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现代生活

自火车被发明以来（也因为它的到来），旅游一直是现代性的标志和征兆：火车（连同自行车、公共汽车、汽车、摩托车和飞机一起）被当作一个社会处于变革和创新最前沿的标志和证明而被艺术和商业利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某种交通方式都只是“一次性”地被当作新颖和当下的标志。自行车只在19世纪90年代是“新”的。摩托车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法西斯主义者和“风光少年”^[1]是“新”的，在那以后摩托车有了一种“复古”意味，看到它会让人回想起过往。汽车（和飞机一样）在爱德华七世时代（1901—1910）是“新”的，在20世纪50年代汽车再次短暂引领潮流；自那以后以及其他一些时代，汽车确实代表着许多品质，比如可靠、成功、炫耀性消费、自由，但它并不能代表“现代性”本身。

火车则不同。火车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是现代生活的化身了，正因为此，“现代主义”画家才会受它吸引。等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跨国特快列车时代，火车仍然扮演同样的角色。没有什么比将流线形的新双层客运车（superliner）装饰在20世纪30年代新表现主义风格的海报上更超现代了。电气化的地铁列车为1900年以后的现代主义诗人所膜拜，就像今天时速达到190英里（约306千米）的日本新干线和法国高速列车（TGV）象征着技术上的非凡成就和高舒适度。火车似乎永远是现代的，尽管它曾经从我们的视线中溜走了一会儿；这对于火车站来说也同样适用。今天当我们描述或者想起早期公路干线的汽油“站”时，它们是怀旧情感的对象，但具有新功能的汽油站在一直替换旧的，它们最初的样子只活在人们的回忆之中。在审美或功能上已经过时以后，机场通常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点很令人不快），但没有人会希望保留它们，更不会有人假定人们会使用建于1930年甚至建于1960年的机场，或者对它们有任何兴趣。

但建于百年前甚至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火车站，如巴黎火车东站（1852年）、伦敦的帕丁顿车站（1854年）、孟买维多利亚火车站（1887年）和苏黎世的火车总站（1893）不仅从审美上很吸引人，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和钦佩的对象，因为它们依然能够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看，它们现在运行的方式与它们初建时运行的方式是相同的。这当然证明了它们的设计和施工的质量很高，但这也说明了它们一直以来都具有当代性。它们不会“过时”。它们不是一种现代生活的附属物或者是它的一部分，或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副产品。和铁路一样，火车站是现代世界本身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断言或假设，即现代性的显著特点是个人：不可归约的主体，独立的人，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公民。人们常常将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个体拿来跟前现代世界那种依赖他人、顺从、不自由的主体做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来表达对前者的赞许。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它合理的地方，正如伴随这种说法而来的观点——认为现代性也是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包括其资产、能力以及野心在内）的故事——也有其合理之处一样。然而，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来看，这样的观点不但错误，而且危险。现代生活真正独特之处既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是不受约束的国家，而是二者之间的社会（与社会脱离联系的我们因此处于危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这里用的是19世纪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定义）。

铁路是伴随公民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必要和自然的产物，它曾经是这样的，现在依然是。铁路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它为个人利益服务。如果没有共同协定（近期还要再加上共同支出）的话，铁路就没有可能存在，另外铁路为个人和集体提供了实际的好处，这本来也是人们设计铁路所要达成的目的。市场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市场疏忽了才有可能。铁路对环境保护并不敏感，尽管在污染造成的整体成本上来看，目前尚不清楚蒸汽机对环境带来的伤害是否比内燃机更大；但铁路对社会的反应积极，而且它也需要如此，这也是为什么铁路不是很赚钱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失去了铁路，那么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一个宝贵而又实用的资产，要去替换它或恢复它会产生巨大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成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在一个群体中去生活。如果我们放弃火车站和通往这些车站的线路——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也就抛弃了如何以公民的身份去自信地生活的记忆。撒切尔夫人曾有下面的名言：“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个人和家庭。”她决意永不乘坐火车出行，想必这也并非偶然。如果我们不能在火车上投入我们的集体资源，不能心满意足地乘坐火车出行，那么这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封闭的社区中，我们只需要私家车在这些社区之间往来，除此以外我们别无所需；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封闭的个人，因为我们失去了为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共享公共空间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损失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越一种运输系统的消亡，它意味着我们的现代生活的终结。

这是文章的第二部分，本文在朱特去世后发表于2011年1月的《纽约书评》上。

【注释】

[1]“风光少年”（“Bright Young Things”），19世纪20年代伦敦对放荡不羁的时尚或文化人士的称呼。——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