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物（续）

我们现在要把话题从移植转到适应这方面来了。我们已经探讨过，人物是否可以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移进作品中去，反过来说，他们是否可以从作品中走出来，在这个房间里坐下。看来回答是否定的，并且引出一个更富有生命力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互相了解吗？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都是比较带学术性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人物与小说中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与情节、寓意、同伴以及作品基调等等的关系。人物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人物创造者的其他种种需要。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指望这些人物作为一个整体跟日常生活完全符合一致，他们只是相类似罢了。当我们说，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例如《爱玛》中的贝茨小姐，“多么逼真”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她身上的每一点都跟真人的一点相符合，但是她作为一个整体却只是跟我们在吃茶点时碰见的爱唠叨的老处女相类似。贝茨小姐在海伯里镇被千丝万缕的关系束缚住了。我们简直没法把她扯开，除非把她的母亲也带走，把简·费尔法克斯和弗兰克·丘吉尔以及整个博克斯山都带走；而我们至少为了试验能把莫尔·弗兰德斯扯开。简·奥斯丁的一部小说比笛福的一部小说更加错综复杂，因为小说中人物是互相依存的，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小说情节。《爱玛》中情节并不突出，贝茨小姐起的作用也不大。不过，情况还是那样，她跟主要人物都有关系，结果形成了一个编织得很紧密的结构，什么都不能够删掉。贝茨小姐和爱玛本人都象一处灌木丛中的灌木——不象莫尔那样是孤立的树。凡是试过将一处灌木丛弄稀疏的人都知道，移植到别处去的灌木看起来多么寒碜，留在原处的灌木样子也多么难看。在大多数作品中，人物都不能自行扩张。他们都必须互相制约。

我们已开始看出，小说家有一大堆混杂在一起的种种成分要处理。有属于“然后……然后……”的时间顺序的故事：有小说家可能用来讲故事而且讲出一个极好故事的九柱戏，但是，不，他倒宁愿讲他的关于人的故事；他既凭时间观念也凭价值观念来处理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呼之即来，但充满反抗精神。因为他们跟我们这样的人之间有着那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也竭力想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因而常常搞出背叛作品总计划的名堂来。他们“失去控制”了，他们“管不住”了：他们是一部创作内部的创作，常常与作品互不协调；要是他们被赋予完全的自由，他们就会把作品踢得粉碎，要是他们被拘束得太严厉，他们又会以死来进行报复，通过内部腐烂把作品毁掉。(https://www.daowen.com)

这些考验也使剧作家感到苦恼，而且他还要对付另一套杂七杂八的成分——男演员们和女演员们——他们有时显得袒护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有时袒护全剧本，而更经常的是成为两者的死敌。他们施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不了解什么艺术作品能不遭受他们的现场破坏而保全下来。有关艺术样式较低的作品，我们不必操心——不过，要附带讲讲，剧本在舞台上演往往比在书斋阅读更好一些，一伙劲头十足、神经紧张的男男女女的上场使我们对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剧作能更好地了解，这难道不是很怪的事吗？

不，小说家的困难是够多的了，今天我们就要探讨小说家解决这些困难的两种手段，即都天生喜爱的手段，因为小说家实际使用的方法跟我们探讨他的创作时所使用的方法很少是相同的。第一种手段是使用不同类型的人物。第二种手段与观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