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罪行与过失
我们处于欧洲历史以及欧洲历史编纂学的分水岭。“二战”结束50年后的今天，有关这场战争的善与恶及其后果的许多假设都被动摇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近10年，西方国家对列宁在20世纪历史地位的传统认识也有了重大修正。欧洲帝国的终结以及东欧的复兴让几乎所有有关这块旧大陆的通史著作彻底过时。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去对欧洲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做一番全新的描述，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这本新书初看似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本有关欧洲大陆历史的新作，他从欧洲的地质起源一直写到1992年，很有雄心壮志。[1]该书在英国很受欢迎，十分畅销，它因其时间跨度、写作形式及气魄而广受好评，一些历史学家、记者和编辑将这本书选为“年度图书”。要在不到1400页的篇幅覆盖3000年历史且做到全书通俗易懂自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戴维斯阅读面甚广，看到他对书中所谈论的主题情有独钟。戴维斯是一个研究波兰的历史学家，他承诺要更多关注东欧，他号称自己的书在同类书籍中独一无二，其原因正是他的书里有更多对东欧的关注。这本书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书中散布着300个“知识窗”（概要介绍），大约每页一个。在这种“知识窗”中，戴维斯会用轻快、独特、易懂的语言描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事件；其中写“音乐”（“Musike”）和“圣哥达”（“St.Gotthard”）的文字很有娱乐性和知识性。书中也附有许多图表、家谱和地图等常规内容。
然而《欧洲史》没有能够实现作者的雄心壮志。它根本不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希望理解欧洲历史的读者不要选择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参考读物。这还不是因为这本书里存在的各种瑕疵。戴维斯那原本可爱的自吹自擂逐渐让人不能忍受，他在自我吹嘘上完全不知羞耻（他甚至鼓励别人将自己比作吉本）。他似乎对艺术或者观念史知之甚少（他对音乐史比较了解），对经济发展史更是所知无几。他在书中引言部分对几乎以前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大加嘲讽，还嘲弄以前的历史学家视角歪曲，可是他也没有可以指导自己的目标。书中还有些小地方惹人不快：他的章节以及“知识窗”的标题语言晦涩、指涉模糊，他不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而只为秀自己的博学；这些“知识窗”占到每页1/4的篇幅，其内容与所在部分文中的内容没有多少相关性，因而常常会影响叙述的流畅；书中几乎所有有关欧洲政治的地图都被毫无意义地转了90度，如此一来葡萄牙在上方，而华沙就总在图的正中心（这样的制图背后的意识形态昭然若揭）；另外书中的索引不足，注释编排混乱。
当然，绝大多数雄心勃勃的通史都有这些缺陷或者类似的缺陷，但戴维斯书中的失当之处要严重得多。它不符合一部负责任的历史纲要作品的要求；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它实在是一本令人生厌的书。
首先要说的是，戴维斯在书中有许多事实错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他仅仅搞错了几个日期、人名，我想说的是他的书里随处可见各种令人难堪、震惊的谬误，他的老师若是看到了会直斥其为“小学生水平的错误”。在这本书里，戴维斯把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时间弄错，两位国王中有一位在戴维斯写的时间甚至都还没有继位；英国都铎王朝的四位君主（共五位）在位时间都写错了，只有一位的在位时间是正确的；荷兰起义的爆发日期有好几个，戴维斯只写对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他写300年后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时再次出现）；帕斯卡尔成了罗亚尔港（Port Royal）的“囚徒”。19世纪历史这部分也有很多错误，其中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的时间提前了4年，英国的托尔帕德尔受难者（the Tolpuddle martyrs）被挪到了别的地方，1894年法俄同盟则是连名字和日期都被戴维斯改了。
继续看占全书1/5的20世纪史的错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建立日期错了；可怜的西班牙人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明明是善意的社会主义者，却被写成了共产党党魁；在书中，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在国会得到了纳粹代表的支持，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Kurt von Schleicher）则成了国会成员，而他也并不是；德军占领维希区的时间在书里是1943年，而实际上是1942年；法国、比利时解放时以及之后受到惩罚的通敌者人数被夸大了，比实际人数多了几千人；戴维斯将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的姓氏错拼为Schuman，和他毫无关系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成了他的兄弟［罗伯特·舒曼比莫里斯·舒曼大25岁，他的名字和“舒曼计划”（Schuman Plan）中的“舒曼”在索引中也被拼错］，戴维斯还在书中写二人在战后组建过一个重要的政党，而事实上戴维斯又张冠李戴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日期被戴维斯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3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时间也被提前了三年；书里说大英帝国在非洲殖民的终结始于1951年尼日利亚的独立，而事实上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加纳，它独立于1957年，尼日利亚要到三年后才宣布独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的名言（我很爱德国，爱到一个嫌不够两个才好的程度）被安在了一个没有具名的法国部长头上；还有，柏林墙倒掉的时间迟了约一周。
上面列出来的谬误还只是我读第一遍时发现的，我都还没有列举书中对历史文本或者事件的误读。我毫不怀疑其他比较熟悉某段历史的读者读此书时也会有与我相似的疑虑；有一点我很肯定，那些对古典史学跟我一样不太熟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早熟”的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戴维斯甚至在书中第865页“故意犯错”，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无意犯错”，这个“故意错误”看起来可能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当所有这些错误累积在一起时，读者对于本书的信心就完全被摧毁了。
戴维斯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把握不好分寸。他在书里反复重申自己对西方世界忽略东欧感到沮丧，这种感情本来很合理，但是因为他重复得太多而变得令人生厌。东欧历史上的落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虚弱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而这些基本都被他忽略了。戴维斯在书里用催人泪下的语言长篇大段地描述东欧所遭遇的不幸，但是却很少解释为何会有这些不幸（虽然他追究起过错来毫不含糊，常常是别的国家承担罪责）。光从索引部分就能看到戴维斯在写作此书时对东欧的倾向性和“补偿”：毕苏斯基（Pilsudski）在书中出现11次，多于查理大帝、俾斯麦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出现的次数，连波兰民族主义煽动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都出现了三次，但是梅特涅（Metternich）、弗洛伊德只出现了两次，曾三度出任总理的法国社会党人士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则是一次都没有出现。
戴维斯的语言中也有歪曲的地方，特别要说的是他对“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的滥用。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法国人对法国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在这段历史时期，反革命的朱安党人（戴维斯对朱安党人的“道德操守”非常关心）“遭到革命党人毫不犹疑对其施加的种族灭绝手段”。一个半世纪以后，纳粹对波兰人的政策也被戴维斯定义为“种族灭绝”。这样的用词是很愚蠢的。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党屠杀的反革命者一般只有几十或者几百人，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屠杀里，革命党一共杀了2000人。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志们毕竟不是波尔布特[2]那一类人的原型，他们没有制订计划去杀掉一半法国人。与之相似，纳粹计划在波兰被占领区除掉了所有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而没有去搜捕、关押以及屠杀任何一个波兰人，这点戴维斯也认同。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真正的种族灭绝（对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与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针对一些群体和种族（阿尔比教派、胡格诺派、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其他人）的屠杀并不相同，虽然都很凶残，但后者的规模要小许多，目的也完全不同；然而，戴维斯对“种族灭绝”一词使用得粗疏导致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中没有写清楚。他自己似乎也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读者也会受他影响而无从区分。
然而，戴维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就不只是分不清类别了。他会非常不恰当地将一些事物放在一起对比，将另一些视作同等（他称之为“并置对比”），书中许多次这样的对比、对等与全体犹太人和“纳粹大屠杀”有关。事实上，戴维斯的《欧洲史》对犹太人十分关注，尽管这种关注方式很奇怪。比如，在一个标题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没来由地在最后提醒读者，研究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一流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是英国学者，他是荷兰犹太人的后代”。当一篇美国的书评问及此点，戴维斯非常恼怒地回复说他这样写和他提醒别人他自己是一位兰开夏郡人没有区别。这样的回答充其量也只能叫不诚实。
在写现代艺术的一段里，戴维斯称康定斯基为俄罗斯流亡者，称毕加索为加泰罗尼亚流亡者，却称夏加尔为“犹太流亡者”（从哪里流亡呢）。“尽管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有宽恕的信条，但是让二者视彼此为同一个传统的同路人却非常困难。只有基督教徒中最像基督教徒的人才会考虑称犹太人为‘我们的长兄’。”但是几百页之后，当戴维斯写有关犹太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一段时又这么写道：“现代社会人们在思虑反犹主义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犹太人自己严格实施的与异族隔离的法律。”这是严重的误导：在犹太解放运动之后，即使有信仰的犹太人都放弃了在隔离的社群生活的要求。戴维斯在这里以及在书中其他部分谈到此类话题表现得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
他的“并置对比”到这里还没有完。在一个命名为“溺刑”（“Noyades”）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提到了发生在南特的溺杀事件（旺代叛军及其支持者先被赶上船，然后船被凿沉），他先是夸大了死亡人数（他说有数千人被杀，实际的数字在2000到2500人之间），然后他很快转向他的真实意图。1793年发生在南特的悲剧事件戴维斯只用了寥寥10行（他还把年份弄错了），紧接着他用一页半的篇幅将在南特发生的事件与毒气室和焚尸炉进行“并置对比”。他表面想表达的是每一代人都发明过可以用于大规模屠杀目的的技术，但是他真正要强调的其实是别的。他的意思在下面一段选文中表达得很充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纳粹的毒气室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类似于秩序井然的屠宰场。如果犯人怎么都得死，那还不如让他们死得痛快一些，不要让他们在旷日持久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中死去。而事实上，很多证据表明，纳粹的死亡营的日常运行中伴随着无端兽行的发生。”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表述中做出怎样的推断？是否可以说，“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事出有因”的兽行是可以存在的？一个勤勉认真的历史学家可以把旺代叛军的屠杀视作一场内战中的恐怖主义复仇行为，这样的认识有它的价值。但是，这又怎么能够用来解释系统灭绝一个民族（只因这个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呢？
上面这个“知识窗”还不是一个偶然的偏差。在之后一个标题为“德国预备役警察101大队”（“BATT-101”）的“知识窗”中，戴维斯号称写的是德国警察队伍中在东部前线屠杀犹太人的“普通人”，可文中2/3的内容却将这些司空见惯的大屠杀与犹太区的警察以及战后在安全局为共产党工作的犹太人的一系列“罪行”（用戴维斯的话，他们“折磨、殴打、施虐并谋杀”）“并置对比”了起来。戴维斯在描述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时则没有用这样很容易唤起读者感情的语言。无论从影响范围、背景还是严重性来看，这些犯罪行为之间都完全没有相关性（根据波兰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戴维斯夸大了在安全局工作的犹太人的数量），但是戴维斯还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完全不讨论波兰的历史背景或者波兰人在战前、战争中间或者战后的所作所为。他的结论是这样的：“鉴于此，认为不同族群在战争期间的波兰可以直接与行凶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种身份对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翻译一下：德国人不仅仅是行凶者，他们也受到犹太人的伤害；犹太人也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也杀害、迫害德国人和波兰人。）我不清楚读者会怎样理解这样的叙述，我为此感到很不安。
熟悉戴维斯早期作品的人读到上面这些“并置对比”或对等应该不会太惊讶。在他出版于1982年的两卷本有关波兰历史的作品《上帝的游乐场》（God's Playground）中，他很确信地向读者表示：“波兰对犹太人有敌意，同时犹太人对波兰人也有敌意。”他向学习“二战”期间波兰史的人这样建议：“问波兰人为何没怎么帮助犹太人这种问题犹如问犹太人为何没有帮波兰人。”在后来发表在《波林》[3]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试图证明“二战”前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意与恐惧是相互的（可是要知道，波兰的犹太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他用很有感染力的语言描写发生在波兰东部城市加利西亚（Galicia）让波兰人“惊恐的”景象：“‘贝塔尔组织’[4]里的年轻人在城中心游行，高喊‘我们将征服巴勒斯坦’，‘我们不怕阿拉伯人’。”（然而他在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人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时使用的语言就没有如此扣人心弦了。）
历史学家戴维斯在学术生涯中的很多时候都致力于揭示上述的各种对等，他也花了不少力气去对比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各自的特点，他曾称这种对比为“卓有成效的探索思路”。他一定觉得通过这种探索思路获得的成果足够多，多到他认为可以循此思路在这本新著中做出更离奇的对等来：他居然将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警察大队与犹太区不起眼的罪犯（在犹太人被系统屠杀之前，德国人曾把犹太区内的虚权授予了一些人）的贪腐行为对等了起来。
戴维斯知道自己这种对比会引起争议，更不消说他使用的语言毫无同情心，并且他反复用这种语言去写犹太人所遭到的迫害，于是他用书中1168页的第99条注解为自己做挡箭牌。他在注解中引用了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没有错。这位权威人士便是以赛亚·伯林。他引用伯林的话称那些拒绝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并且坚持“纳粹大屠杀”是“世所仅有”的人都有其“政治目的”。如果伯林真是这样说的，那么这对戴维斯来说是非常强有力的支持。但是问题是，戴维斯并没有理解伯林的意思。戴维斯引用的话出自由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编辑、于1990年在伦敦出版的《未了结的过去：德国历史上的一场争论》（The Unresolved Past：A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一书的第18页和19页，伯林在此处所表达的意思恰好与戴维斯所说的相反。
在这段文字里，伯林所质疑的正是那些坚持把一些历史事件做不合情理的对比之人的“政治动机”。他的原话是：
很显然，如果要去对一历史事件（尤其是恐怖事件）之独特性进行考查，在将其与类似事件进行比对之前不能贸然下结论说该事件乃人类历史中独有。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合理，目前人们也正如此对待“纳粹大屠杀”。但是，我们来考虑下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独特事件：没人去问法国大革命是否世所仅有，它与“光荣革命”，克伦威尔与清教徒，与公元405年发生在希腊的事情，与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统治是否有相似之处，如果确实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又该有怎样的结论。乃至于谈及俄国革命（推动者将其与法国大革命做比），无人作文表示认同或反对该革命，也没有人强调俄国革命与此前所发生历史事件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相似性。因而，在谈论某一事件的独特性问题时，将该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并非只是为了对其做某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很显然，对“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所做的考察背后有其政治动机。
伯林这段话本是对戴维斯的研究方法猛烈的批评，可戴维斯却将它用来抵挡别人的批评，这该是对伯林的文章怎样严重的误读。我其实很乐于假设这种误读的发生只是因为戴维斯不能很好读懂学术性强的文本而已。但伯林说得没错，戴维斯的《欧洲史》带有他的政治目的。买他的书的人们要小心了。
《欧洲史》还有些失败之处要归咎于戴维斯本人的独特个性，一位报道他的宣传活动的美国记者这样形容他：“历史学家，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挑战传统者”。（比较起英国记者，美国记者和访问者们更早对戴维斯身上不那么可爱的毛病做出了评价。）诺曼·戴维斯缺乏对准确性的关注这点由来已久，尽管如此，他还在书中的引言部分十分傲慢地批评可怜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检查和核对很重要。”他就卡莱尔的历史写作批评道。）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书评作者这样评价戴维斯写于1973年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1919—1920年波苏战争的书）：“这位年轻学者书里的错误信息竟如此之多，这实在很难不让人惊讶。”对他的两卷本波兰通史，一些评论家做了如下评论：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评价这本书“细节堆积，十分乏味”，莱维特（L.R.Lewitter）说这本书“对波兰语的翻译有许多是错误的，另外还有许多事实错误”，除开这方面，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之前由于斯坦福大学拒绝给戴维斯教授职位，二者之间的纠纷受到许多人关注，后来斯坦福的教务长不得不将学术审评人的意见公开了一部分，其中有人认为戴维斯有“为巧妙措辞而牺牲准确性的倾向”，还提到了他“下结论反复无常，表达过于笼统”，“许多事实错误似乎由于仓促造成”。
《欧洲史》一书中许多其他的恼人之处可能是因为戴维斯渴望能够语出惊人。之前讲到他公开宣称要成为吉本，在书中戴维斯专门用一个“知识窗”写牛津出版社，他列出了牛津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伟大作品，其中包括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爱丽丝漫游仙境》……以及诺曼·戴维斯的《上帝的游乐场》！在戴维斯的书中潜藏着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偶尔化为偏执。戴维斯在《欧洲史》中好几处地方有要和别人“算账”的意思，都对书本身有所减损，令人遗憾。他先是指责斯坦福和其他北美一流大学对欧洲史的教学没有下足够的力气，随后他又谴责一名剑桥的历史学家，原因是他认为这名历史学家对匈牙利在欧洲历史的重要地位了解不够，戴维斯在书中写道：“这只说明马扎尔人没有到过剑桥。”他还嘲讽牛津的中世纪研究学家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写于1969年的《鹈鹕鸟丛书：中世纪欧洲史》（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是西欧中心论。牛津现代历史学部也因长期注重中世纪（西欧）文本而被他抨击，戴维斯在书中表示，在英国“多数人常常会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从牛津这个知识最高峰上传下来的……”看多了此类批评和责难以后，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柳林风声》[5]中的蛤蟆先生一路上自吹自擂的话以及他唱给自己听的歌：
牛津的聪明人知道所有事，但是他们中没有人比聪明的蛤蟆先生懂的一半多。
戴维斯声称只有像他那样的东欧研究专家才能真正从整体意义上理解欧洲历史，从他的这种言论中透露着蛤蟆先生不自知的傲慢。他在发表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一篇名为“我如何征服欧洲”（文章标题起得就很有戴维斯的风格）的文章中表示：“如果要写整个欧洲的历史，那就必须是我们中的人来写。”读到“我们中的人”这种表达，我们知道戴维斯对“他们”（指西欧历史学家）的怀疑与许多东欧的民众及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全部）的观点合而为一了：他们总能看到许多阴谋小团体用计谋及其他手段故意将“他们”的欧洲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用戴维斯自己愤愤不平的话来说就是：“总的说来，很多人说起西方文明时，并没有将欧洲的全体都涵盖在内（尽管它会把欧洲以外遥远的其他地方算在西方文明之中）。”
戴维斯不但没有合乎逻辑地表达这个观点，而且在事实上直接把这个观点给毁掉了。很久以来，西欧一直需要去重塑对欧洲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即不再只着眼于更幸运的西欧，而是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戴维斯认定西欧文明“几乎所有方面的品质都是非常恶劣的”；他谴责诸如“斯拉夫之魂”这样的词语是由“西欧的想象力”生造出来的；对东欧国家倾向于把自己遭受的不幸算到外部邪恶势力头上这点他也表示同意，且不管这种做法只会削弱东欧；最后，他基本上把他写的欧洲史变成了一种宣传，旨在为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而摇旗呐喊。戴维斯偏离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职，而且偏离得很远。
戴维斯在对有关犹太问题的发言也是如此。他坚称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我们要相信他的话。他声称如果要公正地来写东欧，那就没法不得罪一些人；另外，东欧现代历史中大多数时候都跟犹太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问题重重，只要谈到某些主题就会有伤害许多人感情的风险。即便如此，这依然无法很好地解释戴维斯在面对批评时所做出的反应。此前他曾跟一位美国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有些地方的人读我写的有关东欧的文章就会觉得不合胃口，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那么他所指的这些人又是谁呢？斯坦福大学拒绝给他教授职位之后，他对斯坦福的教务长做了一个回复，他说任何一个触及东欧或者波兰的学者“都注定会撼动很多既得利益者，其中比如说就有国际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已经很清楚了。在《上帝的游乐场》一书中，戴维斯如是告诉读者：“……把波兰的生活抹得越黑对犹太复国运动越有利。”在《欧洲史》中，我们读到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他是华沙犹太人起义的幸存者，他后来选择继续留在波兰）因为“反对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纳粹大屠杀’上的观点”而受到“抨击”。（这不是戴维斯第一次在书中“强迫”不幸的埃德尔曼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了，有时候戴维斯会对埃德尔曼说的话的意思做微小改动。）
如此，似乎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推断，戴维斯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和反犹主义大不相同——尽管在1948年之后的东欧社会环境中，人们在用这两个词时并不做区分，关于这点戴维斯很熟悉，而且还很引以为傲。因此，在《欧洲史》一书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一节里，从戴维斯给读者的注释里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材料有许多来自所谓“历史修正主义者”[6]，其数量和他引用的严肃学者的材料一样多，这实在是非常不恰当的做法。《欧洲史》毕竟是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戴维斯的做法令人震惊。
戴维斯在批评所谓的“大屠杀产业”[7]时引用了一些材料，其中一个是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所作的《他们敢于发声》（They Dare to Speak Out）。保罗是一位心怀积怨的美国前国会议员，他的这本书是为反对“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作，书里多是过火而又不着边际的谩骂。
此外，西奥多·拉布（Theodore Rabb）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对《欧洲史》评价不高，这与此书在英国受到的充满溢美之词的吹捧形成鲜明反差。去年12月《每日邮报》就拉布的这篇文章采访了戴维斯，记者问他怎么看拉布对自己作品的批评。他给出了好几个拉布为何会批评他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个谈到拉布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对一本历史著作在准确性、均衡性等方面的关切；戴维斯说的是：“拉布是在给他的同志们发出一些信号，告诉他们我这本书里涉及犹太人问题，当然他必然不会明说。”考虑到拉布在他的书评里谈及戴维斯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只写了两句话，戴维斯的这番话实在太奇怪。总是保持警惕的戴维斯于是将拉布的批评全部归结到这样一个不足凭信的理由上。另外，拉布的“同志们”是谁？也许是“贤士们”（Elders）？[8]
事实上，戴维斯既不反犹太人，也不反犹太复国主义，他甚至也不是亲东欧。他只亲波兰，而这才是了解戴维斯这个人、他的这本书以及各种争议的关键。他此前在芝加哥对着慕名而来的听众开玩笑说他写《欧洲史》其实是“偷偷另为波兰立史”。在他的书里，自查理曼大帝以后的统治者中只有一位被他写进“知识窗”，而这位统治者“恰好”是一位波兰君主。在整本书里，戴维斯念念不忘、反复强调的是波兰人，他也一直为波兰人打抱不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只是一个幌子。故而，在索引中找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而从索引上看，原波兰的省级城市利沃夫（Lvov）在书里出现的次数不仅比曼彻斯特、米兰和马赛多，而且比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加在一起还要多。
正是因为戴维斯对波兰的爱，他才会在书里对几个“开明君主国”、犹太人以及1939年以后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只做简要叙述，并且语言尖刻；他这样写的原因是：几个“开明君主国”瓜分了“使人思念”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犹太人抛弃了波兰；1939年西方国家也抛弃了波兰。也是因为戴维斯对波兰的爱，他对俄国从彼得大帝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有歪曲且有偏见。为了给波兰人1918年在伦贝格（利沃夫）制造的暴乱、杀戮开脱责任，戴维斯专门在书里开了一个“知识窗”，写“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另外，戴维斯认为“冷战”结束主要是因为波兰，他把80年代的国际史和武器条约处理得非常糟糕，为的就是能自圆其说。戴维斯开始习惯形容自己为“长期受苦的作者”，他的这种顾影自怜、愤愤不平也许是波兰在历史上一段时间里自我形象的反射——波兰视自己为唯一一个受苦受难的“欧洲的基督”（Christ of nations）[9]。
戴维斯在对俄国和苏联的处理中表现出了最严重的恶意，仅就这一点，他的这本书就不能被当成严肃的历史著作。他这样的处理是为与主流历史叙述（戴维斯贬之为“同盟国钦定历史”）进行对比。在戴维斯看来，“同盟国钦定”的历史视角自1941年以来就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这些学者研究德国“有一种如同研究恶魔般的迷恋”，他们对俄国很宽容，对大西洋国家一往情深，对东欧国家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戴维斯又一次用力过猛，击错了目标。西方阵营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或者在其之后的时间里）达成的协议当然忽视了众多无助的受害者（可是一名历史学家应当告诉读者为何会这样以及当时的西方决策者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另外，英美的学者、作家有些时候的确不了解并不久远的过去在维也纳以东地区曾发生的罪行及其历史的复杂性。但是，如果说他们不了解或者不谈论斯大林的罪行就实在太荒谬了。戴维斯在书中写道：“‘二战’结束半个世纪的今天，对于许多与‘同盟国神话’相抵触的历史事件依然不被正视或看重。”戴维斯这样的表达又如何能够矫正历史叙述的不平衡？
戴维斯要教给我们两件事。第一件，自17世纪以来的俄国史就是一部漫长的侵略史，其中主要的侵略对象就是波兰。俄国的沙皇们伙同普鲁士、奥地利摧毁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于1772—1795年之间被三国三次瓜分）；沙皇们吞并波兰土地，驱逐波兰勇士。他们还要为在立陶宛犹太人（“Littwaks”）中间兴起的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负责，这些立陶宛犹太人来到波兰以后破坏了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友好关系，后来波兰的反犹情绪高涨，人们却很不公平地只谴责波兰人。沙皇之后，苏俄又再次与德国合谋（1939年）摧毁波兰，许多波兰人被流放，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在卡廷被杀害，之后苏俄又派犹太人到波兰搞破坏，这次犹太人又充当了波兰共产党政权的警察，再次给波兰人造成可想而知的伤害，于是犹太人才在战后的波兰遭到不幸的对待。这些西方人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戴维斯要教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正因为我们没有认清俄国的真面目，所以才会对德国以及其他俄国的敌人不公；所以我们才会紧紧抓住“纳粹大屠杀”不放，才会不知道俄国给波兰带来的灾难和德国给波兰带来的一样多，且这样的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戴维斯甚至几乎要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辩护：“人们认为（原文如此！）他们拒绝了西方的朋友或认为他们与敌人勾结。”戴维斯自然要专门在一个“知识窗”里讲1945年2月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但是他在叙述此事件时做了“特别处理”：他将此次轰炸写作是苏军请求空中支援的结果，将德国受害者描述为“数十万因苏军部队进军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如此一来，德累斯顿大轰炸变成了苏军发动、盟军共谋的罪行。正如我所预料到的，《欧洲史》的注释中有一条引用了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的书。[10]
戴维斯在书中的一个“知识窗”里写了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他这样哀叹道：由于苏联的原因，“这个曾经居住过犹太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罗森尼亚人等诸多民族的生活丰富多彩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乌克兰的一个了无生气的落后省城”。可是他却没有提及纳粹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犹太人曾经是这里人数最多的民族，纳粹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最后，戴维斯在书中正文插入詹姆斯·巴克切（James Bacque）的一段话，詹姆斯·巴克切认为，1945年以后，在美国政府故意忽视或者直接允许的情况下，德国战俘大量死亡。戴维斯漫不经心地在书中引用这样的论断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读者若读到本书第1170页第4条注释便会知道，这一论断已经受到数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强烈质疑”。事实上，无论是该论断还是詹姆斯·巴克切本人都已经被证明完全不可信。这点戴维斯可能并不知道。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曾称法国共产党为“异族党派”。借用下这个说法，诺曼·戴维斯就是“异族历史学家”。他已经“波兰化”了，波兰人所特有的偏见他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基思·希钦斯（Keith Hitchins）也是这样的“异族历史学家”。基思·希钦斯是美国人，最近刚出版《牛津罗马尼亚史》，这本书的写作基于罗马尼亚某些通行的民族历史的假设，该书的学术水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损害。
我们需要细致、周密地对待研究对象，追求对它的同情式理解，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认同它。牛津大学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就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因为长期在法国历史、文化中浸淫，他获得了一种如他在一本书中所写的“第二身份”，但是在学术研究中，他总是会回到自己的第一身份。另外，科布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抵御法国当代的各种偏见；他毕生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地反击占据主流位置的现代法国国民革命的神话。另外一位已故的英国伟大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很敢于打破常规，戴维斯表示自己很敬仰泰勒，可是与科布一样，泰勒也是与戴维斯错误的历史研究方法相反的例子。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也是一直发出令同行震惊的言论，挑战传统观点，可是他对事实一丝不苟，另外就是他会反其道而行之，背离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泰勒非常不喜欢德国，但是他在他的那本极受争议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中却试图为希特勒推卸其在“二战”中的责任。虽然他的判断是错的，但是这本书却是一部杰作。更好的历史著作可能需要一个历史学家背弃一个民族的陈词滥调以及令其安慰的事物才能写得出来。这样的想法戴维斯似乎从来没有过，他只会走捷径，对所谓“同盟国钦定历史”口诛笔伐。
那么为何戴维斯的这本书会在英国受到这样的赞誉呢？（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更深思熟虑的评论出来。）当然，英国学者在评论这本书时都指出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尽管发现了问题［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认为书中对“在战争期间协助轴心国者过于宽容”，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觉得书里的“错误多得让人尴尬”，尼尔·阿彻森（NealAscherson）提到书中的“并置对比”“让人感觉冷酷无情”，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认为书中“新闻学上的学识不够”，蒂莫西·布兰宁（Timothy Blanning）和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认为这是一部“沉溺于自我”的作品］，但都表示这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很少人对戴维斯做出的论断或是他对史料的运用提出质疑。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引进的集中式的学术评价体系让英国曾经尖刻无情的书评文章无法再犀利，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某院系是否可以获得学校评分（以及资金）将取决于院系外的学者的评价。直到今年以前，戴维斯都是伦敦大学的资深教授；在审读那些实力雄厚的同事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时，人们都会表示几分敬意，以期他日同行评审时自己也能得到同样对待。无论是否有意识，这种习惯都会影响审阅者的心理。不管是否是这个原因，它都无法解释剑桥大学的布兰宁教授在其文章中的言论：在他《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题为“吉本东行”（“Gibbon Goes East”）的文章里，他对戴维斯毫无同情心的“并置对比”仅做出了以下很令人不安的评价：“本书中一些章节的部分会给某些人造成很大冒犯。”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非常不光彩。戴维斯的章节如果造成了冒犯，布兰宁应当说出来，然后给出恰当结论；如果这些章节没有冒犯到谁，则应当做出结论，我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或所信仰的宗教决定了我们在伦理和学术上不会对书中所谈论的问题有相同的敏感。可布兰宁却拿出了一个肤浅的多元文化的借口放弃了批评的责任，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样的刊物上不应当有这种问题。
从一系列为这本书所做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原因。《伦敦时报》的社论的题目是“伟大英国学者的伟大新著”，埃尔·马尔科姆在《伦敦周日邮报》中赞颂道：“（从书中可以看到）我们历史写作的活力，这无疑是当代英国文化生活未被颂扬的最非凡的荣耀。”可能是因为英国国际地位的下滑，他们需要得到安慰，所以才这样去宣传戴维斯的书。伦敦的记者们不仅被召集起来夸奖戴维斯，而且还贬低戴维斯的竞争对手。伦敦《每日邮报》的一名书评人这样讥讽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写的近代欧洲史：“如果将戴维斯的书比作月亮的话，那么这二位的书只能是‘夜空的暗淡群星’。”[11]《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中的另一位书评人认为戴维斯书中的错误不过是“对细节的疏忽”，却对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的一本书中的事实错误大加鞭笞并十分轻视地下结论道：“读者如果事先对一些事实不确定，那就完全不能相信马克·费罗。”
尼尔·阿彻森被戴维斯称为他的“同道中人”（其实也就是说尼尔也是一个饱受质疑的东欧崇拜者），他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文章中提及斯坦福大学拒绝授予戴维斯教授席位一事，十分骄纵地对英国读者喊话，称“大家有权知道这件事背后的情况”。伦敦的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称那些希望戴维斯不要质疑“同盟国钦定历史”的人“满嘴陈词滥调”，她在自己的书评文章中对他们批驳道：“这样的‘钦定历史’让所有如戴维斯这样的人看起来很可疑，只因他们的学术生涯都在研究东欧的‘讨厌鬼’。”安妮·阿普尔鲍姆为戴维斯的书写了三篇书评，其中对戴维斯“敌人”的攻击一篇比一篇猛烈。她还在文章中表达了一个可怕的威胁：如果那些满嘴陈词滥调的人赢了这局，那么《欧洲史》可能将是在美国出版的最后一本“读来让人如此赏心悦目”的书了。［她和戴维斯一样，都将书中的错误归咎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她甚至做出极其令人不悦的暗示：正是因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印度编辑这本书，所以书里才会有这些错误。美国读者可以在5月的《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中一观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这番含沙射影。］
就因为英国文化界急切地要找到一个“标杆式”的历史学家，一名“伟大的英国学者”，便全然不顾戴维斯书中的事实错误、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阐释上的问题，原谅了他不恰当的用语，还将戴维斯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不做怀疑全盘接受，这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戴维斯的《欧洲史》里不但充满了错误、偏见和怨恨情绪，还自吹自擂，分寸把握失当。另外，它其实是一部平常得出奇的作品，一本写欧洲帝王与战争的老套历史书，只不过波兰的帝王和战争在其中颇多。如果你想读更有新意的作品，那就别读这本。如果你想读欧洲历史的常规作品，也有比它好的书（其中包括备受指责的约翰·罗伯茨的《欧洲史》，该书将由维京出版社出版）。这些书里没有学术争吵，也没有有关地缘政治的恩怨，而且里面的事实也都是准确的。
这篇对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一书所做的评论最早发表在1997年9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
【注释】
[1]参见：Davies，Europe：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波尔布特（PolPot），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5年带领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奉行极左政策和大屠杀，在他统治期间，被处死或者饿死的人数为100万到300万，占当时约800万人口的1/4。——译者注
[3]《波林》，音译，原名为Polin，一份研究波兰裔犹太人的杂志。——编者注
[4]贝塔尔组织（The Betar Movement），贝塔尔运动是由吉夫·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Ze'ev Vladimir Jabotinsky）于1923年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译者注
[5]《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一部经典童话，书中讲述了四个要好的动物朋友——鼹鼠、河鼠、獾和蛤蟆的冒险故事。——译者注
[6]这里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指的是要对犹太人在东欧遭受的悲惨境遇“翻案”的人，主要是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译者注
[7]所谓“大屠杀产业”是指，针对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纳粹大屠杀”的叙述以及将其用作建立以色列国的理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嘲讽这种将“纳粹大屠杀”用于政治目的的做法并形容其为“产业”。——译者注
[8]此处的Elders出自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文译名包括“锡安长老议定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这是一本于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9]波兰人视自己的国家为“基督”，虽然受难，但终将“复生”。——译者注
[10]大卫·欧文是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军事史的右翼英国作家，因其在有关纳粹德国的著作中同情第三帝国和反犹主义、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而广受争议。——译者注
[11]“夜空的暗淡群星”（“meaner beauties of the night”）出于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1568—1639）的诗歌《波西米亚女王》（The Queen of Bohemia）的第一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