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怎样写“豹头”。
第一要醒目。
先写一个“由头”，让观众知道这出戏里要接触的是什么问题。把全部局势交待清楚，故事情节无论是怎样发展，也无论发展到多么复杂的地步，都能使观众明白。观众也能在剧情发展过程中，随时都感到兴趣。《三国演义》一开始就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就是作者提出的由头。我们现在姑且不去批判这种思想的正确与否，但这个由头确在指导着作者全部小说的写法，也在指导着读者的读法。读者已经知道了作家是在写分而必合的，也知道了作者之所以首先写桃园三结义，尽其全力在恭维刘备，是希望由刘备来统一三国的。因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于每个人物的行动，都发生极大的关注，为他们惊喜，为他们担忧，跟着他们希望，跟着他们失望。京剧《乌龙院》开头有一场《刘唐下书》，过去有些剧团把它删掉了，那很可惜。因为梁山下书是个由头。有了这个由头，观众就会陪着宋江考虑，就会在宋江与阎婆惜的一场纠纷中，替宋江着急，同情和支持宋江，等到马二娘唤来邻居把宋江送官，就会引起观众的激愤。《四郎探母》不是一出好戏，但它的布局却是很完整的“豹头、熊腰、凤尾”（个别的人还在称赞这出戏，我想主要是被它这种精炼的写作技巧所迷惑了）。这出戏的由头，就是“杨延辉，坐宫院”那一段唱词。《四进士》的由头，就是第一场双塔寺盟誓。四个进士盟誓说：
文昌帝君在上，弟子毛朋、田伦、顾读、刘题，此番出京外为官，如有人密札求情，官吏过简，贪赃枉法，匿案准情者，准备棺木一口，仰面还乡，神灵共鉴。
这短短三五分钟的一场戏，向观众首先提出一个题目，仿佛说：今天演的就是这个问题，请往下看吧。有赃官也有清官，而且赃官多于清官，这是观众所熟知的；同时，观众一看到四个人的扮相，就已经知道了谁会是赃官谁会是清官。但是，这不妨事，因为观众所感兴趣的和所不知道的，是他们怎样变成了清官和赃官。由头或问题，是观众都懂得的；主题思想，观众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的；结局，观众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早已有所判断。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会发生怎样的具体事件？人物性格会怎样发展？
第二要单一。
戏曲作家，从来不给自己找麻烦。他们绝不在戏的一开头，就描写复杂的事件，介绍众多的人物（人物总是在需要的时候才随时出场的）。《四进士》第一场有四个进士盟誓，这可以算作序幕。第二场就是杨春买妻[6]，这是剧情的真正开始，事件很单一。但，正是这单一的事件，竟引出后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节，纠葛越滚越大。(https://www.daowen.com)
传统剧目擅于用小题材来写大题目。作家总是运用家喻户晓的故事情节，来说明重大的问题，从而表达出他的世界观。《四进士》的题目是“公正廉明”，反对当时的贪官污吏。题材，却是宋士杰插脚到一个家庭纠纷中来。全剧各个事件，都是观众在生活中所熟知的，而它们的发展却又奇峰突出，是观众所不能预知的，或者说，是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一下子察觉到的。我们写话剧有时就不善于用观众所熟知的平常而又简单的生活、事物，来表现重大的主题思想。
作家用单一的、而又为观众所熟知的题目和题材来写戏，会不会使作品公式化？这主要看作家对生活熟悉不熟悉，描写生动不生动。欧洲十九世纪作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就拿写爱情来说，这是人所共知的题材。可是，正如作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一开头所写的：“幸福的家庭全一样，而不幸的家庭却是各式各样的。”于是，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札克、小仲马、哈代和托尔斯泰等等作家，便都在描写爱情，而且写得各式各样，各成不朽的名著。这些名著，人物和故事各不相同，而所体现的重大问题却是相同的，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却是一致的。中国戏曲作家也是如此。他们的世界观没有两样，他们所接触的重大题目也是共同的，如爱国、正义等等。可是他们所采用的故事，却是那么平常，那么单一，那么众所周知，而给我们艺术宝库里所留下来的珍品，却又是那么光彩夺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时代，可以说是“幸福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为了争取更大的幸福，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既要写重大的题材，也要写较小的题材，两者都能发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而无论写大题材或小故事，由单一的事件开始，引向深入的矛盾纠葛，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要提神。
戏曲的情节安排，并不是纯记叙性的。它一定要通过人物的行为，而且是有戏剧性的行为来写故事。而这些故事里，又含蓄着作者的鲜明态度。只是，作者并不把这些态度直接表现出来，而让生动的故事去吸引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加强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使观众在故事中、或者在人物的行为中产生悬念。悬念越多，观众对于舞台上的生活和人物的命运便越关心，对于事件的每一过程便越提起精神来观察、思考、分析、判断，对于戏剧便越感到兴趣。
尽快地提出“悬念”，是我国戏曲的又一特点。《四进士》第一场，四个进士盟誓，并不是一场记叙，而是一个总的悬念。以下，第七场（老本子第二场）杨春买妻，已经犯了“贩梢”之罪，第九场就是毛朋柳林私访，发现了杨春买妻之事，这又给观众提出一个悬念，使他们关心着杨春的命运。写状以后，杨素贞准备去告状，又是另一悬念，观众急切地想知道官府会怎样处理这件案子。大凡剧本的悬念出现得越早，出现得越多，戏剧的发展便越快，故事的变化便越多，由“豹头”转入“熊腰”的可能便越大。许多早已从舞台上淘汰了的传统剧目，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只有叙述而没有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