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定位明确与基层实践路径不明的矛盾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国际化交流、合作与办学等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努力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尚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和相配套的顶层设计。

（一）基层尚未建立明晰的“走出去”路径，存在各自为政现象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明确支出，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部分基础条件好、办学实力强的高职院校已经先试先行，积极打造“走出去”的样板工程，但由于顶层与基层制度体系尚未很好地互相弥补，战略层面的引领难以和具体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之“一带一路”国家的具体诉求各不相同，更使得高职院校在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充满了盲目性，很多高职院校很想通过“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是不知道怎么走、走去哪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缺乏详细调研，为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精准决策支持的能力不足。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国际化办学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就严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进程。从宏观角度看，虽然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活动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参与国际化办学的高职院校并不普遍。

（二）地方缺乏“走出去”的具体目标和规划(https://www.daowen.com)

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既要有国家总体部署，又要有地方的具体规划。一方面，国家层面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顶层设计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一系列政策，为高等职业教育共建“一带一路”指明了具体方向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区域政策推进的成效甚微，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不均衡。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院校中，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水平始终排名前列。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省份国际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不均衡的区域发展也制约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水平的整体提升。地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性不足，使得国家政策无法落地。尽管大部分省份出台了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规划，但聚焦到高等职业教育层面，仍处于“碎片化”阶段，甚至把国家对地方的要求直接转嫁给高职院校，发展举措缺少区域特色。部分高职院校国际化工作只是停留在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层面，表面上往往是热热闹闹，一派繁荣景象，实则冷冷清清，后续并无实质性合作内容，对学校的发展无实质性推动。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趋势不可阻挡，如何通过国际化之路，不断强化高职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努力提升办学实力，需要谋定而后动。切不可“脱实向虚”，甚至步入国际化的形式主义。^[5]

（三）高职院校“走出去”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近年来，中国高职院校虽有长足进步，但整体实力依然较弱，其中师资是最大的一块短板。虽然近些年大部分高职院校不断加大引进海归高层次人才的力度，但总体上来讲，高职院校教师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能力还比较弱，极大地限制了专业资源，如专业标准、专业课程的对外输出。调研显示，高职教师在给留学生开设全英文课程时，对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缺乏自信，在面对母语是英语的留学生时更是如此。因此，借助“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化，相互取长补短，在输出自身优势技能的同时，虚心吸收沿线国家职教的成功经验和较高水平的技能技术，同时，鼓励教师夯实外语基础，从而不断提高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6]在实际“走出去”过程中，部分高职院校盲目开展联合培养与合作办学，专业设置与人才需求严重脱节，部分高职院校片面地采取减少学费或提供奖学金等方式招收留学生，增加了高职院校的财政压力。在办学目标的设计上和针对办学主体的约束机制上缺少预见性和科学性，一方面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导致竞争机制作用的衰减，另一方面，在人才招聘与管理上因当地政府的干预而出现不确定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加之“三公经费”对高职院校“走出去”办学相关人员出入境的限制也影响了合作项目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