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官僚政治

西方国家今天正由于对民主的不同认识而感到困惑，无所适从。基督教义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神学思想（这是东欧和西欧国家共同的遗产）形成了对于个人价值的坚定信念，要求每个人从孩童时代起就能够充分发挥他或她生来就有的天赋才能。但是民主的概念在西方世界各国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看来，只有议会代表制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它具有保障人身安全等种种的优点。在美国人看来，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要保证每个木屋里出生的孩子都同样有进入白宫的机会。俄国人想象中的民主制度必须要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免费教育并保证全面就业。南斯拉夫特别重视工人参与日常工业管理的权利。

也许这些分歧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大一些，超越欧洲的范围而转向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请教一下，可能在这些问题上会有所启发的。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已经有所认识。譬如说，中国人提出“学而优则仕”[16]这个概念不是比欧洲人还要早将近2000年吗？在欧洲的“君权神授”论产生之前至少有2000年不是中国的皇帝早就说过“受命于天”吗？所谓天的意思，中国人不是说过“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吗？中国的君主不是还受过告诫，要“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吗？在古代的印度不是就有自发的地方政府吗？最坚决地实践“同胞互敬互爱”（不分种族）的精神的，谁能比得上大教长（回教主的尊称）的门徒呢？在庞乃特主教[17]之前20个世纪不是就有人提出“人民有权利反抗违背基督教义的君王”的原则吗？

和我们当代的许多症结问题特别有关系的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经验。如何使官僚政治具有人民性也许是现代文明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对于“冷战”的双方都是有关成败的重大问题。由于现代社会的技术复杂性，政府机构的高度官僚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代的科学也提供了许许多多辅助的手段使官僚政府得以顺利推进工作。这些手段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诸如，电话，可移式无线电通讯，自动卡片保管整理设备，计算机，文件照相复印机——以及其他许多器材都可以拿来供我们使用的。而我们唯一缺少的只是一点——仁爱精神。所谓仁爱就是自愿的以同情和体谅的态度对待普通老百姓，并保证一切资材都用于这一目标而没有任何浪费。这种仁爱精神就是世界的和平希望所系。只有真正把人民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仁爱精神。我们但愿未来的官吏们能够象唐代或宋代的贤良县丞那样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治理政事。在那时候，做官的有苏东坡和白居易那样的诗人，有沈括那样的学者。如果说，这还不是使哲人成为君王，那确实已经使诗人成为官吏了。如果我们这里也能够让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lce）那样的诗人执掌政务，也许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领会亚洲传统的优越性。在这一方面，中国人负有重大的责任去教育世界上其他各国的人民，因为中国已有二千多年官僚政治的经验。我们在孔子的传统思想中还可以找到不少有益的东西，正如在18世纪那些经典著作译成拉丁文之后曾经震动了世界，使人们认识到世界上还有一种脱离了超现实主义的道德规范，还有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文化，不是牢固地建筑在悲观的原罪论之上的。(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可以在孔子的学说中找到精辟的见解。今天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还隐悬着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科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说西方世界现在已经把宗教的制约全部抛弃了，那么，伦理观念是否也应该一脚踢开呢？也许，今天不但中国而且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孔子、老子和墨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