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怎样修改剧本

文学作家用三五个字就能在书本子里把真理说得透彻，就能把人物描写出轮廓的地方，导演艺术家未必能用形象表现得同样透彻，他也许必须另外添加很多东西，特别是有形的、具体的、较多诉之于视觉与感觉的东西——如动作、节奏、气氛等等，才能刻画得具体而真实。相反，文学作家用大段动作与语言所描写出来的人物思想情感，也许导演艺术家在舞台上用不着那样费事，却只用某一种情调或者某一种气氛就能充分传达出来。因此，导演艺术家为了忠实地再创造一个戏剧作品，反而有删动原作的必要。不但要删动台词，而且要根据导演二度创造的要求，或者把结构和台词紧缩些或发展些，或者把人物性格补充些、修改些，或者要东裁西补，甚至于要把全剧加以改编，从头到尾重新再写一遍。但是，导演无论怎样做，只准遵守一个原则，趋向一个目的：剧本修改的结果，必须更能提炼和更能集中表现原剧本的主题和现实性，更能充分发挥文学作家原来的意图，更能丰富原剧本里的生活和人物，更能发扬光大文学作品的精神和风格。一切无补于原作的、题外的、非原则性的、庸俗琐碎的删动，都只能损害原剧本的精神，所以也都是一个有文艺修养而又负责的导演所切切禁忌的。

我的修订剧本，一直都本着一个最高原则在进行：强调原剧本的思想性。强调思想性的工作，是在多方面着眼的，主题、人物、故事、环境、气氛、动作与语言……处处都付之以极大的细心和注意。《龙须沟》的主题是明确的，正如老舍先生在他那篇《我怎样写〈龙须沟〉》里所说的，他因为热爱并尊敬北京的劳动人民，所以要写他们怎样感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把这个主题的精神，又给发挥了一步：《龙须沟》的劳动人民，和全国的广大人民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感激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政府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它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广大人民，特别是为工人阶级谋幸福的。有了这样正确的政策，才能出现这么多的史无前例的动人事实，有了这些事实，中国人民亲自受到了国内打垮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种种利益与幸福，他们才会这样的感激与爱戴党与政府。因此，我修订剧本的时候，掌牢的是这个主题：如何更明显而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政策之正确。同时，我认为单纯的感激不等于觉悟，所以，还必须着力表现劳动人民的觉悟。因此，我特别注意人物性格的阶级性，并设法把反动统治的反动性和残酷性，首先和我们的政治与政策，作一个强烈的对比——例如，我在第一幕里，在描写解放前的社会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反动政治气氛，除去文学作家所提供的“作官儿的坏”和“恶霸坏”以外，又适当地加进了些反革命特务们的横行与残暴，反动政府的抓壮丁，官僚资本和反人民战争所造成的物价直线向上波动，和种种民不聊生的现实材料——用政治和社会来解释人物，强调每一个人物在解放以后所以能改变思想、提高觉悟程度的合理根据，说明他们对于党与政府的那种感激，是由于确实认识到有了自己的政府，内心确实是愉快了、乐观了而情不自禁地发泄出来的。

我站稳了阶级立场，去对待人物，把每个人物都作了相当的修润。我特别强调对于劳动人民优良品质的颂扬。我要叫《龙须沟》里的正面人物，个个都受到尊敬。我只要有一个机会，遇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就都要强调他们是怎样的爱劳动，怎样的富于阶级友爱，怎样的勇于正视生活，怎样面对着艰苦的生活而以满怀反抗精神在挣扎，在斗争，在永不低头。然而，我并不抹煞人物性格上的弱点。我给这些弱点找出并且说明了它们社会性的根源。忽略这一点是极危险的。如果单纯地强调人物的优良品质，人物就会片面化而失去真实性，如果没有立场地去刻画他们的弱点，甚至自我陶醉地欣赏偏爱那些弱点，那又必然歪曲人物的本质，有损劳动人民。我在这一点上曾经作过很大的努力，一方面要充分表现出人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表现出它的现实性——政治的与社会的形成因素。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吧。程疯子这个人物，根据我们的立场来分析，首先肯定他并没有疯，更不是臭沟给熏疯的（如原剧本所写的）。他那些在别人眼里所视为疯疯癫癫的行为，比如成天和小孩子玩耍，成天编数来宝唱而不出去奔生活，我都看成是他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旧社会的一种反抗表现——自然是一种不正确的表现；然而，正因为他遭受过那么多的压迫，他已经支持不起而仍在勉强支持着，所以他的反抗表现才会显得这样不正确，而只在郁闷、焦急、万不得已而犬儒阿Q一番。旧社会把人逼成疯子、逼成鬼。我为了暴露谴责旧社会，就不能把疯子肯定为生理上有严重的病态，更不能叫他的疯癫状态被人卑夷嘲笑，不能叫人认为这不是旧社会的罪恶而是他自己的罪过。我们应当强调旧社会的残酷性，叫观众痛恨旧社会。我们越是叫人觉得疯子那么可爱可怜，就越会叫人痛恨旧社会连这样一个好人都逼到这种地步。因此，我除去给这个人物删动若干地方以外，又在第一幕里，从他被小流氓冯狗子殴打起，到下大雨全院子各家都慌乱地往屋里抢东西止，加上一段相当长的戏——程疯子发疯——以期达到这个目的。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现在只再举出一两个比较明显的来。比如，我给丁四添加了许多台词，以说明他之所以不顾家，并不是因为他好喝酒，而是因为解放以前的物价跳动得太剧烈，国民党军官坐车又不给钱，而且捐税苛重，还有其他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原因，才把他逼成那个样子。我保留了王大妈的原样，因为通过这样的人物，可以透露出半封建社会的坏势力。但我也同样给她作了小小的补充，在她身上，如同在丁四嫂和程娘子身上一样，我要尽量表现出劳动人民的辛勤和善良的心地上所自然流露出来的阶级友爱。所以我就给她添加了借给丁四杂和面，招呼喝醉了酒的丁四，和相当关心程疯子的工作等等细节。此外，为了使刘巡长到解放后被留用更有合理的与现实的根据，我不但给他增加了一场戏，说明他的本质，而且在最后的修改稿内，把巡长的职务，改成了普通的警察；解放以后，只叫他被留用在派出所里当人民警察，而不叫他代表人民的政权。因为解放以前的巡长，几乎全是反动派的爪牙，在剧情里留用下这种人是不合事实的，用他来当派出所副所长，也不合理。此外，我又把剧本的结构整个重新组织一下，如，把程疯子歌颂修沟的快板移到全剧的结尾；如，把原剧的二幕三场紧缩成为一幕，插个暗转，以便更能集中表现人民政府工作的积极，叫观众没有等了又等，可是人民政府还不来真修龙须沟的错觉。第三幕第一场，增加了二十多个群众，也是为了叫群众的思想与情感，群众的力量和群众从正确的政策中所感到兴奋愉快，能有具体的表现，具体的形象。(https://www.daowen.com)

在修订剧本的时候，我也没有忽视这群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氛围。人物没有生活的环境便是架空的，所以对于剧本的“规定环境”，也作了不少的补充。我有意地使第一幕在一开幕的头几分钟，表现出一片嘈杂的声音，一片混乱的景象，叫观众首先看到解放前的“龙须沟”那种肮脏阴湿的大杂院的全貌，首先看到“龙须沟”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在那种环境里活着和工作着。我为什么不让剧情从一开幕就头绪分明呢？为什么不叫人物的对话从一开幕就有顺序，就叫观众听得清楚，而且有逻辑的发展呢？为什么不叫人物的活动从一开幕就有层次呢？却偏偏一开幕就叫人有混乱和嘈杂之感，有不知道先从哪里看起、听起之感呢？正因为，不这样，观众就不会首先掉进这些劳动人民所生活的环境和氛围中。观众掉不进生活里，便不会被戏所带着走，也就不会被戏所感动。同时，为了引得观众强烈地回忆到过去社会的残酷，并且叫观众把这个小杂院里的生活现象，很快很强烈地和造成这现象的反动政治联系在一起，我就在小杂院邻近，添加了一座高大而古老的房舍，房角上高高挂起一个招牌，上边漆着金黄的“当”字，用这个简捷的“指明”方法，使观众在意念联想上时时感觉着有一个沉重而黝暗狠毒的魔手，一直紧紧压在这一群劳动人民的头顶上。此外，无论在布景上，在道具上，特别是在灯光与音响的效果上，都同样趋向一个共同目的：要表现人物性格，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生活环境和他们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与情感。

这种改编工作：结构的重新安排，剧情的补充，人物性格的修改，台词的增删，和生活环境的充实，由九月初演员们开始到龙须沟去体验生活时起，到开排以至总排止，第一次共花了四个半月的工夫，每天都要花到十小时以上，有的时候，还要工作通宵；甚至为了一场戏的修订稿不能符合要求，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现主题和生活，便把排戏停住几天，重新去写剧本。到了演出以后，剧本个别地方的修改工作，又陆续用去了两个月。第一期公演了五十五场，在暂时停演休息的期间，又把全剧按照最后修改本重新排练了一次。第二期公演了以后，又把剧本重新改正一次，成为现在的演出本。在改编与修订剧本上所花的时间，前后将近六个半月，比起排演场上所用的两个半月来，其时间和精力都在一倍以上。这充分证明我的文艺修养水平太低。《龙须沟》的导演本虽然由我从头到尾重写过五次，而结果仍然未能把老舍先生的真精神掌握到应有的程度，仍然没有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给予好好的处理（比如：小妞子应当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她的死亡才能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一个沉重而痛恨的记忆；二嘎子应当是多么肯干活儿、多么善良、多么聪明的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在解放以后又应当是多么积极，才能叫人从他的身上看出新中国下一代青年的前途和幸福；冯狗子的改变应该有多么明显的过程，才能叫人相信他确是改造过来了），此外还有若干人物的历史背景，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度……都还没有丰富起来，交待清楚。实际上，虽然也有几段戏是因为照顾演员的条件而忍痛删掉的，虽然老舍先生认为也还有些可取之处，在他的文学剧本再版时也采纳了一些地方，可是，究竟还是因为我的能力薄弱，不能把问题全部解决，也没有能够更好地丰富却反而在个别的地方歪曲了原来的文学作品，这是我应当请老舍先生原谅的。而正因为修订改编剧本太吃力了，而时间又很有限，所以在排演场上用于帮助演员创造人物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够多，因此，演员们表演上容或存在着什么大的缺点，那都应该由我来负责，也应该由我向演员同志们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