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现在赶起“美利坚帝国”这个风潮来了，可是帝国只有在共和国先死去以后才会诞生，这点他们忘得也太快了。从长久来看，一个在国外表现得像个帝国（做出粗暴、轻蔑、非法的行径）而在国内又能够维护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并不存在。认为光凭制度就可以在一个共和国中避免权力的滥用是错误的，而帝国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塑造共和国或者破坏共和国的不是制度，而是人。在今天的美国，政治阶层中的人们都失败了。美国国会似乎无力阻止权力在行政部门的愈加集中，实际上，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国会都积极乃至踊跃地促进了这个过程。

司法系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4］“忠实反对派”都表现得过于忠实。的确，不要指望民主党能做什么。民主党害怕被人指责破坏对“秩序”和“安全”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它的领导人现在力图效仿共和党咄咄逼人的立场，甚至有超过共和党之势。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会是民主党2008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美国-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她对与会者表现出了极为夸张的尊崇。［15］

在美国最高权力的边缘，在布拉迪斯拉发或第比利斯这样的地方，美国的共和梦想仍然还存活着，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垂死恒星射出来的正逐渐黯淡下去的光。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疑虑也变得越来越强。国际特赦组织列举了几位被拘留者的情况，他们都表示“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会这样做”。我有一个朋友是生活在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他对我说了跟上面完全一样的话。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以及无条件的崇拜者。一位非常资深也相当保守的西班牙外交官最近在马德里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怀着一个美国梦在佛朗哥政权的统治下长大。这个梦想鼓励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后来这个梦想鼓励我们去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褪色，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成为噩梦。我们西班牙人对政治上的噩梦有一些了解。美国现在怎么了？你们该如何解释关塔那摩监狱发生的事情？［16］

美国人民认为他们的共和国坚不可摧，这种信仰令人感动。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去考虑美国落入金玉其外的寡头集团手中的可能性；用安德鲁·巴塞维奇的话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根本腐败，运行的方式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然而20世纪的历史教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不要太自信满满。今天当外国人隔着重洋来看美国时，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并不让他们感到乐观。

西方现代史上曾有过先例：国家领导人利用民族屈辱和恐惧限制公众自由；政府用永久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对其政敌施以酷刑；统治阶级在“国家价值观”的幌子下追求一些目标，而这又导致社会的撕裂；文化上则强调自己的独特命运和优越地位，另外崇尚武力；在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操纵程序性规则，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威胁要修改法律；受到恐吓的记者被迫承认错误并公开忏悔。欧洲人（特别是欧洲人）在不远的过去经历过这样的制度，他们给这种制度起了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不是“民主”。

美国目前笼上了一层阴影，它意味着，在多方取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干预的短暂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和人道主义事业的矛盾或悖论没有关系，它是美国名声败坏的后果。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不再视美国为正义的力量，尽管美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其原因。美国做错了事情，交错了朋友。当然，“冷战”期间，美国也支持过许多声名狼藉的政权，但当时它这样选择还是有一定逻辑的：它是为了在一场反共的“冷战”中支持反共的独裁者，是出于国家利益所做的选择。而今天，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反对残酷、恐怖的专制，而我们却与世界上最残酷的、使用恐怖手段统治的暴君合作。我们在时速50英里的装甲卡车里兜售某种类似民主的东西，还把这称为自由。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世界正在对美国失去信心。

大卫·里夫会第一个承认这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有一个根本的真理：美国对整个世界健康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美国被掏空，失去了民主的灵魂或实质，只剩下军事外壳，后果会很糟。只有美国能承担起世界人道主义事业的重任。我们已经看到，当危机发生时（当年在卢旺达，今天在达尔富尔），美国没能及时介入会发生什么。如果美国不再是人们信赖的正义的力量，世界当然不会停下来，其他人仍然会抗议，仍然会做有益的事情以期得到美国的支持；然而，这样的世界对于美国国内外的暴君和骗子们来说则将会变得更安全。

今天的美国不再可靠，它的声誉和地位都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而且也不会很快恢复。目前也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可以马上替代美国，欧洲人不会接受这个挑战。从最近在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公投的惨淡结果来看，在未来的数年里，欧盟也似乎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政治力量。“冷战”确实已经过去了，但“冷战”后的希望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为了避免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两代开明的美国政治家苦心经营，而眼下这种无政府状态可能很快会将我们再次吞没。布什总统认为世界上的“自由”越来越多，我希望我能和他一样乐观。我看到的是危机四伏。

这篇文章是为大卫·里夫的书《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安德鲁·巴塞维奇的书《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联合国秘书长的高级别小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关塔那摩及其他：美国持续追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所写的评论，此文最早发表在2005年7月的《纽约书评》上。

【注释】

[1]原作中提到了两个名词：“preventive”war，“prophylactic”war，其中文含义都是“预防性”战争的意思。——译者注

[2]引号中的句子来自英国小说家、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写的一首名为“赞美歌”（“Recessional”）的诗，原文为“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