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的日常与凌虚的爱情：傅大成的婚姻与人性困境
段晓琳
作者简介：段晓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一、坚硬如水的日常
王蒙《笑的风》长篇版与中篇版相比，增加了近五万字的内容，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便是增加了傅大成与杜小鹃的婚后生活，尤其是那“绝非一帆风顺的一切”[1]，比如杜小鹃的无名之火与围绕电烤箱的“未了情”，比如杜小鹃的奶油炸糕与傅大成的金丝雀，王蒙着意增加了轰轰烈烈的爱情碎裂为庸常渣滓的过程，将过瘾与来劲之后的琐屑与平庸和已经完成了的爱情里的乏味与无趣，在傅杜二人的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现了出来。1981年，王蒙在小说《深的湖》中曾就遇罗锦的红叶与黄花鱼问题进行了颇为严肃的讨论，小说中锦红的观点被伙伴们公认为“比较深刻”，锦红认为：“我们还没有条件不为黄花鱼操心啊！然而，你们果真以为小说中的那两位人物感情破裂是因为黄花鱼吗？不，不是因为黄花鱼而感情不好，而是因为感情不好才讨厌黄花鱼。”[2]
黄花鱼与红叶的对立，实质上已成为无爱的婚姻日常与诗意的高尚爱情之间的对立象征，但值得注意的是，《笑的风》中的“鱼叶之争”，并非发生于婚姻或爱情的末路期，而是发生于傅大成爱情的觉醒期与发生期，他在领略了高雅文气的“世家才俊”杜老师的风度之后，四十而始惑于红叶与蜻蜓姑娘，于是心也“随风而去”，但是傅大成在“鱼叶之争”中觉醒而后发生的诗意爱情，最后却在新的坚硬日常中走向了新一轮的平庸，那为追逐“红叶”而被摒弃的“黄花鱼”，终于在坚硬如水的日常中重新替代了“红叶”，成为了生活的主体，而长篇《笑的风》所着力增加的部分，正是“黄花鱼”的部分，这也是尤为值得注意与分析的部分。
傅大成是在真正领了结婚证以后才发现了杜小鹃强迫症式的管制力与监督力，“每次吃饭前与如厕后要监督洗手，洗手要用蓝月亮洗手液，不能用舒肤佳。洗手不能在洗脸池中洗，说是网上说了，脸池中的细菌含量多于大便后的抽水马桶。洗手时放水不可过大，过大是浪费水，不可过小，过小洗不干净……”[3]，也正是在围绕电烤箱“未了情”的无名之火中，傅大成发现了杜小鹃的歇斯底里与不合逻辑的“乖谬”，而神童儿子的到来，则让傅大成见证了杜小鹃的生命重心从“红叶”到“黄花鱼”的彻底蜕变。曾经“深信恋爱达到了唯爱唯一，此生此命，只求一个爱情，再无其他”[4]，并将爱情性等于童话性的杜小鹃，在儿子归来，尤其是儿子带着孪生孙子归来后，完全沉溺于平凡人的天伦之乐，她对鳜鱼、奶油炸糕和烹饪炊艺的关注已远大于文学与爱情，相较于做傅大成的爱人，她更专注于做儿子的妈妈和孙子的奶奶。事实上，当傅大成面对坚硬的日常，第一次产生“必须坚定”的念头时，他与杜小鹃的爱情就已经产生了肉眼可见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必须坚定坚决坚守坚持，他必须死死顶住，他与小鹃就是天作之合，就是天仙良偶，人间头一对，世上拿摩温（No.1），他与小鹃之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需要也绝不允许讨论分析的”[5]。正是出于对即将诞生的“不坚定”和爱情童话可能破灭的恐惧，傅大成才一再说服自己“必须坚定”，而这份“必须坚定”恰恰证明了诗意爱情在遭遇坚硬日常时的脆弱与易逝。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杜小鹃淹没于清蒸鱼、焖对虾、京酱肉丝、铁板豆腐夹肉馅之中时，傅大成几乎是本能地念头一闪，“再什么大厨什么四十一年未见的亲儿子什么哭哭笑笑什么花了一万八，做出来的菜也赶不上白甜美顺手一拨拉的白菜粉条与肉片烧茄子”，这个想法让傅大成自己都打了一个“寒战”。事实上，不仅是杜小鹃抛弃了“红叶”选择了拥抱日常人伦，就连傅大成也开始怀念他的“攮花”与“白甜美万岁”。至此，文学性的、童话性的、诗性的爱情“红叶”，终于在当下不可避免的庸常现实与人世间不可阻挡的幸福人伦和对过去平淡日常的无限怀念中凋落。平淡如水的日常，却坚硬无比，而日常，之所以坚硬如水，就在于它是每个人的人生所实实在在着落的地方，它不仅是生活的主体，更是人性的刚需。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笑的风》中，因爱情而结合的傅大成、杜小鹃的婚后日常是平庸琐屑的碎裂渣滓，而无爱的包办婚姻中的傅大成与白甜美的生活日常却不乏实在在的“攮花”与活泼泼的幸福，尤其是小说第四章，王蒙以充满赞美激情的语言洪流表现了白甜美在匮乏年代的高超炊艺，也正是白甜美所带来的动荡年代的平安与幸福，让曾经痛心疾首的无爱婚姻变为亲切安详、如鱼得水、如胶似漆、遍体舒泰的平凡幸福，这是一种非浪漫化的平实平稳、非诗意性的实事求是，但它显然得到了王蒙的真诚赏识与热烈肯定，并一再出现于王蒙的作品中。《狂欢的季节》中，热衷于制作酸奶、奶油炸糕的钱文，非常珍惜他养鸡养猫酿奶执炊的经验，因为“劣质酒、呛人的莫合烟，羊肉菜的既膻且鲜与煮得很烂的土豆与洋葱的甘甜浓拙的气味，还有各族同胞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各有特点的汗气人气，混合在一起，使你知道——使你嗅到真正的人间，民间”[6]。《奇葩奇葩处处哀》中，沈卓然从1957到1978这20多年间的所有磨难都因淑珍的存在而不再是磨难，因为淑珍与白甜美一样，“追求的是正常，是普通，是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日子，是生活，是一辈子的厮守，是永远的手拉着手，是一起看电视和看电影”[7]，正是追求木樨肉与干烧鱼的平淡日子，让沈卓然在最狼狈的处境中度过了平凡却“最美好的时光”，而且在淑珍因癌去世以后，离得越久，沈卓然就越是发现淑珍的非同凡响，而“她的非同凡响就是她的平淡与普通，她的高度的普通与平淡正是她的出类拔萃”[8]。也正是欣赏、赞美并真诚感激淑珍的平淡与平凡的沈卓然，才能够在淑珍的墓前完成傅大成所不能完成的匍匐痛哭。
傅大成、白甜美包办婚姻中的幸福日常与傅大成、杜小鹃恋爱婚姻中的不幸日常恰好构成了一组颇有意思的对比，它揭露了傅大成与杜小鹃的爱情凌虚蹈空的本质。
二、凌虚蹈空的爱情
如果梳理一下傅大成与杜小鹃的爱情历程，会发现他们的爱情因为与文学的关系过于密切而失去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从《无法投递》开始，杜小鹃所迷恋的爱情就是文学中所描述的爱情，而非现实中的爱情，她甚至认为以《海的女儿》为代表的爱情童话代表了爱情的最高级，因为这种爱比一切的诗都诗，比一切的爱都爱，因此爱情性就是童话性。到《并不是情书》的时候，杜小鹃所表现出的对情书的杜撰与虚构欲，表明她实质上所追求的，是爱情、隐情、私情的小说化、文学化与抽象化，也就是所谓的“爱情的非爱情化”，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爱情相去甚远。等到真正互通情书时，杜小鹃又在给傅大成的信中说“我只是爱我的好了，与你一起，这是可能的生活，想着与你在一起，不见得能与你在一起，这是文学，这是诗或者小说、话剧，一不留神成了歌剧，这是构思与升华”[9]。因此，对于杜小鹃而言，她与傅大成之间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爱情，它是高度抽象化、文学化的理想性爱情，是一种想象性的爱情建构。而傅大成在为他的婚外恋辩解时，也强调他是诗人，他追求的是水中月、镜中花式的爱情。王蒙告诉我们，“生活产生文学，文学要模仿，要书写生活的映象。也有时候文学走在前面，它虚构了事件，而后生活现实模仿了文学”[10]。而傅大成与杜小鹃爱情的发生在本质上就具有这种凌虚蹈空的虚构性，他们之间是先有了对爱情的文学性想象，然后在生活现实中对这一文学想象进行了“模仿”与实践。就连他们第一次的灵与肉的结合都带有梦幻的“失真”色彩，西柏林洲际饭店中的梦幻曲，让诗与梦的爱情想象落到一地灰尘中，成为肮脏的婚外偷情，但因为这偷情是在半真半幻、杂乱混沌、自我走失、灵魂游走的“失真”状态中，是在虚假与做作的侵略与挤压下的快乐折磨中进行的，所以如梦似幻格外动心。
如果从空间上来看，也会发现傅大成与杜小鹃的爱情对现实日常的回避，他们的爱情可以发生、成长或升温于北京、上海、西柏林、希腊圣托里尼岛、爱尔兰都柏林，乃至游轮的客舱中，可唯独不能发生、成长或升温于“家”中，他们的爱情似乎游离于“家”之外，而把全部的琐屑与平庸都留在了“家”的空间日常中。甚至是傅大成与杜小鹃平淡离婚之后，他们重拾爱情与外语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文学与外语，都带有装腔作势的表演性质，傅大成会有意识地强化语言的符号性形式感、淡化能指所指情绪倾向，强化卖弄技巧堆砌词汇，来掩盖事实上的淡漠与勉强、空洞与疲惫。
因此，傅大成与杜小鹃的爱情，本质上是凌虚蹈空的，并未落到生活的实处，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扎实的现实基础，也无法直面坚硬如水的日常，而当自由恋爱的诗意婚姻因遭遇真正的日常生活而危机四起时，傅大成开始重新认识并怀念白甜美和白甜美式的生活，这就促使我们思考傅大成两段婚姻之间的深层关系和他追求爱情的真正动机。
笼统来看，傅大成与王蒙近些年小说中的苏尔葆、李文采等人物实质上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共性在于因为被迫处于无法自由追求爱情的境地而迫切需要通过婚外恋等形式来弥补无恋的缺憾，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更接近于一种缺憾的补偿。《仉仉》中与傅大成一样患有晕眩症的李文采，17岁时就被父母包办了婚姻，他被迫拥有了一个勤劳、泼辣、胴体通黄、能够屏蔽与压倒他的大媳妇，在他沉迷于外国文学，而大媳妇又着实引不起激情的时候，他便迷恋于清爽且英俊的仉仉，这是一位拥有着“女而男”式无与伦比的魅力的女性，李文采不但为她晕眩，甚至想要卑鄙地奸淫她，仉仉实质上成为了李文采无爱婚姻中爱与性的想象投射对象。《生死恋》中的苏尔葆虽不是包办婚姻，但君临于苏家的单立红善良得如铁如钢、坚决得势不可挡，她的敢想敢做、杀伐决断决定了苏尔葆的一切，让苏尔葆只能接受、无可选择。当单立红第一次出现在苏尔葆面前时，她“人还没有坐下，已经开始捡地上的碎纸。她扫地擦桌子晾晒被褥拾掇垃圾，她烙饼炒鸡蛋擀面切面炸黄酱调芝麻酱，炖茄子炖吊子炒鱼香肉丝虾皮丝瓜”[11]，她作为“天降仙童”降临到苏家，具有天生的当家风范，而在苏尔葆看来，当单立红选定了他的时候，他便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他不知道追求，不知道爱情，更不知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滋味，所以，当苏尔葆像杜小鹃一样念起“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时候，他便产生了恋爱的迫切需要，并顺势自然地与灵鸽仙子月儿发生了婚外情。相似地，傅大成对爱情的执念，正来自于包办婚姻所造成的被迫结束青春的遗憾，这份“被劫持”的遗憾，是兼具知识分子软弱性与阿Q式农民心理，却又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文学青年傅大成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的“缺失”，尤其是在傅大成得到了远超于本村阶级弟兄的东西时，当他考上了省城外语学院并且一儿一女龙凤双全的时候，当他拥有的越多并同时更加地知道自己的“没有”时，未曾恋爱、没有爱情的缺憾就更加突兀地浮现出来，无爱的缺憾不仅是他胸中的块垒，甚至已经成为他腹中无法摘除的“毒瘤”，它间歇性发作、持续性潜伏并最终溃烂爆发，只有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这服虎狼泻药方能疏导泄除。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文采、苏尔葆、傅大成们完成了缺憾补偿之后的反应，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与旧婚姻剥离的痛苦以及对无爱妻子的强烈怀念。媳妇辞世以后，李文采悲痛欲绝，认为媳妇是他命运里的贵人，正是媳妇使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当苏尔葆与月儿正式同居之后，他反而常常口误将月儿叫成“红红”；而再婚后的傅大成不但会越来越频繁地将小鹃叫成“甜美”，他也会本能地在头脑中闪念对白甜美的赞美，当他想起甜美的时候，“他只想五体投地，叩头流血，哭死他这个姓傅的”[12]，他甚至希望跪在甜美墓前时，甜美的在天之灵会像天使一样敲打他、疼爱他、救赎他，他也隐秘地盼望着，可以与甜美在梦中相见。
傅大成在两段婚姻中的撕裂浮沉、痛苦愧悔，恰恰把“得而后知未得”的人性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学而后知不足，得而后知未得，在不悲伤时开始悲伤，在找到自己的时候失去自己。王蒙的《笑的风》承继了《伤逝》的现代性反思，重构了《活动变人形》的倪吾诚困境，延续了“季节系列”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剖析和《青狐》对“新时期”文学与“新时期”历史的反思，加深了《闷与狂》中有关“自我”的哲学探索，并将王蒙汪洋恣肆的语言流风格发挥到极致，因此《笑的风》必然会抓住王蒙、迷住王蒙、缠住王蒙，促使王蒙由中篇《笑的风》创造出新的长篇《笑的风》。
[1] 舒晋瑜著：《王蒙：时代的汹涌与奔腾前所未有》，《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17日。
[2] 王蒙著：《深的湖》，《王蒙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
[3]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96页。
[4]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74页。
[5]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199页。
[6] 王蒙著：《狂欢的季节》，《王蒙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
[7] 王蒙著：《奇葩奇葩处处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8] 王蒙著：《奇葩奇葩处处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9]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
[10]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页。
[11] 王蒙著：《生死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
[12] 王蒙著：《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