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法条沿革
此条款为新增条文，修订前《行政处罚法》中没有关于裁量基准的相关条款，《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一次审议稿）》增设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2条在一审稿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的法定程序要求。新《行政处罚法》第34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条款沿用了二审稿的相关规定。
规范目的或功能
从行政裁量基准的本土历史观察，2004年2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出台《关于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由此逐步扩散至其他地区行政机关，[68]最终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立法所确认时，裁量基准制度已然趋于常态化，成为中国行政治理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69]2008年《国务院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要求市县政府及其部门“根据各地发展的实际，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量化并将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进一步要求“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科学合理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完善适用规则，严格规范裁量权行使，避免执法的随意性”。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
就行政裁量基准的性质而言，周佑勇教授认为，“裁量基准存在于行政系统内部，是政府自身制定的一种具有内部拘束力的行政规则，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一种行政自制规范”。[70]裁量基准通常就裁量事项中相同或类似的事项作一般性的规定，使得执法人员遇到相同或类似的事项作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从而有利于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增加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结果的可预期性。[71]
裁量基准在我国行政活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尤其在行政处罚实践中，各地行政机关往往会通过设定裁量基准的方式，通过“情节细化”与“效果格化”的技术设置去实现特定行政目标。[72]在行政活动实践中，裁量基准被认为发挥了如下重要功能，一是有助于控制行政裁量权的运行。行政机关明确设定裁量基准之后，有助于抑制基层执法人员的恣意，减少政企合谋或者压力妥协的可能性，限制其考虑不相关因素而滥用裁量权。二是提升行政裁量的品格。裁量基准能够适合具体的规制对象而作出相适应的具体化、个性化的调整。行政机关可以将各种需要考虑的因素明确地纳入裁量基准，指导行政人员具体的裁量决定，进而提升行政裁量的品格。三是减少行政裁量的不确定性。裁量基准能够进一步提升可预见性，明确裁量应遵守的规则，减弱法的不确定性，使裁量能够前后一致，保持一种适当的公平。[73]
裁量基准在行政处罚的行政实践以及后续司法裁判中，逐步发挥越发重要的功能作用。[74]但是，尽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行政处罚法》中始终缺少对于裁量基准的相应规范，导致各地区与各部门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缺少上位法的有力支撑，裁量基准制定程序也缺乏统一要求，这不利于对行政处罚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新《行政处罚法》中增设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条款，有效地回应了行政处罚实践的现实需求，有助于拘束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运行，提升行政处罚裁量的品格质量，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这也是本次《行政处罚法》修改中的重要亮点之一。
规范内容
本条明确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设定功能与价值，并着重强调了裁量基准对外公布的程序义务。
一、明确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价值功能
裁量基准作为一类典型的“内部行政法”，是法治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具体体现。《行政处罚法》第34条“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表述，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选择是否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当客观条件不成熟或者特定行政领域无必要时，行政机关也可以选择不制定裁量基准，但是一旦选择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就必须“依法制定”，这要求裁量基准的制定，不仅要符合上位法规范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同时也要受到法定程序的拘束。另外，本条明确了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价值与功能，核心便在于“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尤其是通过裁量基准的制定，减少基层行政执法实践中滥用裁量权的普遍现象。就学理上而言，裁量基准功能并不局限于控制行政权这一项单一维度，裁量基准也有增强行政效率与提升行政执法质量的考量，但限于《行政处罚法》的整体章节与规范设置，均是控权色彩占据绝对主流，因此，“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也成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核心功能。
二、确立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布义务
裁量基准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规则，严格说对外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由于它构成了裁量权的判断标准，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也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目前理论上普遍坚持裁量基准“必须公开”的观念。在《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认为裁量基准应当公开的学术观点也占据了相对主流，譬如宋华琳教授认为：“裁量基准构成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执行标准和依据，也构成了行政相对人所应遵循的规范，因此行政裁量基准原则上应向社会公布。公开裁量基准也有助于遏制行政恣意，使得相对人对行政决定有更稳定的预期。”[75]郑雅方教授同样认为：“没有发布的行政裁量基准就不能对公众产生约束力。信息公开是保证裁量基准正当性、确保裁量基准具有约束力的关键所在。除特殊涉密事件之外，裁量基准应当是行政机关主动公开，而不是依申请公开。”[76]而在地方立法实践中，亦有相应条款要求裁量基准必须公开，典型譬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1条中规定，裁量权基准由享有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制定，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裁量权基准的制定程序，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办理。裁量权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开。
《行政处罚法》第34条设定的裁量基准公布义务，排除了行政机关选择是否公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判断权限，“应当公布”的立法语言也意味着，公布程序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必经的法定程序，未经公布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不应作为后续行政处罚的执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