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诞生2500年纪念
——中国思想的复兴——1951年
在纪元前549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纪念这件大事——那就是孔子的诞生。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但人们一般都尊称他为孔子或孔夫子，用拉丁语拼音就成为Corfucius。他的祖先追溯到古代商朝宋国的贵族。他开始从事政治生涯当了一名鲁国的小官，中都宰。后来到纪元前501年升任为鲁国的大司寇摄行相事。但不久（纪元前497年）就被解职，以后大部分时间过着流亡生活，周游列国，到处想找一个机会，发挥他的伟大才能，可是始终未能如愿。到了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和教育弟子；于纪元前479年逝世。他的一生事业，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却无比深远，所以人们往往称他为“无冕皇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现代的研究学者们虽然对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孔子的著作不尽相信，但是，孔子一生中有两件关键性的事迹却已得到普遍的证实。第一件事是在鲁国和齐国的夹谷之会上，孔子运用外交手段揭露了齐国在祭献歌舞中埋伏武士的阴谋，从而拯救了他的君主。第二件事是他曾建议要拆毁鲁国封建贵族的城邑，削弱他们的势力，以恢复君主的权力；因而引起了贵族的仇恨，使他后来不得不长期过流亡生活（直到纪元前484年）。
有一个时期，孔子的学说（儒学）似乎已濒于消亡。因为法家的专制集权和严酷的法治思想曾经风靡一时，使秦国的统治者得以一统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代的皇帝。但是秦朝的统治不到50年就灭亡了。接着汉朝代之而起，掌握了政权，维持长期的统治。于是儒家得以复兴，证明它的学说最适合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成长和发展，而法家和其他的学派（除了突出的道家之外）就一直湮没不闻，直到近期现代的学者们才对它们重加研究。
儒家学说代表一种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家长统治的伦理观，是按照当时的封建社会的模式制订出来的。它热诚维护社会的道义准则——按照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封建官僚社会，所能设想的那种道义准则。它含有怀疑的理性主义思想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影响。这种思想本来是非常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的；但是由于儒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而且，只是人类社会，所以理性主义思想就不能发挥它的有利作用。如果说，中国的官僚政治抑制了商人集团的上升使他们不能掌握政治权力，从而扼杀了在欧洲历史上与现代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阶级，那么，其错误就不在于儒家的哲学思想。不过，儒家的学说，在思想意识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古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在那样的社会中，不存在任何中间的封建贵族阶层；统治皇室通过一个文士的官僚体系直接向人民征收赋税；那个官僚体系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欧洲历史上任何体制都不能比拟的。
如果说儒家代表在朝的文士的思想体系，那么，道家一般就认为代表在野的，或不愿为官的，文士的思想体系。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在各方面都是对立的。道家所深感兴趣的是自然（道家的“道”字，最好译为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说，道家所坚信不移的理论是，人们如果不能真正懂得他们所生存的广阔世界，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管理好。如果说儒家可以比作我们古代的斯多噶学派（禁欲主义者），那么，道家就可以比作原子论者和伊壁鸠鲁学派（享乐主义者）。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曾经把道家描述为“在世界上所能看到的唯一的、神秘主义而不含有深刻的反科学因素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在中国，确实一切科学技术的成长都和道家是分不开的；道家寻求长生不老的药物从而产生了炼丹术，其起源在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为早，还产生了植物学和药物学；铸铁工人和盐矿工人最早发明了驮马的套具和深井钻探技术，而他们信奉的守护神都是属于道教的。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儒家阳刚的、统治性的、社会进取精神和道家阴柔的、容受性的、个人退隐精神一直是并立的，正如在人的性格中必然存在着阴和阳两种典型一样。
佛教超脱于尘世之外。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完全是外来的宗教，正如摩尼教和基督教一样。虽然佛教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思想方式中已经深深扎了根，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它始终未能消除它的异国根源的烙印。近年来，注意中国生活的观察家们大多认为（我也同意）佛教的影响已在逐渐衰落之中，而在另一方面，儒教和道家的基本思想却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背景，无论他受过多少世界主义的教育和环境影响。当然，由于儒家为“封建”的社会关系辩护，道家宣扬遁世的、迷信的宗教思想，它们必然要受到现代进步势力的攻击。但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有许多最优良的传统都是从这两个思想体系中汲取来的。那么，世界各国的人民是不是应该对这两个思想体系重新进行评价呢？(https://www.daowen.com)
今天，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七亿中国人民，具有人类历史上最悠久和最辉煌的文化之一，曾经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一般的了解，而他们现在却结合在“左翼世界”之中。在前一次大战期间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对于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并不感到惊奇。二千年来“文士贵族”统治中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为了有效地实现现代化和参加统一的现代科学世界，他们必须要经过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孙中山开始的，现在仍在进行之中。这种转变对于全世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学者认真研究了耶稣会教士所译中国经典著作的拉丁文本，发现几百年来中国的儒学家灌输了一种没有超现实主义因素的道德观，发现皮拉基亚斯的人性本善的观点（这是一切进步的社会哲学所必须具备的观点）在中国一向是奉为正统，而不是目为异端的。正是这些发现为法国革命开辟了道路。既然如此，那么，将来到一定的时期，这样伟大的人民和深厚的文化哲学背景是不是也可能对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起同样的启发作用呢？或者，甚至还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使世界的左、右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呢？
如果真正发生以上这种情况，看来，不大可能会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的领域，或者，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领域之内。中国人，象任何人一样，都可能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怀疑的理由。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对未来社会的性质起深刻的影响——也许在个人的法律安全保障方面，也许在未来社会可能采取的神圣化形式方面。
有些人批评苏联缺少个人的法律安全保障；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下列事实：苏联人本身也要求高度的法律安全保障，但是他们感到，由于敌对状态（即使是“冷战”形式的）的继续存在使他们得不到这种保障；同时，苏联人的思想观点不可避免地通过东方正教而来源于拜占庭的独裁政治，而不是来源于罗马法。既然西欧各国，由于它们的代议制度的共同点，都已合并到“右翼世界”之中，它们的传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不可能对集体主义国家的传统产生任何影响。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今后，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中国的传统去启发集体主义国家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法律和刑讯制度是非常落后的，这完全是19世纪的一种错误认识。十六世纪的葡萄牙旅行家一再指出，中国的地方法庭和审判制度，与同时代欧洲的相比，具有更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他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强调协商调解的方式。很多耶稣会教士也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很明显，中国的法律和道义观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更缜密的研究。
此外，在未来的社会中应采取什么样的神圣化形式的问题，也需要仔细地研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中国的孔庙那样具有神圣化的意义；但是孔夫子却从来不谈什么“神”和“鬼”，他没有提出任何宇宙观，更谈不上什么神学思想。后世的人所以把他奉为神明，正如中国人对于一切著名的发明家，有德行的官长，特别是降惠人间的神龙那样，出于一种崇敬的心理而采取的一种富有诗意的尊崇方式。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苏联人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建立列宁墓时，无疑地是采用了中国人几千年前早已采用过的方式。所以，在克里姆林宫的陵墓和中国历史悠久的山东圣庙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今年在孔子2500年纪念的时候，世界各国有许许多多人希望来朝拜这个圣庙。
最近，基督教教会的领袖们愈来愈倾向于和“右翼世界”比较顽固的份子携起手来。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们就要失去一切机会，使基督教教义对未来的集体主义社会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但是，今天在孔子诞生2500年纪念时，我们却看到这位鲁国的圣人的思想影响似乎开辟了以前想象不到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