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色大开与比兴经验之退却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32]
《文心雕龙·物色》说：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133]
在刘勰看来，宋初开启了描摹声色之路，自宋代至齐梁，注重体物、追求形似的美学开始占主导地位。当然，因为刘勰秉承缘情文学观，对重形似之审美经验颇有微词。
清代学者沈德潜亦注意到诗坛上的这一重要变化，较之于刘勰，他的评价更为肯定，《说诗晬语》曰：
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134]
“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是对宋代诗坛的客观描述，“诗运转关”则是对这种客观变化的价值判断，由性情转入声色，中国诗歌美学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我们分析，声色大开的局面由玄言诗所发动的诗体革命启引，经由陶渊明、谢灵运两位大诗人的创造，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潮流。
玄言诗以理思消释、放逐抒情主体浓烈的情感，为时序感提供了新的化解方式，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对“理”的体悟。情感的削弱和退场抽去了比兴式抒情言志的根基，从《诗经》《离骚》传统发展而来的缘情诗触物生感的创作模式亦被弃用。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佛教观法的渗入，引导玄言诗景与理的架构摆脱比兴走向直观。玄对山水的态度使得自然获得了独立的品格，玄言诗人开启赏爱自然的传统。摆脱了抒情的羁绊，原生态的山林水泽愈益成为审美对象，描写技巧随之获得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陶渊明继承玄言诗的对话风格，复兴庄子传统，直观自然，亲和自然，贡献了对后世影响甚深的田园诗类。他的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
谢灵运的山水诗，模山范水的创作目的获得强化，理和物在渐游、顿悟的活动中达成统一。他的山水诗预示了一个新的诗歌传统。
第一，玄言诗的“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以玄对山水”模式中止了悠长的比兴传统和刚兴起不久的太康缘情潮流，使物感经验由情与物的关联转向了理与物的关联，从而为山水诗打开了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山水诗并非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第二，谢灵运的山水诗把物感经验从抒情目的转移到了模山范水的描写，把玩之中，自然山水已经成为他审美经验的直接而单纯的对象，直观经验和审美游戏两相结合，不同于比兴的诗歌原则开始形成。
第三，佛教的顿悟观法规定了谢诗的基本结构。如果说，游戏并不单纯，玄言诗就是在山水中悟解玄理，那么，谢的山水诗正是欲在游山玩水的亲身经历和模山范水的诗歌创作中证悟佛理。随着顿悟的获得，时序感以及比兴诗法所依托的时间之流被中止了。
第四，赋体的铺叙手法为顿悟观法提供了强大的诗歌结撰技术基础，作为手段的铺叙正构成了一个模山范水时间的渐进过程，而顿悟也于不经意间得于其中。
第五，谢灵运山水诗中止了缘情传统，抑制了比兴经验，直观因素在诗歌结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在对景的观感之上的理悟的经验构成了诗歌核心，通向意境之门于是得以打开。
玄言诗在南朝被边缘化，陶渊明亦未在此一时期获得他本应该有的声望，但谢灵运的影响却广泛而持久，后起的鲍照、谢朓等南朝诗坛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无不以谢灵运的山水诗为榜样。虽然他们的诗风各自不同，但大谢的体物和直观之影响却无处不在，在他们的诗歌实践中，不论是言志寄托的政治道德比兴，还是情景组织的联想式比兴，均被摈除于核心结撰技术之外。
而自齐梁开始，形式主义美学萌生并逐步发展开来，作为诗歌内容的情感远远屈居于形式之下，自然，以比兴来抒情的策略也在形式主义大潮中难以扎根生长。如果说陶渊明、谢灵运开启了意境之门，齐梁诗学则对中国诗歌的律化道路贡献卓著。中古诗歌的境化和律化两条道路之最终结果和最高成就，分别是王维的山水小诗和杜甫的七律，我们看到，这两大诗歌典范，前者是纯粹直观的意境美学，后者以形式化冲动范导抒情，其审美取向和结撰技术均不用比兴。
于是，我们看到，从缘情诗开始，活的比兴经验在诗歌中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又经玄言诗的强势扭转，山水、田园诗的经验创新，比兴悄然隐退甚至销声匿迹。因此，自齐梁时，比兴解释学的研究复兴并日渐繁盛，形成了中国诗学史上强大的比兴解释传统。自然，后世的比兴也只能在解释学意义上进行创新，却不能主导中国诗歌审美经验的创作技术的走向，比兴之魅力不再。
【注释】
[1][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2]当前的玄言诗研究，通常会涉及玄言诗的流变问题，大多数学者，如葛晓音、张可礼、张廷银等，认可正始滥觞、西晋消歇（张廷银称为“积蓄期”）、东晋高潮、晋末宋初尾声四阶段说（或如龚斌将前二者合并为三），也有学者将上限提前至建安或推迟至永嘉，从而提出三阶段或五阶段的说法。本书无意再立新说，大体采用学界通行的看法，“两百年”主要指从魏末到宋初的玄言诗发展阶段。如果仅就玄言诗的发展而言，至谢灵运已告一段落，但考虑到大谢的影响力，玄言诗在宋末至齐梁时代的流风余韵也是值得重视的。
[3]简文帝称赏许询：“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同是玄言诗旗手的孙绰，详尽地揭示许询诗歌之“妙”：“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琼。”（《答许询诗》）赞其玄言诗艺术风格旨趣清新且文采斐然。阮孚则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肯定玄言诗的审美价值，《世说新语·文学》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4]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
[5][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6][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见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7][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8]明确否定玄言诗或将玄言诗纳入抒情言志传统的倾向，其参照系自不待言，即使在寻找山水诗与玄言诗之间的连接时，抒情文学仍是重要的标准，如王瑶划定的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发展之路线，本质上也是一个逐步达至“情景交融”的过程。
[9]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二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7页。
[10]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页。
[11][宋]范晞文：《对床夜语》，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12][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9页。
[13]《淮南子·原道训》：“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
[1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刘氏此论还引发对玄言诗源流的重新审视，王钟陵即据此判断建安已见玄言诗兴起的最早踪迹，比如“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已经具有明显的哲思意味。我们认为，自觉以玄言理句入诗应作为判断玄言诗的当然标准，而此自觉在玄学勃兴的情况下方可实现。建安诗歌继承《古诗十九首》的美学，已表现出注重个体、当下等玄学品格，称其为“渐藻玄思”自有道理。但此时并未发展起理论形态的玄学，况且，诸如上引诗句，侧重于对时序变迁的表达，尚不能等同于较为严格的玄言，所以，玄言诗的起源还应推迟到正始之际。
[15]这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尤为明显，间或出现的玄言句并不构成诗歌的结撰主题，深沉浓郁的忧生之嗟是阮籍诗歌的主要风格。即使灰心养志，诗人也很痛心地发现，“始得忘我难”（《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七十），遗身去情的境界并不容易达到。此一状况持续至西晋玄言诗的创作中，谈玄与抒情平分秋色，玄理的体悟多由一个现实的人生事件引发，表现于文体，则是西晋的玄言诗多可归于送别、赠答、应制等诗类。杂入其中的玄理，或为对现实的抽象，或为对友人的劝诫与称赏，或为个人企羡老庄人生观的表达，除个别应制诗中以玄风赞美命题者外，基本的功用是将老庄玄理作为缓解现实苦闷的安慰剂，以暂时清醒的达观缓解情感。在太康缘情诗的绝对优势下，理对情的突围举步维艰。
[16]按：逯钦立录王羲之诗作《兰亭诗二首》，其实包括一首四言诗和五首五言诗，组诗后附“逯按”可作说明，故改之，下同。
[17]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曰：“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18]（日）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邵毅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
[19]玄言诗人虽然也以纵情而著称，但在其所处的时代，“忘情”是被称扬的境界，《世说新语·言语》载：“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况且，纵然“一往情深”，此情也是个性本真之流露，异于缘情诗中伤感的悲情。
[20][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八下，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18页。
[2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三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1页。
[22]马一浮：《支道林诗写本自跋》，见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3]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
[2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25]王瑶：《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26]陈允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27]对于玄言诗和佛偈的关系，在陈允吉提出之前，学者也多有论述。刘大杰较早将玄言诗与佛偈联系起来，王瑶《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亦言：“玄言诗一定要巧陈要妙，像偈语似的说理，才是当时的好诗。”不过他们也仅限于在类比层次上的使用。钟元凯《魏晋玄学与山水文学》（《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首次较为详细地揭示玄言诗和佛偈的关系，认为佛偈为玄言诗提供了形式。
[28]葛晓音：《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
[29]李善解释“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为“以出仕为周才，隐居为偏智”（[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如果联系对两种隐逸方式的大小之分和对隐遁山林艰苦生活的描写，此种解释也可以讲得通，但需加以界定，“出仕”当指朝隐，“隐居”特指陵薮之隐。但是，如此一来，势必要将“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两句分别与朝隐和林隐挂钩，那么，诗歌的结尾将无法解释。所以，从王康琚强调适性的观点出发，将其解释为达观之人不局限于自我，承认个人之差别，当比较接近本诗的主旨。
[30][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
[31]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7页。
[32]逯钦立认为《形影神三首》“实为三章”，若逯说确实，则可进一步证明《形影神三首》各首之间密切的对话关系。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9页。
[33]王钟陵：《玄言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34]《论语·季氏》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也。”
[35][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
[36]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1页。
[37]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3页。
[38]马一浮：《兰亭集诗写本自跋》，见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39][清]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见王元化：《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40]王瑶、葛晓音也对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进行了修正性的解读。王瑶说，在山水诗中“‘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姿态又出现了”（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葛晓音将“庄老”理解为玄风而非玄言诗，认为它们仍然存在于山水诗中，所以，葛接受饶宗颐先生的建议，提出“山水方滋，庄老未退”的说法（葛晓音：《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文中标明，题目乃饶先生提供）。王瑶和葛晓音的批判与修正是以山水诗中仍然留有玄理为出发点的，这使得他们对玄言诗的风格和诗歌史意义判断仍有保留。葛晓音特别提出，玄言诗仍然是山水诗发展的一股阻力，其后来发表的《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论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玄言诗于山水诗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并认为玄言诗所发现的自然美有诸多新意，但仍然认为“如果没有这帖催化剂，山水诗也会循着原有的轨迹逐渐发展而臻于独立的”。
[41]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版，第675页。
[42]（日）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邵毅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43页。
[43]（日）小川环树：《论中国诗》，谭汝谦、陈志诚、梁国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44]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2页。
[4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
[46]（日）小川环树：《风与云——感伤文学的起源》，见（日）小川环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周先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4页。
[47]萧驰：《佛法与诗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页。
[48][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49][清]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50][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0页。
[5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52]《莲社高贤传》记：“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53]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
[54]《楚辞》的惜春悲秋情感，《杂诗》（十一）差可近似：“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
[55][宋]朱熹：《朱子语类》（第三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4页。
[56]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57]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见[东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1页。(https://www.daowen.com)
[58][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1—62页。
[59][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
[60][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2页。
[61]潘岳《怀旧赋》：“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傅咸《萤火赋》：“潜空馆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宁。”“空馆”意象颇可玩味，它应该是魏晋时的思想。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疑不能明。
[62][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1—232页。
[63]参看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见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246页。
[64]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65]请比较、体会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没有历史的自然乌托邦。
[66][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引王棠语，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4页。
[67][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4页。
[68][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页。
[69][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引，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页。
[70][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7页。
[71][清]马墣：《陶诗本义》卷二，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3页。
[72][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见[晋]慧远：《庐山慧远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73][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见[晋]慧远：《庐山慧远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74][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见[晋]慧远：《庐山慧远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75]参看拙著《禅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4页。
[76][清]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二引，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页。
[77]玄学家郭象的“独化说”正是把唇齿之间解释为不同的个体相异而相依的关系。玄学认为，这种关系构成了世界的基本秩序。
[78][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见[晋]慧远：《庐山慧远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79]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80]嵇康《答难养生论》：“聘享嘉会，则肴馔旨酒。……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4页。
[81]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82][明]钟伯敬、[明]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9页。
[83][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7页。
[84][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二，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7页。
[85][清]吴菘：《论陶》，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0—101页。
[86][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2页。
[87][晋]孙绰：《太尉庾亮碑》，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
[88]《列子·杨朱》原文：“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见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6页。又，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注：“抑：犹尽。”
[89]请比较前引“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晚出西射堂》）句。
[90]（日）小川环树：《论中国诗》，谭汝谦、陈志诚、梁国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91]郑文刊于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所编：《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另请参看拙文《作为审美游戏的谢灵运山水诗——兼评郑毓瑜和萧驰对大谢山水诗的读解》，见滕守尧主编：《美学》（第二卷），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21页。
[92]郑毓瑜：《观看与存有：试论六朝由人伦品鉴至于山水诗的寓目美学观》，见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所编：《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69页。
[93]同上书，第271页。
[94]查谢诗，“景”字大多为光线的意思，唯“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小序）之“美景”指美丽的景致，和“风景”有相合之处。请参看（日）小川环树：《论中国诗》，谭汝谦、陈志诚、梁国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所以郑氏此“实景”其实是“实境”。
[95]郑毓瑜：《观看与存有：试论六朝由人伦品鉴至于山水诗的寓目美学观》，见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所编：《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70页。
[96]（美）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页。
[97]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7页。
[9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99][清]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100]杨勇：《世说新语校筏》（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1页。
[101]《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逍遥论》，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1页。
[102]参看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51页。
[103][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8页。
[104]同上书，第300页。
[105]同上书，第299页。
[106]马一浮：《兰亭集支道林诗写本自跋》，见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07]马一浮：《兰亭集支道林诗写本自跋》，见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108]请参看拙著《禅宗美学》第一章第二节“玄学接引下的般若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3页。
[109]黄节：《读诗三札记》，见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65页。
[110][清]王夫之：《姜斋诗话》，见[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111]谢灵运《山居赋》有云：“法音晨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请注意，此处“理”可“赏”，“赏心”其实就是“赏理”。
[112][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56—957页。
[113]叶笑雪：《谢灵运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114]（美）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1—82页。
[115][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16][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汪俊、黄进德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48页。
[117][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汪绍楹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页。
[118][清]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119]李国章、赵昌平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5页。
[120]（日）藏经书院：《新编卍续藏经》（第一五〇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858页。
[121][南朝宋]谢灵运著，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05—332页。
[122]同上书，第314页。
[123][南朝宋]谢灵运著，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15页。
[124][宋]叶梦得撰，逯铭昕校注：《石林诗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125][南朝宋]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见[南朝宋]谢灵运著，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4页。
[126]请参看拙文《纯粹看与纯粹听：论王维山水小诗的意境美学及其禅学、诗学史背景》，《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127][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6—1407页。“鐻”误为“鑢”。
[128]参看朱光潜，《诗论》第十一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第十二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他提出赋对于诗的三点影响：第一，意义的排偶，赋先于诗；第二，声音的对仗，赋也先于诗；第三，在律诗方面和在赋方面一样，意义的排偶也先于声音的对仗。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209页。另请参看（日）小川环树《论中国诗》第一章“风景的意义”，他说“赋可说是六朝诗的原型”。
[129]黄节：《读诗三札记》，见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68页。
[130]（美）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5—76页。
[131]黄节：《读诗三札记》，见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73页。
[13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133]同上书，第694页。
[134][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