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会计的需要

传统的官僚制度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提取回扣”（nosphomeric）的特征。读者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名词本来就是我发明的。在这里，我回想起在抗战时期我在贵州所经历的一些情况。有一次我和一位香港的主教的汽车发生故障“抛了锚”（这是司机们常用的词汇），我们必须在山城安南耽搁几天。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贪污勒索”“中国老油子”等等的问题；特别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贪污勒索的情况谈得最起劲。我讲了我所遇到的一些事情。例如，有一次我在甘肃省遇到一位老县长，他给我谈了许多旧社会的官场惯例。他说过去的状元当上八府巡按，到了各州各县，都要盛宴款待，所有的碗筷杯盘都是银子做的，吃完了就送到他的行邸去。几个世纪以来一向如此，已成为惯例。这就是他的“回扣”。这种办法是通行无阻的；除非他“回扣”拿得太多，超过了适当的限度；或者，他故示“清廉”，拒不接受，从而破坏了这个制度。所以，这种办法已成为社会运转规律的一个部分。中国老话说“升官发财”，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准则。显然，这种办法不能称为“贪污勒索”，因为在一个“非货币制”的社会里，这是通行的办法。中国自古以来，捐税都是以实物方式从各地征收，以大批船只满载着粮食、丝绸等等运往京都。而且，历朝政府向例给各省官吏的薪俸都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官僚们要保持自己的排场，唯一的办法只有提取百分之十之类的回扣了。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对罗诺德·霍尔主教说：“我们必须要给‘贪污勒索’起一个好听的名称。”他回去以后，第二天早上5点钟在我门上贴了一个小条，上面写的是“（使徒行传）第5章，第一段。”我把《圣经》翻出来一看，原来这一段讲的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把人家捐献给教堂的钱扣留了一部分，虽然圣彼得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那对于贫苦的捐献人影响极坏，但是《圣经》上所使用的那个词儿却并没有坏的涵义。这样，nosphizein意思是“扣留”，和meros，意思是“一部分”，合起来就构成了我所需要的那个词。因此，我就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并建议大家使用，那就是“回扣式·水利工程型的亚洲官僚政治”。

以上所谈的一切和我们的中心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为了说明一点：随着社会和工业的变化，在行政“道德”观念上也必须要有深刻的变化；否则，旧社会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化的新国家。在抗战期间，我在中国曾遇到不少人，他们不愿意让旧社会的风气保留下去，他们认为旧风气和新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他们所相信的是一种可以称为“定量会计”的原则。譬如说，如果他们实际上收到8台发电机，就决不肯签字证明收到10台。我知道有些工程师因此而和国民党闹僵，以致丢掉了工作。这些人都是很好的工程师，并不懂得多少共产主义，而且往往是超政治的。但他们确实是我们所说的新道德观念的前驱者。这是现代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随着新社会的产生而形成的。这种道德观念和资本主义初期所产生的新的商业道德观不无相似之处；那时候清教徒的道德观和定量会计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比喻在具体程度上并不一样：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建筑在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新知识分子之所以产生只因为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适应建立在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依靠精确的衡量和脱离个人利害的（但并不是不近人情的）计算才能进行工作。所以，这种新的道德观念（从深一层讲，还是来源于儒家学说；我以后要谈到。）就是现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伦理观点，或者上层建筑的特征。这个社会仍然可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但是在新的技术时代里决不可能再采取“回扣”的方式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