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波兰尼声称，他的哲学理论要导致原有“知识理论”（广义的哲学认识论）的“决定性变革”，其实质就是要承认“认知者对知识形成的参与”（这种参与在至今为止的认识论中一直是被当作缺陷来排除的），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波兰尼将自己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命名为“个人知识”）。这虽然是一种关于“获取知识的方法”，可是从本体的层面看，却“对于我们理解知识以及我们相应地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乍一看，波兰尼这个论点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布里奇曼、皮亚杰以及前苏联心理学界对活动的分析等现象有不同层面的逻辑交合，在认识论研究圈层里并未显现出其前沿性和独到之处。
显然，为什么说科学是人的？知识又是如何源于人的个体活动？波兰尼的这场“革命”必须有新的思路。于是，波兰尼由重新分割人类的知识开始了自己的逻辑运演。这是一个新的知识同一体。他指出：
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为言传（explicit）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就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9]
那么，波兰尼所说的意会知识究竟是什么呢？它既不是传统认识论的可言明的感性经验，也不是新人本主义所推崇的非理性冲动，而是一种存在于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某种主体的功能性隐性意知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切讯息的沟通都得依靠唤醒我们无法明言的知识，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关于心理过程的知识——比如关于感觉或者有意识的知性活动的知识——也是以某种我们无法明言的知识为基础的。”[10]这是波兰尼哲学的首要范畴。在波兰尼看来，这第二种看起来似乎一体化于我们自己个体的行为、缺少言传知识之公共性和客观性的意会知识，“实际上是一切知识的主要源泉。抛弃它，就等于自动抛弃了任何知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掷地有声地喊出了表征他整个哲学基本原则的口号：在人类的总体认识结构中，“意会认识是逻辑在先的”！
直观地看，波兰尼的断言似曾相识，它仿佛有些许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样式，前者似乎是在知识领域中又找出了一个为人忽略的新的领域来——好一个现代认识论中的弗洛伊德！波兰尼惊喜地发现：原来，我们曾经误以为是全部知识的言传知识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之顶罢了，水面之下还潜埋着宏大的深层意识活动群——意会认识系统。
欲真正理解波兰尼上述新的知识连续系统中的意会知识，关键在于弄懂波兰尼对意会认知本质的界定，这也是他的第二个重要的逻辑连续统，即意知功能结构。在波兰尼的哲学逻辑结构中，当主体与客观相对时，从感性行为的运转到理性认识的运演中，都共有着一个普遍的统摄系统：
当我们将某一组项目作为一个整体的细部加以领会之时，注意力的焦点便从当时还未被摄悟的特定细部转移到对细部之间连接点的理解上来。这个转移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对细部的把握，因为对整体的认识只能源于对组成整体的细部的认识，但是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彻底改变了我们意知细部的方式。我们从注意力集中之处的整体的角度入手意知细部。我把这称做关于细部的支援意知（subsidiary awareness）[11]，以与关于细部的焦点意知（focal awareness）相区别。[12]
波兰尼意会理论的核心内容便在于此。对此，波兰尼做了深入的解析。在人们的行为层面中，合作工具的意义并不是把它们当作客体来观察，而在于它们本身操作中的效用。比如，我们在打网球的时候，如果只集中注意手中作为工具的球拍，而不注意球网和面前的球场整体，球拍本身就从运动功能整体中失效了。只有在打球的过程中，集中注意球场的整体态势，附带注意球拍，才能完成与谐调整个运动。又比如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语言符号本身并不是被注意的对象，我们只是在集中注意语言符号意指的对象时附带地意知它们，可是正因为这种附带意知，符号才能成为表意工具。相反，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桌子”一词的内涵，只是机械地重复嘟哝“桌子”一词，耳边响彻的便只是空洞的声音，了无意义。[13]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当我们把认知注意力从整体中心转移到附带意知的局部时，顷刻就将导致意会认知运动的瓦解。再比如我们注视一幅立体画面：
当我们注视立体的画面之时，我们看到了两幅独立的图像，因为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立体画面，正是因为我们脑中形成了关于构成该画面的两幅图像的精确印象。但是，我们必须界划这两种看：当我们看这两幅图像的时候，我们其实正将注意力聚焦在立体画面之上，之所以看那两幅图像只是因为它们与立体画面相关联。我们所看的并不是这两幅图像本身，而只是将它们看成指向它们共同构成的立体画面的线索。它们的功能其实就是线索。[14](https://www.daowen.com)
不难发现，波兰尼的所谓深层意会认知结构是一个以主体为调控者的“三位一体”功能结构：集中注意的对象是认知主体的指向目标，而附带因素则是用来指向中心的背景构件和效用构件。[15]波兰尼将前者称之为认知结构的远侧项（distalterm），后者为近侧项（proximalterm）。只有当认知主体背负着附带因素功能指向中心时（从整合的认知功能运转中建构成由主体发出的，并由附带因素支持的运动性指向结构），才能生成整合的意会认知结构，即建构。当注意力转移到近侧项时，意会结构随时会解构，认知运行也将同时中断。[16]例如，在打网球的时候，我们是附带着自己原先已拥有的一切有关网球竞技的经验和反馈系统来意会地操作球拍，以造成指向球场和对方的功能结构的。此时，我们并不是在使用一只球拍，而是在运转着一个巨大的功能系统。而一旦我们只关注球拍本身，上述整个功能系统瞬息之间便会土崩瓦解。可见，意会认知的存在始终是一种依存于主体个人当下操持的隐性功能。以往，意会认知往往被人们错误地归为无意识和下意识，实际上，意会认知恰恰正是主体意识到的。但这是一种整体的意知（心领神会），而不是故意和特意的目标性关注。这也许就是意会认知长期被忽视和冷落的重要原因。
在波兰尼所铺展的关于意会认知结构的内部分析中，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倾向，即他十分重视认知主体的身体在认知中的直接操作性。也是由此，我们可以引出波兰尼的第三对逻辑关系式，即心身统一体。人的主体是心与身的总体。相对于传统认识论偏向心智，把主体认知仅仅理解为主观的倾向，波兰尼又突出了身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的身体在宇宙中占有特殊地位——我们从不把自身当作客体来注意。我们的身体总是作为人理智上和实践上控制周围事物的基本工具来使用的。”在波兰尼看来，身体是认知运转的基础，是每一个人接触外部世界时操作的最初工具，它决定了人的认知方式及功能特征。[17]
并且，身体不仅是工具，还是人类本体最直接的现存。它构成了人类本体与实在世界沟通的初始触点，这是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身体不仅是心智的实体依托，它本身就内含着心的积淀。我们所做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事，都牵涉（involve）到对自身身体的支援性应用。而且，我们的身体是唯一的这样一个集合体，我们对其构件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这种支援性的认知方式。至关重要的是，身体并不像心智那样轻易漂移，我们的心智完全可以神游太虚，可是身体却始终踩在实地上，它是个体无法超越的客观制约基地。所谓躯壳，必定是我们永远无法溢出的固定的壳。并且，身体也并不仅受物理化学规律（包括神经活动的生理规律）的支配，它本身也含有不可还原为一般实体的因素。心智不是身体活动（大脑神经活动）的新的异质突现，心形成于身的特殊功能活动，但并不是超越身的，心以身为器，又成为身的意义，引领身的存在。可见，身心是永恒地辩证统一的，一语概之：我们能够经验自己身体（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有意识活动乃在于我们完全存在于其中！
当然，身心的统一并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在主体认知活动中的现实统一，由此递升出波兰尼笔下的第四对关系体，即活动连续统。波兰尼打破了感性经验和理性认知的旧格局，提出了由身体活动——体验化（不同旧的感性经验）和言语活动——概念化（也不简单等同于理智）构成的活动统一体。在这一关系式中，波兰尼以身体的体验为本，视身体活动的体知摄悟为意会认知的基石。他认为，只有以身体为线索去认知对象，才“会给人以活生生的感知，而这个意知是作为主动感知的人的我们存在之本质部分”。[18]实际上，工具的使用也是身体化的延长。比如庖丁解牛时，刀在牛的骨骼间游刃，刀刃的感觉就如我们的身体对对象的直接感受。当此之际，工具就是身体的一部分，相应地，工具的效用便是我们的身体意会操持的直接结果。
与此对应的是，概念化是心智的运演，它主要指认知主体运用概念（语言）构架的活动。概念化活动的核心运转是意义的确定，这是由自我中心（附带的主体近侧项）与自我给予（self-giving，主体指向认知对象的远侧项）的整合所构成的。我们不妨以理解波普尔“理论先于观察”之命题的认知过程为例。该命题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兴趣，吸引我们的心灵，正是基于一个概念化的意会认知。其时，我们必须附带对传统经验论“观察是科学的基点”命题的了解。对波普尔命题内容的现代科学理论运演背景的了解，再加上波普尔不同于传统经验论的全部逻辑推论……这一切并不会直接浮现到理解的兴趣层面上来，它们只是作为指向波普尔这一命题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的附带线索。这就形成了一个意义整合：
意义整合=-真实兴趣+真实兴趣
附带（线索）→焦点（命题）
当我们丧失附带线索（巨大的背景框架）或仅将注意力转到某一线索的具体内容上，该命题理解的意义整合就会消失。很显然，那就是更高一级的意会认知了。波兰尼还告诉我们，身体化活动和概念化活动在人的实际认知行为中是很难彻底区分开来的，因为身体化活动中含着概念的运演，而概念化活动又是语言工具构架在另一层次上的身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