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中含虚
传记片并非只写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现实生活中的不少先进典型其实也被不少编剧和导演拍成了传记片，这是历史发展的事实。如天才神童、一代棋圣吴清源尚在人世，田壮壮就为他拍摄了一部传记片《吴清源》，而且在2007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摘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因此，凡是受真实人物事迹的制约、根据真人真事来塑造典型人物的电影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传记片。当一个民族经历了巨大的历史事件后，必然要在哲学和文化层次上对之做出反省和反思。这客观上催生了传记片的出现。这时，本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必然成为艺术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从而通过这些杰出人物来表现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和民族的思考。[39]因此，传记片创作近几年来构成了当今中国电影文化的重要部分。从这个视角审视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我们发现他的传记片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既有以中国古代史上帝王将相为主人公的作品如《西楚霸王》（项羽），又有以当代中国英雄模范为代表的剧作如《张思德》（张思德）、《铁人》（王进喜）、《雨中的树》（李林森）。一部影片之所以被冠以“传记片”，通常是因为这部影片中所展现的人物和情节都来自真人真事。传记片如果推出的是“整了容”“化了妆”的历史人物，其结果不仅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和传主本身的不尊重。我们发现，刘恒笔下的传主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人物。刘恒的创作对这些传主既未张冠李戴，也没歪曲改写，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以他们为叙事中心，既强调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又在真实材料基础上适度虚构，因为有传主本身的人格故事支撑，编剧在传记片的创作中才能游刃有余地组织起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的叙事冲突，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显现了特定时期电影文学创作虚实相间的审美品格。
选择这些人物作为传记片的传主，大多与编剧对这些传主人格的真实体验和感悟有关。两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虽然在秦汉之际的政治舞台上只活跃了很短的时间，但他始终存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世界之中。刘恒主要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参照，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西楚霸王》，后由香港导演冼杞然在大陆拍摄成长达3个小时的古装历史巨制。中国历史上的抗秦联盟、破釜沉舟、巨鹿之战、项羽坑秦兵、火烧阿房宫、刘邦败走荥阳、以鸿沟为界的城下之盟直至最后的十面埋伏、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影片中均有细致的表现，从而塑造了一个侠骨柔肠的西楚霸王形象。之所以选择项羽作为剧作的主人公，是因为项羽自身所具的人格魅力，一是“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二是“光明磊落的率直品格”；三是“重情重义的侠义精神”[40]。作为杰出的画家，潘玉良是现代中国一个跨越苦难不断追求的典型女性，在自孤儿、妓女、小妾到大学生、留学生、教授、艺术家的身份变迁中，其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充满着传奇色彩。刘恒以自己的特有感受和卓越胆识，将她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一代才女潘玉良的生命历程，弥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给人一种忧郁而喜悦的审美感受。张思德的人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9年，但他参加过长征，负过伤，还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过，1944年9月5日因炭窑崩塌而牺牲。他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也是一个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创作《张思德》这部作品，尽管有纪念张思德牺牲60周年、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这样的理由，但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编剧内心对于传主精神和人格的感动。刘恒说张思德是“我的父辈”“我青春期的偶像”，在他身上看到了集体主义者的道德感，儒家传统的光芒，信徒的献身精神诸如此类的美德，因此希望观众能从影片里看到一丝人性的温暖，并将这温暖保留在自己的生活中。[41]“铁人”王进喜于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省玉门市赤金堡王家屯的一户贫困人家，他最光彩的人生阶段是获得“铁人”称号的时期，那是1959年9月大庆油田被发现的时候。中国为了早日摘掉“贫油”的帽子，各地石油系统调兵遣将组织石油大会战，多个钻井队于1960年3月赶赴大庆，其中“钻井闯将”王进喜为会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赢得了“铁人”的称号。刘恒以“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为主要素材创作的传记片《铁人》，是国庆60周年和大庆油田50周年的献礼片。他的创作缘于王进喜身上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王进喜作为国家开掘石油的工人，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资源，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也为民族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这一精神资源对国家的贡献不亚于物质资源，[42]以至于作者愿意为刻画这一人物付出心血。李林森是四川一位英年早逝的基层党政干部，其故事并不像张思德、王进喜那样脍炙人口，他和他的事迹可能只有他生前的亲戚朋友略知一二，几乎没有众口皆碑、耳熟能详的非凡故事。但刘恒依然迎难而上，与尹力第四度联手，以四川五宝群众称之为“救命书记”的李林森为主人公，创作了《雨中的树》这部电影剧本，并将其定位为“谨以此片献给所有平凡而卓越的人”。正如导演尹力所说：“生活中普通人占了大多数，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的东西”“我们将之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希望李林森这个人物能与我们每个人心里柔软的部分产生碰撞。”[43]总而言之，在传记片的创作视野中，这些人物无疑都是编剧难得的、最佳的传主人选，这些人的人生故事无疑都能构成传记片的经典素材。
根据真人真事尤其是根据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英模事迹来改编或创作电影文学作品是最难的，完全按真实情况纪实创作，观众不会买账；强调虚构表现，会被诟病造假，因为对于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大量的历史文献、新闻报道、纪录片都有详尽的记载。因此，创作风格上的虚实问题一直困扰着创作传记片的编剧们，正如刘恒所说，其中的一些传记片写作虽然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但实际的创作过程非常艰苦，即使床上摆满了资料和书籍，创作时也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手。那么，在传记片的创作中，刘恒究竟是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的呢？
一是可以在足够的历史长度中真实再现传主跌宕的人生故事，但也可以虚构富有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和场景，虚实与共。传记片应把历史真实的再现作为创作的最高使命，忠实于历史真实，经过典型概括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这就需要编剧掌握大量文献资料，但即使是这样的真实，恐怕还是基于编剧自己对于所熟悉的历史事件之实质和内涵的理解，以及对于历史人物意志、情感、个性、气质的把握。即使将卷帙浩繁的史料、漫无边际的考证、繁复琐屑的细节照本宣科地塞进自己的作品，也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其结果不是尊重真实的历史，而是糟蹋了电影艺术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传记片应忠实于事实，应对历史予以逼真的再现，应具有历史的真实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编剧、导演、演员等诸多创作者的审美意识，势必也将影响和制约传记片的创作。也就是说，在历史事件和情节真实的前提下，传记片创作应该可以发挥想象，可以进行虚构。
将我们带到两千多年前历史情境中的《西楚霸王》，对于项羽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交代和描绘就是真实的。这部影片在纷纭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以写实的叙事手法刻画和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在逼真的历史演义风格之外，刘恒又强化了项羽身边几个女性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杜撰了刘邦妻子吕雉暗恋项羽的情节，这些相当具有争议性的情节编撰和人物设置，实际上就使剧作具有了虚构的品格，但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和价值，实际上这些虚构成分不仅能够更有力地凸显项羽的多面性格，即在盖世英武之外还具有优柔寡断、多情多义的一面。主人公不再是神祇一般的英雄，而是一个独具个性的凡人，有着一个善良而多情的灵魂，而且也使得剧本在展现广阔生活场景的同时，激发了项羽与他人的矛盾冲突，在赞颂项羽的英勇精神的同时，还寄寓着对项羽的深刻批判和深切同情。因此，适度的虚构使得《西楚霸王》既有史诗性，又有戏剧性；既富于恢宏的历史气度，又带有沉重的情绪冲击，超脱了一般历史传记片的叙事格局，体现出刘恒虚实结合的创作个性。(https://www.daowen.com)
《画魂》是根据石楠的小说《画魂：潘玉良传》改编的，剧作立足于传主身份变迁的审视，展现了潘玉良与命运抗争的真实人生，张扬了作为艺术家的潘玉良的人生价值。剧作一方面寻找到真实的历史素材以清晰地呈现历史，另一方面也展开富有诗意的虚构叙事回归电影自身，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然出现了许多虚构的细节，如潘玉良在妓院破身、唱京剧花脸唱腔、因喝药而不能怀胎、在刘海粟人体绘画事件风波中奋臂挥拳，英勇战斗。这些方面虽也遭到了人们的诟病，但电影毕竟是电影，虚构毕竟也是传记片必要的叙事手段之一，凡有益于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的改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只要这些虚构无损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的真实，能够融入编剧对传主的独特理解，能够赋予历史人物新的生命。上述情节的添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潘玉良艺术人生道路的深刻揭示，引起观众的哲理思考。命运悲惨的潘玉良天生倔强、努力打拼，最终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戏剧性与传奇性扑面而来，给观众巨大的审美震撼和人生感悟。若拘泥于史实而缺少剪裁、虚构，传记片势必篇幅冗长、事件繁杂，已经有所削减的《西楚霸王》还是存在这样的缺陷。
二是可以将传主的人生历程压缩成一个个精彩的阶段，凸显传主精彩的人生片段。传记片固然应该力求完整地再现传主的生平经历，但电影剧作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对传主丰富的人生历程进行取舍和判别，这样做可能会淡化和削弱传主的完整人生，但编剧所择取的段落却更加突出了传主人生的戏剧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如已经公映的传记片《雨中的树》和《铁人》，它们只是重点表现李林森和王进喜人生舞台上最具震撼力的一幕，但从这些英模人物建功立业、奋斗牺牲的人生轨迹中，我们认识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两个普通人物身上所蕴含的一些非凡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不可能通过他们整个人生轨迹来体现，因此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时期、精彩的片段来展现。为了聚焦李林森、王进喜的精神世界，刘恒将他们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进行了精编。《铁人》并没有完整地展现王进喜的人生轨迹，只是撷取了大庆石油会战时期王进喜意气风发的表现。当代塔里木石油工人刘思成在心中不停地勉励自己向偶像学习，在现实与历史、新时期的塔里木和20世纪60年代大庆这两个时空中，新一代石油工人刘思成与前辈王进喜并置，烘托了王进喜崇高而伟大的形象。王进喜不再是顶天立地的超群英模，而是有着常人都有的毛病，但他的身心时刻都迸发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激情。
《雨中的树》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人物传记影片，它对刘恒来说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考验，因为它塑造的是一位逝世不久的人民公仆形象。总体来说，《雨中的树》是根据中共万源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林森的真实故事创作的，经过了精心的艺术构思和改编。刘恒在叙事上别具匠心地选取亲情视角即借助李林森儿子李东阳的视角，在时空交错的处理中，在逝者与儿子的对话中，回顾和再现了李林森短暂而灿烂的人生轨迹。《雨中的树》从孩子的视角将李林森碎片化的人生段落有机地组合起来，深入地挖掘了李林森的内心世界；现实时空与心灵时空自始至终的交织和贯穿拓宽了探索的空间；“雨中的树”这一意象的设置构思新颖，想象大胆，因为开阔辽远的雨中树林给人诗意的审美体验，既呼应了《雨中的树》这一作品名字，也暗喻主人公“李林森”这一传主名字，达到了亦幻亦真的艺术效果，非常生动且具有感染力。也就是说，刘恒的想象与虚构在叙事的层面下是将真实的历史和意象的象征合二为一，真实历史的叙事是传记片的生命能量，浮想联翩的虚构则是传记片的情绪力量，它是艺术叙事活动中的形式创造能力，以丰富的视听奇观、出神入化的想象、感人至深的情感打动和感染了观众。
三是可以对传主短暂的人生故事予以适当的扩充、想象、虚构。为增强剧作的可读性，编剧可以在不违背基本真实的前提下对传主的故事给予适度的加工。当然，编剧对于传主历史的修改通常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是“戴着镣铐跳舞”。我们把《张思德》视为一部传记片，并不是因为该剧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而是因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确实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它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素材的，写出了传主的普通经历和非凡人格，而不是靠人物故事的传奇性来娱乐观众的。该片的主人公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导，也不是独当一面叱咤风云的英雄，正如剧中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注意不到他们，往往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张思德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剧作着重展现的也只是他立足本职所做的小事情，如为满足王团长见毛主席的心愿而做的两次安排；为挽留小白烧炭而做的自我批评；为鼓励被关押的老乡刘秉忠站起来而前去探望，并三番五次劝说其未婚妻帮他一把；为战友连夜编织草鞋；通过苦练掌握了复杂的烧炭技术；扛着轮胎光着脚一路飞奔去修理；从车后赶到车前，在主席下车前打开车门等。张思德乐于奉献，能够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与老乡战友、保育院烈士遗孤以及哑巴老炊事班长等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表现了一个平凡战士的不平凡，从中揭示了他被人民怀念和学习的真正原因，能够使人想起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总而言之，刘恒没有把他写成登高一呼的英雄，而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有血肉之躯的英雄，一个实实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着眼于真实的人，往往能通过平凡的业绩彰显伟大，如果将其着意拔高成伟人，反而会失去其伟大。刘恒塑造张思德形象时可以借助的史料是相当少的，实际的创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要把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塑造成可资学习的楷模和榜样，用刘恒的话说“这就好比把一个黄土坷垃变成黄金”[44]，这就需要编剧大胆的艺术想象和精心的艺术构思。优秀的传记片既不是史料的堆砌，也不是对历史的简单演绎，而应该站在当代的高度上对昨日的历史进行独立的认识和思考。刘恒正是这样去做的。在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信仰。为了这个信仰，上上下下都愿意做出牺牲”[45]这样的创作主旨之后，作者集中思想，把自己的想象力“像光柱一样”高度集中在与传主有关的生活细节上，并且大都出于作者的虚构，但产生的审美效果却是很好的，“从开篇张思德在黄土地上奔跑唱歌，这些细节就让我们感觉到是在写人物，而不是概念。思想和精神是融在人物当中的。延安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给我特别强烈的感染。而且信息量特别大。王团长要见毛主席、服务社的人犯错误，这些都是真有其事。并不特别新鲜，又容易弄得琐碎。可是，这些和写人结合起来，用得特别到位。重新展示出来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给我们”[46]。
总而言之，传记片创作应该在立足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虚构，在尊史写实的基础上适度杜撰虚构，不只是以史为纲、以史为本，局限于真实历史的陈述。正如波德维尔所说，传记电影及史实电影虽然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追溯真人的生活历程”“有许多令人信以为真的角色、说话谈吐或行为”[47]。但拍摄的方式仍是虚构的，所有事件经过排演演出，人物也由演员表演，因此就像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舞台剧或小说一样，史实电影或传记影片也是用虚构剧情的手法来传递历史的信息。[48]适度的艺术想象和虚构不是对历史真实的背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超越，依然具有历史价值，每一部自传和传记作品都可能有失真之处，但正是传记史上无数的作品，汇集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真实地记载了人类的过去和现在。[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