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赋体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谢诗的“取势”，还可以从他运用赋体的角度来谈。把谢诗作叙事、言景和抒发情理之三段体解，其实正是运用了赋体的读法。不过在诗学史上往往更重视谢诗向律诗的发展，而忽略赋体之影响，如陆时雍就说：
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鐻乎？颜延年代大匠斫而伤其手也。寸草茎，能争三春色秀，乃知天然之趣远矣。……谢康乐诗，佳处有字句可见，不免硁硁以出之，所以古道渐亡。康乐神工巧铸，不知有对偶之烦。[127]
陆氏所谓标志着“古之终而律之始”的“声色俱开”之“体制一变”，难道仅仅是因为“佳处有字句可见”和对偶吗？[128]
提出谢诗三段体的黄节就朝另一个方向想了，他说：
汉魏以前，叙事写景之诗甚少，以有赋故也。至六朝，则渐以赋体施之于诗，故言情而外，叙事写景兼备，此其风，实自康乐开之。[129]
孙康宜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把对偶的使用联系到了赋：
赋中平行并置的作法想必为六朝的诗人们提供了灵感的资源，使他们得以在诗这种文体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描写模式。的确，我们可以证明，在六朝时期，有一种倾向正滋长着，即诗、赋两种文体相互交叉影响。证据之一，便是这一时期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们往往用同一套术语去评论这两种文体。……西晋诗人陆机所作出的关于诗、赋之间最初的经典性区别——“诗缘情”“赋体物”——现在已经过时。刘勰开始宣称，诗、赋这两种文体都必须具有“体物”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早先被认为是赋所独有的。[130]
就是陆时雍所看重的对偶，黄节也发现了其“极变化处”：
康乐诗，对偶特多，然句意有极变化处。自表面观之，上下两句，似为对立，然细察其意，则实有先后宾主之分，如云：“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寡欲，直是“谢生虑”之一种方法，故下句乃上句之注脚。又如：“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亦是一意。盖言摘叶以挹泉也。至如“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则写景命意，尤奇绝。前人多误以二句为对峙……不知康乐此语，句法虽相袭，而意实不一。盖所谓“俯濯”，乃指猿影言，非康乐自濯也。此句虽在上，而其主格乃在下句，康乐当系先见潭底之影而后仰视耳。若此之类，非细参，便易抹杀前人好处。又康乐诗有“拙疾相倚薄”及“聚散成分离”二语，“拙疾”须分开讲，“聚散”则非对文。犹言由聚而散，乃理之常，分离方是说事实。[131](https://www.daowen.com)
黄先生所说的“极变化处”，是说对偶并非对立，而是有先后主宾之序，对偶的上句与下句互相之间发生着勾连，此正意味着，谢诗中对偶句单独取出来欣赏固然极佳，而把它置入整首诗的动态中去体会，才是正道。
以下以同是写于景平元年（423年）秋的一首诗《初去郡》和一首赋《归途赋》为例作一比较。两篇作品的写作基于同一个原因，即辞去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理人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宋书·谢灵运传》）
《归途赋》有序，称“量分告退，反身草泽”，赋的前半又云“褫簪带于穷城，反巾褐于空谷”，“穷城”即指永嘉。赋的主体则写道：
于是舟人告办，伫楫在川。观鸟候风，望景测圆。背海向溪，乘潮傍山。凄凄送归，愍愍告旋。时旻秋之杪节，天既高而物衰。云上腾而雁翔，霜下沦而草腓。舍阴漠之旧浦，去阳景之芳蕤。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诡状，山侧背而异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长在，经盛衰而不易。
此一部分就相当于三段体写景之中段，它的写作方法是铺张。
《初去郡》前半部分列举彭薛、贡公等古人归隐事迹，说自己“恭承古人意，促装反柴荆”“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就要实现心愿，归隐了，后半部分则对返回途中所历之景展开铺叙式的描写：
理棹遄还期，遵渚骛修坰。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显然，这一段正是《归途赋》那一大段铺张写景的精缩。其中出现了名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后面四句又是带有说理的结尾。
这一比较，恰可证明黄节所说的“以赋体施之于诗，故言情而外，叙事写景兼备”，谢灵运可谓开风气之先。同时也证明了陆时雍所说的“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的体制之变，亦是由相对简约的古体诗向赋体的铺张写法转移所导引的。更证明了借助于铺叙手法，谢客之诗思已然可以不经比兴而获得完美、充分之展开，而其现象学意味亦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赋体的冷静漠然与悟理的形而上品格两相结合。此外，陶渊明诗和谢灵运诗都得益于赋，看来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