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洲洋”

邹衍九州与儒家三世是融通的。因此，“天下”最初的范围虽小，但它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亦即，“中华天下”是不断扩大的：从河洛中原到九州华夏，再到四海神州，乃至于“亚洲的中国”（梁启超语）和“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汤因比语）。故曰：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易经·咸卦》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是发生于“世界联通”和“全球循环”之中的，若非如此，近现代的“日新月异、物换星移”就不存在。近现代的竞争与发展，是依靠“全球性生态”——整个生物圈——来为之平衡、为之牺牲的（古代并非如此）。仅从其“正面意义”来看，如此“天下通途”之形成，归因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及其西传（特别是指南针和造船术等），尤其应该归因于中国的陆海丝路和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然后才有欧洲人的海洋扩张）。^[8]

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说道，指南针等航海技术对于世界联通和西方兴起，都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基督教之《创世纪》反对天下联通（巴别塔的故事），十字军向外扩张的努力则也无功而返；至于世俗西方——从上古到整个中世纪——均未能发明、发现任何的越洋科技。亦即，自从被杜撰的希腊人从埃及—腓尼基那里学会造船，到基督教欧洲掌握来自中国的相关技术，这千百年里，西方未能正式通航于大西洋；而且在有了磁罗盘之后又拖了近二百年，直到掌握了中国轴舵，才如愿以偿。^[9]

《易经·系辞下》曰：“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