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伪命题
第十八章 文明合分几百年九九归一
一、原始要终，长河贯通
（一）独领风骚的文明
一位西方学者说：“在大部分的有记录的历史中，中国是最先进的文明，最大的经济体和世界的主导者……”[1]
另一位西方学者说：“中华文明曾长期引导广大人类，馈赠世界予文化、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圣哲思想与政治制度。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均属同一文明体系。但中国的影响范围要广得多：传至蒙古与阿尔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远播至中亚、东南亚。其影响还广被更为遥远的地域——西方。”[2]
现代文明——“注重现世或俗世、摆脱神权和王权、强调发明与发展”的文明，基本上是儒家思想的展开。
在有案可查的“我们的历史”中，只存在中华文明及其所派生的“子文明”（后者指欧美文明及现代文明）。其他的“文明”（姑且不论西半球，下同）都是被杜撰出来的——主要是在中古—近代之交，西方的神职学者使用中国技术与方法，按照“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编年史），伪造了他们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犹太—基督“文明”（中古、上古等）。
在中华文明辐射与辐辏，向西传播和传递的过程中，所波及之处，原先都是原始性、非文字的部落社会。第一个受惠于中国而跻于“有文字的文明”的是大食国。然后，在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怀抱和哺育下，在战争与和平的激荡下（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耶稣会士等），历时近千年，西方才第一次有了文明。
原始落后的西方幸遇天时地利与中学西被，不遗余力地模仿中国，构建其文明和“历史”，两者齐头并进、相辅相成。通行于今的科学与民主及自由经济等都是源自中国。通行于今的脱胎于《圣经》框架的世界历史和公元纪年都是用中国模板铸造出来的。另外，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西方中心论之东方学与埃及学，都是出自“中国蓝本”。
（二）西学的根在中国
近现代的“西学”或“显学”，即科学、逻辑和数学以及科技百科与相关知识，都不是智慧，而是工具（工具理性）。质言之，西学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改变环境的本能（“第二本能”，相对于人的动物本能而言），其特点是“双刃剑”：它既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利器，又是人的灾祸与毁灭的缘由。为了避免后者和确保前者，必须用智慧来驾驭之，那就是“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为什么在近现代，西学能够“单枪匹马、单刀直入和大显身手、大行其道呢？那是因为：从15世纪开始，世界联通，人们首次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然而，这仅是数百年的奇异景象而已！
西学不能单独存在于地球饱和、生态超限的不久将来，否则它就会倾覆星球家园。西学也不能单独存在于局囿国土、生老乡间的近代以前，否则它就会倾覆古人家园。往昔，人受制于地理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由人为、人智所引起的自然的反弹或报复，都会直接否定其生存，因为那时不存在生态缓冲、回旋余地（不同于今天的世界联通、全球循环）。历史上，西学只能是在“道的智慧”下被开发、被利用，这就是中华文明及其创新与发展的文化机制。与此同时，在没有“道的智慧”的西方，它只能是将人的无限潜力加以禁锢或窒息，把它看作是人的固有愚蠢，对其进行“万古封存”。
西学的原创是在中国。它于近现代在西洋大放异彩需有三个条件：A.中国科技打通全球地理；B.四大发明促成了普遍交流；C.中国文化启蒙“现世精神”。
因此，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西学，不存在同构于欧美文明的一切文化。
（三）地理环境变古今
在近代以前的千百年中，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即季风亚洲的东部，最大海洋与大陆的水循环圈之中，是“自然的适度挑战”，这几乎是地球上唯一的！汤因比说：“无论是过分挑战、还是过弱的挑战，都不能引起……创造性的应战。”[3]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中国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农作高产，文化平衡，具可持续性，很适合发展与创新。
相比之下，在其他的可定居的地理环境中，在中国之南，阳光强，地表丰，人们生存无忧，因而无须文明（没有必要品尝文明的福与祸）。在别的区域，由于地表贫，人们生存困厄，冲突压倒一切；通常是以宗教窒息人为，以免彻底毁灭，这样就不可能有文明或发展。
在18世纪之前，即在全球财源资源向欧洲滚滚倾注之前，那儿的生态状况决定了其人群不可能拥有高于原始水平的生活，亦不可能超越“零发展”。另一方面，在近代以前，犹太—基督教社会不存在文明与发展；因为在那儿，人欲、人智、人为不是被释放与调和，而是被禁锢与窒息。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作为创新与进步的引擎，在宋明之际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越来越遭遇地理瓶颈，其内部的人口与生态皆已高度紧张。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尽管中国的水平最高），中国的地理环境（海洋地缘）不可能让其广土众民的生产方式延伸到大洋彼岸——中国距离美洲相对西洋要远得多。由此，发展的正能量伴随着负能量，后者化作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以致通过战争，而使文明的内在张力，在亚欧大陆的西端，在这个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
在中国技术与文化传播的条件下，贫穷落后的欧洲幸运地变为连通与掠夺世界的海洋捷径。这样一来，在原先的全人类皆囿于地方生态的时代，中国是最富裕的；如今，较之掌控全球性生态的西方，她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何况中国还得忍受其内部的人口与生态的压力和外部的草原与海洋的忧患呢！在1400—2000年这个“技术时段”，欧亚大陆的东部，除了日本之外，是处于地缘政治的逆境之中的，这是中国承受极多忧患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解 比较亚当·斯密和黑格尔，可知西方文明是基于地理的暂时的“机遇文明”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7页。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5页。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84—385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84页。
⑤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6页。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5页。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5—76页。
⑧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84页。
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56、73页。
⑩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84页。
⑪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7页。
（四）真文明绝无仅有
谁能担当“文明”？拥有精微广大、绵延终古的文明，需要何等的智慧！
远古时代，在地球上的一些环境适中的地区，我们的祖先有一段黄金时代——小国寡民、世外桃源。
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在印度史诗中就有赞美田园诗般的过去的段落，称颂当时种姓制度并不存在，人类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人类不断衰落的命运。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这一观念是有某些史实根据的。[4]
但好景不长，它因不堪于人满为患和外患，而走向了反面：绝大多数消亡，其幸存者则寥若晨星，后者不进则退。然而，进——美其名曰“文明”，但实际上则是“不归路”。
就像汤因比所说：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从“阴”再次到“阳”。……为了使这一运动变为一种反复再现的韵律，就必须有一种把……平衡状态推入不平衡的冲力，使之暴露在新的挑战面前，因而激励它做出进一步的……应战，而结局却是又一次的不平衡，实际是一种潜在的无止境的进程。[5]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6]进步的过程是充满挑战和灾难的。文明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与它们所引发和卷入的诸多“负面”的恶性循环，两者竞赛，而且往往是后者压倒前者。为什么会如此？
这是因为：在文明凭借技术来解决该社群的生存问题的同时，这也是在积累更大的忧患。今天看来，科技能够改造自然、造福人类；但古人这样做，很快就会因变乱环境而自食其果。与近现代截然不同的是，在古代，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这意味着：越是技术发明与创新，文明所遭罹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概率，也就越大。这就必需“道的智慧”来维持和恢复自然及社会的生态平衡。
无独有偶，祸不单行。文明辐射与技术传播无疑是把越来越大的“天下”都启动了起来。虽然文明自身是有序运动，但它之外的运动则都是无序运动（原始世界的自然及社会的生态平衡，被文明打破了）；这样一来，“遍天下的祸因乱源趋于向心聚爆”，文明不得不承受和同化之。尤其是技术和别的文明成分的向外扩散，就使那些生态贫瘠、冲突频繁的地区（如漠北与西欧），从原始部落的战争升级为征服世界的战争源；由此，文明便沦为它自己的进步的受害者。文明是进退维谷，却又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文明是一种报应。
最后，人类及其负面（原罪、性恶）原先几乎全是被地理和宗教所禁锢的；现在，文明通过辐射与传播，而逐渐把它们统统给解放了，以致洪水猛兽祸荡寰宇，谁来承受？
古代文明越是进步与发展，它所承受的忧患就越是深重和致命。真正的文明所承受的忧患较之它所收获的“正果”，不知道要大多少倍！然而，文明的生命力在于文明之道；那是把源于“黄金时代”的和谐元素发扬光大，从静态变为动态，化解忧患与野蛮，恢复和谐与平衡。我们现代人总是拿历史上的忧患来指责文明，这是我们的误解。
文明是致力于天下太平，但又面临新的致命挑战，故而坚持不懈地平天下；天下与忧患皆越来越大，直到实现世界大同为止。
（五）忧患的战略原因
能够在地势的逆境中坚持下来的文明，那是真文明。而那些倚靠地缘政治的优势兴盛的军事暴力或“文明”，都是机遇性的，因而是不会长久的。
历史时期，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中的侵略势力对于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在地理上具有绝对的战略优势。文明颇具自卫力与反击力，但它受阻于气候干冷和生态贫瘠的自然屏障，不能绝漠穷追，因而不能根除患源，同化野蛮。相反，游牧部落中的侵略势力则是顺着地形与生态的内倾，而向着文明中心掩杀席卷而来，以战养战。中原王朝的科技发明只能暂时获得某种优势，却很快就会传播出去，从而把“文明的天敌”提升到了压倒性的程度。直到经历诸多劫数之后，方能借助于热兵器克服草原暴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文明因其科技创新和传播，导致、招致了另一个和更危险的战争源——海洋暴力（东洋和西洋）。
在全人类都处于相对封闭的时代，唯有中国通过其主导的陆海丝路、国际贸易、朝贡制度、远洋航线和地理发现，以及通过地图、历法和别的相关知识的进步，来联通世界、打通天下。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却逐渐陷于更危险的战略逆境；那就是，中华文明的全力发展与全球拓展，灾难性地激活了东西方的海洋暴力！它对于中国，具有像草原暴力对农耕文明那样的地缘优势——你打不到它，它能打到你。中国无法克服海洋暴力，正如秦汉唐宋无法克服那兴起于荒漠的草原暴力一样。
中国的海洋开拓似乎是得不偿失，它会把海洋暴力提升到征服世界的程度。这种情况从13世纪持续到20世纪。王夫之说，元朝征倭却把日本引向了祸害中华的海洋暴力的轨道。进而，蒙古征服使中国技术注入西方，从而把它的海洋地缘给提升了起来，这是近世以来，人类与生物圈遭罹最大劫祸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中国近海已汇聚成了新的忧患源（聚集着中外海盗），这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海洋暴力的前奏。面对陆海的两面受敌，朝廷决定“禁海保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失策，但在当时也可能很是明智的（虽然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明清两朝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中国已经沦为它自己所创造的“开放世界”的受害者；中华民族作为“全球天下”的终古开拓者，越是接近大功告成，则越是凶多吉少——中国在此方面每前进一步，都会加倍地提升其地缘天敌的战略优势。所以，中华民族必须退一步，进两步。我们现代人则很难理解这一点。
明朝剿灭倭寇和挫败丰臣秀吉，中断日本的海洋暴力近三百年，加上郑成功击溃“西洋前锋”——荷兰（当时可谓军事劲旅），推迟列强侵华战祸约两百年；从而，清朝能够全力打造内亚边疆，根绝草原暴力（大大减少列强前后夹击的概率）。若非如此，中华民族无法幸存于近百年，遑论今天以“陆海有机的地缘政治”反克海洋霸权。21世纪，海洋霸权被淘汰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中华民族是在地缘内倾、战略被动的情况下终古迤逦、周期起伏的，正因为如此逆境，它才禀赋发展型与包容性的和谐智慧，从而极具生命力——可大可久、日新又新。
（六）西方兴起的原理
我们从西方兴起之前的地理环境说起。它一分为二：1.内涵—生态；2.外延—地缘。
第一，欧洲的地理环境的内涵。由于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和非时雨（降水与农时相反），人的生存极为困厄与紧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是对立与冲突；以致不用最愚昧和最无情的宗教手段来窒息一切人欲、人为、人智，而不能保持族群的存在；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发展与进步，而是恒久的原始状态，哪里还谈得上文明呢！
第二，欧洲的地理环境的外延。虽然欧洲是海洋性的，但在其获得中国的相关技术和知识之前，西方人不可能向外扩张；反倒是被自然画地为牢，任其困兽犹斗。为了防止人祸自毁，又加上了神权禁锢。在如此的状态下，欧洲不仅不能自生科技，而且也几乎不能承受外来科技——众多的中国发明的西传，导致了宗教失控、人神火拼和族群吞噬，历时数百年，死人近千万，而趋于毁灭。幸亏获得了中国的“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西方人有可能把火药从自我毁灭，变为用于海外征服，灭绝土著，霸占美洲；从而在财富和资源倾注于本土的情况下，西方渐入佳境，成为资本积累和长足发展的乐园。
由于中华文明的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硕果，人们破天荒地进入全球天下、世界联通，而西方在此方面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所以，西方在中国技术和知识的基础上，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搞起了科学—工业革命、经济—资本主义。西方文化不含智慧，而是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极具负面性；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它就能创造多大的“人间奇迹”，如果没有或丧失海外生态，那么，西方就会走向毁灭，甚至会毁灭人与生物圈。
西方不劫掠世界、不摧残地球，它就不可能有科学—工业革命。而在历史上，对于那些海洋地缘欠佳，因而不能向外疏解矛盾的国家来说，例如中国（尽管她在各方面都领先世界），如果迈向这个目标，则无异于民族自杀——把家园变为废墟，也搞不成科学—工业革命！
中国与西方是“一元两分”，欧美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阴阳运动的极危险的阳亢，它必须尽快被纳入和谐轨道。
（七）西方是暂时现象
问：西方有什么优势？答：西方实质上没有优势。那它为什么能兴盛？西方是一种机遇的文明，它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再说，如此“人性恶”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创造奇迹”的西方模式，不可能有未来，否则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古人的生活环境与自然是一体的（不兼容“与自然做斗争”的思维方式）。
西方的制度和文化都是其文明的机能配套，顺理成章，而不存在任何普遍意义。西方所自诩的“文明极致”和“普世价值”，对它自己是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的结果，对外则是祸乱他国、里应外合的工具。它们都是基于亨廷顿所承认的西方的“唯一优势”——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从长远来看，这也是空中楼阁。西方的一切，包括西学、制度、民主、经济和人权等，都是源自中国。
略谈西方的“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如下：
有关文明博弈的军事战略有三要素：科技、组织和地缘。在地缘上占优势的国家，能够做到科技发展的最大化、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最大化，因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如果处于地缘劣势的国家也选择这两个“最大化”（科技与组织），似能有效克服外患，但对其自身也是致命的。在古代是民族自杀，在现代不至于如此，但也是极大的社会内耗与环境破坏。所以今人诟责传统中国“不尚武”“不搞科学革命”，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地缘上的战略优势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本书所论证的：就其必要条件而言，科学革命与科学本身、与逻辑方法皆无关，现代民主与制度本身、与文化传统皆无关，它们都是西方在最近数百年中可倚靠的海洋地缘的产物。也就是说，海洋地缘是近现代西方的最基本的优势，而“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和文化与制度的优越性，则都是建立于其上的。
20世纪，东方各国都已“转型”，从而做到了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最大化，并且也都能够有效地抵抗西方。但尽管如此，基于“海洋地缘”的海洋霸权仍具“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够灵活应战，而且还能做到“低内耗、高创新”。
然而无论如何，地缘政治的优势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大陆变得机动、捷便与凝合，具有了高效的防御力与投射力；这样一来，就像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所预言的那样，炮舰政策基本失灵，其扼制手段形同虚设，整个的海洋霸权将会被淘汰。
这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中国是在地缘政治的逆境中创造和保持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卓文明；而今则是在“陆海有机”淘汰海洋霸权的条件下，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表解 决定欧美文明兴盛的，并非制度与文化，而是客观的和暂时的地缘政治
（八）走出进步的陷阱
中华文明的“有序运动”把整个天下都启动了起来，把人类的善与恶、乾坤的福与祸都启动了起来；尤其是因其自身的地缘被动，却让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海洋暴力得以炽盛。自然已无险可守，“人为”则长驱直入。从而，这个“易经式”的有序运动——“阴阳→和合”模式，发生了变轨，而转入基督教的“创世→末世”模式。即《易经》云“为道也屡迁”，“知存也知亡”。
儒家的“平天下”——越来越大的天下——终于“联通世界”。结果怎样？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上，使地球成了烂摊子；而儒家则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中国自己深受其害，人与生物圈面临终劫。中国文化失败了吗？或者是它在智慧上有缺陷？
倘若推动这些星辰的智慧并无缺陷，有缺陷的则是原动者，是它使这些智慧不曾达到完美之境。[7]
还是“先否后喜、沧桑正道、峰回路转、大明终始”？
早先，《道德经》和《圣经》似有启示：若是天下连为一体，则人必是“无事不能、无恶能止”，必是“凶多吉少、福兮祸伏”。如果不是中国的有序运动，全世界的“人为”则是亘古洪荒、混沌未开。那样或许更好——那是造物主的“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而今，经过科学—工业革命以及人的“翻天覆地”，生物圈被折寿，从而人与其他物种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都被减少了99%以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正常秩序被打乱的星球上。”[8]它需要借助于儒家的“天下观”（天下太平）和“天人观”（天人合一）来加以恢复。
汤因比说：今天下，在科技和经济上已实现了“大同”，而在文化和政治上则是咫尺天涯，这是最危险的。[9]
他又说：现在人类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了。因此，在精神上也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以前只为人类居住地区的局部地区，只向其居民和政府献身的政治热情，现在必然奉献给全人类和全世界，不，应该奉献给全宇宙！……中国新儒学派的哲学家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按照王阳明的世界观来说就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焉。”[10]
二、追昔抚今，返本开新
（一）“母体文明”和她的子系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道德经·第52章》
近代以前，除了“中华圈”之外，世界各地的人群在天人关系的方面，几乎都是“不能站立、不能自由”，遑论“顶天立地、参赞化育”。他们要么过于贴近自然，而泯息人的能动性；要么全然偎依宗教，而窒息人的现世性。
往昔，犹太—基督“一神教”是人与自然之“和与斗”的双重失败者，所以它才是放弃现世生活、窒息人为潜能，以免天人及社会皆致命冲突（客观上是由于那里的生态环境太贫瘠，冲突太大）。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反自然的《创世纪》很可能是神权禁锢的后期（中古后期）才问世的。自那以后，西方人之所以大胆实践“创世纪”（汤因比语），是因为中华文明及其成果已经改变了天人的主从关系，从而“人的有为”不再会受到直接的自然的报复了。
所以，作为“人的社会”，中国先贤讲人是“万物之灵、五行之秀”，讲“为仁由己、人能弘道”。至于希腊哲学称“人是宇宙的中心”和“人是万物的尺度”，那是文艺复兴学者伪造的典型的近代思想：从神本主义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11]而且它是中国哲学的“现世人文”的变种。[12]
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全世界几乎都不用书写文字，都是血统等级，都没有经济发展，其夜晚都是被黑暗笼罩；唯有中国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置产殖货、物器惟新，是四民变通、事在人为，其夜晚有万家灯火、喧闹如昼。
关于近代以前的西方状况，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说:“……第一个和最长的‘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是从公元前13000年到公元1000年，平均生活水准徘徊于勉强生存；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说，是‘贫穷、厌恶、野蛮和短命’。”[13]到近代之初依然如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在公元500—1500年之间，欧洲始终是“零发展”。[14]
为什么在近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及别的地区是如此的判若云泥？就文化的原因来说，唯有中华民族禀赋“道的智慧”，所以她能够利用厚生、巧夺天工，主客无对，游刃有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近代以前，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世界族群皆囿于各自的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它不支持、不兼容任何带有“双刃剑”的人智与人为，现代“西学”或“显学”在往昔是行不通的，动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自然对于人智人为的反弹或报复，都是直接朝着人的生存、生活的核心区而来的，这与1492年之后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就是说，近代以前，在中华圈以外的世界，人基本上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西方人只是到了近代，在中华文明的启动和启蒙之下，才把《圣经》之“太初有道”改为“太初有为”的。[15]
在历史上，唯有禀赋“道的智慧”的中华民族，能够与自然保持高度契合，从而顺天应人、变易取材、利用厚生。按照哲学家牟宗三的话说，则是：中国文化“遥契天道”，因而掌握了“化生规律、创造原理”。[16]《道德经》论“天道”的化生规律和人的“顺势而为”，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于是，中国古人能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能够生于斯、长于斯，参立乾坤，巧夺天工。此乃《中庸》所云：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
由此，中华民族是独步青史、超群绝伦，拥有一个发展发现、可大可久的文明。它并且派生子文明和否定者（矛盾的对立面）。后者是指，中华文明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会导致、招致“文明的天敌”。例如，文明中心对外传播技术和其他的文化成分，很有可能就把远方的部落冲突、原始竞争提升至征服世界的战争源的程度（主要是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这是文明所伴随的极大忧患，故而它不得不承受和化解之，其遭罹之惨绝，而恢复之神奇，犹如谷神不死、凤凰涅槃（每五百年一次“浴火重生”，譬如秦汉至五胡乱华，再至辽金蒙元……）。
由于“文明”是极大地打破生态平衡，这对自然、人类和文明自身都是致命挑战。所以，它一定要受到报应的，而且它也有责任恢复平衡（文化调节、动态平衡）。文明所承受的忧患远远大于其所收获的“正果”，因此，除了中华民族之外，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能力、有智慧能够真正地承担文明的天职！
近现代的文明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为“全球天下”已被打通，人们首次可以利用整个的生物圈，它海涵人类的善与恶，宽恕他们的罪与罚；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原先的直接的生命攸关，变为间接的事不关己，直至到达极限、从而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为止。以前的被自然禁锢的宗教、被自然与宗教双重禁锢的种族，都被中华文明给解放了，从而来到海洋时代，才表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但实际上，近现代的西方人仅是绽放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是在破坏地球村与生物圈！
不管怎么说，现代文明并非西方属性，更不是与东方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它只是传统的中华文明的暂时的“失控”和“阳亢”而已！并且，近现代文明所造成的极严重、极危险的忧患与后患，都需要在东方民族承受劫祸的情况下，由复兴的中国文化来加以化解之。确切地说，欧美文明是华夏的子文明与否定者兼而有之，其秉性就是“弑母”——弑杀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但也就是五百年的光景：进入21世纪，西方的海洋霸权已是回光返照。
（二）历史长河到近现代发生“变异”
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不能直接体现和主导近现代的世界，而让西方代为其劳、反客为主呢？这主要是由中国与西方的地理差异所决定的。
历史时期，即在10—15世纪之间，中国的相对快速的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地遭遇地理瓶颈，以致人口与生态的愈益紧张把文明推向了“危巅”——进步与危机齐头并进，而至传统文明的巅峰。
伊恩·莫里斯教授说：在公元700年前，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很可能人口已达百万，中国的文学也正处在鼎盛时期。木刻板印刷术使中国人印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购书时人们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10世纪的发明）来支付。公元1000年之前，文化蓬勃发展之外，经济也迅猛发展：公元11世纪中国每年生产的铁相当于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整个欧洲的铁产量总和。为了生产出这样大量的铁，中国的铁匠几乎成片地砍伐森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比西方提前600年学会了用焦炭熔化铁矿石。[17]
如此快速发展的生态后果极为严重，再加上引进的新物种所导致的人口爆炸。所以，近古中国忍受着高强度的“紧张内压”（生态压力）。要想缓解之，而且还能够在一个宽松广大的生态环境之中更快更大地发展（科学—工业革命），唯一出路就是从事海外扩张，主要是占领美洲，因为“旧大陆”已被中华文明（技术与文化）启动了起来，到处都是不同层次的“紧张内压”。尽管当时中国的技术与航海的水平都是最高的，然而，较之“西洋”，利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到达彼岸的距离比西洋远得多）。西方人苦于没有技术，只好等待。
在上述情况下，在近古中国，发展的正能量越来越被其负能量所抵消、所压倒，它转化为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中国技术和别的文明成分启动了征服世界的战争暴力，例如蒙古征服。[18]于是，文明的内在张力（包括科技和它的“爆炸性效应”）[19]，通过战争与和平，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海洋性”较强的西欧），②也就是地球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20]
戴维斯教授说：“技术突破最终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一事实，不应该被夸大到中国与欧洲在技术变化的层次与速率上有何不同。”[21]如此突破在西不在中，并非是科技本身的事（例如有些学者在逻辑里钻牛角尖），其基本的原因就是在地理环境上，西方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科技或科学属于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仅仅是在1492年之后，由于人们——首先是凭借海洋地缘的西方人——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才能够大规模的开发之。而在往古，它只能是小规模地存在于中国的“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之下。
在1500—2000年间，西方（西欧和北美）的客观的地理与地缘比中国优越——西洋是联通和掠夺全球的捷径；于是，西方便从文明的边缘变为中心，中国因其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相对被动，反而不得不承受来自欧美俄日的致命忧患。正因为如此，中国在19—20世纪遭罹极大的劫祸。
对于西方来说，1492年之前与之后是完全不同的。在之前，由于世界各地的族群皆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天人相与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西方因其不具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全面和解的智慧，是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或进化、发明与发展的，也就不可能创造和拥有科学与文明。但在1492年之后，由于地理发现、世界联通和由于人们首次有机会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天时地利、得天独厚的西方因其没有“和谐传统”的制约，反而能够最大化地发展（智能生物层次的文明：物质—科技文明、竞争—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基于中华文明的成就的，而西方自己要做的则是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美其名曰“理性”）——绽放“原罪”，让它变成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中“创造奇迹”的动因！
如此“创造奇迹”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数千年的量变，在近现代西方所发生的质变而已。这个质变有两种意思：
第一，数量上的质变，即：在万事俱备、又得东风的情况下，发生了“物质爆炸”——西方在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物质财富）超过之前的世界历史的总和！人们都会对此惊叹不已，却难免是管中窥豹，见风是雨（误认为西方有着呼唤生产力的魔力）。
第二，本质上的质变，即：由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努力和积累，人类在自然中首次获得了自由，并且成为“万物的主宰”（人是万物的尺度）。当此之时，西方人便自作聪明地滥用科学这一“神器”。《道德经》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们改变了生物圈在空间上与时间上的天然分布，把属于远方异域的东西据为己有，把属于子孙后代的东西提前挪用。这是极为愚蠢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破坏生物圈及其化生机制，来获得眼前利益，以致地球很有可能再过几百年就不再是生命家园了！康德称“万物的终结”（the end of all things）。
老子认为，发展若不遵循“和谐之道”（不得一），那就会：天污地废，神绝祥佑，河谷干涸，万物无生（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其原话是：“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所以，物质—科技文明变得越强大，走得越远，那更要“反于道”，更要回到“道法自然”上来。即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今往后，世界将应该被纳入中国文化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轨道上来。
（三）探讨原理：是中国，而非西方首创“科学与文明”
我们首须认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哲理，再用它来把握世界文明的运动规律与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人类史演进到近现代是个质变，之前恒为量变。人类学家古德曼（Jeffrey Goodman）说：“现代人代表了质变，而不再是自其祖先开始的量变了。”[22]
就其本身的属性而言，今天的文明和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价值观”等，凡此，都是体现着这个质变的，因而都是近现代的现象。它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历史上不存在与之同构的文明或传统，如果有的话，那都是伪造的。
为何如是说？因为：近现代这种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文明，是有条件、有代价的，那就是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过去和未来都是不具备此种条件，不能承担此种代价的。亦即，过去的各地族群均局限于相对封闭的乡土环境，未来的整个人类将受限于愈益饱和的地球环境，两者都不可能承受像今天这样的增长型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支持像近现代这样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对立”的文明。后者源于和归于那与今相反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如果文明是终古长存和延绵不绝的话，那就应当如此。
倘若不是1492年开始海洋扩张和美洲殖民，从而疏解其内部矛盾。那么，囿于欧洲本土的西方人，则不仅无缘于文明与发展，而且只能是陷溺于他们的中世纪——族群对抗与吞噬、宗教禁锢与窒息，是原始性的“马尔萨斯陷阱”[23]和趋于毁灭的“霍布斯邦”！[24]再者，倘若不是中国文化与科技的传播和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出现自1492年开始的西方的海洋扩张与殖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近现代这种文明——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的“文明”。
所以，就我们这个文化纪元来说，世界文明的演进不是直线、线性，而是圆形、圆融，即：
Ⅰ.文明中心的地理转移：东→西→东。
Ⅱ.文明中心的承担主体：中→西→中。
Ⅲ.文明演进的变化规律：正→反→合（“正”与“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对立）。
Ⅳ.中国文化是文明主轴：显（显学）→隐（隐学）→显（显学）。
进一步阐述“古今之变”如下：
今天，人们通过科技与经济发展来赢得竞争，体现文明。但在近代以前则是迥然不同的。——古人若像今人一样做，那不仅得不到科学与文明，而且是径直地自取灭亡。为什么？
在近现代，全球地理畅通，自然对人类已是无险可守，而沦为征服对象；人则是心想事成、无事不能，人欲、人智、人为皆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大地母亲海涵人的善与恶，直到她丧失了厚德载物的能力为止。这都是近现代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
而在近代以前，各地族群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近现代是间接的，或者说是以空间换时间）。在往昔的此种情况下，如果要拥有科学与文明，那就必需一种文化或智慧来有效地维护全面的、无排他性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而且是动态平衡、中庸调节。只有这样，人们方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从而立于天地间，然后才谈得上发展与文明。如此文化或智慧就是“道”——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这在今天看似不需要，但在往古则是唯一的文明之道！
反之，近代以前，如果没有“道的智慧”，那就不可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立于天地间，而是依靠习俗禁忌或宗教禁锢来尽量窒息人欲、人智、人为，这只能是原始性的生生灭灭（中古与上古的西方皆如此）。
因此，硬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在历史上找出与近现代（西方）同构的文明与传统，那就是无中生有。欧美这种征服、改造自然的文明与文化，在近代以前是行不通的。欧美及现代文明只能是源于那“协和、合和”天人关系的文明与文化的，亦即是华夏的“顺天应人、利用厚生、开物成务、咸与维新”及其成就联通遍天下、奠基近现代的！
（四）西学源于中国智慧，现代人生活在“中国天下”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15世纪至今，‘中国天下’依然持续存在”（The existence and persistence of a Sinic world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oday）。[25]——沃勒斯坦教授
我们也可以从“智慧”层面上说明之：现代思维与学术（“西学”或“显学”），包括科学、逻辑和数学，以及科技百科、社科和西方哲学等，凡此，都不是智慧，而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智能、人智）。其特点都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它们只在近现代是单刀直入、大显身手、发挥神效、势位至尊，因为有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然而，近代以前，除了中华文明能对其开物成务、人文化成之外，它们几乎都被视为人的“固有愚蠢”（如《圣经》所言），必须被万古封存。如果崇尚这些，那无异于民族自杀，或者说战争毁灭。从今往后，除非中国文化对其进行有效驾驭，它们（西学）便愈益体现人的“死亡驱力”（如弗洛伊德所言），会导致万劫不复；若想免于人类自毁，则必克己复礼、返璞归真。
从长远来看，脱离传统智慧的现代知识（西学）本质上就是固有愚蠢、死亡驱力。——“弗洛伊德断言：我们的知识是增加人类屈辱的知识……最终是狂喜的‘死亡驱力’与人类自恋的延长毁灭（博弈）。”[26]
从古代到近代，是华夏的“道的智慧”把上述带有双刃剑、负面性的知识系统开发出来造福人类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人文化成、正德惟和），使之已成规模，再被西方人拿去绽放，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所以，西学就是中学，只不过在近现代发生分裂，抛弃了“道”而已。今天的一切具有正面意义的那些东西，在近代以前的西方几乎为零。
换句话说，人作为智能生物，除了具有一般性的动物本能之外，还具有这样一个高级本能，即：通过学习和使用知识来改造自然的本能（智能或人智，本书称为第二本能）。但它对人来说，是双刃剑——既是生存与发展的利器，又是灾祸或毁灭的根由。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平衡与消耗，第二本能（智能、人智）就能带来多大的正能量；如果没有海外生态或已耗丧之，那就是梦幻泡影。在1492年之后，西方的正能量最大化，乃至出现“人间奇迹”。但在之前，一切为零，若非神权禁锢、窒息人智，则必自体毁灭。所不同的是，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能够开发、利用第二本能（智能、人智或科技）。因为中国具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处理双刃剑，化解负能量。所以，近现代的“全球天下”是中国打下来的，西方只不过依靠其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基础上扮演主角数百年而已。
“道的智慧”在今天不是显学，似乎很不重要，甚至被视为进步和发展的阻碍。但在往古和未来皆是必不可少的：1.如果未来没有“道”，那么，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达到生态或地球的极限的时候，必是人类自毁；反之，若是有“道”，则有可能转危为安。2.如果往古没有“道”，那就一无所有，等于处于原始或祸乱状态；反之，有了“道”，才有可能获得科技与发展。
近现代的“俗世”与“现世”、告别神权与王权、重视发明与发展的文明，是儒家的“人文民本、利用厚生”的全面展开，只不过一切都走到历史的反面而已。
诸位须知，发展与进步的活水源头在中不在西，让近现代西方分享而已。“科学发展观”是对古今中西的综合与创新，其源头是古代中国。
科学史家克龙比说：进步的观念表达了人对时间与历史的态度，以及人对过去与将来的关系的态度……（往昔）此种思想仅在有历史观、有历史记录的社会中被发现。人们不能指望在过去诸社会中找到西方意义上的进步观念，或是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或是由于……（西方）缺少过去与将来的历史关联，而只是毫无时间概念的宗教神秘……据我所知，在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东方的中国是具有历史观的，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似乎则主要都是神话的。亦即，在那些可接受的知识仅是启示、而非争鸣与实证的地方，人们不能指望发现理性的进步观念。[27]
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近代以前，中国之外的世界，或是没有历史与历史感，或是充斥神话或神秘。所以，唯有超越神话或神秘，而且具有历史与历史感的中国，才有进步和发展的观念。这段话还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考：古代的西方、埃及和巴比伦还能具有文明和历史吗？
近代西方摆脱神权禁锢，从而拥抱进步的理性，是中国启蒙的结果（欧洲启蒙运动）。艾恺教授说：“……中国是启蒙运动的主要灵感与源泉，的确，孔子被宣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patron saint）。”[28]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郑扬文写道：他们（耶稣会士）的著述启迪了欧洲思想家们，贡献于启蒙时代。“既然中国成为基督徒所推崇的典例和楷模，那么，（欧洲）国家还需要基督教吗？”中国还被看成是一个唯美的国度（按：罗素称：“传统中国是个艺术家的国度”[29]），欧洲便模仿中国风（Chinoiserie）。从儒家思想到休闲文化，中国哲学启蒙西欧，深远地改变了欧洲的生活方式。[30]
也就是说，现代人是生活于“中国天下”之中——中国打通了“全球天下”，她的成就奠基了物质—科技文明，奠基了非宗教的群体管理与自我理性。宗教是“外力拯救”，而与之相对的“天赋人权”则是源于儒家的自然主义，是它的“为仁由己、事在人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启迪了欧洲启蒙和天赋人权。[31]“天赋人权的雏形主要是源于儒家，最终来到西方支撑其‘人的定义’。”[32]
文明一元，一合一分；中西不二，正与反而已。近现代是历史的反面，是中华文明产生了欧美文明——产生了她须承受与消融的矛盾的对立面。中国与西方是辩证关系——相生相克、相反相成。
三、中华文明启动世界，吞食“西洋苦果”
（一）黑铁时代的礼乐文明
往昔，中国文化含弘光大，广被四海；古圣贤则谨守和谐之道，而控制科技及火药；唯恐“普罗米修斯之火”纵焚同类，遗殃我辈。——老子曰：“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科技之光必须昭示文明之本源，赞化万物，让众生长享太平，这就是“有龙在天，天下文明”！唐诗云：
盈缺青冥外，东风万古吹。
何人种丹桂，不长出轮枝。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
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正当中国人在其平天下的间歇享受那尽善尽美的礼乐人生的时候，最糟糕的事发生了！中国科技竟被四海之外的“夷狄”改制成了爆炸世界的炸弹。李约瑟说：“中国竟是在西方……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多发现和发明的施主。”[33]唐诗云：
起来琼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二）原始的西方“时来运转”
欧洲中世纪是停滞的和封闭的，生活状况是原始的（Conditions of life were primitive）。[34]——汉默顿爵士（1871—1949年）
近代以前的西方，从上古到中古，都是原始性的部落社会，不用文字，没有文明。中世纪欧洲是个原始性的“马尔萨斯陷阱”或“霍布斯邦”——前期宗教蛰眠，后期祸乱连年；神权禁锢似能遏止无穷杀戮，却也长期窒息了人欲、人智、人为，从而窒息了现世的一切。
然而，诸多的中国技术的西传，造成了宗教失控，导致人神火拼与族群吞噬，而令欧洲社会趋于消亡。那是因为：由于西方没有化解“双刃剑”的智慧（“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它既不能创造科技，也不能承受科技。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中国西传的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让西方能够从事海洋扩张和美洲殖民，从而转嫁危机，否极泰来。
进而言之，中国的发明与传播及其所造成的地理大发现，使西方幸遇天时地利——在中国传统科技西传的情况下，较之亚太海洋，西洋尤能成为连通彼岸大陆及世界地理的捷径。有了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西方便可以尽情开发、无情滥用人的智能生物这一面（人智人为），从而把源于中国的物质—科技文明进行爆炸性的发展，这就是西方兴盛的奥秘。
西方的“智慧”不外乎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其特点是：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奇迹”；若无“海外生态”，或者达到极限，则是趋于毁灭：之前是欧洲自体趋于消亡，之后是人类整体趋于毁灭。西方的兴起与拯救都是依赖中华文明，鉴于此，近现代西方只是中国的阴阳周期律的短暂而危险的“阳亢”。
近代以前，科学或科技不能自我产生，动辄自毁家园、自掘坟墓，它只能产生于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之下。大卫·戴明教授在其所著《世界科技史》书中写道：“比较中国与欧洲的科技史，说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由此，中国人是创造性的（The Chinese were creative），他们发明了无数的技术。”[35]
欧美文明及其一切“独特价值”，诸如科学、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等，都不是西方自生自产（西方的历史与传统皆为杜撰），而是“西学中源”。
（二）“天时地利”光顾西方五百年
五百年前，西方千载难逢地遇到“天时地利”——赶上了中国文化与科技通过“战争与和平”的泛世界的传播，赶上了中国人的地理发现、全球联通，而中国本身却受制于地理瓶颈。欧洲的海洋地缘也被提升了起来，从以往的画地为牢变成了全球形胜（西洋成为连通和掠夺世界的地理捷径）。
西方学者说：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36]
向大西洋延伸（不列颠）这个4000多年……的地理劣势，从17世纪起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优势。
曾经使大不列颠落后的地缘位置，如今却带给这个岛国以财富和强盛的国力……它拥有能横渡大洋的船只和射杀大洋彼岸人们的大炮。
英格兰到美洲……距离仅是中国到加州距离的一半。几千年来，由于缺乏渡洋的船只，这个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公元1600年前，这一下子就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优势。[37]
于是，在1492年后不久，西方开始兴起，走向极盛——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使那源于中国的物质—科技文明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这是人类史上破天荒的，也是对星球家园的致命冲击。
西方学者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但在西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38]
为了眼前的方便，我们劫掠了将来……由于哥伦布的“成功”，我们这个星球上总的生命（物种）已经减少了许多，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困穷。[39]
西方踩着历史巨人的肩膀而横空出世、翻天覆地。在这过程中，它取代了中国的“天下中心”，[40]却在最大范围内重演“诸夏战国”；[41]与此同时，西方摧残中华文明——“弑母”（弑杀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其高峰期是西方中心论、列强的侵华战争和中国国内的西化狂潮之三管齐下。中华民族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在备受内忧外患的同时被妖魔化，衬托着西方优越性。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否定之否定”：西方自身的批判、反叛都始终存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思想界常有异样火花，那就是：著名学者诸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罗素和汤因比等，把传统东方视为正面价值来批判西方。到20世纪最后的十余年，一大批反西方中心论的学者脱颖而出、蔚然成风，其中为中华文明讨公道的不乏其人。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的主轴和近代西方的主要源流。
历史人类学家查尔斯·奥泽介绍：历史学家们批评西方优越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所揭示的历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也许最强烈、最协同的致力于破除荒谬绝伦的西方中心论的是来自西方的汉学家；他们所研究的全球历史表明，许多先前归因于“欧洲的文化特质”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亚洲——主要是中国——“古已有之”。像弗兰克已经注意到，“整个的（古今）世界经济的体系简直就是中国中心（The entire world economic order was—literally—Sinocentric.）”[42]
（三）西方是中华“生命周期律”所派生的一次致命挑战
今天，西方主宰世界快到了终点。往后何去何从？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一是人类继续处于“科学的创世纪”？但这难免不是进入“末日审判”！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它是指：人为导致“地球劫坏”——生物圈坏死，就像美国学者克尔伯特所著《第六次大灭绝：不自然的历史》一书所阐明的那样。[43]
一是“转到了”中国——“大道回归”？甚至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汤因比希望出现一位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王者”，其原型是中国历史上的刘邦——他开辟了相对的“可大可久”的和平：人神共愤于地域对抗，人同此心于天下主义！
汤因比说：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44]
伊恩·莫里斯教授提出“西方还能主宰多久？”[45]再次给西方文明敲了丧钟。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宾格勒就以“西方的没落”为书名。那时，幸亏美国在“新大陆”崛起、并且拯救西方，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前后，资本主义陷于总危机，蹈入战争的恶性循环。美国一方面通过“德黑兰—雅尔塔之秘密外交”，设法使欧亚大陆的东部承受极大的西方忧患，一方面通过深掘生物圈、来掀起消费革命，从而使世界市场从原先的平面的广度扩张，变为纵向的立体扩张。这就使西方得以“延年益寿”。
关于西方人从自信其文明之永世长存到急转直下，汤因比于1974年写道：
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如此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像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46]
为什么西方的“好景不长”预兆于1974年？那是因为：美国从越南撤军，而令西方的冷战阵营一蹶不振。是中越战争（1979年）使之扭转乾坤，并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于两面受敌，让其不堪负重于军备、经济和“输出革命”，因而美国才有可能乘虚而入、“不战而胜”的。作为“回报”，西方对中国“门户开放”（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由此，中国启动面向世界的市场经济的现代化。
早在20世纪前期，美国哲学家杜威预言：文明中心原是由中国传给欧洲，再传至美国，然后是完成“绕地球一周”而物归原主。[47]罗素也说，美国还将宰世一两个世纪，再就轮到了中国。[48]
罗素和汤因比皆感叹：若非中国文化复兴与引导世界，则“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消亡”。[49]罗素还有两句“悲观论调”，即：“只有中国才能带来普世和平与幸福，但这是个微弱的希望”；[50]“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思考。”[51]这后一句话似乎印证于几位科学家，诸如霍金、马丁·里斯（Sir Martin Rees）和法兰克·芬纳（Frank Fenner）。他们达成共识：由人性的劣根性所推动的科学过分发展，必将毁坏生物圈——生命栖息地，但他们没有思考求救于中国文化（霍金宁愿放弃地球，而让人类移居太空）。甚至在三百多年前，牛顿一方面又“着迷于中国历史（编年）及其与《圣经》的相关性”[52]（“圣经编年”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西方的神职学者参照中国历史而设计出来的），一方面根据那些编年（加上他的天文学知识）推算出“世界末日”是在2060年。[53]然而，“牛顿关注中国编年史，却没有进一步‘思考’”（Newton did not go as far as taking Chinese chronology into account.）[54]——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文明能否同化西方文化——耗丧生态、人类自毁的文化？
（四）西方的压倒优势只是历史的瞬间
奥巴马总统誓言，美国还将统治世界一百年。但西方智库却预测，到2030年左右，美国的主要优势——包括海洋霸权——都将丧失。[55]这就像汤因比所言：美国霸权将会像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军事帝国那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56]
现在要问：西方究竟有什么优势，使它能够兴起，并且取代中国的文明中心而主宰世界到如今？难道西方已经丧失或快要丧失它的全部优势了吗？
我们都会听信种种关于“西方优越性”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被认为是“西方价值”的那些东西，诸如科学、民主、法治和人权，以及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并非西方原创，几乎全是“西学中源”。[57]而且到了西方这里就都发生了退化：它们都是“双刃剑”，极具负能量，因而都是悖论，除非满足一定条件——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的条件，否则西方不能享有它们的正面意义。鉴于西方文化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文化（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天性），它缺少像中国文化那样的处理“双刃剑”的智慧（道的智慧：人文化成、正德惟和）。所以，确保上述西方价值的必要条件只能是向外疏解矛盾——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在这方面，西方有两个关系其兴衰存亡的基本优势：1.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2.地缘政治的优势。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所著《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出了实话，即：西方之所以赢得世界，并非依靠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性，而是凭借“有组织的暴力”的优越性。（The West won the world not by the superiority of its ideas or values or religion，but rather by its superiority in applying organized violence.）[58]解释两点如下：
第一，在1500—2000年的前一半，其余世界和传统社会都正在安享相对和平的生活方式，当此之际，西方凭借有组织的暴力就使它们——非战斗序列的社会——逐个沦为猎物。西方的有组织的暴力（优势）最初是基于中国的四大发明的：纸和印刷术促进日耳曼部落融通，而使血缘变为地缘，此乃凝成民族国家之前提；火药和指南针被用于内外战争，从而历练组织力与动员力，此乃凝成民族国家之条件（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部落社会）。
第二，在1500—2000年的后一半，其余世界和传统社会开始了“西方化”，也逐步掌握有组织的暴力，来作为民族幸存的必要手段。当此之际，西方在这方面仍是占优势的——它是事半功倍的，即西方无须高压强制，能够有效地具有组织力与动员力，有效地对外诉诸暴力。因而其社会内部乃宽松自由，锐意创新。于是，西方的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及其所支持的民主与科学，使它占据了文明与道德的制高点。相比之下，西方的受害者则是事倍功半。非西方的大陆国家的社会转型，伴随着极大的阵痛与混乱，非用高压强制而不能整合，人群逆反与倾轧皆大，西方文化渗透与西方霸权之里应外合，尤使人祸充斥。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获得有组织的暴力，西方是事半功倍（并且还享有自由民主），而西方的受害者则相反呢？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差别。
在1492年之后的五百年里，在科技发展的这个时间段，西方相对于其余世界，具有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绝对优势：1.军事上，西方不仅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是因利乘便地征服世界；2.经济上，作为海洋文明的受益者的西方，能够凭借各种手段使得全球资源财源向着己方滚滚倾注。西方的所有优势——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及其所派生的其他一切优势（优越性），都是基于它的“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
在这五百年里，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上是处于劣势的。甚至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东亚的海洋竟然成为列强侵华的捷径。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势，直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才基本上被遏止。
（五）文明中心的中西交替的标识与圆周
请大家记住如下四个划时代的年代：
（甲）18世纪50年代，应该是西方崛起的“划时代”
通常把西方开始兴起的时间算作1500年，但相对于中国来说，它很迟才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以至于二百五十年后（欧洲启蒙运动），西方因其系统地引进中国的思想与制度，才算有了文明。
在1750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里，西方全靠中国的科技发明，占美洲、灭土著、贩黑奴和吞印度等，恶贯满盈，而使几大洲的财源资源倾注于欧洲。尽管如此，西方仍与中国相差甚远。——这时西方的各项经济产量都低于中国（约在1800年，欧洲的钢铁总量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虽然头几代西方殖民者已把大半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他们还远不是中国的对手。罗普和巴雷特两位教授写道：对于16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是辽阔的、坚韧的和秩序井然的；他们从未停止惊奇：如此广袤的国度和产品的多样性！所以，极少西方人响应西班牙殖民者的狂妄吹嘘——只需数百人的精锐武装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就像他们摧毁美洲那样）。参观者所看到的是，中国的城市有坚固的围墙，防守严密；中国的军队是庞大的，战船众多，装备精良。他们还看到了中国政府强有力地靖乱，管辖巨大的人口，安排经济生活和有效反击祸害臣民的外患。[59]
有一个插曲：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海盗皮雷斯（Tome Pires）企图以控制马六甲来降伏中国（如同当今美国的离岸封锁），结果发现是以卵投石、螳臂当车——差得太远了！
伊恩·莫里斯教授写道：皮雷斯……尝到了苦头，知道即使他们有枪支在手，面对着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心，欧洲人还是无能为力的；尽管欧洲人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用武力打进了东方市场……东方文明和发展仍然凌驾于西方……焚毁特诺奇蒂特兰（文明）所引起的变化效应，还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60]
从焚烧特诺奇蒂特兰城到焚烧圆明园，时隔三百多年！
中国对西方的近代化的贡献，在1750年前主要是物质文化（技术与商贸），而在其后则主要是非物质文化（思想与制度）。中国的物质文化奠基了西方的科学—工业革命，也为它带来了可供平衡与牺牲的全球性生态；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奠基了西方的非宗教的俗世文明，也为它带来了经济学和自由经济以及全球贸易体系。[61]
（乙）19世纪50年代，应该是西方超过中国的划时代（这并非发生于明朝）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都高于西方各国。如果仅是和平竞争，中国不会落伍，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易经》曰：唯变所适，与时偕行）。——中华民族总是共赢于和平竞争，但也总是非和平竞争的直接或间接赢家，她是迂回性地和缓慢性地战胜致命挑战！时间是在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民族这一边。所以罗素说，她是世界上最耐心的民族。[62]
抱着传统的“天下太平”教条的清朝统治层，对泰西之东侵缺乏认知——他们不知道它是基于中国科技发明的“暴力再生产”，因而与往古“胡骑”不能同日而语，不能等量齐观。简森和欣瓦尔两位教授说：当炮舰政策与前现代亚洲相遇时，中国人把西方理解为蛮族……而此时的欧洲列强已经采用了全部的中国的发明与发现，并且对它们进行了伟大创新，尽管这些基础技术曾使中国领先世界一两千年。[63]
然而在清朝，中国不堪于屡遭战祸与勒索——“历史巨人”终于摔倒了。在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中，中国有两个基本的战略劣势：
一是地缘政治的劣势：在1500—2000年的技术条件下，中国的海洋易被扼制，而且大陆的防卫性远逊于海洋的进攻性。
一是有组织的暴力的劣势：转型之前的中国体制是不扰民、软实力的“太平模式”（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德礼为主、以政刑为辅），缺乏组织力与动员力；勉强治水防夷，但不胜任于大型战争，尤不适合于现代战争。近百年，大陆国家的避免亡国灭种的“转型”，对其自身也是致命的，所以清朝难以起步。
很多人都会错误地认为，清朝败于列强是因为制度落后。殊不知，西方的有组织的暴力——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国家体制，是等同于和模仿于中国先秦的战国七雄。[64]清朝和民国所要做的，就是“退回到两千多年前”（斯宾格勒称，战国—民族主义）[65]！此乃孙中山所云“中国文化的战略退却”——从历史上的天下观及世界主义，退却到近现代的国家观及民族主义。这只是以退为进：为将来由中国主导实现“世界大同”做准备。[66]
罗素指出，中国为了幸存于列强，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文明层次，来“向西方学恶”，选择军备型与排他性的民族国家，伤害自然环境的工业化的“进化体制”；[67]并且争取跻身列强，彼此进行殊死竞争，共同摧毁生命家园。[68]
罗素还说：中国传统体制仅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它不胜任于抵抗好战的民族（欧美俄日等）。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整个世界都会是幸福的。（If the whole world were like China，the whole world could be happy.）但是，鉴于别的国家（西洋与东洋）都很好战和精力充沛……如果她将要保持其民族独立，中国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复制我们（西方）的恶（vice）。然而，让我们（西方人）不要自我陶醉地认为，如此模仿便是进步。[69]
清朝功不可没，其意义尤为深远。否则的话，美洲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列强一定会在打世界大战之前灭绝黄种人的！也正因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清朝有效地缓冲了西方的凶猛势头，西方才会不同程度地利用中国周边国族（包括日本和印度），从而放弃对东方进行种族灭绝。再者，如果不是清朝从“陆疆”（陆权—地缘政治）的方面，在政治之“大一统”上和在文化之“同心圆”上，打下了良好基础。那么，中华民族不可能幸存于近百年（列强与霸权）的：首先，版图分裂远不止外蒙与台湾，而是占国土大半的边疆，此与中原汉地乃生命攸关；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不可能依靠大纵深的西部，无后顾之忧地抵抗强寇，坚持到“战胜国”之时；最后，若非清朝前期的文治武功及其营造地缘政治，当今中国也不可能是从“世界屋脊”到太平洋，高屋建瓴、龙盘虎踞般地伸张海权，势不可挡的。
（丙）20世纪50年代，应该是西方衰落的划时代
西方的崛起和宰制世界主要是依靠海权及海洋霸权，对大陆进行有效扼制的。而朝鲜战争则是对美国的海洋霸权（取代列强且整合之）进行有效扼制。美国是从相对安全的大洋彼岸来宰制全球的，主要是宰制“旧大陆”（麦金德称为“世界岛”）。朝鲜战争在这方面等于是对美国画地为牢——它永被边缘化于亚太的海洋一面，而不能向东亚大陆越雷池一步。麦金德预测，海洋霸权将会受到新兴的陆权的致命挑战。朝鲜战争不仅是海权、陆权逆转的前奏，而且决定了越南战争的美国必败。后者是因为美国不敢把战争扩及印度支那的后方（美国唯恐触及“中国红线”），从而无法切断越南抵抗力量的战略补给（越共的战争资源与潜力源源不绝）。美国在此局部，与其说是和越南打仗，不如说是和半个“有组织”的亚欧大陆打仗，它怎么能不输呢？
“神武如斯旷代无。”从长远的观点看，朝鲜战争犹如是对美国的海洋霸权预判死刑。概括朝鲜战争的深远影响如下：
第一，冷战赢家。朝鲜战争使中国从“冷战走卒”升为要角，从而具有自由结盟或变换阵营的价值与可能性，亦形成平衡两霸、鼎立三分的潜势。中国站到哪边，哪边就会得胜。最后，苏联两面受敌，使越战撤军的美国反败为胜，而实际上则是中国崛起抵消单级霸权。
第二，平衡杠杆。自从朝鲜战争，中国在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她总是站在最危险一方的对立面，从而防止战争毁灭；这也使其自身获得两霸的轮流扶植，奠基工业与国防（原子弹）。由此，中国能够促进核武的恐怖平衡，而致“冷战善终”，实际上是中俄换位。
第三，霸图梗死。美国宰制世界，须阻遏大国崛起。其战略是北约与亚太合围，令其对手重蹈两次大战的德国两面受敌之覆辙。但朝鲜战争予以永久否定——美国军事无法深入大陆。中俄两国具有岿然之地利，除非它们内讧；但那也是“角色互换”，美国虽胜犹败。
第四，海权丧钟。朝鲜战争使海洋霸权被边缘化于亚太海洋，而不能向着大陆越雷池一步。鸦片战争以来的炮舰政策基本失灵。麦金德称，大陆一旦能够做到有效自卫和机动联通，则扼制它的海权就会被淘汰。基于同样的趋势，美国在朝鲜战争后所打造的“岛链”，也将形同虚设。
第五，亚太纪元。朝鲜战争后，美国加紧营造东亚边缘的地缘政治，注入西方优越性，成就了日本与四小龙。再因朝鲜战争使美国无法战胜共产主义，它只好伺机与中国结盟，而让她参与全球循环（市场、投资、技术等）。于是，曾是全球历史的发展主轴的东亚，而今生龙活虎般地绽放潜力。由此，世界经济与发展的重心（中心）即将完成这样的“地理循环”：欧美—北美→亚太—东亚。
（丁）21世纪50年代，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划时代
如果中国有能力防止或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全球工业化还不至于破坏生物圈（生命星球）。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在话下，因而到2050年中国将会是集其历史盛世之大成。列举三点如下：
第一，在国际政治上再现唐朝，而超越之。由于以中国为主轴的“海陆有机、丝路经纬、洲洋整合、共赢互惠”的顺利展开，那擅长从外围扼制和打劫（世界岛）的海洋霸权，早已因其无机可乘，而被自然淘汰了。中华重新成为天下太平的中坚，汉语和人民币分别取代英语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贯百世、通四方的汉语，被17世纪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培根——称为建立世界通用语言的模范。[70]
唐朝作为文明中心是近悦远来、万邦向化。西方学者写道：这个地理上的东亚文化圈或称“中国天下”（the Sinic World）是怎样与广大世界交融的呢？……唐朝这样的世界主义和对外开放，在7—8世纪，乃至9世纪，无数的外国人从中华文化圈内外，从西方、从中亚，来中国做贸易、皈依宗教、留学和定居。朝鲜和日本甚至学习和移植中国的文官制度。无数的宗教派系在此繁荣，从祆教、景教，到多种佛教，却没有出现像西方世界那样在教皇或新教下的反异端的宗教战争……外来宗教也未曾挑战政治。[71]
第二，在思想文化上再现宋朝而超越之。“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百废俱兴、万丈光芒，诸如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均调、四书五常、六艺群经等都成了“显学”。于是，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知识爆炸与信息爆炸统统都被纳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轨道。近世以来，西学源于中国，却是失去了“道德指南”，[72]所以牺牲生态环境与社会和谐。从今往后，必须使它回到“道器、体用”的智慧中来。至于中国的民主化，它将会随着陆海有机淘汰海洋霸权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多元一统（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宏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
陈寅恪论中国文化至宋朝达到巅峰，虽衰必复，必将同化西方文化。他写道：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一棵）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73]
第三，在“大一统、同心圆”上再现清朝而超越之。主要本着合理回归、自愿加入的原则来光复旧物（版图）。不再有那些认贼为父、为虎作伥的恶邻。源于儒家式的欧美与中国的文官制度，被普世性地落实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书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中国衰则先畔，圣人起则后服。
关于历史与未来的中国的和平使命，汤因比说：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佛教……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化了。这正是与从匈奴到满族这些北方民族几次征服整个中国或一部分中国，而最后被中国化了的原理是一样的……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罗素认为，中西之争是善恶之争，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在1921年说：“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引者按：指列强与霸权），可能会……在今后的百年内相互毁灭（按：罗素提前20年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把世界这个舞台留给那些……坚持和平主义而得以生存的民族。假如中国能够免于被驱使进入战争（按：中国未能幸免于二战，但愿能幸免于三战），那么，她的压迫者最终会把自己拖垮（按：就像目前在南海一样，拖垮穷兵黩武的霸主），从而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全部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掠夺和破坏。这对中国人来讲也许是一个微弱的希望……
“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的智慧——正由于那种智慧，我们才藐视它；那么，（我们的）导致破坏的效率则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正走向这一结局。”[74]
回到当下。自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海权、陆权）的战略优势开始丕变。由于“旧大陆”——特别是欧亚大陆的东部——愈益具有机动、便捷和联通的能力，以及国防自卫与投射能力，因而西方霸主不得不从中国近海“退避三舍”，其岛链、基地和盟国都已是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世界的经济发展的重心（中心）也在向这里转移（最大的洲陆与海洋衔接，以及最大比重的世界人口）。随着中国的充分崛起，其势力对海洋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以致形成压倒性的陆海有机的引力场，托起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样一来，海洋霸权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西方的各种优越性也都随之丧失；世界将回到西方兴起以前的格局——中华是主流或主轴，通过丝路辐射与辐辏！
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西方兴起之前的中国：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75]
原先，西方在一穷二白、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搭上中华文明的顺风车，花了三百五十年（1500—1850年）赶超了中国。而后，中国则在承受列强与霸权的致命压迫的情况下，赶超西方只花了不到七十年；如果从1978年算起，则是不到四十年（1980年《河殇》还说中国在世界上是垫底）。
这不只是“五百年之轮回”，而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来，中国几乎都是在地缘政治的逆境中（主要是由于地形和生态倾势，农耕文明面对其外界的暴力，犹如羊入虎口），延绵起伏、愈益博大。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却导致、招致了征服世界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倘若不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和传播及其启动世界，那么，各地——尤其是漠北与西欧——的人类矛盾与冲突都是原始性、地方性的（汤因比说，若非文明中心的技术扩散，则无“大型的征服战争”）。所以，中国自身不得不承受和消弭之——她已经同化了草原暴力，近百年来一直在全力应对海洋暴力。极可喜的是，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首次转到了中国。因而在此方面，中国之化解忧患，往古是逆水行舟、逆流而上，而从今往后则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历史中国是依靠“道的智慧”逢凶化吉，我们今天亟须恢复和发挥它。
四、中国文化协和万邦，消化“西洋苦果”
（一）中华文明驱动的人类社会是“道的运动”
中华文明是全面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是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有序运动，此乃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除此之外，古今世界的有序运动几乎全是排他性的（内和谐、外冲突）；其相对于中华文明和相对于自然环境，则都是无序运动；因为它们的内部有序，是以制造外部无序为条件、为代价的。
是中国的有序运动驱动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西方学者指出：近代以前，中国是作为“欧亚经济的引擎”（China as the engine of the Eurasian economy），以致整个中古世界被称为“中国千年”（Chinese Millennium）。[76]
在近代以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之外的有序、无序的运动，都是彼此抵消或原地踏步的，因而是原始性的（不存在进步或进化、发展与发明）。现代西方是典型的无序运动：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以牺牲异域及生态来确保其内部的有序（理性）。但在1492年之前，它等于零——处于宗教窒息与人神火拼的原始平衡的状态。
近现代西方，在中国打通“全球天下”的情况下，在地理上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从而在中国所奠基的物质—科技的基础上，通过最大化地制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来牟取暴利，但这很快就会达到极限的。因此，西方的“线性进化”只是近现代的现象，而且是中华文明的“道的运动”在此阶段的表现形式，是其周期律（阴阳律）的短暂阳亢。古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道”是圆融的和迂回的。中华文明在循环往复中不断涵融，愈趋博大。
社会运动的规律是什么？现代文明是一往无前的进步、进化吗？假如生态无限——有许多个地球供其消耗、供其牺牲（犹如《创世纪》所言，神造万物及人，万物为人服务和牺牲），那么，现代这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文明”就会是行地无疆、无远弗届。但实际上，厚德载物的生物圈是“仅此而已”，况且已是超限。
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对立，又须和合；这就是规律，亦即“道”。道或规律不是线性的，而是圆形的。
至于今人或西方所言社会运动是“一个进步或进化的趋势”（线性），那是一厢情愿的假象。譬如，当社会的阴阳运动处于某个“阳”的时间段（活跃期），在其中锐意重新的人们，就会乐此不疲。因而就会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阳”，这俨然是一条进步线（进化线）。进而，大家也会形成一种共识：那些锐意创新的人们，才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他们是明智的群体，代表了我们这个超越历史的“理性的时代”。
斯宾格勒认为，现今的时代精神和价值标准不适合于历史。他批评道：
“理性的时代”、人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启蒙、经济进步、民族自由、征服自然……当作评判全部千百年历史的标准。并且，当事实不过是这些人的愿望和目标不同于我们的愿望和目标而已的时候，我们就据此认定，他们忽视了“真正的道路”，或认为他们背离了这一道路。[77]
殊不知，执着于“阳”（进步、进化），而视之为一般规律，那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危险的。就今而言，执着于如此违背“道”的假规律，是危及生物圈和全人类的；若非自觉的“大道回归、反本开新”（阴阳→和合），则必盲目的“末日审判、地球劫坏”（创世→末日）！
文明演变的真正规律（道）是：正→反→合，或是：阴→阳→和。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1.“正”（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
2.“反”（阳）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对抗；
3.“合”（和/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
鉴于西方（思想、文化和宗教）全然是“反”（阳亢——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对抗），所以，西方文明仅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西方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西方没有历史。历史是“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在近代以前，西方的宗教内外或是处于禁锢状态，或是陷于人神火拼，哪里谈得上文明呢！
西方没有未来。未来必须“合”——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如果西方依然主宰未来世界的话，或者中国无能为力于“大道回归”。那么，就不会是文化调节平衡，而是自然强制平衡。后者意味着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中华文明是“正→反→合”（道）的全部，只不过在近现代被其所派生的矛盾的对立面（西方）所表现而已。所以，从今往后，中华文明不仅是自我复兴，而且要促进普世和谐。
进一步探讨文明之“道”（正反合）。
“道”的展开：1.正、阴、静（相对和静）；→2.反、阳、动（剧烈运动）；→3.合、阴、静（相对和静）。其整体通观如《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
“道”应用于社会：文明演进的规律（道＝正→反→合）：1.传统时代——“正”，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2.近现代——“反”，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3.未来——“合”，它有两种可能：A.文化调节平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B.自然强制平衡→返回前文明乃至前生命的状态。
“道”应用于“古今中西”：鉴于在人类文明的演进的过程中（道：正→反→合），西方仅是“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所以，西方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它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中华文明是“正→反→合”（道）的全部，只不过在“反”这个阶段是西方凸显而已。由此，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的历史源流，并非西方，而是中国。文明的未来结局：若非人类自毁，则必“大道回归”。
概括“文明之道”七点如下：
第一，中国是“正→反→合”的全部，而西方则仅是“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
第二，中国之“反”是在“道”之内，西方之“反”是在“道”之外（脱离了生命的周期律）。
第三，正因为没有“道”，无所制约，西方之“反”比较强烈和凸出，以致它暂时主宰近现代的世界。
第四，鉴于社会运动的规律是“道”，是圆形的，是“正→反→合”；所以，全然是“反”的西方，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第五，鉴于“反”不可能自我产生，而是产生于“正”；所以，近代西方不是产生于它自己，而是产生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体现“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
第六，近代以前的国土生态、乡土环境（而非近现代的世界联通、全球循环），根本不能承受单纯的“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像西方这种文化、思想和宗教在古代要不了半个回合，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它只能是依靠神权禁锢，勉强保住原始性的存在。
第七，中国之“正”，并非绝对静止，而是动态平衡（其内部也包含无数个正、反、合）。因而近代以前，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其他文明乃似是而非。近代西方及现代世界都是源于中国的。
（二）中华派生矛盾的对立面——文明的怪胎
中国是人类社会中最大最久的科技、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她作为矛盾统一体，派生子文明与对立物。后者有两个“之最”：1.历史上的草原暴力（部落战争、征服亚欧）；2.近现代的海洋暴力（侵略全球、世界大战）。假如不是华夏的技术与文化的传播，那么，两者的暴力基因仅是原始性和地方性的，而根本不可能形成大型战争。但事实上，它们对于文明母体来说，都是致命的。她不得不吞食苦果而消化之：她已经艰辛地同化了草原暴力，正在倾全力应对海洋暴力。
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对立物的兼而有之，所以，它也是文明的怪胎。让我就此问题多说几句：
第一，侧重于“胎”字。实际上，近代西方或欧美文明——它首次有了“文明”——是中华母体的“胎生”，是华夏向外传播文化与科技，却又在“道”的方面失控的结果。西方几乎是从零开始拥抱文明的，因为在近代以前，它是非文字、极贫穷、很原始的（毫无文明的内涵。它的优异传统、西方谱系，都是伪造的）。构成近代西方及现代世界的基本元素，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国的（物质文化：科技和经贸以及“地理大发现”；非物质文化：思想和制度以及“俗世性文明”）。
第二，侧重于“怪”字。欧美文明是华夏的生命周期律（阴阳运动）的暂时而危险的阳亢，只不过在她的平天下（通往大同）的过程中，西洋在中国传统科技的条件下是连通东半球与西半球的地理捷径，所以文明与技术的张力从亚欧大陆的西端，而不是东边，发生了突破。这也就把西方人从画地为牢、神权禁锢（地理与宗教的双重紧箍）下解放了出来，从而“洪水猛兽”——原罪性恶、重新创世、上帝洪水——飞流直下、飞瀑凌空！中国与西方由“母子关系”蜕变为：农夫与蛇，盗憎主人，乃至西方一直在“弑母”——弑杀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见怪不怪：中西元一，一合一分；怪力乱神，七十二变都跳不出如来佛手掌！
第三，整个来看“文明的怪胎”。人类社会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一种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思维与生产方式占了上风；此乃空前绝后——人类史及生物史的末世现象。西方的进步、进化是这样的没有未来，即：神云“最后晚餐”，佛曰“梦幻泡影”，俗言“回光返照”！西方与西方化的国家都以耗丧生物圈来创造科技—物质文明，这仅是“全球天下”被打通后的以空间换时间（冲击星球家园的极限），岂能长此以往？人类的存亡绝续决定于其文化模式的选择：A.仍是创世→末日，自然强制平衡（地球劫坏，太空殖民）？B.回归阴阳→和合，文化中和平衡（贞下起元，返本开新）？
（三）西方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伪命题
欧美文明及现代文明，以及西方文化、制度和价值观，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凡此，从历史长河来看，都是伪命题。首先，它们都是“缘起性空”，没有“实在自性”（借用佛语）——它们不是缘起于西方本身，也都不是自体生成；它们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它们都仅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于近现代，即它们都是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
就拿科学来说：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就会产生多大的“奇迹”，直到彻底的自毁家园为止。因此，在1492年之前，即在人类社群囿于各自的本土环境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科学或科技；除非个别民族（中华民族）在“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之下，开发和利用传统技术。
再说资本主义：它意味着生存竞争最大化，又不会伤害自身，这只能是近现代的事（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资本主义是嚼噬生物圈的一头怪兽——吞食生态与人文的精华，排泄自然与精神的污毒，直到人类的自我毁灭。这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联通、全球循环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近代以前，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天人相与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国土生态、乡土环境根本不能承受任何“双刃剑”和资本主义，也几乎不能承受人智、人为，动辄自毁家园、自掘坟墓。除非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驾驭，否则就不会有发展和创新。
至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凡此，无不是需要向外平衡，无不是牺牲异域与生态。一个国族把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向外部世界，并使资源财源滚滚而来，由此，社会变得宽松、理性、有序，便出现文明极致。人是有条件的理性动物——在宽松富裕的环境中自动形成内部佳境。但如果是在一些国家遭受霸权压迫的情况下，或者在将来地球超载或在往古囿于本土的情况下，那么，都不存在西方式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
【注释】
[1]Stephen Kingah，Cintia Quiliconi：Global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of BRICS Countries，Springer，2016，p.170.
[2]J.Gernet：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p.1.
[3]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18页。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第193页。
[5]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19页。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第193页。
[7]但丁：《神曲·天堂篇》。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第764页。
[9]《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序言。
[10]《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27页。
[11]Maria S.Haynes：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Western Civilizati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Incorporated，1991，p.91.
[12]Lisbeth Littrup：Identity In Asian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1996，p.37.
[13]Arvind Subramanian：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p.70.
[14]Bruno Chiarini：From Malthus'Stagnation to Sustained Growth，p.1.
[15]出自歌德《浮士德》。
[16]牟宗三、罗义俊：《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7页。
[17]伊恩·莫里斯：《纬度决定历史：从地缘学角度解读历史》。
[18]克雷格·洛卡德说：“虽然蒙古征服及其短暂的统治削弱了中国的创造活力，但它们则大为拓展了中国与其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从而促进了中国技术传播到欧亚大陆的西边。”Craig Lockard：Societies，Networks，and Transitions：Volume I：A Global History，Cenage Learning，Inc.，2008，p.324.
[19]中国科技传到西方便发生了“爆炸性效应”。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97页。
[20]斯特凡·加雷利说：“中国领导世界的技术和发现，却没有决定性地完成突破，而是走向她自己的历史周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Stephane Garelli：Top Class Competitors，John Wiley & Sons，Ltd，2006，p.38.
[21]Karel Davids，Carolus A.Davids：ligion，Technology，and the Great and Little Divergences，Leiden：Brill，2013，p.174
[22]M.Corey：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101.
[23]伯勒尔和斯塔奇伯里说：“中世纪欧洲的经济陷于‘马尔萨斯陷阱’”（The medieval economies of Europe were caught in a Malthusian trap）Steven Burrell，Michael Stutchbury：Australia rebuilds，Financial Review，1994，p.282.
[24]迈因策尔说：（17世纪的霍布斯目睹）“在血腥的内战，欧洲社会和国家都陷入毁灭和混乱。”（In bloody civil wars，European societies and states were falling into ruin and chaos.）Klaus Mainzer：Thinking in Complexity，Springer，1997，p.257.
[25]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 I，p.xxix.
[26]Rob Weatherill：The Death Drive：New Life for a Dead Subject Rob Weatherill，1999，p.2.
[27]A.C.Crombie：Science，Optics，and Music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hought，p.23.
[28]Guy Alitto：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Springer，2015，p.3.
[29]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7.
[30]Zheng Yangwen：The Chinese Chameleon Revisited，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3，p.12—13.
[31]Chung-Ying Cheng，Nicholas Bunnin：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404.
[32]Journal of Asian Affairs，Vol.1—3，Center for Asian Studies，p.31.
[33]潘吉星，陈养正编译《李約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266页。
[34]Sir John Alexander Hammerton：Universal World History，Wise & Company，1937，7，p.1888.
[35]David Deming：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Volume 2，McFarland & Company，INC.，2010，p.49
[3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97页。
[37]伊恩·莫里斯：《纬度决定历史：从地缘学角度解读历史》。
[3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66页。
[39]Alfred W.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3，p.219.
[40]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说，“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吞噬了“中央王国”的世界中心。J.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ume 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p.104.
[4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38页。
[42]Charles E.Orser，Jr.：AN ARCHAEOLOGY OF EUROCENTRISM，2012，p.739.
[43]Elizabeth Kolbert：The Sixth Extinction：An Unnatural History，Henry Holt and Company，2014.
[44]《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5页。
[45]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
[46]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3页。
[47]《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16页。
[48]Bertrand Russell：Autobiography，London：Psychology Press，1998，p.416.
[4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781页。
[50]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3—16.
[5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795页。
[52]“Isaac Newton，remained fascinated by Chinese chron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biblical authority.”Joe Moshenska，Joseph Moshenska Feeling Pleasures：Sense of Touch in Renaissance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97—298.
[53]Will Black：Beyond the End of the World-2012 and Apocalypse，p.190.
[54]Urs App：The Birth of Orientalis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p.263.
[55]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56]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31页。
[57]Arthur F.Wright：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289.
[58]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Penguin Books India，1997，p.51.
[59]Paul S.Ropp，Timothy Hugh Barrett：Heritage of China：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
[60]Ian Morris：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The Patterns of History，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McClelland & Stewart，2010，p.394—395.
[61]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Global Commodities，http://afe.easia.columbia.edu/neh/course7/activity4.html
[62]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3—16.
[63]Kristina Jonsson，Catarina Kinnvall：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London：Routledge，2002，p.53.
[64]Journal of Asian history，O.Harrassowitz，2006，p.97.
[65]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52—453页。
[66]周道济等编著《国父思想》，台北：大海出版社，1988年，第31—34页。
[67]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3—14.
[68]Russell aut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8，p.417.
[69]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1903—1959），London：Routledge，1992，p.560.
[70]Daniel Garber，Michael Ayer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Volume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3.
[71]Ainslie T.Embree，Carol Gluck：Asia in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A Guide for Teaching，London：Routledge，1997，p.688.
[7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致读者。原文是“伦理指南针”。
[7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252页。
[74]《中国印象》下册，第87—88页。
[75]国外汉学家眼中伟大宋朝：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李蓉蓉，2013年02月22日。
[76]Craig Lockard：Societies，Networks，and Transitions，p.416.
[77]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