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创世”的始作俑者
史学知识充满大量伪造的“原始文献”。（Historiographic knowledge had been fed by the large quantity of forgeries parading as original historical documents.）——“历史怀疑主义”[105]
科林·基德教授站在主流西方的立场上，介绍现代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与奠基人，这么说：研究全球编年史是（西方）近代早期的最高学科之一，它带来了有关基督教认同的严峻问题，吸引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睿智心灵，包括斯卡利杰、乌雪和牛顿等。天文学、文字系统和数学运算都是对“摩西编年”（圣经编年）的有力支持。然而，在全球编年史与神学种族之间的联系上，存在着几个难点。那就是，捍卫神学历史涉及与异教文明的关系，它们的民族都是诺亚的后代。随着古典知识的复兴，把犹太—基督教的历史与古代异教相妥协，这个问题变得很迫切……杰出的新教人文主义者斯卡利杰（1540—1609年）在其所著《时间校正篇》中，整合了整个编年史科学（1583年）。斯卡利杰发明了《儒略历》的时间设置，跨度为7980年；这使他有可能构建一个包括所有的历法系统的编年史……他的主要成就是……把总的历史置于“圣经编年”，由此，异教历史仅是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权威资料。……由于斯卡利杰的努力，各种异教文明的古代记录与摩西历史协调一致，从而形成有效的编年系统。[106]
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人是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他按照自己设计出的“神学编年”（圣经编年），设计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巴比伦和犹太的历史。在学术上，现行的西方的世界历史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Scaligerian history），其时间序列被称为“斯卡利杰编年”（Scaligerian chronology）。
凯利教授在其所著《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一书中，称：“斯卡利杰是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他的里程碑式的《编年校正篇》（Emendations of Chronology）是在那个世纪的历史学上的主要贡献。”[107]
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牛津大学研究员诺沙夫特指出：通行的历史的时间轴，是被传奇的胡格诺派语言学家斯卡利杰伪造的……现在已发现确凿证据，说明“斯卡利杰编年史”是个偷天换日的骗局，它是基于“心想事成”的虚构。……如果查实，我们（西方）的教科书必将重写！”[108]
进而，历史学家米哈伊洛夫写道：（神职学者）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创造了古代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Eurocentric model），自那以来，它被所有的西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政治家视为“古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僧侣们采集了凌乱而重复的中古纪年记事，其时间跨度只是在他们之前的四分之三世纪；精心制作了“历史理论”，在用它来充当各个古代历史的原始编年，其时间跨度拉长至中世纪的四倍，并且胡乱罗列历史事件和人名……
斯卡利杰还把许多他那个时代的拉丁文作者的著述，作为古典文献的基础，这是一系列假的古代文字及其相关材料……；他企图证明，西方文明从远古就已存在，并且理所当然地征服“不文明的民族”。[109]
作为现代西方历史与历史学的宗本，“斯卡利杰历史”有两个主要的直接来源：一是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安尼乌斯（Annius），伪造的“泛西方”的历史资料；尽管斯卡利杰先是揭露它，但最后还是采纳之。一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信息（那时尚不准确），他主要是利用中国的朝代与帝王的年表，来设计《圣经》的时间轴和“古代文明”的编年史；尽管斯卡利杰没有注明出处，但是欲盖弥彰。斯卡利杰将两者结合，“相辅而行、推陈出新”！
下面这段话所反映的是“斯卡利杰编年史”所使用的一个重要资料，它是被伪造的。根据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1766—1848年）的说法：多明我修士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假装发现了古代的桑楚尼亚松、曼涅托、波洛修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三个传说中的人物：Ⅰ.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是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3世纪的腓尼基学者，著《腓尼基》一书；Ⅱ.曼涅托（Manetho）是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他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Ⅲ.波洛修斯（Berosus）是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希腊历史学家、占星家、哲学家，巴比伦马杜克神的祭司，用希腊文编写了《巴比伦—迦勒底史》。伪造者安尼乌斯“出版了十七部古籍。它们全无证据。尽管他本人宣称是从地下挖出的。如此馆藏式的伪造引起极大的争议（不少人信以为真）。可惜，在作者下决心供认之前，他就死了（The author died before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to a confession.）。”[110]
另一方面，斯卡利杰本人承认：“我的所有书都是外国声音。”（All my books in foreign tongues）。[111]斯卡利杰是个“东方学家”（他被称为“莱顿的东方学家”）。[112]他掌握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日本和阿拉伯的资料。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曾有近代欧洲最大的“东方学”馆藏，也是与斯卡利杰有关的。[113]（参见《斯卡利杰在莱顿的东方传奇：1609—2009年》）[114]
我们将在下文阐明，“斯卡利杰编年”（西方版的世界编年史）是他参照中国历史的编年系列杜撰出来的；他用“中国模型”设计出古今脉络的时空框架，其后，西方再依照它来构建了“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
在1584年，利玛窦写回欧洲的信是西方人首次身临其境的实录中国，而门多萨的开创性的中国历史著述则在次年问世。[115]
葛拉芙顿（A.Grafton）称，斯卡利杰于1587年读到门多萨所写的中国历史，他利用它修订《编年校正篇》（第二版，1598年）。[116]法国《哲学手稿学刊》称，斯卡利杰借鉴门多萨的中国资料是毋庸置疑的。[117]
斯卡利杰的遗嘱，把他的一大叠中国论文交给友人葛马如（Gomarus）；这个事实起到重要作用，那就是，在1607年葛马如对照这些论文，认真修改了斯卡利杰的编年史著述。[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