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解放不以宗教解放为前提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工作的期间，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关注如何解放人的问题，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们过多地关注理论上的创造而不注重现实的物质生活和革命斗争。当时的德国和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仅在社会生产方面，而且在思想方面也落后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几乎没有接受过欧洲启蒙思想的洗礼，在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飞速发展的时候，德国仍然处于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种半封建的国家里，的确需要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才有可能激发出社会成员的活力，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思想的人们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主张在德国掀起一场思想上的革命风暴，让德国人摆脱思想上愚昧和落后的状态，这种出发点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社会的发展需要具体的人来完成，人们思想的进步与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者延缓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只希望在思想上对人们进行改造，而不重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使得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思想越来越无法指导实际的革命斗争，也使得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断加剧。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同样是一个倾向于在思想上进行一场革命而不去做实际研究的人，在关于人如何解放自身的问题上，他以犹太人为例，提出人要想获得解放，必须先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甚至一切解放的前提，只有使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人们才有可能过上自由的日子。对于鲍威尔的这一理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根据历史情况和当时的现实同这位曾经影响过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进行了公开的论战。马克思曾经讽刺地说道：“他通过对犹太宗教的批判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立，他说明了基督教国家的本质——他把这一切都做得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45]
犹太人在基督教的国家里享有一定的权利的同时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限制。基督教国家给了犹太人一定的自由，但同时却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进行隔离，限制犹太人参加一些活动的权利。在犹太人的眼里，基督教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归属感，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外来力量在压迫自身。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里感到自己和国内的其他民族是对立的，国家的法律制度所保障的权益和他们无关，他们只是作为犹太人而不是作为公民在生活，国家的一切事务和改革也不需要他们去参与，总之，基督教国家不能使犹太人获得解放，犹太人也没有意愿参与基督教国家公民的解放运动。对于这种造成犹太人和基督教国家对立的原因，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46]鲍威尔把犹太人和基督徒不能获得解放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差异，为此他提出消除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对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宗教从人们的生活当中彻底废除，只有消灭宗教的存在，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对立才有可能消除，人们才能够顺利地解放自身。至于如何消灭宗教或者说如何消灭宗教之间的差异，鲍威尔又完全寄希望于人的精神世界，他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将彼此的宗教看成是人类精神发展和演进的不同阶段，而不要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看成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的对立，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不会都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也不会把自己的民族看作是比别的民族发展层次更高的民族。这样一来，宗教之间的差异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除，宗教也会被归为一种科学的形态，人与人之间宗教的对立就会被批判的科学精神所替代，人与人之间就将回归到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宗教使彼此对立的关系之中。“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47]如果犹太人可以把宗教当作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且破除犹太教的戒律，对自己的国家尽职尽责，比如在犹太教传统的安息日去参加众议院的会议，那么情况便会出现极大的改观。当大部分宗教的信徒都敢于破除自己宗教的戒律而把日常事务摆在宗教之前的时候，宗教对人的影响力就会遭到削弱，即使此时还有人信仰宗教，宗教也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私人事务，不会再被提升到国家和公民生活的层面上，所有人包括犹太人都将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国家生活，而不再因为宗教信仰彼此对立。总之，在鲍威尔看来，放弃宗教是人们获得解放的前提条件。(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则不同意鲍威尔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犹太人在不同的国家生活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德国之所以宗教冲突非常明显，主要的原因在于德国是一个还没有实现政治解放而处于基督教和国家政教合一状态下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鲍威尔所鼓吹的宗教解放或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不以德国的特殊状况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48]鲍威尔把宗教解放作为任何种族的人和任何类型的国家实现政治解放的先决条件，他没有意识到政治解放远比宗教解放要复杂得多，宗教解放只能在把宗教当作前提、依靠宗教信仰来统治人们的国家里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家中，人们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可以去除人们精神上的一部分枷锁，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然而，鲍威尔把所有的国家都当成像德国一样以基督教为主要教派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抗扩展到其他一切国家，而忽略了对国家本身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49]马克思指出，我们应该关注犹太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状况之后再对宗教解放的作用下定论。德国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国家的政治根本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犹太人在德国的问题其实神学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由于德国在国家层面上被宗教所控制，犹太人与国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进行批判，确实有助于缓解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矛盾，增强公民对于国家的归属感。但是这样的批判终归是对神学的批判，而没有更多地触及国家和政治制度本身。“不管我们在神学中批判起来可以多么游刃有余，我们毕竟是在神学中移动。”[50]在别的国家，宗教问题就不像德国那样突出了。比如在法国，立宪制问题是犹太人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属于政治上的问题了。法国不是没有宗教，但宗教只是作为一种外形和国家并列存在，犹太人和国家的矛盾已经转为政治上的矛盾，而不像德国的犹太人那样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属于宗教的矛盾。北美地区则更能说明情况。在北美，政治国家和宗教的分离更加明显，犹太人和其他宗教信徒面临的是自身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国家是作为政治的实体而存在，不再是被宗教控制的事物，并且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来管理宗教事务。在这里，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就显得彻底地软弱无力了，神学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是问题，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在政治上得到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指出，在美国各州，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取得基督教在德国一样的统治地位，没有一种公认的说法断定某个宗教一定比别的宗教更加具有优势，更值得别人去信仰，估计也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宗教的事务而耽误了日常生活事务甚至政治上的事务。美国许多州也没有规定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要和他的宗教信仰挂钩，人们不会简单地根据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来判断他是怎样的人。“越是政治性的国家，就越不能单纯从宗教角度来分析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这说明犹太人问题的分析，不能够抽象理解为宗教问题的普遍性。”[51]
马克思不仅列举了不同国家的事实，而且还从市民社会本身的角度来考察为什么犹太人的宗教解放不能带来普遍的解放。“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52]要真正了解犹太人的问题，需要研究世俗社会的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而不是犹太教背景下的犹太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需要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而不是停留在犹太人的宗教层面上。“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53]马克思在此指出了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利己心理和对金钱的追求。如果说社会上不再具备做生意的条件，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就将不复存在，基于犹太人利己的心理和对金钱的追求而产生的犹太教也将烟消云散。目前的犹太教中包含着一些对社会不利的要素，事实上这些都是来源于犹太人对金钱的追求，犹太人的金钱势力已经扩散到世界的许多国家，他们甚至可以通过金钱来操纵个别国家的运转。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已经渗透到别的国家和宗教的人们之中，这种实际的精神正在不断地告诉人们，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在这里，获取更多的金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努力使自己比周边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为此，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时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如果通过各种交易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即使自己没有做交易的时候，也要用心去打听别人正在做哪些有利可图的生意。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这种现实的精神已经在北美和基督教国家无孔不入了。在这些国家里，宗教其实早已经变了味，因为各个宗教内部的教职都已经成了可以买卖的对象，神职人员不再是作为神的代表而讲经布道，他们在宗教里担任神职人员却往往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真正信仰，更不是要拯救世人，而是为了自己能够通过担任神职人员赚取更多的金钱，一旦这些神职人员赚到了足够的金钱，他们就很有可能辞去神职人员的职务甚至不再信仰任何宗教，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商业当中，努力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54]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犹太人追求金钱的精神和原则才是问题的所在，又由于政治国家是被市民社会所决定的，因此犹太人这种追求金钱的利己心理往往又会上升到国家的层面。“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他从犹太人的金钱观念和‘利己精神’中发现，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话语表达。因为‘犹太精神’实质上就是已经成为‘世界势力’的现代精神。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的缺失，表现为政治权力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观念上是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的，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奴隶。”[55]基督教在表面上看起来和犹太教有着激烈的冲突，基督教看上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着犹太教，但其实犹太教当中包含着的犹太人的现实精神早就已经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进行深层次的渗透了。“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56]因此，宗教解放对于犹太人这样的民族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产生于宗教，而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