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自由到物质利益：黑格尔主义国家观的动摇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07]如果说为争取精神自由而进行的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斗争和辩论还更多地局限于精神领域，那么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摩泽尔河沿岸人民贫困状况的揭示则是马克思首次站在物质的角度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在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看到了私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国家的行为和法律的制定，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和法律是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工具，这与马克思之前所认识的国家与法的本质截然不同，使得马克思进一步怀疑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否正确。而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管理工作和官僚制度带来的混乱现象，还发现这些现象和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管理原则之间的冲突是由于某些客观的社会关系引起的。马克思虽然当时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这些发现的确成为他对黑格尔进行系统批判以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动力。正如恩格斯后来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08]。(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