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艺术性：保持平衡
值得指出的是，刘恒在电影文学创作中转换表述，只是把小说创作中的深度思想按照导演的要求、观众的趣味和电影的特性予以通俗化，并没有去一味低俗和媚俗，因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7]大众化的另一面还有“化大众”。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一直坚持“大众化”与“化大众”相结合的创作理念，既服务大众又引导大众，既要赢得市场上的欢迎又要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正因为如此，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在大众化道路上坚持着“化大众”的追求。
首先，刘恒的电影剧本创作巧妙地在艺术个性和商业元素中“维持平衡”。毫无疑问，电影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商业与艺术的良好互动，也就是说，电影商业的诉求必须建立在电影艺术审美表达的基础之上；同样，电影的艺术价值追求保证了商业诉求的完美实现，这一观念在刘恒剧本创作中亦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刘恒的主旋律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等创作，立足人性，采用另类英雄叙事，将英雄人物平民化、大众化，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可与接受。这种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而又表现家国情怀的方式，无疑是对商业市场的一种屈服与适应。《云水谣》中守护陈秋水的王碧云与守护王碧云的薛子路所呈现出来的“古典爱情”，让现在的年轻人即便不会身体力行地像剧中主人公那样做，但一定对这样的爱情心存一份尊敬，心存一份敬仰。[28]刘恒希望更多富有艺术创见的作家加入编剧队伍，目的就是提高电影剧本创作的艺术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刘恒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艺术立场与艺术良知，从来没有因为市场利益而放弃艺术追求。
在电影追求市场化的道路中，众多的娱乐电影曾经一度违背艺术的良知，以低俗代替通俗，正如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谢飞所说，为了迎合那些没有文化的观众的娱乐需要，很多影片不讲究基本的思想是非、结构规则和电影文法，甚至随意胡编滥造。这样搞下去，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但造就出一批欣赏趣味低劣的无文化青年，而且还会损失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观众，从而导致电影市场的文化品格日趋低下。[29]正是为了避免过度市场化，刘恒在剧本创作中承继了小说创作的谨慎与专注，电影中的商业因素并没有让他放弃对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的美学追求。他的剧作为中国电影艺术长廊提供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人物，如《本命年》中的李慧泉、《菊豆》中的菊豆、《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张思德》中的张思德、《集结号》中的谷子地，等等。因此，与刘恒合作的导演无不敬仰刘恒对剧本创作的艺术追求。与其合作的第一位导演谢飞便明确指出，《本命年》剧本已经提供了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这是影片的灵魂。[30]因为刘恒与谢飞等人深深懂得，“把艺术表达和人的终极价值放在显著的地位时，电影的感染力就显然增加，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情感的关怀才是电影生存理当注意的基本要害。[31]也就是说，电影艺术作品的商业性不是完全着眼市场就能实现的，尽管有一些影片因为满足于大众消费的表面而赢得了可观的票房成绩，但是是通过哗众取宠牺牲了艺术的良知而获得的，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电影制作与消费。
其次，刘恒电影剧作中的人物充满理想。刘恒是以小说创作奠定作家地位的，不少评论家指出刘恒的小说创作中有着鲁迅式的精神主题，其骨子里是个顽固透顶的理想主义者，他不过是为自己的追求披上了一层痛苦的外衣，使他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一种更剧烈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罢了。[32]刘恒试图通过对人生宿命的解剖来探究人类的出路，实践着其启蒙立场的作家职责。刘恒从最初的《心灵》《爱情咏叹调》等知青情怀与充满青春期想象的理想主义描写，到《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虚证》等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探询，再到《拳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底层人物的挣扎、忍耐与对生存痛苦的缓解，最后再转到《菊豆》《漂亮妈妈》《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电影剧本创作，都没有放弃对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困惑的关注，字里行间呈现的是对生存困境中的人性的思考。伴随着从小说创作到剧本创作的成功转型，刘恒一直努力地以精神安慰与引导来缓解人类对死亡的畏惧、对爱的渴望，这成为一种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进入他整体的电影剧本创作之中。正如前面所说，刘恒的电影剧本创作虽然受到导演的诸多制约与要求，但刘恒在与合作导演的对话过程中依然有着自己的艺术坚持。他一再强调，任何电影手段的强化都不应以牺牲人物的丰富性为代价。正是出于“人物的丰富性”理论主张与艺术的内在要求，刘恒无论是对观众还是对追求电影形式的导演的迎合都是有限度的。“作为启示录，希望引起处于成长中的年轻人的警觉，也引起在生活中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善良人的冷静思考”[33]，这一使命在电影剧本《本命年》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谈及张思德这个人物时，刘恒指出：“我想通过这个人让大家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从这个人身上你能感受到一些温暖，把这个温暖保留在自己心中，对你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坏处。你如果受感动了，觉得应该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那再好不过了。如果到不了这种境界，你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人，你至少应该欣赏这样的人，至少你碰到这样的人，不能挤对人家，不能践踏人家。如果能跟观众有这样的共鸣，任务就完成了。”[34]由以上对剧作中的人物探究可知，刘恒追求的是“欣赏—共鸣—内化”的创作理念。
显然，刘恒在“触电”后，并没有放弃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良知，那就是站在社会的前列，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规劝、警醒以及引领作用。他在满足大众消费性的享乐需求的同时，又倾向于造就大众建设性的成长型人格。从这一点来说，刘恒真正领会了电影艺术的真谛，因为“真正的电影艺术还应该满足人们的高级需要，这种满足在心理效果上是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35]。
【注释】
[1]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J］.电影艺术，1996（2）.
[2]邵牧君.电影万岁［J］.世界电影，1995（1）.
[3]尹鸿.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7.
[4]叶朗.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J］.北京社会科学，1988（3）.
[5]徐林正.刘恒故事：平民化不是目的［J］.大众电影，2006（16）.
[6]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3（4）.
[7]林舟.人生的逼视与抚摸——刘恒访谈录［J］.花城，1997（4）.
[8]徐林正.刘恒故事：平民化不是目的［J］.大众电影，2006（16）.
[9]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3（4）.
[10]〔美〕约翰·菲克斯.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12.
[11]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J］.电影艺术，1996（2）.
[12]张英.人性的守望者——刘恒访谈录［J］.北京文学，2000（2）.
[13]罗雪莹.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访《本命年》导演谢飞［J］.当代电影，1990（1）.
[14]刘恒，吴冠平.剧本的力气［J］.电影艺术，1996（4）.
[15]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8：1334.(https://www.daowen.com)
[16]夏榆.刘恒：“触电”的快感［N］.南方周末，2004-09-02.
[17]郑雪来.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兼与张骏祥同志商榷［J］.电影新作，1982（5）.
[18]刘恒，吴冠平.剧本的力气［J］.电影艺术，1996（4）.
[19]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3（4）.
[20]杨金生.寻求普通的生活——《四十不惑》导演李少红访谈录［J］.当代电影，1992（5）.
[21]夏榆.刘恒：“触电”的快感［N］.南方周末，2004-09-02.
[22]林舟.人生的逼视与抚摸——刘恒访谈录［J］.花城，1997（4）.
[23]张英.人性的守望者——刘恒访谈录［J］.北京文学，2000（2）.
[24]张会军，谢小晶，陈浥.银幕追求：与中国当代电影导演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278.
[25]徐林正.刘恒故事：平民化不是目的［J］.大众电影，2006（16）.
[26]张会军.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146.
[2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28]徐林正.从《张思德》到《云水谣》［J］.大众电影，2006（21）.
[29]谢飞.谢飞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293.
[30]罗雪莹.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访《本命年》导演谢飞［J］.当代电影，1990（1）.
[31]黄会林，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9.
[32]马景红.直面生存 探寻超越——刘恒小说解读［J］.小说评论，1999（6）.
[33]罗雪莹.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访《本命年》导演谢飞［J］.当代电影，1990（1）.
[34]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八周岁：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优秀电影剧本选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274。
[35]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J］.电影艺术，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