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轻盈”的礼物——读王蒙《笑的风》
——读王蒙《笑的风》
霰忠欣
作者简介:霰忠欣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020年4月,王蒙将原本刊于《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笑的风》,在“升级改造”之后经由作家出版社以长篇小说出版,此前,王蒙曾在2019年年底刊出的《人民文学》杂志的卷首语中特别提到,此作“是一篇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这种情况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从未出现过,王蒙在出版说明时提到,他在已发表的文本中看到了许多“蕴藏和潜质”“生长点与元素”“期待与可能”,这些情节片段节点使王蒙与这部小说重新“纠缠”在一起,从《笑的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此部小说对于王蒙的意义与动力,王蒙关于时代丰富的经验、记忆、情感成为本部小说灵感的来源、素材和创作的想象,小说以轻盈的笔触,对历史时空下混杂着记忆、遗忘、幻觉的个人情感、群体故事、精神图景进行了多维度的书写。《笑的风》以主人公傅大成的视角展开,从青涩少年到耄耋之年,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2019年,从北方小乡村到北京上海再到欧洲各国,王蒙在社会发展中雕琢着人物的悲欢离合,在重叠的时空下建构起世俗的穹隆,其中人格化的“风”以轻盈的姿态成为联系遥远事物的象征。与王蒙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不同的是,在“笑的风”这一荒谬视图之下,王蒙以更为日常化的抒情、世俗性的描写将个体精神指向一个可引发共鸣的、具有多种阐释启发性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王蒙实现了以沉重书写沉重到以轻盈托起沉重的转折,将《笑的风》所代表的无限可能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礼物,对死亡、现实、永恒这些沉重问题的叩问通过轻盈的方式进行书写,脱去苦难外衣之后使得作者直面本真的自我成为可能。
一、时空重叠下的命运穹隆
博尔赫斯曾在关于时间的问题上指出,人类最好的发明是“永恒”,并认为“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1],永恒包含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将时间和空间容纳的万物连接为统一的整体。《笑的风》对于王蒙来说,是时空重叠之下虚构的个人命运穹隆,其间无数被分割断裂的片段重新汇聚在一起,将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细密的丝线紧紧缠绕,借助驳杂繁复的语言以及极为日常、琐碎、清晰的生活描写将生命经验肢解。1958年的春天,“路上,恍惚听到春风送来的一缕女孩子笑声”[2],对于刚刚走进县中学宿舍楼的傅大成来说,夜风送来的笑声如同一个精致的寓言故事,将时间载入波澜起伏的一生,60年间无论是傅大成、白甜美,还是杜小鹃,他们的命运随着时代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碰撞着交织在一起。《笑的风》作为小说在内容上已经超越了王蒙所创建的时空之网的束缚,主人公傅大成往返于小说虚构的穹庐与王蒙真实存在的记忆中,作家的思维逻辑与艺术想象融汇于被构成的小说情节,交织的人物关系图谱形成文学化的、诗意的阐释。当我们对人物特征进一步分解时会发现其显现的巨大矛盾特质,难以对人物的何种命运进行是非善恶的评估,仿佛置身于得到与失去的灰色地带。《笑的风》这部小说对于生命和时空的无限以及无常表现得更为彻底,王蒙借助主人公傅大成表达出内心对于生活本质和个人命运的思考。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可汗问马可·波罗“你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而旅行吗”[3],马可波罗回答道“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4],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作家通过精神上的想象和创造,将现实的经验以丰富的内涵显现。根据经验,王蒙的语言成功融进于整个文学作品的意义整体之中,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语言将王蒙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世界所有可能发生的各种幻想联结在一起,记忆作为根基,伴随着各种复杂情感的选择,语言成为编织生活的方式,带有决策性的对内容的增删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加深作者的记忆和生命体验。王蒙对记忆中生活情景不同时间、地点的情感调动使得小说形成了关于时空的独特节奏感,在一个特定秩序中,由创造的幻影以及真实的假设所构建的梦如巴别塔一样,在精确的空间内填满无休无止的可能性。在广阔的时空视域之下,主人公傅大成在《笑的风》与王蒙所建构的时空之网之间自由穿梭。王蒙曾在1985到1987年间写下一系列游历各国的诗歌,比如1985年的《柏林墙》《时差》《在吕贝克教堂听音乐》,1986年到1987年写下的《欧非之旅(十三首)》,1987年写下的《西柏林洲际饭店之夜》《南极和北极》《苏格兰威士忌》等,其中1987年有关梦的《西柏林洲际饭店之夜》与《笑的风》中的第十二章“一九八五年西柏林地平线上”和第十三章“洲际饭店梦幻曲”形成交响,语言文字通过其荒谬的循环将主人公傅大成的生存空间拓展为无限的时空中,在现实与虚构间成为文学镜像。
在《笑的风》中,风的轻盈属性赋予“笑”独特的内涵,事实上“笑”也成为整部小说独特的语言符号,它扮演着指示爱情的神秘象征。因为“一缕女孩子的笑声”,大成写下一首“关于春风将女孩儿的笑声吹来的诗”,“风将我吹醒/笑将风引来/笑与风就此别过/春天就这样到来/春天就这样走了呵”[5],对于傅大成来说,这样的笑声显然不是强调具有幽默的喜剧效果,而是侧重表达一种不经意的情感流露,小说中对于“笑”的意义表达也呈现出作为主体对象的内心感知状态,从另一方面反映着人物的心理,将一切事物合乎规律的存在与现实的整体关系中。在被安排的一桩婚姻中,尽管察觉到自己在18岁的年纪“被劫持”,但大成宽慰自己说“风为了甜美而送来笑声”,结婚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未得到甜美的笑容,“奇怪的是甜美很少笑,即使笑,也尽量不出声,她笑的时候常常弯下腰来,她笑的时候甚至把嘴捂住”,当大成与甜美离婚之后,阿凤与母亲甜美谈起“郑叔”时,“妈妈笑了,十多年了,她终于笑得这样舒心”[6]。而在对于杜小鹃的描写中则呈现出另一种情感状态,“傅大成糊涂了,他无法再与小鹃谈下去。然后小鹃笑了,她笑得很美,然后两个人都笑了,笑声随风而散,风声因笑而变得舒适”[7],表露出自然情感的笑带有爱情属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呈现出宿命论色彩。通过“笑”传递出大成与甜美、大成与杜小鹃、老郑与甜美的情感影像,而这则成为时代之下个人命运变迁的缩影。
二、遗忘与依存的“情书”悖论
王蒙在《笑的风》中构建的爱情之网,由于记忆与现实的干涉也令他深陷其中,小说中起伏的情节不仅映射与反思着傅大成关于爱情的悖论,实际上也表现出对于记忆王蒙不断遗忘与恒久依存的精神困境,在小说中则表现为傅大成对自我选择合理性的探寻以及对生活的追问。王蒙深谙对立与统一的密不可分,尽管小说表现出对“笑”的偏爱,但在整部小说中王蒙并未极力地去肯定或否定,而是在情感与理性难以分离的过程中进行揣测或假设。面对白甜美和阿龙阿凤时,傅大成反复地告诫自己“他是滨海县鱼鳖村人,是白甜美的丈夫,阿龙阿凤的亲爹傅大成”[8],由这些不同的身份组成的生命个体,在主张跟随内心情感变化而非绝对理性的结构构成特征上如同弗兰肯斯坦拼接成的巨大怪人。1884年威廉·詹姆斯在《心灵》一文中曾提出“什么是情感”,从对纯粹情感的研究到基于情感的思维,事实上反映出作为个体的人所表现出的信念、欲望、生存本质。傅大成和杜小鹃关于《无法投递》讨论过关于“寻找”的问题。大成说“我看了《无法投递》,我觉得好像没有写完”[9],而杜小鹃说“谢谢你,你说它没有写完,我真高兴,我总算是投递给了一个可以回应的朋友了。但是那信,只能说也是冒了傻气”[10],“无法投递”只是作为修饰而省略去了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在此也许是一种情感,一段记忆,或是一个城市。“无法投递”的内容站在了记忆的对立面上,仿佛间隔着时空难以邮寄的信件一样,傅大成与杜小鹃之间这段对话也赋予《无法投递》对历史记忆的多种反思。
王蒙试图通过文学中的文学来向我们解读生活的真实性与它虚构的可能,这一描述中的自我情感状态从《并不是情书》到“真正的情书”,实现了文学上的挣脱。在《并不是情书》中,“其中仙女座给火星写的信中有百分之五十确实是出自她给大成写过的信,也就是说另一半纯粹是她的小说虚构;而《并不是情书》中火星写给仙女座的信,有大成的真实信件作依据的,到不了百分之十”[11],一定的真实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绝对真实,这句话中隐含了对于《并不是情书》更偏向于虚构的观点,但是王蒙在描写这一情节时并未将它完全与真实对立。而数年后,原本假想化、文学化、抒情化的“情书”却转变为真正的情书,“他们的相处完成了全新的飞跃,然后他们当真通起信写起情书来了,不是火与仙的小说恋,而是傅与杜的舍命情:小鹃的文学,引领了也创造了他们的生活与命运”[12],对于傅大成和杜小鹃来说,文学仿佛变成一把时间的雕刻刀,雕琢着未来生活发展的可能。生活中产生变化的各种可能往往由于既定的命运安排下显得十分渺小,“我们的爱情随着时间而巩固与充盈,但是时间也会使我们的珍爱一点点耗散与衰减……”[13] 存在的生命个体,在面对时间时显得更为无力却又难以逃脱,这种在现实与文学世界发生的具有悖论性却始终循环的过程以一种更中立的视角对生命展开阐释。
《笑的风》中隐藏着许多动荡、不幸、艰难、沉重的语汇,王蒙通过语言将傅大成崎岖坎坷的人生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经历隐匿于动荡的、快速变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小说本身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王蒙通过文字建构的秘密缝隙中,暗藏起由无数背离的、交错的、汇合的时间网络,它们交织在一起隐喻着各种可能性。“他仍然不断地咀嚼着自己婚事的记忆与感觉。有过窝囊、反感、绝望,有过好奇、开眼、适宜,有过兔子的惊惧与活泼,小鹿的奔跑与天真烂漫,豁出去了的羞耻与勇敢”[14],“他终于承认自己迷上了甜美”[15],在访德之旅结束后,傅大成已经从心理上逐步脱离了与白甜美的感情生活,对待甜美和阿龙阿凤,傅大成体现为一种彻底的背离。在傅大成富有戏剧性的爱情生活经验中,显然隐藏着许多沉重哀伤的思绪,但是王蒙以一种类似于梦一样的表达方式和无意识的轻松的语言进行书写,小说内容并没有显得晦涩难懂而是充满趣味性和偶然性。当傅大成与杜小鹃生活在一起时,“大成一天不知道有几多次把小鹃叫成甜美,有时是白甜美,连姓氏也干脆搞错”[16],在傅大成的意识层面中,白甜美不仅是作为他的前妻,也代表着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下所保留的记忆,直到立德的出现,傅大成与杜小鹃之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不哭”这一章节中,原本打算跪在白甜美墓碑之前的计划因为工人嘈杂的施工而扰乱,一处深情的细节表现出王蒙对于记忆不断遗忘却始终依存的认识悖论。
三、“轻盈之风”:记忆的幽灵走向永恒
王蒙在《笑的风》中将本质具有流动属性的“风”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它的存在使得现实与过去的连接成为可能。“风”本身表示空气的流动,是存在于自然中的我们可以客观感受到的对象,但是作为饱含传统文化内涵的关键字,可引申至社会风俗、人格层面、艺术审美等,小说中王蒙将它作为一种媒介将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勾连在一起,从而为读者营造出一个承载流逝与变化的空间。当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被时间控制时,王蒙借助流动的、无影无形的风来对抗个人所承载的悲惨命运,被加以“笑”的风将不幸或是平庸吹散,在不可分割的每一个瞬间,将时间指向过去或转至未来,无意识下产生的记忆的幽灵通过笑中的个人与流动的风重新回到荒谬的视图之下,承载着关于生命的重复印象与无限的循环。“鲐背,是说九十岁的时候,你的脊背上会出现鲐鱼背上可见的纹络”,小说的最后,王蒙特别提到“鲐背之年”并作出解释,这一思考过程是理性的产物。显然,傅大成所依赖的时间与王蒙内心深处的感悟重叠,王蒙在小说中表现出的被分解又组合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一种对于虚无状态的论证与反思,对于记忆的存在性与虚幻性问题上,王蒙给出了从“悲从心来”到“春情”的矛盾的答案。
王蒙对于风的思考不仅在其流动的本质属性上,还在于对其虚幻性的审美遐想,缥缈的风与生活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产生关联,主人公傅大成置身于王蒙设立的情境之下,通过虚构的文学艺术一路回望着自己过去的岁月。“生活产生文学,文学要模仿,要书写生活的映象。也有时候文学走在前面,它虚构了事件,而后生活现实模仿了文学。”[17] 王蒙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显然带有对柏拉图“摹仿”理论的思考,但其重点指出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文学艺术与它所影响的个人生活的关系。实际上王蒙肯定了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某种推动力,息息相关的两者夹杂着真实与虚构的对立性问题,一方面文学因其模仿的过程而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超越生活本身的更具真实性的假设,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下王蒙将重点置于虚无且变幻多端的“风”。无常的命运如风一般四处飘零,却也可像建构起的文学宫殿超越时空而永存。面对历史,王蒙并未提及任何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只以傅大成的爱情经历为主线,借此牵出与父母、妻子、子女、朋友间的关系,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怀疑、自省、哀悼、落寞、欢喜、寂静将历史生发出多种可能的根茎,在得到与失去之间,抽象化的风成为有限的个体与无限的生命的桥梁。
《笑的风》所传递出的是一种对待时间与生命的态度,是历经沧海桑田之后依然笑对生活的延续,当生命个体被生活欺骗,不断暴露着脆弱的命运时,王蒙以一种戏剧荒谬的处理方式,将面对人间悲苦的痛楚转变为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和理性审视。“大成凄凉了。他把金丝雀伴伴从鸟笼里放了出来,金丝雀在家里飞了一会儿,自己乖乖地飞回了铁笼子。它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大成,好像怕他掉泪。”[18] 在傅大成晚年时期出现的这只金丝雀成为与他相伴之物。在俄语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之后,甚至幻想已经听到金丝雀对自己的回应,大成的解释为“请不必为一切的结束而哭泣,还是为了曾经有过,微笑吧”[19],由一阵“笑的风”而迎来的人生历程在小说的终点处,即使大成不断地通过音乐、外语、金丝雀来填补自己生活的失落与空虚,但不能否认的是王蒙深受记忆的影响但已表达出精神与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可能。面对生活中沉重的抒情,王蒙反思了新旧婚姻、社会的发展进步、历史的书写与代价,对于生命中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循环悖论,主人公傅大成栖身于一个“他者”的身份中延续着文学的生命,《笑的风》中王蒙以另一种陈述方式将其演变为一个永恒无限的游戏,在幻想的文学与真实世界中自由驰骋。
四、结语
王蒙的小说《笑的风》,借由“笑”的风脱去历史冰冷的外衣,对经验下的日常细节与微妙细腻的情感展开混合性描写,通过日常化、世俗化、生活化、自然化的写作方式,以一个近乎荒谬的标题阐释构建了一个虚幻且真实的空间。关于《笑的风》的小说题目,王蒙曾计划改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并向广大网友征求意见,由此可以看出王蒙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视,在这个被构建起来的空间中,主人公傅大成接受了王蒙善意的馈赠与文本安排,并在生活中逐渐验证与反思着未来的一切可能。故事中的主人公傅大成始终站在生命的两端前行,一条是小说中既定的命运,另一条则是王蒙在片段的线索中对回忆的叩问。看似对于爱情的纯粹书写,事实上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迁以及时代下不同人物关于生活的悖论,在一种不断遗忘却始终依存的书写中反映出王蒙对于个体存在的身份合理性的怀疑,对历史脉络的触摸与证实既是追梦亦是筑梦,如《不朽》中阿涅丝对自己说的“存在:变成喷泉,在石头的承水盘中,如热雨一般倾泻而下”。
[1] 博尔赫斯著,黄志良译:《博尔赫斯,口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3] 卡尔维诺著,张密译:《看不见的城市》,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4] 卡尔维诺著,张密译:《看不见的城市》,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5]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6]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页。
[7]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91页。
[8]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98页。
[9]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10]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11]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页。
[12]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页。
[13]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08页。
[14]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15]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16]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页。
[17]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页。
[18]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页。
[19]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