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戏曲传统,人们很容易首先联想到它的形式,如引子、定场诗、自报家门、打背躬、走圆场等等。仿佛戏曲传统的主要特色就是这些。在学习戏曲遗产的时候,从研究和学习它的形式着手,进而逐渐接触到形成这些形式的美学规律,是一个必然的和必要的过程。但戏曲的传统写作方法,并不以其形式为决定因素,因此,学习也决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要更好地发挥话剧反映时代生活的作用,并为它创造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就一定要根据话剧本身的条件和特点,特别要根据它所反映的生活现实内容,借鉴戏曲的美学处理方法,创造性地丰富话剧的表现手段。话剧的新形式,决不能是戏曲的形式。

引子、定场诗、自报家门等等,的确是一些民族形式,哪怕是很不重要的形式。这些,都已经成了定型的套子。写戏曲剧本,从场次安排到台词以至唱词的写法,都有一定的套子可以套用。就拿歌唱这个形式来说,它虽然是使戏曲具有民族特色的突出的手段,但也并非唯一的手段。戏曲里的唱,有些时候相当于话剧的独白,但更多的时候相当于话剧的内心独白或潜台词。除了极少数的唱工戏如《二进宫》《祭江》《祭塔》《望儿楼》等等以外,歌唱多半是用来补充或重述舞台上已经演过或已经交代过的事情的。唱的作用,在于能使戏剧增加抒情气息,或者说,在于容易表现人物的感情活动,如《四进士》结尾处宋士杰所唱的“宋士杰当场上了刑……”一段。有时为了避免重复,也用歌唱来代替话白,甚至有时连唱都显得多余,就吹打一只牌子如〔三枪〕等带过。我想同志们可以试试看,如果把戏曲剧本里的引子、定场诗、自报家门,乃至上边所提到的这一类戏的唱词,统统删掉,它们会照样不失为好戏,观众会照样看得懂,照样感到兴趣。戏曲之所以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并不完全或根本上仰仗这种传统的套子。戏曲创作的艺术方法,和它所采用的表现形式,并不绝对是一回事。当然,表现形式越富有民族色彩,创作的艺术方法就越能发挥它的民族美学特点;而更重要的却是,创作的艺术方法越富有民族美学特点,它就越要求表现形式与之相适应。这就是说,话剧作家,一旦能够深入地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而又能充分地运用了民族的美学处理方法,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创作找到相应的现代的民族形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战斗里成长》和《槐树庄》等等剧本,并没有采用戏曲形式,而民族色彩仍是极为浓厚的。这都是鲜明的例证。

戏曲传统表现形式,总是和创作的艺术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举例子来说,戏曲的对话中,时常出现“当真?”“当真!”“果然?”“果然!”或者“比得!”“比不得!”这一类的重复问答的套子。可是在传统剧目中,这些套子往往运用得十分恰当,于是,它们就变成了艺术方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四进士》第十二场[2],万氏上场念:

最爱吃素念经文,要学南海观世音。

这两句上场引子不仅介绍了万氏的主导思想,也还引起她和宋士杰对特定问题、在特定关系上所发生的矛盾,从而介绍了两个人的不同性格。对话是这样发展下去的:

宋:错了!

万:我刚出来,就错啦?

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如何比得?

万:我们老俩口子,常常帮助人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怎么说比不得呢?

宋:唉,还是比不得。

万:比得。

宋:比不得。

万:比得,比得,比得。

宋:哦,就算比得。

万:老头子,叫我什么事?

宋:妈妈,今天有几个朋友,约我去吃酒,行在街肆之上,只见信阳州一班无头的光棍,追赶一个女子,若追在无人之处,那女子要吃他们的大亏。我将你唤将出来,商议商议,我们设法去救她一救哇!

万:怎么,你这老头子,你老脾气真是改不了!只因你好管闲事,衙门才把你的差事革掉,怎么你又管闲事啦!我可不管。

宋:妈妈,我本当不管,那女子言道:“异乡人好命苦!”妈妈,念她是个异乡人,救她一救吧!

万:我管她异乡人内乡人,我不管。

宋:妈妈,你要学大慈大悲,就该去管她一管。

万:我不管。(https://www.daowen.com)

宋:妈妈,你是个好人,你管一管吧。

万:不管。

宋:管一管吧。

万:不管,不管,不管!

宋:(当真)不管?[3]

万:(当真)不管!

宋:(果然)不管?

万:不管(就是不管)嘛!不管定啦!

宋:不……管……是啊,(有道是)救人一命,少活十年。

万:你这老头子,越来越糊涂啦。谁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你怎么说少活十年。

宋:呃,少活十年,少活十年。

万:多活十年,多活十年,多活得儿十年!

宋:你晓得多活十年,为什么不去救她呀?

万:哈哈,你这个老头子,在这儿等着我哪。(笑)若是打出祸来?

宋:有我担待。

万:有你?好,老头子,你听了:(念〔扑灯蛾〕)万氏开言道,老头子你是听,上房拿棒槌,专打抱不平。

这一段对话,一再地充分地发挥了重复问答套数的作用。它刻画了宋士杰的聪明机智,和万氏的朴实倔强,写出了相互了解、相互体贴的一对老夫妻;交代了这对老夫妻为了一向爱打抱不平,曾经吃过不少苦头,因而在搭救异乡女子的问题上有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并非思想上的矛盾,只是个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这种小小的矛盾,两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更加突出了,正面人物的形象也更加鲜明了。传统的套子,一经作家运用到这种地步,也就成为得心应手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了。

从这一个例子上可以看出,决定这段对话的传统笔调的,并不单纯是那些套子或形式,主要的是历史地、具体地表现出两个特定人物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特定的关系,以及由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矛盾。

形式本身也有变化和发展。很多戏曲形式也都是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创造出来、又丰富起来的。话剧虽不是传统的形式,只要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是中国的,而形式又能与之相适应,则形式也会具有民族的气息。在《第二个春天》末一场里,有一位穿着清代海军制服的老人,站在人民海军中间;那套在当时显得威武而又有民族气派的服装,显得和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协调。相反地,我们的人民海军穿的是外来形式的制服,反而显得那么庄严,那么焕发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伟气魄。一种艺术有一种艺术的特定形式。这种艺术,在表现不同的时代生活内容的时候,就必然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特定形式。于是,新的内容就赋予新的形式以一定的意义。不同的时代精神,也给予不同时代的民族形式以不同的内容和意义。作为现代文艺武器的话剧,首先是要保持并发展它的现代形式,才能有利于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