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第1章
［1］虽然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60年代许多激进学生的英雄，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当时的左派风尚。用他的话说：“只要是对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有哪怕最少经验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是真正的成年人就不会起草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或1969年意大利‘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运动中那种自信但明显荒谬的口号。”在这件事情上，霍布斯鲍姆让人想起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这位研究无裤党的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他信奉共产主义）。许多法国左派青年对他的作品很是崇拜，在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前就假定他会像他所研究的专题那样不讲究穿着且会平等待人。没有人再犯这样的错误。
［2］无论怎么去写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欧洲人（和北美人）对自己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所做出的行为以及欧洲以外地区的人如何予以应对并受之影响（通常是不利的影响）的历史。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终归是20世纪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一些评论者批评霍布斯鲍姆这样去理解20世纪的历史并且如此写作是说不通的。
［3］鉴于这种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再考虑到这种材料庞大的数量，霍布斯鲍姆没有更多地利用自己有关20世纪的回忆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经验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4］当欧洲最大的公司之一问这位市长是否愿意让该公司一个重要的工厂建到博洛尼亚，他婉言予以拒绝。他对霍布斯鲍姆解释说，他所在地区的混合经济运转良好，不需要把如米兰或都灵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问题带到博洛尼亚来。
［5］虽然霍布斯鲍姆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职业轨迹，至少在最初几年他曾为自己的政治倾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6］从前匈牙利共产党和捷克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对手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德国人被赶走之后，当地的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行动以挫败并诋毁其国内的政敌，比如：伪造选票，在政治和法律上进行恫吓，对苏联对他们的保护加以利用。当时他们也可以依赖民众给予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在迅速缩小中），但是这不能掩盖上述事实。参见：Eugen Loebl，My Mind on Trial（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6）；Béla Szász，Volunteers for the Gallows：Anatomy of a Show-Trial（New York：Norton，1971）；Josephine Langer，Une Saison à Bratislava（Paris：Seuil，1979）；Stephen Kertesz，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Hungary and the Illusions of Peacemaking 1945-1947（South Bend，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6）。捷克国家社会党与德国的国家社会党没有关系，除了它们的起源都可以间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波希米亚工人运动中不同民族间发生的分裂。
［7］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在1941年写道，东欧的主权国家守不住，没有前途，如果战后胜利的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对它们来说会更好。G.D.H.Cole，Europe，Russia and the Future，转引自Serban Voinea，“Satéllisation et libération，”Revue socialiste（March 1957），p.226。
［8］世俗的信仰中应该包括在20世纪对知识分子形成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神话，如果没有这些意识形态神话，我们将不能合理解释“人们堕入野蛮”中间发生的许多极其恶劣的行径。奇怪的是，在这些问题上霍布斯鲍姆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9］西欧国家也并非如霍布斯鲍姆有时所暗示的那样全面实施“计划”经济。1945年以后在对经济进行计划上有许多变种：英国实行了国有化，但是没有实施计划经济；法国选择性地实施了计划经济，另外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联邦德国则是对经济战略进行协调，既没有正式地实施计划经济，也没有实行国有化。虽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凯恩斯颠覆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但是在本书中他没有太多讨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战时社会规划和战后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
［10］见霍布斯鲍姆，“History and the‘Dark Satanic Mills’，”in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New York：Basic Books，1964），p.118。霍布斯鲍姆在处理法西斯恐怖时也保持了同样的冷静，他与要解释的事件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冷静的距离与他所描绘的20世纪这个犯罪的、愚蠢的时代震撼人心的画面形成对比。这其中似乎缺少了更多直接的描述，这种直接的描述可以减少这种宏大分析所带来的疏离效应。
［11］对比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的反思：“如果我们不是被强制把自由的丧失、专制和饥饿称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利益的话，那么忍受自由的丧失、专制和饥饿会容易一些。”Alexander Wat，My Century：The Odyssey of a Polish Intellectu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73.
第4章
［1］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mplications，R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参见Norman Naimark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中的讨论（Boulder，CO：Westview，1997），Introduction，pp.1-17。
［3］参见：Thierry Wolton，Le Grand Recrutement（Paris：Grasset，1993）and La France sous influence（Paris：Grasset，1997）。最近由卡雷尔·巴尔托舍克（Karel Bartosek）写的一本名为Les Aveux des Archives：Prague-Paris-Prague 1948-1968（Paris：Seuil，1996）的书声称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出狱以及在他广受赞誉的自传《大冤狱》（L'Aveu），他在书中描述了摆样子审判的过程。出版以后很久依然为捷克当局工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巴尔托舍克利用了大量之前的秘密档案，但他所收集的并非确凿证据，而只是具有暗示性的间接证据。
［4］Naimark and Gibianskii，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Introduction，pp.9-10.See，e.g.，Hugh Seton-Watson，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London：Methuen，1950），Adam B.Ulam，Titoism and the Cominfor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and Vojtech Mastny，Russia s Road to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5］George Kennan，“The View from Russia，”in Thomas T.Hammond，ed.，Witnesses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p.29.
［6］Milovan Djilas，Rise and Fall（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5）；Edvard Kardelj，Reminiscences：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Independence：The New Yugoslavia，1944-1957（London：Blond and Briggs，1982）；Eugenio Reale，Nascita del Cominform（Milan：Mondadori，1958），translated into French as Avec Jacques Duclos au banc des accusés à la Réunion Constitutive du Kominform à Sklarska Poreba（22-27 septembre 1947）（Paris：Plon，1958）.
［7］Norman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8］Bartosek，Les Aveux des Archives，p.372，Appendix 28.For Zhdanov's letter to Thorez，see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9.
［9］法国共产党被迫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举行的会议上卑躬屈膝并为法共未能向英雄的南斯拉夫学习表示道歉，两次率领法国代表团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第二年在布加勒斯特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报复。雅克·杜克洛发言道：“很显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列宁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他坚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审查是完全正常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应该首先对此表示同意，尤其是他们没有忘记在先前情报局的会议上行使自己的权利批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见《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p.557。）
［10］Vyacheslav Molotov，Molotov Remembers：Inside Kremlin Politics；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Albert Resis，ed.（Lanham，MD：Ivan R.Dee，1993），p.29，quoted by Gaddis，We Now Know，p.31.
［11］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p.467.在不同语境中表达的相同观点参见：Jan T.Gross，Revolution from Abroad：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12］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1947-195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621，引自Gaddis，We Now Know，p.71.布鲁斯·卡明斯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利用了大量第一手外语材料。大多数修正主义学者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他们几乎很少使用任何非美国材料，他们会把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偏见（现实政治上的和学术上的偏见）加到世界其他国家之上。
［13］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646.这里艾奇逊在讨论苏联在1952年对阿登纳的胁迫让联邦德国决定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
［14］George F.Kenn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1944-1946（Columbia，MO：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7），introduction by John Lukacs，p.7.
［15］1944年12月戴高乐出访莫斯科，目的是寻求与苏联结成同盟以应对德国的复兴，据报道称，他向其随行人员解释意识形态不应该成为追求永恒的法国利益的障碍：“弗朗索瓦一世是怎么对待苏莱曼大帝的，我便怎么对待斯大林，唯一不同的是，16世纪时的法国没有穆斯林政党。”Wolton，La France sous influence，p.57.
［16］1947年之后斯大林拒绝了“和平共处”（1927年苏联在政策上做了同样的转变），此举因此可以理解为是要对国内进行镇压的信号，而非要在外国进行。之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第6章
［1］Paris：Plon，1958.See also his La Tragédie algérienne（Paris：Plon，1957）.
［2］真正的障碍在于，任何一个勉强能够让以色列以外的人接受的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沙龙都已经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沙龙在谈判上缺乏诚意，以色列需要找到在谈判上有诚意的人。
［3］美国评论员和官员迅速否认反美国主义和巴以冲突之间有任何联系，但是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人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明显。
第7章
［1］见伯格的文章，“La révolution sioniste est morte，”Le Monde，September 11，2003。伯格之前是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的负责人，在1999年至2003年间担任以色列议会议长，他目前是以色列议会的工党成员。他的文章首先发表在以色列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上，后来被广泛转载，特别是转载到了《向前》（the Forward，August 29，2003）和伦敦《卫报》（the London Guardian，September 15，2003）上。
［2］参见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the July 2003 issue of Vanity Fair。
［3］1979年，在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达成和平协议以后，总理贝京和国防部长沙龙的确命令军队关闭埃及境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军队用武力平息了一些定居者发起的愤怒的抵抗，过程中无人死亡。但是当时军队面临的是3000名极端分子，而不是25万人；另外，这3000人所在的地方是西奈沙漠，不是《圣经》中的“撒玛利亚和犹地亚”。
［4］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在英国的亚洲人仍然会遭到不友好的对待。法国或比利时，甚至丹麦和挪威的少数选民会支持敌视“移民”的政党——敌视“移民”有时是这些政党唯一的政治纲领。但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欧洲社会是由各种肤色的平等公民组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也会是未来的欧洲社会的样子。
［5］伯格指出，以色列目前的政策是恐怖分子招兵买马的最好广告：“我们对巴勒斯坦儿童的命运漠不关心，无论他们是忍饥挨饿还是蒙受羞辱；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在我们的餐厅里把我们炸飞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呢？即使我们每天打死1000个恐怖分子也不会改变什么。”见Burg，“La révolution sioniste est morte.”
第9章
［1］“Nightmare and Flight，”Partisan Review，vol.12，no.2（1945），reprinted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Jerome Kohn，ed.（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4），pp.133-135.
［2］有个悲惨的事例可见Jan Gross，Neighbors：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Polan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3］对于这种情绪转变更充分的讨论请参阅《战后欧洲史》结语部分（“死者的家”）。
［4］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教思想家在处理邪恶造成的困境问题上没有不情愿。比如可见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历史中的恶魔》（“The Devil in History”）和《莱布尼茨与约伯：罪恶的形而上学与罪恶的经验》（“Leibniz and Job：The Metaphysics of Evil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il”）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最近与其他一些文章收入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South Bend，IN：St.Augustine's Press，2005）。在2006年9月21日的《纽约书评》中对该书有讨论。但读到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对形而上学对抗令人难忘的描绘，我们这些现代人通常都选择做小说中的意大利自由派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Settembrini），而非愤世嫉俗的反动分子犹太人那夫塔（Naphta）。
［5］Essays in Understanding，pp.271-272.
［6］见Idith Zertal，Israel's Holocaust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hood，Chaya Galai，tra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尤其是第一章，“The Sacrificed and the Sanctified”。
第13章
［1］Haaretz，July 2，2009，T.S.Eliot.
［2］2009年5月以色列议会的立法部长级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禁止以色列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纪念巴勒斯坦灾难日（Naqba Day，1948年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将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记为灾难日），此举仿佛是为了向世人展现当代以色列罹患了道德上的自闭症。
第14章
［1］Julien Green，Journal，February 20，1948，quoted in Olivier Todd，Albert Camus：Une Vie（Paris：Gallimard，1996），pp.419-420.
［2］文学编辑让-波扬（Jean Paulhan）1943年1月在巴黎见到了加缪，他注意到加缪因为无法回到阿尔及尔，回到“他熟悉的气候，回到他妻子身边”而饱受折磨。Jean Paulhan to Raymond Guérin，January 6，1943，in Paulhan，Choix de lettres，1937-1945（Paris：Gallimard，1992），p.298.
［3］“我不是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是。”“Entretien sur la révolte，” Gazette des lettres，February 15，1952.
［4］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加缪写到他的父亲在看完一次公开处决以后回到家里呕吐。
［5］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加缪所在的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镇，那里的新教徒在他们的牧师带领下救了许多犹太人，他们让这些犹太人藏身于偏僻、交通不便的农场和村落之间。这样一种展现集体勇气的不寻常行为（很遗憾的是，在那些年中这样的行为很罕见）对加缪所描述的道德选择在历史上做了说明，同时也证明了加缪对人类的善良的直觉没有错。参见：Philip P.Hallie，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
［6］参见：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New York：Viking，1963）。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研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前线大屠杀的著作《寻常人：后备刑警营101和在波兰的最后行径》（Ordinary Men：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New York：Aaron Asher Books，1992）也对这一观点做了很好的说明。
［7］加缪1938年给萨特的《恶心》写了一篇评论，当时他和萨特还没有见过面，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一种写作上的错误是认为：因为生活是悲惨的，所以它是悲剧性的……宣称存在的荒诞仅仅是起点而已，并非目的本身。”参见：Alger républicain，October 20，1938。
［8］Hannah Arendt，“Nightmare and Flight，”Partisan Review，vol.12，no.2（1945），reprinted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Jerome Kohn，ed.（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4），p.133.
第15章
［1］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反美国主义及其含义的书。例如，The Age of Terror：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Strobe Talbott and Nayan Chanda，eds.（New York：Basic Books，2001）；How Did This Happen？Terrorism and the New War，James F.Hoge Jr.and Gideon Rose，ed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1）；and Granta：What We Think of America，Ian Jack，ed.（New York：Grove，2002）。
［2］Charles Krauthammer，“The New Unilateralism，”Washington Post，June 8，2001.
［3］在讲话中，布什只提到一次欧洲，他没有提到北约和欧盟。
［4］参见：Charles Krauthammer，“The Axis of Petulance，”Washington Post，March 1，2002。有关这个主题的相关文章可以在布什政府的“白宫知识分子”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的著作中找到。例如可参见：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r，“The Bush Era，”The Weekly Standard，February 11，2002。
［5］The Economist，June 1-7，2002，p.27.
［6］有关布什政府在研发实际使用的核武器上的举动，参见：Steven Weinberg，“The Growing Nuclear Dang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uly 18，2002。
［7］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8］参见：Jonathan Haslam，No Virtue Like Necessity：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从中可读到思维十分清晰的对国际关系史上现实主义考量的叙述。
［9］Gary Hart and Warren Rudman，New World Coming：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hase I Report（U.S.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1999），p.4，quoted in Joseph S.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ⅹ.
［10］“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财政部是对洗钱和避税天堂（恐怖主义经济主要来源）进行国际监管的主要障碍。
［11］Joseph Nye，“Lessons in Imperialism，”Financial Times，June 17，2002.
［12］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已经不止一次与有问题的国家站在一起。去年11月，美国否决了一项公约，该公约的目的是为了给已有30年历史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强制性力量。美国此举摧毁了一代人为制止这些致命的生物武器扩散所做出的努力。在145个签署国中只有极少数站在美国政府一边。从在国际事务中行公义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世界”几乎不存在。现在美国政府很多时候站在了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对立面，而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立场的国家（出于各自的原因）都是一些独裁国家以及地区麻烦制造国家。
［13］有关欧洲集体命运的书有很多，其中最新的一本是：David P.Calleo，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书中对欧盟的历史和前景做了一番学术性强、思考深入的阐述。
［14］参见：Financial Times，February 15，2002。
［15］参见：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no.113，June/July，2002.文章作者将欧洲的自我放纵“康德式的天堂”与美国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世界所需要背负起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任务形成对比。
［16］参见：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0，2002。
［17］参见：Will Hutton，The World We're In（New York：Little，Brown，2002）。从书中可以读到他对美国模式的不足之处负面的描述，我上面提到的数字便是引自该书。如果他没有把欧洲描绘得如此美好的话，那么他的批评会更有说服力。
［18］参见：Michael J.Mazarr，“Saved from Ourselves？”in What Does the World Want from America？，Alexander T.J.Lennon，ed.（forthcoming from MIT Press，November 2002），p.167；first published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2（Spring 2002）。
［19］参见：William Wallace，“US Unilateralism：A European Perspective，”in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Ambivalent Engagement，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eds.（Boulder，CO：Lynne Rienner，2002），pp.141-166。
第16章
［1］参见：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
［2］20世纪90年代，英国做了种种努力以阻止联合国对米洛舍维奇进行军事干预，而派驻到当地的法国将军们根本就无视各种命令，法国政府也在暗中支持他们。
［3］参见：“Here Comes the New Europe，”Washington Post，January 29，2003。另见：Amity Schlaes，“Rumsfeld Is Right About Fearful Europe，”Financial Times，January 28，2003。作者在文中斥责德国缺乏“远见”：美国人现在要把他们在1990年的柏林为忘恩负义的德国人所做的事情在巴格达重新做一遍。
［4］参见：The Economist，January 4，2003。
［5］有关捷克和波兰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见The Economist，February 1，2003。有关西班牙人反对阿斯纳尔的内容见El Pais，February 3，2003。西班牙的评论员对欧洲的团结一致特别敏感，许多西班牙人认为阿斯纳尔在《华尔街日报》上签署声明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他们因此对阿斯纳尔感到非常不满。“在布什和萨达姆之间，我会一直站在布什一边。”阿斯纳尔老是重复这一句话，许多阿斯纳尔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说这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但阿斯纳尔有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他希望将来可以担任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而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6］见由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进行的一项有关大西洋两岸民众态度的调查，网址：www.worldviews.org。有关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的相关内容见La Repubblica，February 11，2003，另见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4，2003，一位中欧国家的外交官在私下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意见。和其他来自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许多其他政治家一样，他不愿公开批评美国的政策：一部分是因为他喜爱美国，对美国心存感激，一方面是他担心自己公开批评美国会对自己的国家造成不好的后果。
［7］参见：Christopher Caldwell，“Liberté，Egalité，Judéophobie，”The Weekly Standard，May 6，2002。一些美国评论员将最近在巴黎连续出版的书籍视为信号，声称他们能够证明法国的500000名犹太人面临着反犹主义的“反种族主义者”的第二次大屠杀。这些最近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中最歇斯底里的是：Pierre-André Taguieff，La Nouvelle Judéophobie（Paris：Fayard，2002），塔古伊夫在书里写道：“在全球范围存在犹太人恐惧症”（他在过去的13年里就这一个主题写了16本书）。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写了一篇文章对这本书大加吹捧，文章的主题便是关于这本书里恶意的危言耸听，文章见The New Republic，February 3，2003。与这本书类似的还有Gilles William Goldnadel，Le Nouveau Bréviaire de la haine：Antisémitisme et antisionisme（Paris：Ramsay，2001），Raphaël Draï，Sous le signe de Sion：L'antisémitisme nouveau est arrivé（Paris：Michalon，2001）。拉斐尔·德拉伊这本书中第一章的题目是“Israel en danger de paix？D'Oslo à Camp DavidⅡ”。
［8］参见“Global Anti-Semitism”一文，网址：www.adl.org/anti_semitism/anti-semitismglobalincidents.asp，以及“ADL Audit：Anti-Semitic Incidents Rise Slightly in US in 2000”一文，网址：www.adl.org/presrele/asus_12/3776_12.asp。
［9］参见“L'image des juifs en France”，网址：www.sofres.com/etudes/pol/130600_imagejuifs.htm；“Les jeunes et l'image des juifs en France”，网址：www.sofres.com/etudes/pol/120302_juifs_r.htm；“Anti-Semitism and Prejudice in America：Highlights from an ADL Survey，November 1998”，网址：www.adl.org/antisemitism_survey/survey_main.asp。
［10］“C'est un fait，ces actes［antisémites］sont commis，pour l'essentiel，par des musulmans，”in Denis Jeambar，“Silence coupable，”L'Express，December 6，2001.
［11］关于现今德国极左和极右派的偏见和联盟说明图，参见：“Politik，”Die Zeit，January 9，2003，p.5。
［12］Adar Primor，“Le Pen Ultimate，”Haaretz.com，April 18，2002.
［13］见Craig Kennedy and Marshall M.Bouton，“The Real Transatlantic Gap，” 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02，这篇文章是在最近由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所做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写作的。详见“Differences over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网 址：www.worldviews.org/detailreports/compreport/html/ch3s3.html。
［14］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戴高乐向肯尼迪明确清晰地表示，无论美国采取任何行动，法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和信任美国。
［15］见Thomas L.Friedman，“Vote France off the Island，”New York Times，February 9，2003；Steve Dunleavy，“How Dare the French Forget，”New York Post，February 10，2003。法国人可能真的已经忘记美国曾资助法国1947年到1954年之间在越南进行的“肮脏的战争”。但是后来美国的评论家对此也选择了忽视，没有将这一条记到“法国欠我们”的问罪单上。
［16］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杰克·罗森（Jack Rosen）否认美国犹太人大会与耶路撒冷的政治领导人有合作关系（他称之为“希拉克的指责”），他于2002年7月称法国的态度“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在全世界有各种阴谋这种古老的反犹偏见”。见www.ajcongress.org/pages/RELS2002/JUL_2002/jul02_04.htm。
［17］我将在接下来要发表的文章中讨论一些最近在法国和欧洲出版的反美国主义的书籍。
［18］这对应于美国的一种普遍的假设：世界上所有人真的渴望成为美国人，渴望来到美国。这种假设对于欧洲人而言尤其不准确，因为欧洲人对美国和欧洲在社会和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很好的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在自己的国家体验美国人在美国拥有的独立和繁荣，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含义是不同的。
［19］当被问到怎么看拉姆斯菲尔德在最近的慕尼黑国防部长会议上所做出的此类具有破坏性的举动时，威廉·克里斯托尔表达了对美国国防部长的表现的无限钦佩，这完全符合克里斯托尔一贯的立场。见Fox Television News，February 12，2003。
第17章
［1］Emmanuel Berl，Mort de lapensée bourgeoise（Paris：Bernard Grasset，1929，reprinted 1970），pp.76-77；André Siegfried，Les États-Unis d'aujourd'hui（Paris：Colin，1930），quoted in Michel Winock，Nationalisme，antisémitisme et fascisme en France（Paris：Seuil，1982），p.56.也可参见：Georges Duhamel，Scènes de la Vie future（Paris：Mercure de France，1930）；Robert Aron and Arnaud Dandieu，Le Cancer américain（Paris：Rieder，1931）；以及我的Past Imperfect：French Intellectuals，1944-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Chapter 10：“America Has Gone Mad：Anti-America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p.187-204。
［2］Simone de Beauvoir，参见她的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Paris：Morihien，1948），pp.99-100。萨特所评论的是罗森堡夫妇被审判并被处以死刑这一事件。瓦扬对冰箱发表的看法见他的文章：“Le Ménage n'est pas un art de salon”（La Tribune des nations，March 14，1952）。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对瓦扬的看法进行了讨论，见：L'Ennemi américain，pp.483-484。另见评论：“Mourir pour le Coca-Cola，”Le Monde，March 29，1950。
［3］德国人对美国化会带来的代价所做的论述见：Rainer Werner Fassbinder's Marriage of Maria Braun（1979）；Edgar Reitz's Heimat：Eine deutsche Chronik（1984）。两位作者在书中表示美国对德国造成的深层影响相比于纳粹主义对德国的价值更具有腐蚀性。哈维尔早在1984年就提醒他身边的持不同政见者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人们对技术和变化的迷恋都是西方“输出的含混不清的价值”，它们都是现代性的梦想结出的恶果。参见：Václav Havel，“Svedomí a politika，”Svedectví，vol.18，no.72（1984），pp.621-635（引自page 627）。
［4］参见：Philippe Mathy，Extrême Occident：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Americ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L'Amérique dans les têtes：Un Siècle de fascinations et d'aversions，Denis Lacorne，Jacques Rupnik，and Marie-France Toinet，eds.（Paris：Hachette，1986）.
［5］“Loin de créditer leurs dépositions，la qualité de ces témoins ne fait que souligner l'importance des moyens déployés par l'armée des États-Unis pour travestir la vérité”；11 septembre 2001，p.23.
［6］参见：Clyde V.Prestowitz，Rogue Nation：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New York：Basic Books，April 2003）。
［7］参见：Mark Hertsgaard，The Eagle's Shadow：Why America Fascinates and Infuriates the Worl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按这本书所写的内容，美国人一直否认美国宪法的起源来自易洛魁联盟（Iroquois League）的习俗，美国人有关州权的概念和三权分立显然来自易洛魁联盟，但是美国人对此却不承认。照这样说来，洛克、孟德斯鸠、英国普通法和启蒙运动就可以不要再提了。
［8］1944年5月，法国《世界报》未来的创始人和总编辑羽贝尔·波夫-梅西（Hubert Beuve-Méry）这样写道：“美国人对法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们）让我们无法进行必要的革命，他们的那种物质主义连极权主义者的物质主义所有的那种悲惨的庄严肃穆都没有。”让-弗朗索瓦·何维勒在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p.98引用了这句话。
［9］Charles Kupchan，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New York：Knopf，2002）。我对库普钱的讨论文章可见：The New York Review，April 10，2003。
［10］Emmanuel Todd，La Troisième Planète：Structures familiales et systèmes idéologiques（Paris：Seuil，1983）。“要解释共产主义的成功，主要要从平等主义和专制的家庭结构的存在入手，平等主义和专制的家庭结构让人们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然和善的。”参见：Après l'empire，p.178。
［11］关于此点另见Philippe Manière，La Vengeance du peuple：Les Élites，Le Pen et les français（Paris：Plon，2002）。
［12］参见www.pollingreport.com/religion.htm和www.pollingreport.com/religion2.htm。
［13］“A Tale of Two Legacies，”The Economist，December 21，2002；Financial Times，January 25-26，2003.
［14］现在在法国，每12个人中有1个穆斯林，在俄罗斯是每6个人里有1个穆斯林。
第18章
［1］Tony Judt，“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Time，”New York Times，October 20，2002.
［2］有关我们最近在伊拉克取得的成就的总结，参见：Zvi Bar'el，“Why Isn't Iraq Getting on Its Feet？”Haaretz，June 3，2005。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美国的统治下，如今在伊拉克新政府的统治制度化的腐败程度究竟是怎样的。调查人员没有到现场仔细检查数据，因为那样做让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伊拉克新政府各个部长都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以确保他们的忠诚。”
［3］参 见：David Kennedy，The Dark Sides of Virtue：Reassess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这本书中要表达的内容也是这样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的国际律师，他指责包括律师、医生、救援机构、选举观察员等国际人道主义者对自己的结构和程序盲目迷恋。他认为他们太容易理想化（过度崇拜）自己的工作，其结果是，他们会忽略或淡化他们的工作常常造成的恶果（独裁者获得了掩护，其他人得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以及在其职权范围之外的更极端的替代解决方案。
［4］Kenneth Cain，“How Many More Must Die Before Kofi Quits？”The Observer（London），April 3，2005.联合国在卢旺达屈服于邪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参见：Roméo Dallaire，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New York：Carroll and Graf，2004）；Guy Lawson，The New York Review，May 26，2005.但是，这并非完全是科菲·安南和联合国的他的同事们的错，布鲁塞尔、巴黎和华盛顿也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5］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p.25，quoted in Andrew 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84.
［6］除非美国接受联合国核查人员的提议并允许核查的继续进行，否则美国无法获得支持，对此布什政府予以坚决拒绝。
［7］Kennedy，The Dark Sides of Virtue，p.258.
［8］该小组列出了国际社会面对的6组威胁，在这6组威胁里“恐怖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其他5组威胁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威胁（如贫困和环境恶化），国家之间爆发的冲突，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包括种族灭绝和其他罪行），核、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扩散、丢失和使用，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
［9］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Truman，1945（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141。
［10］他表示，我们在近东的原因和100年前当英国舰队从燃煤的船过渡到烧油的船时丘吉尔敦促他的同事们让大英帝国在近东站稳脚跟的原因相同，即“获得对近东的控制”。Winston S.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1923），p.136，转引自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91。
［11］也许从这个原因来看，巴塞维奇认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将军需要为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和后果负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毕竟克拉克对科索沃战争的控制非常有限。不同角度的论述见：David Halberstam，War in a Time of Peace：Bush，Clinton and the Generals（New York：Scribner，2001）。
［12］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提醒民众：“避免过分发展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对自由不利，应视这种军事力量对共和国的自由尤其不利。”
［13］参见：Guantánamo and Beyond：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Unchecked Executive Power，p.90。
［14］2000年以来获得任命的法官经常做出赞成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对待被关押者的方式的裁决，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记载了数次这种情况的发生。
［15］2005年5月24日，希拉里出席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她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叙利亚、伊朗、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的“恐怖架构”（“strutures of terror”），同时很热情地对年会的主题：“以色列：美国价值”表示支持。
［16］Real Instituto Elcano，Madrid，October 14，2004.
第19章
［1］参见：Michael W.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Making War and Building Peace：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2］1945年有50个创始成员，到2007年有191个成员国。
［3］有关现代国家核心功能失效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参见：Arjun Appadurai，Fear of Small Numbers：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4］肖恩用来推广自己的网站：www.ericshawnnewsman.com。
［5］其他推荐语来自安·库尔特（Ann Coulter），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联合国的众多会议和委员会都由那些‘香蕉共和国’所支配，联合国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香蕉共和国’”）。
［6］过度慷慨的肯尼迪对布特罗斯-加利太友善。很明显，布特罗斯-加利未能认真对待波斯尼亚的危机，他在波斯尼亚的代表石康明夫（Yasushi Akashi）完全不能胜任他的工作。
［7］有关安南的书，除了詹姆斯·特劳布这里评论的这一本，还可以看：Stanley Meisler，Kofi Annan：A Man of Peace in a World of War（Hoboken，NJ：Wiley，2007）。联合国安理会12月12日，安南积极主张寻求一个解决巴以危机的紧急方案。他冷静、恳切的论证足以让其他那些当今世界的“领导人”的陈词滥调（或更糟的是沉默不语）蒙羞。他的发言的摘录刊登在2007年2月15日的《纽约书评》第48页上。
［8］只有两个联合国成员国拒绝批准该公约：索马里和美国。
［9］非洲联盟部队没能够对达尔富尔的情况带来任何改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是当地苏丹政府坚持要一支非西方部队，苏丹政府充分了解一支非西方的部队将不能有效停止屠杀，这也是苏丹政府的意愿。
［10］从1945年到1988年，联合国发起过13次维和行动。1988年至1995年，联合国又发起了19次维和行动，大多是在巴尔干、非洲和中东地区，之后联合国又发起了许多次维和行动。有关联合国这种在人们预料之外的功能的出现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参见：James Dobbins et al.，The UN's Role in Nation-Building：From the Congo to Iraq（Santa Monica，CA：Rand，2005）。
［11］然而，在说到维和预算问题时要有参照物。2006年，联合国所有的全球维和行动共耗资50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在伊拉克的花费远远超过50亿美元，美国在伊拉克每个月就要消耗60亿美元。
［12］“Annan Calls for Anti-Terror Strategy Built on Human Rights，”Financial Times，December 9/10，2006.
［13］早在2001年，作为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博尔顿便成功地破坏了联合国举行的有关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会议，甚至还有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成员陪同他出席了此次会议。
［14］提名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代替博尔顿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究竟是代表美国政府改变心意或者仅仅只是口气上的改变还有待观察。
［15］在安理会成立初期，安理会运作的主要障碍来自苏联的否决。但是最近几年，美国成为主要的反派。自1972年以来，美国已经否决了安理会提出的30多个批评以色列的决议，从南非到国际法的许多其他问题上美国也一直唱反调。
［16］参见：Adam LeBor，“Complicity with Evil”：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Age of Modern Genocid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在这本书中，作者完全不表同情地记叙了联合国秘书处未能在真正重要的时刻反抗各金主。
［17］2002年秋，赖斯当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参见：Jeffrey Goldberg，“Breaking Ranks：What Turned Brent Scowcroft Agains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The New Yorker，November 2，2005。
第20章
［1］这样的天真不会有了，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一言不发地把自己
变成了往昔——留下了
齐整花园的男人们，
维持得更长久一些的
成千上万的婚姻：
这样的天真不会再有了。
——菲利普·拉金，《1914》（戴珏译）
［2］参见：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首次出版于1918年。
［3］参见：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Hannes Heer and Klaus Naumann，eds。（Hamburg，Germany：Hamburger Edition，1995）.许多在东部战线和南斯拉夫的德国士兵为娱乐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记录了他们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阿布格莱布的美国狱警是他们的直系后代。
［4］然而，内战后战败的南方各州经历的正是这种后果。美国在20世纪是个例外的国家，然而内战后南方各州所遭受的屈辱、憎恨和落后却对一个国家战败之后所要承受的后果做出了说明。
［5］参见：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New York：Penguin，2005）by John Lewis Gaddis，in The New York Review，March 23，2006。
［6］然而，应当指出，事实已经证明，英国从托尼·布莱尔开始的年轻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代人一样对20世纪的教训无动于衷。
［7］参见：Caroline Elkins，Imperial Reckoning：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New York：Henry Holt，2005）；Marnia Lazreg，Torture and the Twilight of Empire：From Algiers to Baghda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以及Darius Rejali，Torture and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8］Raymond Aron，La Tragédie Algérienne（Paris：Plon，1957），L'Algérie et la République（Paris：Plon，1958），and Le Spectateur engagé（Paris：Julliard，1981），p.210.有关酷刑的第一手资料，见Henri Alleg，The Question（Lincoln，NE：Bison，2006；1958首次出版的标题是La Question）。已经去世的皮耶·维达-那克（Pierre Vidal-Naquet）所著的La Torture dans la République一书1963年第一次被译为英文出版，目前这本书早已绝版了。应该重新翻译这本书并且让它在美国成为每个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的必读书。
［9］Alan M.Dershowitz，Why Terrorism Works：Understanding the Threat，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4；Jean Bethke Elshtain，“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Dirty Hands，’”in Torture：A Collection，Sanford Levinson，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80-83.
［10］舒默的发言引自《华盛顿日报》（2007年11月2日版）。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言论见：www.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2008-02-13-scalia_N.htm。
［11］Lena Constante，The Silent Escape：Three Thousand Days in Romanian Pri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Jo Langer，Une Saison à Bratislava（Paris：Seuil，1981）；Eugen Loebl，My Mind on Trial（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6）；Artur Gerard London，L'Aveu，dans l'engrenage du Procès de Prague（Paris：Gallimard，1971）.
［12］Aron，Le Spectateur engagé，pp.210-211.
第22章
［1］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在利益与名望面前选择了前者，决定将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推倒，在原址建立麦迪逊广场花园，短短8年后，也就是1972年，该公司就倒闭了。
第23章
［1］这样的观点当然不是首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若干年前这样评论道：“是杜鲁门、丘吉尔、凯恩斯、马歇尔、艾奇逊、让·莫内、舒曼，以及在日本的麦克阿瑟这样一些设计者的远见让战后的世界繁荣成为可能。”World Finance and Economic Stability：Selected Essays of James Tobin（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2003），p.210.
［2］也没有谈到任何有关“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脸孔”的内容，引号中的内容是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在描述上一代拥有巨大财富的国际商人时所用的语言。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共和党总统和英国的保守党首相比克林顿总统的前劳工部长更愿意谴责资本主义过剩这点很能说明问题。
［3］Emma Rothschild，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50.罗斯柴尔德指出，“和19世纪或20世纪相比，如今有关商业很少受到质疑”（第6页）。
［4］William J.Baumol，Robert E.Litan，and Carl J.Schramm，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p.230.
［5］针对这个长期讨论的话题的新作有：Avner Offer，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见The New York Review，October 11，2007，以及Benjamin Friedman，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Knopf，2005），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见The New York Review，January 12，2006；另外还有Fred Hirsch，Social Limits to Growt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以及下面这本经典著作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就像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所指出的（见第66页，注19），再分配是否“摧毁财富”这个问题不能单靠经济标准来回答。它首先取决所谓“财富”的组成有什么，即我们看重的是什么。
［6］参见：Robert Reich，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A Provocative Program for Economic Renewal（New York：Viking，1984）。
［7］T.H.Marshall，“Value Problems of Welfare Capitalism，”Journal of Social Policy，vol.1，no.1（1972），pp.19-20，引自Neil Gilbert，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The Silent Surrender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35。吉尔伯特总结说：“完全致力于培养独立性和私人责任的政策会让那些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的人无法拥有一个需要依赖别人帮助但是依然受人尊敬的生活。”
［8］私有化在一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破坏，见Christian Wolmar，On the Wrong Line：How Ideology and Incompetence Wrecked Britain's Railways（London：Aurum，2005），以 及Allyson Pollock，NHS plc：The Privatisation of Our Health Care（Brooklyn，NY：Verso，2004）。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最近邀请美国一些更臭名昭著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健康公司（安泰和）竞标英国的医院运营管理。连无比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杂志都承认“私有化”所存在的错误，《经济学家》就Metronet（运行伦敦地铁的公司之一）破产一事发表评论，文中指出英国政府“授予Metronet公司‘数亿英镑’以让该公司可以继续运营……买单的是纳税人”。见The Economist，July 21，2007。
［9］见Victor Perez-Diaz，“Political Symbolis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unpublished paper，January 2007），p.16。
［10］见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另见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1976）。
［11］“如果我们不能缓和由市场产生并由继承固化的极端财富，市场经济协商一致的基础可能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Tobin，World Finance and Economic Stability，p.209.有关“有利的初始条件”的内容见：Hirsch，Social Limits to Growth，p.11。巴里·艾肯格林最近出版的有关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书中也谈到了公共协调机构在为稳定的市场和经济增长提供先决条件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参见：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Coordinated Capitalism and Beyon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2］Albert O.Hirschman，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2002），p.126（emphasis added）.
［13］Bernard Williams，The Sense of the Pas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44-45。关于帕托什卡的问题，我要感谢雅克·胡普尼博士（Dr.Jacques Rupnik）未发表的题为“The Legacy of Charter 77 and the Emergence of a European Public Space”的论文。
［14］“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Oeuvres de Condorcet，Ⅵ，191），艾玛·罗斯柴尔德在她的书里引用了这句话，见Economic Sentiments，p.201。
［15］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0），Chapter 2：“Europe Before the War”.人们对经济的幻想并不限于帝国的首都。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这样描述他的波斯尼亚同胞在那个幸福时代所有的乐观妄想：“那30年相对繁荣、和平……那时候许多人……认为存在某种万无一失的方案，有了这种方案，人的个性在自由和进步中充实且快乐地发展，这个人们几百年来的梦想便可以得到实现；这个世纪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眼前展示了具有欺骗性的许多方面的繁荣，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海市蜃楼，它让所有人认为只要付出合理的价格，甚至依靠信贷都可以获得舒适、安全和幸福。Ivo Andric，The Bridge on the Dr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173.
第24章
［1］“High Gini Is Loosed Upon Asia，”The Economist，August 11，2007.
［2］Massimo Florio，The Great Divestiture：Evaluating the Welfare Impact of the British Privatizations，1979-1997（Cambridge，MA：MIT Press，2004），p.163.关于哈佛大学的内容，参见：“Harvard Endowment Posts Solid Positive Return，”Harvard Gazette，September 12，2008。有关巴拉圭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见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3］Bernard Williams，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44.
［4］有关这些数字见我的文章：“Twas a Famous Victory，”The New York Review，July 19，2001。
［5］有关接受带羞辱性的援助的回忆还可以读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New York：Ballantine，1987）。凯西·塞尔温（Casey Selwyn）向我指出了这点，在这里对她表示感谢。
［6］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持，阿马蒂亚·森担任顾问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最近建议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集体幸福感。但是，尽管他们的建议具有独创性，这点让人钦佩；不过他们二人都只是提出了些能够更好地评估经济表现的方法，经济之外的考虑在报告中不占据重要位置。见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
［7］波斯尼亚的民众是个例外，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崩溃会带来什么后果。
［8］这里我是仿照朱迪丝·施克莱的文章“怀着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这篇很有见识的文章谈论的是政治不平等和权力。
第26章
［1］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Gallimard，1978），英文译著名为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Marx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Flammarion，1986），英文译著名为Marx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La Gauch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ⅩⅨe siècle（Paris：Hachette，1986）；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Flammarion，1988），与Mona Ozouf合编，英文译著名为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La Révolution：de Turgot à Jules Ferry，1770-1880（Paris：Hachette，1988），英文译著名为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Oxford，UK：Blackwell，1992）。
［2］“L'idée française de la révolution，”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Le Débat，96（September-October 1996），pp.13-33.
［3］相比之下，孚雷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不大。事实上，从他生前到现在，许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都不喜欢他。这和他最初在法国受到怀疑部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法国的历史，他重视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进程，这样一来，“旧”社会历史的信奉者的主要解释工具就没有了。但近年来，许多“新”文化历史的信奉者因为他在研究中提出的政治观点和对观念的关注对他提出批评；他们将革命“解构”为一系列的“表现”，孚雷对他们的这种解构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们对此感到不满。有些时候，一个先知的确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
［4］Le Passé d'une illusion：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ⅩⅩe siècle（Paris：Robert Laffont；Calmann-Lévy，1995）.
［5］孚雷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件事受到了当时还在世的维希分子、戴高乐主义者的反对，另外一些仍然记得孚雷在20世纪50年代末参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活动的人也对此表示反对。
［6］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某些研究法国早期现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对孚雷发起了人身攻击，因为孚雷很大地影响了法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理解，这些美国历史学家因此大为光火。
［7］一家法国报纸曾经把我称为“孚雷学派”在美国的一员，我想我应当对此做出声明：尽管这个称号令我感到荣幸，但这么说会误导别人，因为这个学派并不存在。
［8］“The Passions ofTocquevill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une 27，1985.
第27章
［1］The Pity of It All：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Germany，1743-1933（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2）.阿莫斯·埃隆的其他著作包括The Israelis：Founders and Son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Herzl（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5）；Journey Through a Haunted Land：The New German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7）以及A Blood-Dimmed Tide：Dispatches from the Middle E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2］Amos Elon，“No Exi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23，2002.
［3］Omer Bartov，Amos Elon，and others，“An Alternative Future：An Exchang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ember 4，2003.
［4］Amos Elon，“Israel and the End of Zionism，”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ember 19，1996.
［5］Amos Elon，“‘Exile's Return’：A Response to Justus Reid Wien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uary 24，2000.
［6］Elon，“Israel and the End of Zionism.”
［7］Elon，“‘Exile's Return.’”.济慈的这首诗的名字叫“海伯利安的陨落”（The Fall of Hyperion），原诗是：“Fanatics have their dreams，wherewith they weave/A paradise for a sect.”
第28章
［1］“The Myth of Human Self-Identity，”in The Socialist Idea：A Reappraisal，Leszek Kołakowski and Stuart Hampshire，eds.（New York：Basic Books，1974），p.32.
［2］Leszek Kołakowski，“The Devil in History，”in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South Bend，IN：St.Augustine's Press，2005），p.133.
［3］能看出科拉科夫斯基研究宗教思想史的方法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God Owes Us Nothing：A Brief Remark on Pascal's Religion and on the Spirit of Jansen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说科拉科夫斯基是20世纪的帕斯卡应该不算过分，他小心翼翼地把赌注押在理性而非信仰之上。
［4］Leszek Kołakowski，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26-227.
［5］Kołakowski and Hampshire，The Socialist Idea，p.17.
［6］Kołakowski，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p.144.
［7］他的成就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的承认。1983年他被授予了伊拉斯谟奖。2004年，他是国会图书馆克卢格奖的第一位获奖者，20年前他是国会图书馆的“杰斐逊讲师”（Jefferson Lecturer）。3年后，他被授予耶路撒冷奖。
［8］Leszek Koł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ume Ⅲ：The Breakdown（New York：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339.此处的引用要感谢莱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的提醒。
［9］Kołakowski，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p.59.For Edward Said，see Out of Place：A Memoir（New York：Vintage，2000）.
［10］为向科拉科夫斯基表示致敬，那场剑桥的演讲之后举行了一场聚会。我记得房间里的几乎所有年轻女子都集中在了这个60多岁的拄着拐杖、形容枯槁的老哲学家所在的角落，每个人眼中都流露出崇敬之情，我有些茫然地看着此景，心中很是崇拜，同时也感到十分欣羡。永远不要低估智力对人产生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