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认同、个人史与生命的辩证法——论王蒙新作《笑的风》

主体认同、个人史与生命的辩证法

——论王蒙新作《笑的风》

李萌羽，常鹏飞

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众多作家中，王蒙无疑是个人身份与主体经验都颇为复杂的一个，他是作家也是学者，是文人也做过官员，而这种特殊的历史遭际与执着的主体承担，或许也注定了他会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然而，不管在与新中国同行的路途中有过多少“杂色”与“巡游”，贯穿王蒙八十余年生命历程的底色始终是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80年代的《蝴蝶》《布礼》《活动变人形》，再到90年代的“季节系列”、《暗杀3322》等小说，王蒙一边回望历史一边直面现实，以多变的言说方式表达自我对历史、时代与人生的审视和思考。但是在新世纪之初，王蒙的小说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体量上却都算不上高产，仅有《枫叶》《秋之雾》《太原》等比较零散的中短篇小说面世。直到2013年《这边风景》出版以来，王蒙相继推出《闷与狂》《奇葩奇葩处处哀》《女神》《生死恋》等作品，写作的速度与密度才复归到只属于这个“一写小说，人就完全欢势起来”的“正在开拓新领域的青年”身上来。^[1] 显然，耄耋之年的王蒙在回首逝去的岁月时，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地怀旧，而是“忽然意识到，需要用自己的全部经历和全部感兴加入晚年的小说创作”，去“体尝生命全过程的幽暗与光明，酸楚与甜蜜，庸碌与雅致，粗俗与庄严”。^[2]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笑的风》^[3] 的出现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王蒙怎样在创作中找回自己，又如何达到主体真正的“悠游”与“从容”。可以说，其不只是一次对既往生活与经历的超越和升华，更是王蒙写作史上又一次充满激情的跋涉与远行。

可以看到，自1953年创作《青春万岁》起到2020年《笑的风》出版，在近70年的创作生涯中，文学所见证的既是王蒙从少年到耄耋的岁月变迁，更关乎作家主体的文学观念、情感结构、人生态度及价值指向的承继与嬗变。如果说《青春万岁》“讲述的乃是一个关于青春、年轻人与时代的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是王蒙对建国初期现实生活所进行的一次浪漫的、充满激情情绪的抒情式表达”的话，^[4] 那么《笑的风》则无疑是晚年王蒙在历经世事沧桑后对历史、时代与人生的重新回望、体悟和审视。正如王蒙所说《笑的风》是其写作史上“前所未有”的把“自己迷上”的一部。^[5]

这部小说不只延续了其以往对青春、婚恋、时代与历史等主题的关注，在叙述之中持续介入自我的感性与激情，更为远去的历史提供鲜活的证词，在当下的时代抒发个体的喜乐与哀思。不难看到，相比以往带有“少共意识”的宏大叙事，《笑的风》显然在沿着《闷与狂》《女神》《生死恋》等小说的创作轨迹前行，并指向了王蒙近年来创作的另一个维度，即在关注历史的同时也在为现实赋形、为个人立传，并最终在充满张力的辩证中试图达成一种双向的和解。由此，需要思考的是，在《笑的风》中，王蒙如何借助小说抵达生活的现场与生命的本真，如何在对人物复杂多变的人生的凝视中探察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又如何在两者的互动之中实现生命辩证法的获得？

一、婚恋：青春与爱情变奏下的主体认同

“青春”作为一种创作主题在“五四”时期是基于对“人的发现”而指向的对“青年”的关注，因而其正是“五四新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它的内涵依然是现代性的国族想象和革命社会实践”，由此自然也就对应着一个象征专制、保守与落后的作为“反面”的“老年”。^[6] 然而，对于王蒙来说，“青春”就不只作为一种创作题材或主题，其更是一种风格态度和持续性的精神力量，即尽管王蒙已经步入“老年”，但在其近来的小说中无论是主题选择、语言风格，抑或是内在所暗含的冲动与激情，都让我们看到“青春”在王蒙的人生状态与创作精神中实际是一种进行时而非过去时。由此，“青年”与“老年”的结构性对立也在对应的感性与理性的弥合中被缓解，并在主体对自我与历史的言说和反思中指涉主体的观念认同。可以说，王蒙始终在书写那个“不仅仅是青年和青年故事，同时也包含着新的历史和与之相伴的不断探索的精神”的“青春”。^[7] 这不仅在于青年时代与新中国并肩前行的“青春之歌”的“光明底色”，也在于“垂垂老矣”回首一生时对“青春万岁”的激情与执着。此外，与“青春”相契，王蒙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往往都会对爱情与婚姻颇为关注，再加上因作家本身的特殊身份与经历所具备的复杂的人生经验，使得婚恋与时代人生在小说中亦呈现出某种同构性，以致其笔下的婚恋主题显然不仅仅指向纯粹的感情或爱欲，同时也暗含着命运与人生、理想与现实、时代与社会等多元命题以及其中潜藏的主体困境与认同。

此外，在王蒙的小说中常常透露出个人经验入侵文本的表征，其表现在作家惯于将个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伸向小说的叙述当中，并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小说叙事的时空背景与人物的人生历程，有时甚至直接替代人物发言以传达作家本人强烈的情绪或意图。所以，王蒙的此类小说，无论从小说的故事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结构框架的谋布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作家同小说人物的某种同构或互文性以及其试图借助叙述将自身形象进行投射、修正或重构的努力。因此，王蒙的小说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传性。《笑的风》尽管不是第一人称叙事，甚至叙述视角在文本中频繁发生游移与变动，但在贯穿小说始终的主人公傅大成身上残留了大量作家主体形象和心理体验的痕迹。而王蒙在数十年的创作道路上对“青春”的凝视与探照，自然也在这些被封存的记忆里被重新织就编排，并以傅大成的成长历程追念、见证。《笑的风》即以傅大成的青春萌动为叙事起点，以其曲折迭生的婚恋历程为主线，串联起其从包办婚姻、婚外恋、离婚、再婚，再到离婚的情路历程。小说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傅大成时常会在反思与原配白甜美的“无爱”婚姻和享受传统家庭生活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但在“动荡年代”这种“越轨”的思索最终被生活的日常所消弭。直到傅大成适逢其时地以文学家的身份赶上改革的春风，并与作家杜小鹃相遇相知，方才再次给他带来“爱情的声音，召唤的声音”。由此，潜藏多年的“青春”遗憾从压抑中被重新释放，“他似乎刚刚找到了自己”，但与此同时，“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了”。^[8] 因为面对白甜美与杜小鹃之间的对比，傅大成也经受着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与争夺。白的勤奋能干、潜藏力量与杜的秀丽灵韵、绝妙多才并置在傅大成的心中，不仅牵扯着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间的游移，更透露出傅大成自我追寻的困境与认同。

不过，“成分”偏高的白甜美主动嫁给贫农出身的傅大成显然也“不无为白氏家族命运一搏的投注意味”，^[9] 就像傅大成将其作为一次带有精神出路和自我蒙蔽作用的解脱一样，婚后傅大成对白甜美的依恋与欣赏亦很难归结为两性间的爱情，其更多的也是夫妻间的扶持与经营。而傅大成对杜小鹃的“越轨”之恋，则一方面是其面对妻子“话语无能与无趣”时“压抑与畏惧”的逃脱，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抽离，另一方面更是对压抑的青春与爱情的寻求和召唤，这也得以理解杜小鹃如何满足了傅大成对“爱情”的幻想和体味，又使其不惜承担骂名抛妻弃子只为寻求精神世界的共振与交流。可以看到，杜小鹃与白甜美无疑承担了傅大成对婚恋的不同体验与想象，也见证着傅大成在灵与肉、情与欲，感念与愧疚、负罪与救赎之间的徘徊与抉择，而傅大成由青春萌动时的情感触发到耄耋之年的回顾反思，也在爱情与婚姻的纠葛中穿插成线，进而使傅大成这一形象本身逸出情感与婚恋主题的简单描摹，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内蕴，避免了小说主题陷入肤浅的婚恋叙述本身。所以，与其说傅大成背弃故有的现实与生活，选择追寻爱情与理想，不如说其对自我压抑的青春与自身认同的一次修补与填充。而从北京到上海，由西柏林至匈牙利，傅大成也在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转换与腾挪中，逐步完成自我人格的实现与价值的认同，其中尽管也造成新的抉择与冲突、缺失与遗憾，但最终傅大成在暮年之际获得了生命的充盈和完整。

除此之外，王蒙在对傅大成这一人物的婚恋投以关注时，也对小说中的女性予以会心的审视与观照。他曾提到，“《笑的风》里，女性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的命运，付出的代价，没有人写过”。^[10] 此前，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赵慧文、《布礼》中的凌雪、《活动变人形》中的姜静宜、《暗杀3322》中的简红云、“季节系列”中的叶东菊、《青狐》中的卢倩姑、《奇葩奇葩处处哀》中的淑珍、《生死恋》中的单立红等女性，她们当中既有苦不堪言的婚姻，也有相濡以沫的爱情，既有两情相悦的幸福，也有意难平的无奈与悲哀。王蒙笔下这些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女性，或传统或现代，或无意识地依附于男性或自尊自爱独立刚强，她们无疑组成了一组时代变迁中的女性群像，但究其根本，“他主要还是将女性放在历史潮流中，特别是善于把她们放在和男性主人公的纠葛中，多侧面、多层次地来观察她们的命运与心理，或者说从女性比较细腻灵敏的情感世界来折射历史的风云”。不管是“含蓄与尊重”抑或“互为补充”，^[11]这些最终无疑都指向王蒙的婚恋观念以及其对待女性乃至人性本身的认知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白甜美这一传统乡村女性形象，虽然依旧承载着乡村女性勤劳能干、美丽善良以及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等符号性特质，但其显然已经不是“五四启蒙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是90年代以来把“乡村女性”指认为被损害与侮辱的“底层”。白甜美尽管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但却能在进入城市后凭借自己的能力、机敏和风度成就一番事业，形成自己的奋斗理念与价值追求，固然乡村的封建传统意识依旧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迹，即对男性一定程度的归属与依附心理，但显然她不再是以往文学叙述中为强化知识分子男性的身份认同而有意设置的符号化存在。此外，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杜小鹃也并没有因为与傅大成的越轨之恋而被塑造成负面抑或罪恶的形象，相反，她代表了诗意纯净与智慧高雅，也是她真正触碰到了潜藏在傅大成心底多年的青春之火与爱情之流，安置了傅大成被爱情撩拨起的躁动之心，实现了两人灵魂间的碰撞与交融。可以说，王蒙在《笑的风》中，摒弃了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价值判断，小说中无论是白甜美还是杜小鹃，都没有大善大恶大是大非的简单指认，而是超越对错本身地尊重每个女性，并投之以同情与谅解，给予她们应有的价值与尊严。

二、个人史：历史图景下个人的见证与回声

《笑的风》在长时段的历史变换中，以婚恋为入口抵达人物的心理与灵魂深处，进而审视人物的主体困境与价值认同的努力，显然源自王蒙始终对个体的注视与关怀。近年来，在《闷与狂》《我愿意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女神》《生死恋》《邮事》等作品中，王蒙自觉地将个人多年的经历与感情投注到小说创作之中，时代风云的画卷铺陈也好，市井庸常的展现也罢，全都以不老的激情倾注于笔端，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当下的捕捉中总是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情感激流，推动着作家在波涛汹涌乃至汪洋恣肆的语言洪流中触发对历史的回忆与对当下的反思。卢卡奇曾说，“小说是在历史哲学上真正产生的一种形式，并作为其合法性的标志触及其根基，即当代精神的真正状况……”^[12]《笑的风》显然也不只是一部个人的命运浮沉史，透过小说中人事的起伏变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历史与现实如何在当下交汇，当下怎样投射到人物自身，人物又如何见证历史并激起回声的动态过程。《笑的风》开头从1958年春天讲起，以回顾性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线性叙事串联起傅大成的人生历程。其中，既有1958年“大跃进”、1966年政治运动、1978年改革开放等标志性历史节点，也有在鱼鳖村、边地Z城、北京、上海，乃至西柏林到匈牙利之间地理位置的变换。此外，王蒙不断在小说中穿插电影《往日情怀》《巴黎最后的探戈》、电视片《三峡传说》、歌曲《步步高》《甜蜜蜜》《乡恋》、道格拉斯-10飞机、柏林墙、君特·格拉斯、卢卡契等多种标志性符号存在，使人物在时空内的游移穿梭中不断拓展叙述的疆域，进而扩大与深化小说的内涵与视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焦虑”中急剧变动，同时文学本身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也逐渐“向内转”与边缘化，再加上王蒙个人身份的变动，使其更加有可能选择“边缘”与“个人”的立场，以相对疏离的姿态去专注于人生的回望与沉思。然而，虽然这种时常脱离既往写作轨迹的写作方式，将王蒙个人多年来对自我的排斥和压抑重新得到宣泄与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蒙只囿于小我的内部自洽与情感抒发，其中更重要的显然是在意识形态痕迹部分淡化之后如何将历史、时代与个人产生共振，打破时代政治与个人之间叙述的分裂与冲突，实现个人、历史与时代的互证。《笑的风》正是透过傅大成婚恋、人生的波折与变动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曲折变化与时代的日新月异，也看到现实风云的震颤怎样以规范或者条件的形式波及到个人的爱情、生活与人生。如傅大成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五四”青年节征文获奖获得继续读高中的资格，因包办婚姻与乡村女性白甜美结合，尔后考上大学实现命运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又适逢其时地发表作品成为知名作家，又因文学与才女杜小鹃相识相知相守等情节，从中都可以看到时代规范个人的命运与生活，人事同样映射着时代，而这两者在《笑的风》中得到了相融共生，并以“水滴”与“大浪”的关系实现“互文”。^[13]

和《仉仉》《女神》《生死恋》等作品相似，《笑的风》“这类带有强烈自我性的小说，更直接更鲜明地体现了其敏感、细腻和深情的艺术个性”。^[14] 回望王蒙既往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处在客观压抑或主观收敛的烦闷状态”，^[15] 作家的真实性情受到约束，但这种牵制与压抑另一方面却客观上为晚年王蒙喷发的情感激流与创作欲望提供了内在动力，在作家“挽救时间”与“自发怀旧”的初衷下，完成了主体的建构与重构。记忆往往不只是一种固化的存在，更在作家不断地“回忆”与“重述”中进行“改写”与“更新”，从而实现主体对历史与时代的介入和观照。此时，小说就不再是以往裹挟着意识形态与革命政治的宏大叙事，而是着眼于小人物的跌宕起伏与苦乐悲欢。即在个人成长历程的呈现中卸去回忆沉重的规范与枷锁，将个人排拒烟火的理想追求与贴地飞行的俗世庸常相结合，在变与不变的人生体味中对时代的躁动与不安予以审视和观照，以期透过个人的“杂色”人生探察历史与时代的光晕，再现回望的“风景”。因而，衡量一部作品的“史诗性”，显然也不仅在于作品中所包罗的时空跨度或重大事件，也在于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现实的映射和审视。《笑的风》从第五章《啊！北京》始，讲述傅大成在Z城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得到激赏，并被邀请赴北京参加会议成为“新锐”作家，接着结识杜小鹃受到爱情的“召唤”，进而开启爱情与婚姻的曲折人生。历史与时代的变化，往往不仅牵连着政治、经济的调整与变化，也暗含着新的社会文化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的迁延与变动。通过对傅大成的命运的聚焦，王蒙显然有意或无意地把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相勾连，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动中，为读者追忆历史、审视人性、思考时代提供了多维有效的视角与空间。另一方面，耄耋之年的王蒙近年来钟情于对自己人生与情绪的关注和抒发。相较于以往泥沙俱下的喷薄式语言，王蒙相继推出的“老年”之作显然增加了更为感性直接的“抒情话语”。王蒙回应说“这里最大的动力是激情”。^[16] 而这种激情投注到创作当中就不觉造成叙事视角的频繁转换，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呈现，古典诗词、现代诗歌、歌曲、书信、谚语等元素的杂糅以及一直以来颇具争议的王蒙式的不可遏制的语言洪流。正如巴赫金的研究所示，“狂欢式的感受与写作的最大特点是打破既有的等级秩序，挑战各种现成的艺术规范及其严肃性、确定性、神圣性，任何教条主义、专横性、假正经都不可能与狂欢体写作共存”。^[17] 这里不可忽视的是，小说中的“抒情话语”作为一种“狂欢式”的叙述方式或语言风格，只要与作家的气质禀赋、情感结构和表达需要能够契合，那么这种话语模式就是无可厚非的选择。尽管有时激情过剩有裹挟小说叙述之嫌，但长久以来充溢于胸的情感激流和历经沧桑后的急于诉说，一旦寻求到表达的契机和出口，自然不能不冲破限制的闸门，冲向四海八荒。

三、生命的辩证法：自我和时代的转换与和解

《笑的风》在王蒙的激情回望中得到“编织”，其中无论是对“婚恋”主题的选择，还是对个人史的关注，都不仅是简单的历史回溯与时代描摹，更是承载着作家八十余年生活经验与情感蕴藉的一次释放，并借助书写本身达到个人同时代的勾连，以期在历史同个人的互文性中实现对生命真相的逼近，对人生的体悟，对人性的探察。与此同时，我们也得以窥见王蒙怎样“接通了中国古代中庸和合的思想流脉”的“多元整合的、建设改良的、中庸和谐的、理性民主的、交往对话的诸多思想观念”。^[18] 而这无疑也造成了王蒙小说内部往往存在着众声喧哗的状态，从而在内部与外部、显性与隐性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张力。正如王蒙在谈到“笑的风”时，称其“可以理解为是风送来的笑声，也可以说风笑了，也可能说笑乘风来，也可以说风本身是笑的”。^[19] 因而，小说中“笑的风”并不是严丝合缝的单一质素，相反，在叙述的“留白”与“缝隙”中，充满了个人与时代的对抗与纠缠。

《笑的风》的辩证性就体现在自我认同的悖反与对时代的复杂体认当中。小说中无论是傅大成、白甜美抑或是杜小鹃，都是在时代大潮裹挟中的前行者，虽然前行的路径存在差异，但在追求自我实现与价值认同上却殊途同归。就像面对婚姻，傅大成一面深陷在无法相知的泥潭，但又舍不得烟火味，一面向往纯美的爱情，以致难以自控地越出常轨。其中显然也暗含了傅大成内心的无数次冲突与矛盾，如在白甜美要求去Z城同住，他却谎称无法解决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他不愿意更没有勇气承认这种心情”，深陷于负罪感当中的傅大成也沉溺于自己“到底要什么？”^[20] 的不解当中。此后，在其如愿与杜小鹃相守后，又不时产生对白甜美的追忆与思念。白甜美虽然是一个传统的乡村女性，但她在早年就显露出不凡的能力与气度，并最终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她的软肋在于对男性的归属与依附，无论是包办婚姻时的“有意”为之，还是此后与老郑的关系的“慎重”，都源于传统的封建婚恋观和对“正统”男女关系的认同。杜小鹃显然是傅大成追寻已久的诗意温柔的“笑的风”，两人的结合尽管有违伦理曲折艰难，但王蒙并没有投以偏向性的反面态度，而是将其作为与白甜美相对的另一种婚姻状态，杜小鹃是一个具有真性情、为追逐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女子，同时也有“要不，你还是回白姐那边去吧”^[21] 的坚决与宽容。小说中人物虽然选择不同，但无疑都在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如傅大成对纯美爱情的追求，白甜美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维护与坚持，杜小鹃对爱与文学的痴迷。然而，他们在追求的同时也都在遗失，但遗失过后他们亦都重新与自我达成“和解”，认识到人事的变幻无常，从而在自我认同的悖反中实现辩证的自省与审视。

此外，对时代的复杂体认构成了小说辩证的另一个维度，即个人与时代的辩证。《笑的风》没有刻意地对时代进行单向的描写与呈现，而是将变动不居的时代潜藏在小说人物的人生经历当中。于是，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个人的曲折浮沉彼此呼应，两者相互介入形成一种复调，进而达到个人与时代的辩证，也使小说本身充满了“当代性”。^[22] 因而，王蒙在小说中借助傅大成、白甜美、杜小鹃等人物的人生历程，去介入历史与时代，透露出对过往岁月及当下现实的思考，也将时代与个人的关系这一命题放置到小说的叙述始终。其中个人生活同时代的这种变动共振，不仅将“小我”的生活与“大时代”相连，并在两者的交织叙事中展现个人对时代复杂性的惶惑与体认，也将宏大叙事进行分解并与个人命运重新黏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准个体时代的写作”进行反拨，从而呈现出相互融合又二律背反的辩证关系。马斯洛说：“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的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23]《笑的风》中主人公傅大成往往不止于满足既有的生活，他不断地在思考自己缺少了什么，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声名还是爱情，都在获得后产生新一轮的遗憾与缺失，如离婚后与原配及儿女的隔阂和冲突，社会伦理道义上的失重，与杜小鹃婚后情感的稳中走低以及分离后向原配寻求救赎的心理。同时，在人物追求的背后，显然都有时代做底，没有“大跃进”、改革开放等政治运动或政策的发起或调整，我们很难想象傅大成的一生会如此起起伏伏一波三折。显然，小说中人物的起落浮沉欢喜悲哀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追求与选择，也无一不与时代、政策、社会的调整休戚相关，而借助对人物的聚焦，我们亦可以看到时代与个人之间始终保持着呼应关系，并在这种双向的契合以及不可避免的偏差与缝隙中显豁出个人与时代的互文与辩证。小说结束之时，垂暮之年的傅大成也在经历过欣喜与悲伤、拥有与失去、幸运与遗憾，在体会过千般滋味与离合悲欢的生活后得以醒悟，并终于获得了生命的辩证法。颇有意味的是，小说中有一段傅大成与杜小鹃儿子立德关于“雄关漫道”的讨论。傅大成指出出处并不是说雄伟的关隘与“漫长的道路”，这里“漫道”的含义正是“莫言”，“漫”是不要，“道”是说话，不是道路。^[24] 如是，对于傅大成耄耋之年对生活的体味与从容，我们也正可以引为“漫道风尘”。而在“风尘”当中，“得与失，悲与喜，缺憾与圆满，绝望与希望，在这部小说中都达成新的‘和解’，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不过是生命的固有风景”。^[25] 不难看到，王蒙86年的人生阅历与特殊的身份体验成为他书写历史与时代时无可替代的创作资源，饱经忧患的沧桑心绪与激情喷薄的抒发欲望，也使得晚年的王蒙终于得以贴近生命的本真，实现自我认知方式的转变与调整，从而突破以往那种充满精神负荷的话语空间，真正获得“生活本身的辩证法”。^[26]

值得注意的是，与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我们仨》、徐怀中的《牵风记》、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作家晚年书写的作品相异，王蒙既不着重于情节的刻意编排与故事的苦心经营，也少老年人所特有的阒然与沉静，他更加偏向于用自己的“魂灵肉体生命耄耋加饕餮之力”^[27]，以“八面来风”“左右逢源”的方式书写自我强烈的生命直觉与感性体验，表现出只属于王蒙的“说话的精神”。诚如他所说：“在茫茫的生活的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撑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28] 如果说属于王蒙的“位置”“主题”“题材”和“支撑点”就是其自己的“局限”或者“不可能”，^[29] 那么在《笑的风》中，王蒙则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种“寻找自己”的方式，即在有与无、得与失、变与不变、时间与空间以及理智与情感当中实现自我的敞开与姿态的“轻盈”。

总之，《笑的风》显然既有王蒙以往创作的诸多“症候式”特征，又包含了主体向自我内部的回撤以及始终保持思索的自觉与清醒。因而，无论相较于他上个世纪80年代小说中反映“新时期共识”的主流表述抑或90年代小说在“历史和解”与“意识融合”基础上再造民族文化主体叙事的努力。^[30] 近年来，王蒙无疑都在叙述中试图循着“蝴蝶”的舞步，对以往紧贴着自我的精神阴影进行剥离与拆解，并借助个人与时代的缠绕和互证去透视生命的辩证法，最终获得“拯救”的力量与“逍遥”的从容。所以，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王蒙“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熟语”，也“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个人”，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成功”的话，^[31] 那么，如今王蒙无疑在《笑的风》中试图回应与弥补这个遗憾，并努力同创作之初就深埋在心底的时代与个人、理性与感情、革命与生活的冲突与张力间达成某种和解。由此，回望王蒙近70年的文学创作史，可以说不管是王蒙个人独特又具有历史性的人生经验，还是其在创作道路上以笔为旗的得失与省思，都见证并回应了当代文学乃至当代社会与历史的变动和转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笑的风》不仅是王蒙在暮年之际对个人的回答与交代，也是其为历史和时代留下的一份总结和证言。而这显然不只是一种能力，更是王蒙以身为镜做出的选择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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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蒙著：《纪念无可纪念的人生故事（跋一）》，《生死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页。

[2] 朱寿桐著：《王蒙文学存在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0期。

[3] 《笑的风》最初以中篇形式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本文讨论的《笑的风》为经过王蒙扩写后由作家出版社2020年再版的长篇单行本。

[4] 独木著：《爱情、历史与“五十年代情结”——读王蒙〈恋爱的季节〉》，《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

[5] 王蒙著：《笑的风·致读者》，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

[6] 陈思和著：《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7] 李振著：《无休止的青春和永不停歇的探索——重读王蒙〈青春万岁〉》，《文艺报》2019年11月1日。

[8]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54页。

[9]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10] 王蒙著：《我仍然是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中华读书报》2020年1月19日。

[11] 郜元宝著：《王蒙小说女性人物群像概览》，《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12] 卢卡奇著，燕宏远、李怀涛译：《小说理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页。

[13] 原句为“当水珠融进了大浪，它的沉浮，也就有了原动力和大意义”。见王蒙、单三娅：《你追求了什么？——王蒙、单三娅关于长篇小说〈笑的风〉的对话》，《光明日报》2020年6月10日。

[14] 李萌羽、温奉桥著：《一个人的舞蹈——王蒙小说创作的一个维度》，《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15] 朱寿桐著：《王蒙文学存在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0期。

[16] 王蒙、单三娅：《你追求了什么？——王蒙、单三娅关于长篇小说〈笑的风〉的对话》，《光明日报》2020年6月10日。

[17] 此处引自陶东风在论文中关于巴赫金研究的论述。陶东风：《论王蒙的“狂欢体”写作》，《文学报》2000年8月3日。

[18] 郭宝亮著：《“沧桑的交响”——王蒙论》，《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19] 王蒙著：《我仍然是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中华读书报》，2020年1月19日。

[20]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21]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76页。

[22] “‘当代性’说到底是主体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是主体向着历史生成建构起来的一种叙事关系，在建构起‘当代’的意义时，现时超越了年代学的规划，给予‘当代’特殊的含义。”见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23] 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4]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页。

[25] 温奉桥著：《史诗、知识性与“返本”式写作》，《光明日报》2020年5月20日。

[26] 王蒙曾说：“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见王蒙：《我的人生哲学》，《王蒙文集》第4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页。

[27] 王蒙著：《笑的风·出小说的黄金年代（跋）》，2020年版作家出版社，第276页。

[28] 王蒙著：《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148页。

[29] 郜元宝著：《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30] 房伟著：《“历史和解”与“意识融合”的文学史张力——当代文学史视野下的20世纪90年代王蒙小说创作》，《人文杂志》2019年第12期。

[31] 王蒙著：《道是词典还是小说》，《读书》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