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的心理学和科学思想
原载于马丁·魏克拉玛辛诃文集的赠送卷，1963年
1958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在锡兰逗留期间，我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有机会结识了马丁·魏克拉玛辛诃。他是最卓越的斯里兰卡学人之一，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真正有创造性的一位思想家和作家。因此，本文卷的编者要我给他的《佛本生故事和俄国小说》及《锡兰文化的各个方面》两本书写几句话，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虽然我起初觉得自己才学不胜，但是我回想到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机会读到佛本生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在我就学的剑桥大学的学院中最年长的院士，巴利语学者H.T.弗兰西斯，就已经把这些故事译成英文。同时，在1921至1922年我在凯厄斯学院读文学士时期，在学术会议上谈的差不多全是心理学的问题，特别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当时通过A.C.坦斯利的阐述和介绍已经在欧洲读者中间广泛流传。
魏克拉玛辛诃在佛本生故事的研究中一再指出这些故事和弗洛伊德时代的分析和内省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又联系到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的小说，指出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佛本生故事的作者和俄国的小说家的作品之中有许多共同的内容，如忧郁性神经病，人性中可能产生的罪恶冲动，对于这种冲动的恐惧心理，在同一心灵中最崇高的思想和最卑劣的动机同时并存而密切相连，等等。他们远在现代心理学家作出冷静大胆的分析之前，已经毫无顾虑地探索了人的本性所能产生的一切现象。佛本生故事描绘了一个离奇荒诞的世界，其中都是一些对社会和生活不满的杀人犯，强盗，暴君，纵欲者，娼妓等等；可是这个世界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所创造的世界却有密切相连之处。因为，纪元前四世纪佛本生故事的作者和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同样地在现代科学方法出现之前，就以一种极为动人的方式，探索了人们的潜意识活动。因此，在俄国小说的“受苦欲望”中就有许多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心理。但是，与此并存的却还有一种慈悲的观念，对一切众生怜悯的心情。
俄国和印度-锡兰的神秘心理学所以有这样的相似之处，除了魏克拉玛辛诃书中所说的以外，也许还有更为具体的历史原因。人们从外部观察欧洲文明往往认识不到在基督教会所采取的各种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正统教会和拉丁或罗马教会之间就有深刻的差异，更不用说宗教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各种教派了。人们常说，拉丁教士或神学家继承了罗马法学家的传统，而希腊教士或早期基督教会的作家则是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的继承者。因此，正统教会的教义总是比拉丁西方教派的具有更多的神秘性。当然前者在地理上也更接近于亚洲。在欧洲内部东西两派之间最尖锐的斗争就表现在十四世纪格雷戈里·帕拉玛斯领导的东方教会的冥想派对拉丁教派的理性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不但促进了神秘怀疑主义的发展，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沉思冥想的方法，非常接近于瑜珈和佛教中的参禅（dhyana）和入定（samadhi），并包括各种方式的调息静修法（pranayama），这种方法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在中国的道教中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如果对于东方基督教会的正统派所受到的东方影响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更不会奇怪为什必魏克拉玛辛诃会把果戈理比作印度的行乞圣僧（sanyasi）而把佐西玛神父比作菩萨了（同时我们对他的敏锐的观察力也就更加钦佩了）。
当然，我们对于这位安巴兰戈达的哲人所作的一切解说也不能完全同意。我必须坦率承认，对于他赞扬反理智主义的那些论点是不能感到满意的。他赞赏地引用了纪德评论佐西玛神父的话，说“他抛弃意愿，摒绝理智而达到神圣的境界。”他又说，所有佛本生故事中的圣人都是摒绝理智，消灭了人的个性而成为圣贤的。他还说，只有粉碎了个人的意愿，抑制了理智，才能通过苦行获得解脱。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心灵之道，非理能喻。”但是，纯粹的反理智的神秘主义思想和佛教的思想是决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之中，佛教的思想是最最哲理化的。虽然它的原始的教义是一元论的，但是对于教义的解说却产生了最多的互相容忍的不同教派。肯定地说，佛教的所谓“广大智慧”就是“识透”了宇宙的本质而获得消除一切众生的苦难之道。在这里，当然，一切有一个重点的问题。但是，在一切宗教体系中，我们决不能谴责佛教是贬抑理智的。确实，佛教对于事物分类的繁复和系统化可以与拉丁西方的经院哲学相比美。我作为一个科学历史家对于中世纪佛教徒对宇宙推测的论点一直是非常欣赏的。在佛教的想象中认为一滴水中有几百万的生灵，一粒沙子中有几百万个宇宙。这种设想更接近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的本质，远远胜过了古代和中古世纪欧洲的宇宙观。中古世纪的佛教徒，和中国的天文学家一样，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中飘浮着的不可知的物体。他们所想象的宇宙比中古世纪西欧人所想象的要开阔得多。后者设想的宇宙是关闭在同轴心的蛋壳形水晶球天体之中的——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理论却产生于欧几里特的几何学和托勒密的行星天文学，而这两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科学的先驱。有一次和尚们问一位菩萨，从兜率天掷一块石子到南瞻部洲（地球）需要多少时间，菩萨的答复是需要几百万年——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光年”了。这当然是佛经上虚构的事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别。在公元720年中国伟大的坦特里教天文学家僧一行曾经推算天体最初的会合大约在他出生前97，000，000年。可是900年以后，在英国，另一个宗教的一位高人，阿尔马的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却认真地算出了宇宙创始的日子是纪元前4004年10月22日晚上六点钟。
厄谢尔本人并不是反理智主义者，但是有不少西方人却是反理智的。我现在在法国美丽的乡村中写这篇文章，我想到克莱沃克斯的圣伯纳特和他的“无知的文化”，我还想到爱琴海岸上正统教的冥想派。佛教可能有它的反理智的神秘性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反理智主义的标签是贴不上去的。
确实，我深信，将来如果我们真正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掌握了印度和佛教的思想，我们将会不断地发现这一文化领域中的哲学家们所射向的目标正是许多年后科学探索者所企求攀登的高峰。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一切都需要重加考虑和修订，一方面因为我们对于印度文献还没完善的编年资料纲要，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在科学的哲学理论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确立标准，才能断言某种古代的哲学体系所产生的概念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有密切的类似性，而这种类似性又有什么意义。眼前我们就有一个实例。马丁·魏克拉玛辛诃指出佛本生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罪恶动机，谋杀意图，自杀倾向，等等，作者都是根据“业”（karma）或“精神遗传”的理论来解说的。他认为人的感情和本能都是他自己过去一系列的意想（skandhas）或者，（按照佛教通俗的观点说）“他”自己的前生的遗传的积累。魏克拉玛辛诃指出，正是这种“业”的理论引导佛教的寓言家进行原始的心理分析；他示意说这种论点并不是十分荒谬的，因为现代科学也承认，由于人是从野兽进化而来的，所以在人的身上也有返祖性的倾向。因此，在人类心理状态的未探测的深处还有不少兽性存在，还有不少最原始猿人的本性存在。所以，根据“业”的理论推断人性中有过去的返祖性的存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现代有机进化理论所产生的一些合理的科学观点。(https://www.daowen.com)
以上这种预示的合理性达到什么程度，我很难肯定，但是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魏克拉玛辛诃在他的《锡兰文化的各个方面》一书中曾引起我们注意吠檀多及阿育耳梵谛克哲学中关于珂夏思（koshas）或包膜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有化学物质的包膜，有生命的包膜，有心灵的包膜，有意识的包膜，有福德或灵魂的包膜。其含意就是说，整个世界就象一层层葱的壳皮或笋箨，把这些壳皮一层层剥掉了，就可以认识到人和自然的最内在的本质。魏克拉玛辛诃把这种学说比之于现代关于空间层次的科学概念：电子在原子之中，原子在分子之中，分子在胶体微粒之中，胶体微粒在细胞器之中，细胞器在细胞之中，细胞在人的器官之中，器官在人体之中，人体在社会各单位之中，以此类推。我们在道家的学说中也看到类似的论点：公元八世纪道教著作家王士元在他的《亢仓子》一书中提出了“蜕”的理论。当土（元素）蜕化时，只剩下水（元素）；当水“蜕化”或“脱落”时，剩下的就只有空虚的“气”（多少有点象pneuma（呼吸）或prana（生气）的意思）；然后再脱化而成为一无所有的“太虚”；再通过最后的解体使我们认识到“道”（自然之道，有点近似Rta〔真理〕的意思）。在探讨以上这些问题时，我们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古代和中古的思想家的学说估计过高；另一种偏向是把他们一笔抹煞，认为他们谈的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完全没有接触到现代科学所揭示的现实。在这方面，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我们才能确切说明，这些古代和中古的思想家对自然的奥秘进行直观的探索，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到底取得了多少成就。
在我所写关于中国新儒家哲学的著作中，我曾详细论述了朱熹和他的友人们，在当时还没有文艺复兴后现代科学实验的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曾经成功地把自然界的一切概括为两种根本的原质，正如现代科学的结论一样，那就是，物质一力量和组织，或者，用中国中古时代哲学的词汇，就是气和理。我相信，在印度的一些哲学学派，如僧佉派的学说中也可以找到同样深奥的理论。如科沃尔·皮海南所揭示的三“德”（gunas）的论点，他认为宇宙间有一种永远变化的因素，称之为欲（rajas），而另一种顽固不变的形态，惰性和物质守恒的因素，称之为闇（tamas）。三“德”的第三种因素是有情（sattra），即智慧或心力，他认为这是在物体的组织层次达到相当复杂的阶段时完全自然地产生的，能够获得知识和经验的一种自觉的力量。正如后来朱熹所说，“认识（或领悟）是心灵存在的最根本的型式，但是（世界上的物体中）有一些是能够体现它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物体内含的精神作用。”僧佉派和道教的哲学思想体系都产生于纪元前三四世纪，在两者之中，严格地说，都没有超自然主义的成份存在。
我提出以上意见主要是支持马丁·魏克拉玛辛诃在论证和理解古代印度-锡兰文化的哲学思想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对于他稍带反理智主义的倾向也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认为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思想历史学家对于整个印度-锡兰文化的认识根本上是有错误的。他们肯定地认为宗教感情和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在那个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因而严重地掩盖了它的真正和普遍存在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因素。由于德比普勒萨特·恰托帕特赫约耶等学者在研究洛伽耶塔派哲学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现在已经开始在纠正这种偏差。对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历史的研究揭示了过去中国异常丰富的科学创造发明曾经流传到西方，而西方接受了这些宝贵的财富往往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但是中国的科学思想的流传都比较少，这是因为语言的困难形成了很大的阻力。总的说来，象希腊的演绎几何学和形式逻辑的那些概念在中国人思想上是比较少的。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测科学史将来的发展还会提供什么新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印度在工程技术和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创造发明不如中国，那么印度在探索自然的思想体系方面很可能有其优胜之处（例如，僧佉派哲学中的原子理论，提出刹那（kshana），太初（bhutadi），微尘（par
manu）等等的概念），还包括生物学方面的推测。
正由于以上这些理由，我认为美国学者F.S.C.诺思洛普的那篇著名的论文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在《东方和西方的会合》一书中坚决认为，亚洲和欧洲对现实的认识有根本性的不同。据他的说法，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直观的和美学的；而西方文化的基础则是实验的和科学的。魏克拉玛辛诃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处地方（见《佛本生故事和俄国小说》第64页）似乎很欣赏这种论点，但在另一处地方（见同书第129页）却更彻底地反对这种论点，他坚决认为在东西双方都有宗教的和唯心的思潮，也同样都有唯物的和科学的思潮。我自己在开始研究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并无任何成见，但根据我研究所得，我对诺思诺普的论点有相反的看法。在一切文明之中，科学的和反科学的两种思潮都是存在的。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究竟哪一种思潮占主导地位，在我看来似乎更多地取决于那种文化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不是象有些人设想的，由于种族性的世界观的偏向。在西方首先有希腊时期自由开放的思想，随后接着是封建主义的“黑暗时期”（这种提法虽然受到不少指摘，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再后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出现了文艺复兴的突破，从而产生了现代科学。在中国并没有希腊时代那种自由思想的高潮，但是也没有中古世纪的冬蛰时期。在最初十四个世纪中，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的地位，科学方面远胜于欧洲，其进步的程度几乎令人难于置信。但是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比欧洲的封建社会要稳固得多。关于印度和锡兰的文化历史尚有待于分析，但是，在这两个社会中发展自然主义哲学和科学的因素似乎并不比中国为多，确实很可能还要少得多，因此，可能发展的只是一些臆测，有时甚至臆测还谈不上。虽然如此，如果将来双方平衡，算起总账来，我相信，在印度科学史的研究方面，就象近年来对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一样，将会发现许多光辉灿烂的惊人成就——在数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关于形成这些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怀着这些感想向这位安巴兰戈巴的哲人表示敬意——正如我们在暮色苍茫中坐在这位哲人的家门口共同讨论时所能想到的；那时，遥望着锡兰乡村的那一边，夕阳正在缓缓西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