心境。[57]辛酉正月五日，是一个好日子，“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于是“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在如此良辰美景之中，却发出“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之慨。本诗后四句，说的恰是《古诗十九首》那种对当下的关怀。黄文焕云：“曰‘中觞’，酒趣深远，初觞之情矜持，未能纵也。席至半而为中觞之候，酒渐以多，情渐以纵矣。一切近俗之怀，杳然丧矣。近者丧，则遥者出矣。”[58]黄氏把“遥情”和“近俗之怀”两种情感作了区分，是极有见地的。所谓“千载忧”正是“近俗之怀”，因此所谓“纵遥情”之“遥”，恰非去想“千载”之久远（包含已逝而“不留”之“吾年”及“明日”以后的“未知从今去”），而是目前可“极”之“今朝乐”，此乐正与当下之饮酒、与那一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之自然景观相联系。《九日闲居并序》说“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固然在无酒可饮的无奈之下“空视时运倾”，但却不妨“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此“起深情”正是《游斜川并序》的“纵遥情”。它同样并非“千载”之思，恰恰相反，“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在田园隐居中得着快乐，并不像《九辩》那样发“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的悲叹，而是达观、安分、满足。从“深情”和“遥情”，正可以发现陶氏诗歌所抒之情究竟是什么情感。
以下这一首《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同一题意：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此诗虽是咏丘墓，却以“游”字点题，蒋薰云：“通首言游乐，只第三句一点周墓，何等活动简便……”[59]邱嘉穗云：“此诗翻尽丘墓生悲旧案，末二句益见素位之乐，虽曾点胸襟，不过尔尔。”[60]末二句谓，明天的事不可预知，也不想知，我心中想说的话实在都说完了。换言之，只有当下的快乐而已。此乐未必为“素位之乐”“曾点胸襟”，倒十足像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口吻。请读下一首：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其七）
这一首诗前半部分充溢着紧迫而强烈的时空迅迈之动态，《杂诗》十二首大多如此：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杂诗》其九）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沈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杂诗》其十）
《杂诗》其七后四句开始转势，由动荡转为静安。把家视为旅馆，而人好比过客[61]，这里或许有着佛教的影响，不过他实在是无处可去，最终还是返回南山旧宅了。这意味着佛教终没有把他转变到看空的立场，南山有旧宅，正是他终老的托身之所，即所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自祭文》有云“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亦叶落归根而安详之意。
时序感还表现为历史兴废在自然阔大背景中的渺小，《拟古》其四云：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这一首诗看似以登废楼远望起兴，其实正是用的《古诗十九首》笔法，一气铺排而下，为赋体。陈祚明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归云’‘飞鸟’，便是无恒，一旦百年，汉家何属，可解者都独以是耳。然‘山河满目’二语何其悲，泪为之下矣。句法全似《十九首》。”[62]“山河满目中”以下景观正是登高楼所见，恰如上引《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诸篇的笔法。这样一种整体感所表现的历史兴废，看似波澜壮阔，其结穴却是“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热闹过后，互相攻伐者竟然都归于一处——北邙，松柏不再是坚定的守卫和尊荣的象征，坟墓即使高耸，也只是看上去互有低昂罢了，一切终归于平静。自然战胜了历史，这并非想象中的景观，而是陶氏以及无数古人的真实所见。此一阔大的自然观法，视历史兴废为小波小浪，是庄子和玄学的气度。
自然亦并非总是那么可亲，更多的或许是灾变，《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道：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本诗作于诗人54岁，他对大半生的坎坷生涯作了回顾。诗题为“怨诗楚调”，作意极明，不过并不把怨情发向“天道”和“鬼神”，他以为那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云其“幽且远”“茫昧然”。生活之苦，他视之“在己”，那是自己的选择，不必怨天。只是遭遇了灾祸，往往当下之境凄凉一片，这是对“目前”的关注。后四句即笔锋一转，道即便是“身后名”，亦“若浮烟”。悲歌吟诗，只能期待像钟子期这样的知音了。这首诗从天道、鬼神，伴随一生的自然灾害写到身后名及知音，其联想之思路非常奇怪，细究其作意，大概是把天道、鬼神及其灾变和身后名归为不可知、不可求的一类，因此不妨把目光集中到“目前”。这正是陶诗中时序感的核心。
具有极强时序感之诗人，苦恼、焦虑于生命的快速迁逝，可能作出如下三种选择。其一，四时之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间是异己的伟力，诗人之弱小与自然之伟大，构成一极锐利、强烈之对比，诗人由此而产生无依之孤独感，屈原即是在此孤独感和政治生命已告终结的绝望之下而选择自沉。其二，时序的无情运转及其不可知的长度导致诗人对身前即历史和身后即名声产生不信任感，此种不信任感引导诗人把自己的生存定位于当下、目前，上述孤独感进一步发展为自身被边缘化的感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即是因此边缘化的境地而选择游戏当下而非屈原式的自裁。《古诗十九首》作者群此种相异于屈原的选择正是基于玄学“独化”理论的人文背景，在此观念引导下，人们更为注重个体当下的境遇。其三，延续着《古诗十九首》作者群的边缘化感受，将游戏当下、目前调整为把时序感植入田园以获取当下、目前的满足感和稳定感。于是，陶氏在体认到自然之异己而外，更体认到自然之可亲，不妨说，即便是自然灾变之无情，也可以把它视为自然可亲的一部分，因为它带给陶氏的危险感要远弱于政治上边缘化所赋予的不安甚至恐惧。换言之，自然之可亲为人的生之安全感。此种安全感因为基于自然之田园，在陶氏以后，甚为文人群体所渴慕。此种选择其实来自庄子自然主义传统的复兴。
上述三种选择，屈原的自沉方式后世文人中几乎无以为继，而《古诗十九首》作者群和陶渊明的两种选择却极为后人赏识。而且，这两类诗人都需要知音来认可他们的选择。《青青河畔草》中“作者”对“楼上女”的观看关系中所蕴含的体贴之意，以及《西北有高楼》中“作者”对素不相识、今后也不可能相识的“歌女”更为激烈的欲与之比翼高飞的想象，无不表达了在边缘化的孤独境地之中，对知音的渴求。回过头来看陶诗中对钟子期这样的知音的首肯和激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拟古》其八云：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陶渊明总是需要两个人，一个是知音即俞伯牙、钟子期们，一个是庄子。正是庄子的自然主义导引着他归向田园，而他作出这一选择固然义无反顾，却还是渴望有知音来欣赏之，以解除孤独感。他的不少诗篇以不同形式写了对话，尤其是对饮酒场面的描写，其实都表达了对知音的渴求。以下我们讲到陶诗的散文化时还会在更高的哲学层面涉及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