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精神分裂症和中国的一元论观点
我所谈的这一切可能使人感到似乎我离本题——现代中国——越来越远了。其实不然。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
我们必须注意极为重要的一点：这种非二元论的、有机的宇宙观和我以后所要谈的“欧洲人的分离观点”（借用兰斯洛特·L·怀特的名词）[39]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谓“欧洲人的分离观点”，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人从很早的时期起一直在跳着迷惘的舞蹈，一直在神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欧洲人要想达到两者之间平衡，那是多么困难啊！一方面是原子论的传统，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来修，通过历代的无神论科学家一直流传下来。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传统，可能来源于以色列而不是希腊，强调造物主和一切诸神的精神存在，为所有的神父和先知们所坚决维护。这种二元论的冲突反映在无数无数的矛盾之中——必要与自由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情欲与禁欲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一切就好象在一个宇宙性的大战役中的许多局部的交锋。在这些交锋的阵地里我们看到许多著名的人物：奥古斯丁和圣亚伯特，培根和米尔顿，达尔文和弗洛伊特，——这些名字所以成对地列举并不是表示对比，而只是作为例证。所有欧洲历史上卓越的思想家一直被分裂在唯心和唯物的两极之间。有时候有一些著名人物在正面冲突中把自己作为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化身——例如赫胥黎和威尔伯福斯的斗争。这种思想分裂的最高象征就体现在神圣罗马帝国本身，教皇和皇帝两人占着一个皇位，形成双重的最高统治，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尘世间毕竟不可能实现天国中三位一体的和谐结合，可叹！有好多次，我和我的中国朋友们站在西方的大教堂里——在奥斯堡，或者科尔丘拉岛；在夏尔特尔，或者林肯岛，——我常常欢喜象亨利·亚当斯那样跟他们解说：欧洲人灵魂中的双重性在这里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宗教的贵族和世俗的贵族分享着尘世的权力。确实，大多数的神学家们坚持认为，归根到底，宗教应占首要的地位，但是历代的帝王的辩护士总是顽固地反对这种说法。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人世间的皇帝既是君主而又是牧师。天子就代表天上的北斗星，一切星辰都围绕着它运转。《朱莉叶斯·该撒》中有一段著名的诗篇正好描述这种形象：
“可是我象北斗星一样坚定，
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
在天宇是无与伦比的。
天上布满了无数的星辰，
每一个都是一个火球，
可是在众星之中只有一个星卓立不动；(https://www.daowen.com)
在人世间也是这样，无数的人生活着……
可是我知道只有一个
能确保他的不可侵犯的地位，
任何力量不能动摇他，
我就是他……”
这一段话就好象是一个中国的皇帝说的，他就是宗教和国家统一的领袖。当然，有人也许会争辩说，正是欧洲几世纪以来的这种“精神分裂症”产生了一种启发创造性的紧张局势，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很可能这种长期存在的不协调的情况正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的或理性的因素，促使欧洲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时候产生了现代的自然主义哲学。但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年轻的欧洲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不断挣扎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已经达到了明智的综合统一[40]。直到莱布尼茨的时候，欧洲的精神文明才开始摆脱了它年轻时代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上帝、诸神和原子空间的矛盾——创造和进化的矛盾——神父的道袍和阿芙罗狄蒂女神[41]的圣洁的裸像的冲突。这一论点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中没有基本的心理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有一些是人类的本性中所内含的。这只是说，由于欧洲文化本身在根本上有不可调和的二元论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使人类本身内含的冲突不适当地加强和加深了。正是由于这个原故，西方人可以向中国——也可以向印度——学到不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而且这和一党专政国家的概念也是非常适合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向来就是如此。虽然有时道教也偶而获得权力，但是几千年来真正的统治权力却始终掌握在儒家手中。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这正是这种哲学上一元的和有机的自然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反映。
此外，还有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如果我们要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方的根源，首先，我们自然很容易就找到了黑格儿。除此之外，就要数莱布尼茨了。找到这里，如果你再要进一步探索其根源，那就不大清楚了。当然，你也可以把普罗蒂纳斯算进去（他本人会感到奇怪的），但是他的哲学虽然是有机的，却不能说是唯物的。因此，我们觉得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莱布尼茨本人对于中国却是极感兴趣的。关于中国的文化，他至少写过一本书《最新的中国》。他编纂过耶稣会教士关于中国的报告，并且和当时在中国的教士如乔安基姆·布弗特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些教士们给他提供了不少中国的经典著作以及新儒学家对于经典著作的评议。莱布尼茨本身也幸运地注释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思想的书，都是那些反对派耶稣会教士的著作，他们不同意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通常的看法。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