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法案之争引发的思考
回到美国基础教育的争论上来，我探查了美国近15年的历史，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关于教育指导思想（体现为“教育法案”）的争论。我会在文后分析这一系列争论，对于今天我们思考如何“做适合乡村孩子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001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要求各州政府制定基础教育标准，加强师资监管，对学生进行年度测试，以此作为州政府向联邦政府获得教育财政补助的条件。出于对美国教育管理权归各州传统的尊重，联邦政府自己并没有制定基础教育统一测试标准，而是要求各州自行制定标准。联邦政府用教育经费核拨所设定的附加条件，来强化各州对基础教育标准的绩效管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在争议中推出，在不断的争议中执行。支持者认为，该法案对加强学校责任和提升学生成绩起了正面作用。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教育法案，有三个方面的负面作用。第一个负面作用是强化了联邦政府对各州教育的干预，也强化了州政府对学校的管制。这是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对教师教育自主权的侵犯，严重破坏了学校的教育自主和多元繁荣。第二个负面作用是将美国教育引向应试教育。学校和老师为提高应试成绩，忽略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只以标准考试内容为教育重点，这就破坏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培养。第三个负面作用是造成了州政府弄虚作假。州政府为顺利获得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故意降低州考试水平以提高学校成绩。
2009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启动《赛向顶峰法案》（Race to the Top），联邦政府出资43.5 亿美元，用于奖励各州和地方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创新与改革。虽然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相比，《赛向顶峰法案》减少了强制性力度，给州政府更多自主选择权，但仍然坚持通过统一年度考核绩效来衡量老师的方向。这一法案同样也是争议不小。
2015年12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让每个孩子成功法案》，替换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新法案给了各州政府在教师资质标准及学生成绩测试上的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联邦政府因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导致得以强化的教育统一领导权多少又被削弱了。
我了解到，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这些教育法案，都只与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关，对美国私立学校影响不大。美国共有3 万多所私立学校（2016年的数据），约占美国学校总数的23%。私立学校服务500 多万名学生，占美国学生总数的10%。美国私立学校的质量普遍高于公立学校。美国政府教育法案里所列举的各项政策，都对私立学校开放，私立学校一样可以申请相关项目，但这些法案对私立学校没有强制性要求。美国公立学校拥有相当程度的管理自主权，私立学校就更独立自主了。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优秀的私立学校的存在，对美国的教育自主产生了深刻影响。(https://www.daowen.com)
美国政治生活中，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从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这种敏感在教育改革上充分表现了出来。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地方和学校自主为特征，管理上非常分散。这样的制度根源，孕育在美国最早开拓者（朝圣之父）的宗教组织制度之中。美国最早的开拓者102 人乘“五月花号”船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Plymouth）。他们中多数人是属于基督教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的清教徒。公理会主张各教堂的会众组成独立教会，教会由会众民主自治进行管理。全体信徒对教会事务行使平等权利，民主选举执事，聘任牧师。反对各教会之上还有更高的领导机构。反对政府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新教公理会的独立自由、民主自治的组织观念，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
公理会清教徒是美国教育制度的奠基者，在学校管理上，他们认同学校自治，反对各学校之上还有教育领导机构，反对政府对教育的更多干预。美国私立学校有极大的自主权，不受政府管制。公立学校虽然归州政府管理，但也多采取理事会之下的校长负责制，州政府并不在微观上干预管理。美国人普遍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有过大的管制权，认为这是保障美国个人和社会自由的重要条件。这样的历史传统，造成了美国极度自由和分散的教育结构。
美国近年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联邦政府试图对美国学校和教师高度自主和分散状态的一种平衡，是政府教育部门试图增加一些基础教育的教师资质和学生技能共同标准的努力，是政府官员试图在美国自由分散的教育传统中增加一些集中协调的尝试。比如，由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成果—— 《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就为各州教师提升教学素质提供了系统的参考指标。但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源自政府的尝试，容易被解读为自由还是专制、自治还是管制的问题，常受到来自教师工会和学生家长的阻拦。
在探查美国教育法案争论的过程中，对应我们中国的现状，我发现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似乎处在完全相反的两极，共同点则是都需要在地方和学校的自主自治与政府的管制之间寻求到最佳平衡点。因为自主自治激发活力，一定的统一管理（提供一致的评价标准）则保障了基本的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