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熊腰”。

一、“连环套”。

剧情的发展,最好能一环套一环、一扣套一扣,像个九连环。作家用合乎生活情理的偶然事件与必然事件,把故事编织起来,在这中间,又把主要的事件突出强调起来,就能吸引观众。现代西方剧作家,喜欢罗列富有戏剧性的现象,使观众自己去寻找它们的内在联系,寻找它们的逻辑性。我国戏曲作家,善于写出合乎生活逻辑的故事情节来,使观众感觉到它们的意义,因而也感到它们的戏剧性。《四进士》的情节安排,就是这样。从杨春买妻,引出杨素贞与他的矛盾,遇上毛朋私访,发现了冤情,替素贞写状。杨春撕毁了婚书,与素贞结为兄妹,愿意帮助她去申冤告状。路上兄妹分散。素贞遇上流氓。流氓又遇上爱打不平的宋士杰……这样发展下去,事件越来越复杂,人物越牵涉越多,矛盾越来越大……“豹头”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熊腰”了。

二、集中精力写人物。

无论是偶然事件或必然事件,毕竟都得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写得出的。写人物,把人物写得丰富、饱满、深刻、细致而准确,乃是写成“熊腰”的主要条件。

写人物可以从正面写,也可以从侧面写。作者可以在人物身上透露出自己的看法来,有时也可以不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见,而叫观众去判断。有时顺着观众的情绪写,有时又可逆着观众的情绪写。如《红楼梦》的作者,就故意专写林黛玉的孤僻性格,又故意写晴雯如何高傲,而把宝钗写得十分温柔,把袭人写得非常通情达理;但是,读者却偏偏爱上了林黛玉和晴雯。正因为作者反复强调了人物的这些乖僻特点,读者才从而更体会到他们处境的痛苦和心灵上所受的折磨,对他们的印象就更深,同情也就越深。只要作者内心对人物的态度鲜明,这种激发观众因人物某种特点而产生感情的方法,是会取得积极效果的。在《我是一个兵》里,我们越看到陈二虎的调皮,我们便越爱他。

写人物千万不可简单化,写正面人物更不可简单化。我认为,正面人物不一定要写缺点。作为典型,作为工人阶级的理想人物,他可以是比较完美的。如果有必要写一写他的某些缺点的话,这些缺点也应当有助于烘托他的优点。这也是我们传统的写法。张飞、李逵、鲁智深的缺点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粗鲁正是他们的朴实,他们的莽撞正是他们的正直不阿。写反面人物也一样,不能够完全不给他一点点优点。但是,这一点点优点,正是他发挥他的缺点的支柱。作家写人物,不能照着“我想他怎样”来写,而应该照着“他是怎样想的”来写。反面人物的行为,也应该以他们的思想逻辑作根据。只要考虑到人物的思想逻辑,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可信。《四进士》里的田伦,并不是一下子就愿意包庇姐姐田氏的。他是在他母亲的央告下,在他母亲一跪之下,为了尽他的孝道,才向顾读行贿的。尽孝,在田伦看来,是自己的美德;而在观众看来,因私忘公却无论如何是不能饶恕的。老本子《四进士》描写顾读的受贿,也比较深刻。顾读拆阅田伦来信,非常生气,骂了一声“岂有此理”,把信摔在地上便回后堂去了。他的师爷很久以来就请求回老家,顾读因为没有盘川给他,一直没有批准。师爷如今见了这三百两银子,便代顾读回了一封同意照办的信,带着银子溜回绍兴去了。顾读怕赔出三百两银子,才狠心将杨素贞收监。乍看起来,仿佛是作者在姑息他们,原谅他们,实际上,这正是作者对他们作了深刻的揭露:他们只要遇到外界一点点压力,就会走上岔路,堕为贪官一流。观众只有更憎恨他们,更加有所提高警惕。小说《红岩》,在写特务的篇章里,也有类似的写法,因此特务们便显得更真实,更凶恶。

从四面八方写人物性格,就会使剧情充实饱满起来。而充实饱满的剧情又给人物准备好下一步发展的条件。

还要靠写人物关系来刻画人物。好人和坏人,只要几句话便可以写完。观众对于剧中的好、坏人,多少都有自己的判断,无需作者静止地去描写。观众所要看到的,是好人与好人,好人与坏人,坏人与坏人的关系。把这些复杂的或者微妙的关系写好,人物性格就反而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在《四进士》里,宋士杰与万氏的关系(前边已经提过了),宋士杰与素贞、杨春的关系,与顾读的关系,乃至与丁旦、与流氓的关系,都写得很细致。这样写,不但宋士杰的性格更加鲜明,而且剧情的发展也更加复杂,更加丰富。

三、善于揭示矛盾。

要把剧情的发展写得充实粗壮有如熊腰,并不等于说,需要生硬地插进去许多事件。矛盾多了,即或是单一的事件,也会显得丰富饱满。写平地风波,或是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乃是戏曲作家的传统本领。这些风波,就是从各种矛盾中产生的。例如,宋士杰代干女儿杨素贞去越衙递状,如果让我来写,我也许只顾描写宋士杰的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叫他去到衙门,一下就把状子递上,马上就和顾读冲突起来。然而作者却不这样写。他从宋士杰的性格出发(又为了进一步刻画他的性格),找出了许多矛盾,许多障碍,使剧情曲曲折折,更加生动,也向观众提出更多的悬念。宋士杰走在去衙门的路上,遇见官差丁旦,求他指点一件事情;宋士杰因为有干女儿的大事在身,推谢了,可是丁旦知道这位老人好酒贪杯,就请他喝酒。宋士杰三杯酒下了咽喉,老爷升堂的时间便已错过了,状纸没有递成。这是出乎观众意料的。宋士杰一边往家里走去,心里一边盘算着干女儿会说些什么话。回到家去,杨素贞埋怨他的话,果然和他所预料的一字不差。这里就很自然地又出现了素贞和他的矛盾。老人吃不消这样的冷言冷语,便不得不激她去击鼓鸣冤。到了衙门,正要击鼓,又被看堂人拦住。这又是一个很小的矛盾。宋士杰终于用计擂响堂鼓。而前边一连串矛盾所促成的这一击,却引出顾读和宋士杰的一场激烈的矛盾来。我们都知道没有矛盾就没有剧情的发展;却往往忽略,不善于揭示大大小小的矛盾,剧情便不会发展得充分而充实。

上边提到过,剧情的充实饱满,并不在事件堆砌得多少。如果把矛盾挖掘得深、表现得尖锐的话,即或是简单的事件,也会使人感到丰富而有光彩。顾读是和宋士杰有矛盾的。但如果顾读一见宋士杰上得堂来就处罚他,就看不出在这场矛盾中是谁处于优势。剧本把他们的第一回合写得很尖锐:

宋:报,宋士杰告进。宋士杰与大人叩头。

顾:宋士杰,你还不曾死啊?

宋:哈哈,阎王不要命,小鬼不来传,我是怎样得死啊!

顾:你为何包揽词讼?

宋:怎见得小人包揽词讼?

顾:杨素贞越衙告状,住在你的家中,分明是你挑唆而来,岂不是包揽词讼!

宋:小人有下情回禀。

顾:讲!

宋:咋!小人宋士杰……干女儿不住在干父家中,难道说,叫她住在庵堂寺院!

顾:嘿!你好一张利口!(https://www.daowen.com)

宋:句句实言。

顾:杨素贞讨保。

宋:小人愿保。

顾:啊!你为何保她?

宋:干父不保干女儿,他们哪一个敢保?

顾:我原要你保。

宋:我保保何妨!

顾:下去!

宋:走!

顾:下去!

宋:走哇,走,走,走!

这一场和第十九场宋士杰再度与顾读交锋的那一段戏,都是全剧最精彩最丰富的地方,也都是只靠矛盾的尖锐化来完成的。

人物在矛盾中出场,才显得挺立。《四进士》的每个人物都是在矛盾中出场的。因此不需要把他们完全在第一场介绍出来。宋士杰的出场尤为突出。全剧一共有二十五场,宋士杰是在第十二场才出现的。这就是说,把大小矛盾都已安排停当,特定形势已成定局,再叫他出场,剧本立刻就觉得扎实起来。

四、“十面埋伏”。

戏剧发展要有根据,根据之一,就是埋伏。要在前边处处设下伏笔,从四面八方伏下笔墨,剧情和人物才能自然地复杂起来,挺壮起来。在我们话剧作家中间,曹禺同志是最善于设伏笔的。戏曲剧本更讲究伏笔。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要写得巧而又自然,在很多的情况下是要靠伏笔的。《四进士》一剧中,伏笔极多。从第一场盟誓起,就伏下新任江西巡抚田伦回家祭祖一笔,好叫这四位进士重新聚在一处。“贩梢”犯法,埋伏了若干次,最后由毛朋在状纸上改写为异乡人,才把毛朋的智慧写出来,剧情也才从此复杂起来。

五、利用旁枝细节。

“熊腰”之所以能够厚实,除了着意刻画人物性格、强调揭示矛盾和随时埋下伏笔以外,描写细节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国戏曲,虽从单一的故事和单一的题目写起,但写法却并不单一。比如,《四进士》的题目是反对贪赃卖法,可是不能只写贪赃卖法,也还要写许多旁枝。但这些旁枝细节,不能像葡萄架。剧本应该像一枝梅花,有它的主干,有它独特的神情。为了突出主干和独特神情,才应该有枝有叶有花。这样,旁枝再多,也不会压过主干去;而主干的风姿,反因有了这些旁枝的陪衬而更显得出色。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有时却在艺术实践中违反了它。我们写单一,往往写成单调。比如写棉花增产,深怕提到与棉花不相干的事情。从单一写到复杂,需要有丰富的而又大胆的想象,需要根据生活,创造艺术的虚构。艺术虚构和浪漫主义不同。浪漫主义是从生活现实基础上所提高到相当程度的理想;艺术虚构则是基于生活现实所结构出来的、可能的而又现实的事物。我国古典戏曲作家,对于利用细节旁枝倒是很里手的。《四进士》所用在这方面的笔墨就很多。如流氓刘二混和宋士杰见面,对话交代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并推动了情节发展,引出了宋士杰以后的全部行动。如丁旦请宋士杰饮酒一场,强调刻画了宋的性格,也交代了宋、丁的关系。而丁旦接过宋的钱转手又退还他一段戏,既描出了宋士杰在群众中间的威望,又描出了当时政治的腐败、贪污成风的风气。后来,两个公差向田氏讨银子那场戏,更不算短。这个旁枝为盗书一场设下伏笔,由于公差在宋的店内对有钱人发了几句牢骚,宋士杰便发现了问题,偷看了田伦送给顾读的书信。这一旁枝,竟能引出这样重大的情节。

至于细节,《四进士》里的例子,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如盗书,如写状,如万氏在宋士杰与素贞之间传话,宋士杰要杨春走来走去,看看他是否挨过四十大板,等等。

能运用旁枝细节,以起刻画人物、推动剧情的作用,自然很好;即或有时起不到这样大的作用,它们至少也能介绍时代背景,增加生活气息,或者调剂戏剧空气,使得剧本色彩更为浓厚。

旁枝细节不但能够很省力地、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而且也常会使剧情因偶然出现的生活琐事而出人意外地向前发展。善于从生活细节中寻找偶然事件,这又是我国戏曲创作的一个传统。这样就免去交代事件的琐碎过程,而又能使剧情突然复杂,曲折变化,不致于平平淡淡、干巴无趣。杨春因为偶然去如厕,杨素贞就被流氓追赶,因而得到宋士杰的搭救。杨素贞因为偶然发现堂上的巡按就是柳林写状的算命先生,于是宋士杰就得到了解救。这些旁枝细节,都是基于生活,合乎生活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