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志昆 张家钧
期刊肇始于17世纪的欧洲。
最初，期刊和报纸的形式差不多，极易混淆。比如我们熟知的《渝报》（1897年创刊），其名虽为“报”，但其版式采用中国传统书本样式，虽然有明显的新闻特征，但其大量的论文（16期共30篇），证明其具有一定的期刊的成分。
后来，报纸逐渐趋向于刊载有时间性的新闻，期刊则专刊小说、游记和娱乐性文章，在内容的区别上越来越明显。在形式上，报纸的版面越来越大，为3～5英尺，需对折；而期刊则经装订，加封面，成了书的形式。此后，报纸和期刊在人们的观念中才具体地分开。
期刊，又叫杂志。所谓“杂”，一是内容不单一，二是作者非一人。所谓“志”，本义为记载，记载的文字、文章，也可称之为“志”，这里用的是文章的意思。
1904年4月，杨庶堪、胡数楠等创办了《广益丛报》。它虽名为“报”，却集新闻、时事、科普为一体，可算是综合性的文摘类期刊。其后又有《重庆日报》副刊、《重庆商会公报》、《川东学生联合周刊》（性质与前述大体相同）等，也可以看作重庆早期期刊的雏形。
重庆虽然因开埠而在“西部领先”，但在出版方面完全不能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如上海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1863年），由英国基督教出版机构创办，其《六合丛谈》月刊，创办于1857年，是目前所知上海最早的期刊；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0—1923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印刷出版了《中国教会新报》（后更名为《万国公报》）；而由中国人张雪堂创办的翼化堂善书局活跃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至20世纪30年代，其搜罗道学、劝善等方面的书籍，出版了不下千种，不过没有期刊。
我们知道，第一份中文期刊——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等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期刊——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等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中国的第一份画报——《小孩月报》（1875—1915年）由美国传教士范约翰在上海主办。粗略地说，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创办期刊的时间比《渝报》的创刊时间要早近半个世纪。
清末（1895—1911年）在重庆创刊的期刊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重庆近代期刊的萌芽阶段。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重庆被开为商埠，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重庆与外界在各个层面的交流。1895—1911年在重庆创办的期刊仅有两种。一是英文报刊《华西教会新闻》，它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西南地区经营的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出版时间持续近半个世纪，记载了当时的教会，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教会活动情况，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是《重庆商务公报》（后改名为《重庆商会公报》），其内容倾向于改良主义，刊发商务公文、商情、物价和中外工商新闻，有助于今人了解当时重庆商界的面貌及其动态。
民国前中期（1912—1936年）在重庆创刊的期刊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重庆近代期刊的初步发展阶段。
民国伊始，蜀军政府创办的《皇汉大事记》就带有期刊的部分性质。但其后战乱频仍，重庆虽然有地方通讯社二三十家[1]，但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期刊。《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收录的1915年创刊的《科学》月刊，由中国科学社编辑并出版，实际创刊地在上海，因重庆人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第一任社长，该刊较早在重庆得到传播。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1919年创刊的《中华农学会丛刊》，1921年创刊的《中国矿业纪要》，1922年创刊的《小朋友》《中国地质学会志》，1923年创刊的《学生杂志》，1924年创刊的《南开统计周报》，1925年创刊的《中国工程学报》《林学》《气象学报》《司法公报》《哲学评论》等，均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迁来。20世纪20年代，仅有1924年刘作新发行的《改建周报》，1925年四川省教育厅编发的《四川教育公报》，1926年重庆商务日报社出版的《重庆商务日报十二周年纪念刊》，1927年发行的《重庆商埠月刊》《建国旬刊》等数十种，可以看作完全在重庆本地创刊的期刊。
1912年至1936年，全国创刊的期刊数量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12—1936年中国期刊创刊数量[2]
换言之，1912年至1936年，在全国各地创刊的有相关记录的期刊杂志约9606种，而同期在重庆本地创刊的期刊充其量不过百余种，其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这一时期，重庆期刊的内容多以地方各项事业的建设为主，不仅有重庆各地区的政务建设、党务建设、团务建设等，还有各地区的市政建设、经济建设、医务与财务状况等。而倡导改造社会、宣传新思想则是重庆地区期刊的宣传主流。五四运动后，各地的各种宣传民主与科学的书刊通过各种途径涌入重庆，使重庆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巴渝大地上兴起了青年学生和学生团体办刊的热潮，其创办的刊物有《平平》《渝江评论》《人声杂志》《涪声》等。这些刊物抨击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提倡民主，追求自由，对新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学生团体刊物的影响下，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士也纷纷创办报刊，反对强权，反对军阀统治，革新社会。
战时（1937—1945年）在重庆创刊的期刊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重庆近代期刊的繁荣阶段。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但思想文化方面却大放异彩，一度形成了中西汇流、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文献就是这一特殊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的最主要载体。而期刊这种新媒体，由于其类似于报纸注重时效，又具备兼顾学者的详尽评论等内容优势，故更受重视。学界普遍认为，期刊的思想文化价值不在古籍善本之下，更遑论其史料价值了。
1937年，全国登记创刊的期刊约1038种，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位数大关，但这一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把中国人民推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即从此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全国的大量人口、各类出版机构陆续向重庆迁移。大量人口和各类出版机构的迁移促进了全国文化的交流，而迁移人口中不乏东部沿海地区的精英人才，这极大地改善了重庆的人口素质结构，因此重庆的文化实力有了迅猛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庆的新闻出版事业不但没有因战事而衰落，反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兴盛局面，期刊行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由于北平、上海、南京与广州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全国登记创刊的期刊数量猛降为624种，其后也持续陷入低谷，1939年为685种，1940年为668种，1941年为665种，1942年为420种，1943年为424种，1944年为421种。只有1945年的创刊数量略微上升，约为564种，尚不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最低水平[3]。
反观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一改过去的落后面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抗战期间，大后方总共出版了多少期刊，目前仍无法统计清楚。不过，我们通过一鳞半爪的历史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潘公展在《抗战七年来之出版事业》之四《全国出版杂志之量与质的变动》中的统计数据为：1941年573种，1942年776种，1943年718种。潘公展总结说：“最近数年所出版之杂志，以文艺、政治、教育之杂志为最多，其次为经济之杂志，再其次为科学、军事、戏剧、哲学等杂志。”[4]因期刊杂志为连续出版物，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抗战时期大后方连续出版的主要期刊杂志有800种左右。(https://www.daowen.com)
2009年6月，我们开展了重庆市大后方抗战文献的普查工作。截至2010年6月，重庆市各市级单位及10余个区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各大学、中学图书馆共收藏期刊3986种（剔除重复数据），近50000册。
不过，这3986种期刊，大半为只有几期甚至只有1期创刊号的小品种。抗战时期，由于“检查机关的积极性……每天都有大批稿件遭受无理的扣留和删除”[5]，许多期刊杂志难以生存。这里，我们以重庆北碚本地出版的现存期刊加以说明。比如，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北碚月刊编辑部的《北碚》、（北碚）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工业中心》、（北碚）战时医政月刊社的《战时医政》、（北碚）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的《燃料汇报》、（北碚）中国气象学会的《气象学报》、（北碚）侨民教育季刊社的《侨民教育》、（北碚）中国书学研究会的《书学》、（北碚）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的《儿童福利》、（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地理》《地理集刊》《地理专刊》《海洋集刊》、（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等，种数虽多，但卷期甚少，大多只有数期甚至1期。这与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的主要期刊杂志的影响力相比，实在难以相提并论。这些期刊虽然五花八门，但由于其内容特异，有时亦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所以，本书在注重主要期刊的同时，也对这类卷期数很少的小刊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图2 抗战时期（1937—1945年）全国和重庆期刊创刊数量统计[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审议并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报纸、通讯稿等宣传品须呈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凡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国民党政纲及政策的宣传品须予以查禁、查封或究办；各级党部发现反动刊物，“先行扣留查勘”；“印售反动宣传品”，需究办机构及负责人。所以早期的有关共产党的期刊不可能大规模地流入四川、重庆这些国统区。进入抗战时期后，由于国共合作，加之得到苏联的援助，国民政府不再明目张胆地查禁共产党的报纸期刊，自然也不能形诸文件，但暗地里仍在进行限制。1939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修正通过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各地发现“反动嫌疑之杂志”，“暂行扣押”，一旦查实，“悉行销毁”；1939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训令的形式通行《战时新闻检查办法》，发布“新闻检查标准”“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特别规定禁载“凡可资敌利用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及“强调或暗示阶级对立或煽动劳资纠纷者”。故此，当时的“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临时政府”“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的报纸期刊自然也无法成批量地进入抗战大后方。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积极反共。1942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不得发行或代售“法令所禁止之图书杂志或其他出版品”。一旦违反，除撤销登记外，还须“依法处罚之”。
综上所述，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一般情况下是接触不到有关共产党和敌伪的期刊杂志的。本书编者对此有选择地进行了整理介绍。
战时在重庆出版的期刊，最多而有代表性的是国民政府各迁渝机构编辑出版的刊物，例如，教育部国民教育司与重庆市社会教育局合编的《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士兵月刊》、资源委员会资渝炼钢厂的《钢铁季刊》、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专刊》、经济部农本局的《农本月刊》、社会部统计处的《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农林部垦务总局的《垦讯》、农林部总务司的《农林公报》、农林部农场经营改进处的《农场经营指导通讯》、粮食部督导室的《督导通讯》、（重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处的《考核汇刊》等。其他的，如外交部情报司的《外交部公报》、司法院与司法部合编的《司法公报》、监察院的《监察院公报》、财政部总务司的《财政部公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的《驿讯》等。
战时由重庆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编辑出版的期刊，有《重庆市政府公报》《重庆市政》《重庆市物价月报》《重庆市物价年报》《重庆物价专刊》等，为大家熟知。所以，上述期刊杂志构成了本书内容的主体。
当时，极具普遍性的刊物还有所谓“下江人”迁渝后创办或在渝重刊的期刊杂志，例如，（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地理集刊》《地理专刊》、（重庆）世界文学社的《法国文学》、（重庆）中国滑翔总会的《中国滑翔》、（北碚）复旦青年社的《复旦青年》、（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合之友》《工合通讯》、（重庆）中华工商协进社的《工商协进通讯》、（重庆）国防经济社的《国防经济》、（重庆）血路周刊社的《血路周刊》、（重庆）中国诗艺社的《中国诗艺》、（重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戏剧新闻》等。
总体而言，在艰苦、残酷、复杂的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期刊注重从各个层面宣传全民抗战、团结群众一致对外，展现了期刊媒体的社会责任。本书特别注意到了这段特殊时期中上述各类型期刊的不同特色，对其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收入书中。
战后（1946—1949年）在重庆创刊的期刊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重庆近代期刊的回落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1946年2月5日，蒋介石宣布，“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但是，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批出版机构陆续迁走，重庆出版界的地位下降，期刊业急剧衰落。与此同时，作为国统区的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当局对新闻杂志的控制和对新闻人的镇压变本加厉，这进一步压制了重庆期刊业的发展。
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统计：1946年，全国有1072种期刊，又一次登上千种大关，而重庆只有67种期刊；1947年，全国有1012种期刊，重庆只有45种期刊；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战事的发展，整体的期刊业呈现回落状态，全国有976种期刊，重庆占62种；1949年，全国只有699种期刊，重庆占35种。
虽然这一时期在重庆创刊的本地期刊数量较少，但这些期刊中大多具有鲜明的重庆特色。如重庆民主生活社的《民主生活》（1946年）“倡导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支持政治协商会议”，“阐扬民主理论，为实现民主服务”。重庆曙光三日刊社的《曙光》（1946年）以重庆等西部地区为背景，介绍国家时事、政治、军事、教育、青年组织、文艺作品等。中共重庆市委秘密创办的《反攻》（1947年）刊载新华社的评论、报道和文件，“在总反攻、总胜利的革命浪潮中，作一只海燕”。重庆火种诗社的《火种》（1949年）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勇于刊载“庄严的血肉淋漓的纪实的诗篇和强烈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体现现实社会，反映大众的喜乐悲哀。总体上，这一时期重庆地区期刊的内容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民主、普及科学知识为主。
近代的重庆经历了清末开埠通商、民初军阀割据、抗战战时首都的发展历程，山城百姓与各地人民一道在此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巴渝文化，抒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重庆近代期刊诞生并存续在这段历史之中，它以丰富的文本内容、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宝贵的历史价值成为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的重要载体。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看，重庆近代的期刊文献具有多元的社会文化价值。在新时代，我们要实现巴渝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就需要加强对重庆近代期刊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使之成为发展当代巴渝文化的源头活水。
同时，撰写提要是我国文献编目工作的优良传统。我国文献编目体系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过程中，把提要作为提要项保留，再把提要项赋予传统信息，这是由我国文献和书目的特色所决定的，也符合我国目录学传统、读者检索习惯，并且与国际书目控制原则相吻合。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到：“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近代学者姚名达先生按照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的原则，从图书内容的角度出发，将提要编写工作归纳为八项：①著录书名与篇目；②叙雠校之原委；③介绍著者生平与思想；④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⑤辨别书之真伪；⑥评论思想或史事；⑦叙述学术源流；⑧判定书之价值。经此八项工作之后，形成“叙录”载进书中,“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
故此，本书编者从大量在渝创刊或迁渝再版的期刊中，遴选出包括重庆主城9区及下辖的38个区县出版的主要期刊近2000种，汇为一辑，同时在编纂整理过程中，不仅针对每种刊物编写必要的内容提要，对于期刊的创办、分合、改名以及现保存地等情况也视资料完整程度作了简要介绍，执简御繁，鉴往知来，实属不易。当然，本书的编纂历时数载，又出自众手，内容详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错漏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更多读者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功不可没，值得为之序。
2020年6月1日
【注释】
[1]蔡斐：《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2]以上数据依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统计。
[3]以上数据依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统计。
[4]潘公展：《抗战七年来之出版事业》，《文化先锋》，1944年第3卷第23期。
[5]《大后方报纸杂志的命运》，《大公报》，1945年第9期。
[6]以上数据依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