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关系对国家管理原则的影响
马克思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虽然也是为贫苦人民说话、为贫苦人民争取权利的文章，但这篇文章比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一文更进了一步。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发现某些客观的关系对国家管理原则带来的挑战和影响，普鲁士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国家管理原则的冲突加速了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国家观的解体。“即使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知道这种客观关系的内容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而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的提法。但是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因而为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确定了方向。”[123]
马克思先是通过引用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的公报等文件，说明普鲁士官方根本不承认摩泽尔河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苦情况和官方有关。“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124]普鲁士官方的各个部门都推说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贫困不是他们的责任。地政局认为，在没有官方派人进行调查统计的情况下，葡萄种植者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的任何关于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报告都是有失真实的。葡萄种植者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不仅在收集数据方面做得不如地政局全面彻底，而且还有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伪造数据，从而掩盖葡萄种植者的真实状况。地政局认为，他们编制地籍簿的方法是正确的，并没有高估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收入，葡萄种植者的境况没有葡萄种植者个人和协会说的那样贫困。同时，地政局认为，协会计算葡萄种植者支出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葡萄种植者的支出费用不应该包括修剪侧枝的费用，因为摩泽尔河沿岸的种植者在以往种植葡萄的时候并没有采取这种种植方法的传统。地政局还认为葡萄种植者在出售葡萄酒时所交付给客户的酒桶不能计入支出费用里面，正因为种植者和协会把酒桶的成本都加入了支出费用，所以他们计算出来的最终收入总是偏低，种植者也就始终认为他们自己处于贫困的状态。协会在公报中对地政局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协会认为，即使地政局的数据比个人和协会的数据更准确，甚至完全无误，也不能说明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目前没有处于贫困状态。不论是官方或者其他任何人，只要亲身到摩泽尔河沿岸去看一下，就会明白葡萄种植者目前的情况是不能用数据来说明的，因为他们的生存现状实在是太过于穷困和艰难了。地政局计算葡萄种植者支出费用的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地政局不把葡萄种植者修剪侧枝的费用计算在支出费用之内，而协会则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协会认为，每一个生产经营者，不论是葡萄种植者还是其他农作物的种植者，都有权利通过一些方法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难道农作物的生产经营者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不能想办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却只能坐以待毙吗？葡萄种植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修剪侧枝方面多支出一些费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至于地政局认为葡萄种植者在出售葡萄酒时不能把酒桶的费用计算在支出范围之内，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出售葡萄酒和出售其他商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出售葡萄酒时卖家必须把酒桶也一起交付给买家，而且酒桶的费用是需要卖家来承担的，买家不需要支付酒桶的费用。这样一来，葡萄种植者的生产和经营成本自然而然就增加了，他们所得到的利润也就随之下降。因此，地政局提出的把修剪侧枝的费用和酒桶的成本费用都排除在支出费用之外的计算方法，肯定无法正确估计葡萄种植者目前的经济状况，地政局以这样的计算方法认为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并没有处于贫困状况，是不能成立的。
官方同样也不承认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目前的贫困状况是他们的税收政策造成的。“政府似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命，只能设法减轻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125]事实上，自从普鲁士的关税同盟成立之后，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于关税同盟政策，取消从国外进口酒的禁令，葡萄树的价格猛跌，引起莱茵省摩塞尔地区的葡萄酒农纷纷破产，生活十分困苦。摩塞尔地区农民的贫困，是当时普鲁士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126]而普鲁士官方却极力否认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目前的贫困状况和自己的税收政策有关。官方认为，葡萄种植者之所以变得贫困，是因为他们在早些时候收入太高了，他们当时的高收入是造成他们目前贫困的原因。普鲁士官方通过所谓的分析，声称早些年摩泽尔河沿岸在葡萄种植方面的高产量和葡萄酒酿造方面接近垄断的优势地位导致了当地的大多数葡萄种植者滋长了极其不良的风气。葡萄种植者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财富之后，便开始进行无节制的消费和投资，他们不考虑自然环境和市场的实际需求，争相购买新的土地用以扩大葡萄种植。这种人人都想成为大型葡萄酒酿造商的心态为他们后来的贫困埋下了祸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购买的土地其实并不适合葡萄的种植，再加上这几年葡萄酒在市场上不如以往热销，导致许多葡萄种植者背负了较多的债务并且无法及时偿还。据此，普鲁士官方认为，这些葡萄种植者的破产和贫困与关税同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葡萄种植业只适合少数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农场主来从事。因为只有这些经营规模较大、资本实力雄厚的农场主才能购买到质地优良、真正适合种植葡萄的土地，也只有这些经营规模较大的种植者才能够应付市场不景气的年份，他们有实力研究出新的种植方法、提高生产效率，以对付外来产品的市场竞争。而一些中小规模的葡萄种植者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鲁莽行事，不对自身和市场情况做正确的分析就把大笔的钱财投入到葡萄种植业当中，结果没能抵挡住市场带来的风险，破产和贫困完全是他们挥霍无度造成的结果。“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127]葡萄种植者无论规模是大是小，他们购买新的土地来种植葡萄都是一种积极开拓进取的行为，这样的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把他们说成挥霍无度完全是主管税收的官方部门在给自己制造借口。而且自从关税同盟成立以来，无论是资本实力雄厚的葡萄种植者还是中小规模的葡萄种植者的利益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对税收政策的抱怨绝对不是毫无道理的，也不能被说成是经营规模较大的葡萄种植者在利用陷入贫困的葡萄种植者的境况为自己谋取私利，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在关税同盟的背景下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官方还为自己的税收政策做辩护，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不仅普鲁士官方的地政局和税收部门竭力逃脱责任，就连摩泽尔河当地的行政当局也不愿意承认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和自己有关，他们推说这些人和事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128]。马克思指出，这种用相互推诿的方式来逃避责任的现象在普鲁士政府部门内部是非常常见的，普鲁士政府的国家管理就是这样一种现状。“我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就首先强调地籍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129]普鲁士政府运作的现实状况让马克思不得不重新思考现实与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管理原则之间的差距。“总而言之，他们都在他们治理范围之外去寻找贫困的原因，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中，在与行政当局无关的个人生活条件中，以及与任何人无关的偶然现象中去找原因。一句话，他们都害怕接触到贫困的真正原因，害怕触及问题的实质。”[130]
在揭露普鲁士国家现实的管理状况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现实的管理状况是和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131]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是一种只信任政府官员而不信任人民的制度。普鲁士政府派来审查摩泽尔河地区贫困状况的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是带着偏见来的，他在审查葡萄种植者和协会的报告书和申诉书的时候，不会想着要从事实出发来作出判断，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挑出报告书和申诉书的毛病上。前来审查的政府官员根据他以往掌握的官方材料，认为葡萄种植者和协会的观点是一种与官方相对抗的观点，于是他就以敌对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葡萄种植者，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去搜集真实的材料，而是极力想办法去驳回葡萄种植者所提供的材料。在这些官员看来，葡萄种植者之所以进行报告和申诉，是因为他们怀有不正当的意图。“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和判断能力。”[132]因此，当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时，前来审查的官员也绝对不会认为这是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工作的问题，他们会把这一切的结果当作是葡萄种植者咎由自取。
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不仅表现为政府和官员对人民的普遍不信任，而且还表现为官员之间彼此近乎绝对的信任以及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无条件的服从。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导致国家把公民分为两个种类，即积极的公民和消极的公民。普鲁士的政府官员被国家认定为积极的公民，他们是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一般的公民则被国家当成消极的公民，他们只能作为被管理者存活于这个世界上。政府的官员只会认为贫困状况是被管理者自己造成的，如果要解决贫困问题，只能从被管理者身上寻找原因，至于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好是坏，官员们认为这不是他们自己能够评价的，只有上级才有制定和修改制度和政策的决定权。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对于官员们来说永远是权威的，因此，官员们在调查状况的时候，只需要依据上级所提供的材料即可，不需要关注什么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上级提供的材料对于他们来说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加真实可靠的。“这样，政府即使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会采取特里尔的政府发言人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所申明的原则：‘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133]从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思想来看，国家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已经无可救药也就不足为奇了，普鲁士政府对于自己的管理十分自信，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人民的身上，认为应该由人民自己来承担这些严重的后果。“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批判的是个别的法，即书报检查制度；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篇文章中，对个别法的批判转向它的社会基础——等级制度；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批判的是普鲁士政府官僚制度。”[134]
那么，造成普鲁士国家官僚主义现象横行以及国家管理工作混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时马克思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在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着某种可以影响到国家具体行为的客观关系。“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135]虽然马克思在当时还无法言明这种决定国家行为的客观关系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已经感觉到现实的国家管理工作和黑格尔主义的国家管理原则之所以存在激烈的冲突，是由于某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重要的发现和见解不仅成为马克思接下来对黑格尔进行系统批判的动力，更是成了他后来从纯粹的政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的推动者。事实上，从马克思对普鲁士国家管理工作的现状以及他对这种现状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后来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分道扬镳的原因。“在继承黑格尔遗产的问题上，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固然以其天才的思考及其勤奋的劳动把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基本依据勾勒了出来，但是仅仅以此原则作为万能钥匙打开分析现实的大门，则是徒劳无功的。青年黑格尔派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掌握了黑格尔的原则，就可以对一切现实分析出道理和原因。从黑格尔那里，马克思得到的启示是，历史是辩证发展的有机体，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从产生问题的土壤中探求，而不是死守辩证法的形式。”[136]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忽视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某些客观的社会关系，仅仅通过思辨的方式来批判现存的制度，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137]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斗争，马克思接触到了现实的社会和物质利益，这一时期的经历使得长期存在于他思想里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发生了极大程度的动摇，促使他不得不想办法去解决现实国家与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精神之间的矛盾，为马克思彻底地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埋下了伏笔。
【注释】
[1]肖灼基：《马克思青年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
[3]［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5]［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79页。
[6]［古希腊］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
[8]同上书，第453—454页。
[9]聂锦芳：《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观照——马克思中学文献解读》，《求是学刊》，2004年第2期，第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465页。
[12]张亮：《伦理的激情：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解读》，《学海》，2005年第3期，第109页。
[13]王锐生、黎德化：《读懂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象论·宇宙论》，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17]［古希腊］柏拉图：《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1页。
[18]［古希腊］柏拉图：《会饮篇》，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20]同上书，第45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22]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24]［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26]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27]韩庆祥：《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28]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9]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30]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3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33]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34]［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下）》，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6]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37]［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39]同上书，第25页。
[40]［荷兰］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42]［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0页。
[43]王盛辉：《“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4页。
[44]杨金洲：《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本、理论与现实》，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45]［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三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47]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49]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51]梅宪宾主编：《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53]同上。
[54]同上书，第58页。
[55]［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57]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58]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60]同上书，第28—29页。
[61]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62]［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下册》，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94页。
[63]［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76页。
[65]同上书，第54页。(https://www.daowen.com)
[66]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7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5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71]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44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73]同上。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75]同上书，第115页。
[76]叶汝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78]同上书，第112页。
[79]郑忆石：《马克思的哲学轨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81]杨霞：《历史进步与人的解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83]肖灼基：《马克思青年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85]肖灼基：《马克思青年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87]同上书，第12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89]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122页。
[91]叶汝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93]同上书，第122页。
[94]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96]同上。
[97]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98]叶汝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9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6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103]同上书，第153页。
[104]同上书，第167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106]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55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412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6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110]同上。
[1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76页。
[1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7页。
[113]［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吕健忠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99页。
[114]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116]高光、阎树森、马迅：《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119]［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122]高光、阎树森、马迅：《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123]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9页。
[126]高光、阎树森、马迅：《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
[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9页。
[129]同上书，第373页。
[130]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1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134]高光、阎树森、马迅：《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1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136]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2—123页。
[1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