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 汽车商业伦理
1.为什么商业伦理不可或缺
营销、交易是汽车工程学研究的分支，有关汽车的全部交易行为的道德问题自然也是汽车伦理研究的题中之义，并且是不可或缺的课题。汽车作为一种最能体现社会分工这一现代经济特征的商品，人们为它所进行的商品交易在它的生命周期中无所不在。从时间上看，在制造汽车的过程中，各层次的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在汽车销售过程中，制造厂、经销商、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用户之间进行着多种交易；汽车销售之后，制造厂、供应商、服务商和用户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交易；汽车退役后，用户和再制造厂、回收商之间进行交易。从交易的范围看，围绕着汽车，供需各方进行着实物商品交易、金融商品交易、知识商品交易、文化商品交易、服务商品交易和信息商品交易。汽车贸易早已成为国际化的大宗交易，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交易中碰撞，冲突，妥协，融合。很难再找到有其他的机电产品能像汽车这样，有如此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围绕它所进行的交易。商人们在这些交易中营利，国家在交易中博弈，用户则在交易中维权。在围绕汽车所进行的交易活动中，尽显出人生百态的道德品性。
围绕汽车进行的交易以交易形式的多样性、交易范围的广泛性和交易方式的现代性而浓缩了人类商业活动的特征，是全面认识商业活动的极佳样本。广泛的代表性塑成的典型性是我们特别提出汽车商业伦理是汽车伦理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的理由之一。
我们特别提出汽车商业伦理是汽车伦理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的理由之二是围绕汽车进行的交易活动对于道德的依赖。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将经济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不会自动地规范商业行为，出于逐利的驱动，经营者受赢利的内在动力驱使，会不惜采取欺诈、不正当竞争、恶意降低工资、偷税漏税等手段牟利，从而出现市场失灵，使交易成本增高，浪费性使用社会资源增大，导致社会总体效率下降。良性的汽车经济的建立有赖于市场调节、法律和行政的管控，但法律法规出台的滞后性和惩罚的事后性，使其不能产生充分的预防与制约，需要依赖于道德自律的预前与随时随地。市场主要通过自利的调节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法律和规则主要用外力规范市场行为，而商业道德则将善恶是非的标准内化于心，通过交易各方个人和组织的内在信念的力量与社会舆论的扬弃，以“慎独”的方式，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操守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提高社会总体的运行效率。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道德既作为执行法与规的基础，又填补法与规的空隙，其功能是两者不能取代的。
我们特别提出汽车商业伦是汽车伦理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的理由之三是和谐社会需要汽车商业伦理。当今社会，汽车连接千家百业，开进百姓家庭，围绕着汽车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广泛地联系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对许多刚刚进入“小富”的中国家庭而言，家用汽车是他们仅次于住房的大额硬件消费，一些靠借贷购买商用车的家庭更指望汽车养家致富，一旦在交易中出现群发性道德风险，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在实际交易中，因厂商利用实力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等强势误导消费者，有意隐瞒缺陷，不履行承诺等不道德行为引起的纷争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使解决这样的事件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难点。汽车商业伦理研究可在研究参与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正义原则的道德准则，这种出之有据、论之成理的准则能维护交易各方的利益，也容易为公众接受，交易各方遵守这些准则，即可减少交易摩擦，即使出现纠纷，各方也有协商的思想基础、沟通的共同语言，不致出现对抗的矛盾。
2.汽车商业伦理
（1）概述
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或称“商业道德”，也称“企业伦理”（enterprise ethics），指规范商业活动的伦理原则和审议商务活动中出现的道德或伦理问题，是商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将企业伦理界定为“企业处理与内部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38]”。商业伦理的主体是作为法人的企业和经营个体，主导企业商业伦理的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所以商业伦理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有商业行为始，商业伦理就在客观上存在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提倡的九思中，有“见得思义”。孔子在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同时，认为这种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荀子认为：“以义制事，则知利矣。”主张义在利先，达成义利统一。与孔子大致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论述了货币的作用，主张等价交换，公平交易[39]。人类商业伦理由此萌芽。商业伦理是人类共通的、普世的，但在2000多年前的思想家那里，我们看得到中西方商业伦理萌芽的差异：前者更重道义，后者更重公平；前者重在说理，后者重在执行；前者更重善，后者更重真。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开始普遍使用business ethics一词，到80年代中期，至少开设了500个商业伦理课程，听课学生达四万人，使用约20种课本和至少10种由职业社团、商业伦理中心和商业伦理杂志提供的案例选集。第一个商业伦理协会创建于1980年，1987年自欧洲商业伦理网（EBEN）开设后，欧洲商校就开设了商业伦理课。1982年有了商业伦理的个人专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企业开始关注它的伦理状态，竭力远离商业丑闻。冷战结束后，商业伦理得到了学术、媒体和企业的高度关注。但商业伦理对商务实践的批评也被抨击为“干涉企业自由”[40]。
商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商业伦理学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商业伦理学的严重滞后说明，在财富场中充分认识道德的基础性作用有多么不易，或者说，企业家要完善企业家精神有多难。商业伦理仅仅得到企业家的认同还远远不够，真正成为行业的自觉行为还有待于从业人员的一致自觉认同。
（2）商业伦理原则
人们需要在利—义之间划出一些分辨善—恶的原则，以趋善弃恶，这些原则就是商业伦理原则。所谓“商业伦理原则”，一言蔽之，就是人在通过交易行为追求自己的利益或幸福的同时，也尊重相关方正当得益的权利，不造成他人的痛苦。下面是通行的商业伦理原则。
①诚实守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诚信都是商业伦理的基石和核心。中国商人历来秉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道德信条，民间有“业无信不兴”的说法。同仁堂在18世纪初定下的训条“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成为这家300多年老店的坚守与传承的商箴，并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教育进店的伙计。17世纪英国著名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在Christian Derectory（《基督徒守则》）中教导信徒：“决不能‘利用别人的疏忽、错误或必需来剥夺他人的劳动，从而不正当地’为自己的商品确保一个好价钱。”“如果他不幸购买了质量低劣的商品，他‘不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弥补（自己的）损失’”[41]。美国建国元勋、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有一句名言“切记，信用就是金钱。”《资本论》第二十七章以“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为题目，对之前对信用制度做出的一般评述作了四点归纳，指出：“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的平均化[42]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43]如果没有起码的信用，契约就没有保障，资本就难以流动，股份公司就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便不能真正实行。
依照诚信原则，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向交易的对方提供真实、有效的交易信息，为用户提供真实、明白的产品使用说明，在用户需要的时候提供产品的真实信息。上市公司有责任依法公布经营的真实信息，任何隐瞒、掩饰、编造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企业有履行合同的义务，违约而不赔偿损失违背道德。虚假招标属欺诈行为，为道德所不齿。用虚假信息骗取政策补贴近年来在各种政策性补贴中已成猖獗之势，且骗补数额巨大，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犯罪的要件。
发改委2005年发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三十三条、2013年公布的新《办法》第二十八条都规定，发改委可将“提供虚假情况，骗取投资补助”的“提请或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但历来只对个体经销商以诈骗罪论处，对查明有同样行为的大企业却未追究法律责任。
②交易公平。中国商谚有“买卖公平”“钱足秤够”“市不二价”“店大莫欺客，客大莫欺店”等说法。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承认在无知的前提下做了名不副实、短斤缺两和有质量缺陷的交易不能算为非法（与中国俗语“不知不为过”同义），同时指出，如出于欺骗的目的有意进行上述交易，就应视为有罪，就负有退赔的义务。反之，如买方在交易中有不公正的行为，例如用黄铜的价钱买到黄金，也有退还的义务[44]。这些是买卖双方的公平交易准则。
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并不能自然保障公平贸易，贸易自由化需要更深的内在道德和外部的法律施以约束，才能保障交易公平。自由贸易把公平交易的伦理准则从买卖双方延伸到了买卖涉及的利益各方，产生了不组织价格同盟，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利用产业补贴搞倾销等伦理准则。(https://www.daowen.com)
③正当经营。自有商业起，正当经营与不正当经营就划分出商业行为的善与恶，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张扬正当经营之一说。雇佣童工、就业歧视、恶意收购、侵犯知识产权、使用工业间谍、政治捐献、价格战、逃税、欺诈等皆属不正当经营行为。贿赂是腐败侵蚀商业最突出的表现。自有交易竞争以来，交易就成为腐败的滋生之地，行贿受贿不仅可能触犯法律和规章，更越过了道德的底线。一个贿赂盛行的社会，必是鲜廉寡耻、法制不彰的社会。2009年曝出曼恩行贿案，2010年曝出戴姆勒行贿案（包括在中国行贿），欧美皆以企业配合检方调查，认罚，查处责任人了结。只有在良知存续、以腐为耻的社会里，丑闻才显其丑，法律方彰其著，才能遏制腐败泛滥。
④善待员工。员工的本质属性是人，企业的出资人、经营者的本质属性也是人，在企业是为了共同利益而由人结成的经济组织的意义上，操持着下属予夺权的管理者就负有了善待员工的道义责任，更何况员工既是企业绩效的创造者，也应是效益的分享者。善待员工，尊重是前提，理解是基础，管理者首先要尊重员工与自己平等的人格地位，不以势凌人，不以势压言。承认和尊重员工分享经营和发展成果的权利，随企业的发展提升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保障员工的法定休假权；改善劳动环境，提供劳动的安全和健康保障；理解员工个人发展和生活上合理的诉求，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到员工合理的要求；适时组织员工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文化和技能水平。管理者有了爱心，员工才报以忠心。
还有一个问题，企业对投资人应持什么样的伦理原则？有人会问，上述原则岂不限制了企业为投资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不错，企业应为投资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但企业应该为投资人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合法利益，不追求投资人合法利益最大化有违商业伦理，但不择手段为投资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免伤害利益相关的他方，同样违背商业伦理。投资人需要最大化的利益，但更需要良序来保障持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也需要企业用道德确保获利最大化，如果良序遭到破坏，连投资人的基本利益都得不到保障，谈何最大化。若违法受惩、员工能动性受伤，安来利益最大化？依据商业伦理原则行事，说到底，才是对投资人道德的行为。
3.企业社会责任（CSR）运动和正义发展
世纪之交，一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运动由西东渐，席卷全球。这场运动推动了商业伦理付诸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又称“企业良心”“企业公民”“社会表现”等，它被定义为：“可证实的，用可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且增进股东满意度的方式经营的企业承诺。”[45]欧盟委员会的原定义是，“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社会和环境整合到经营及相关利益者的互动中的概念”，2011年重新定义为“企业为其对社会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有学者将CSR运动分为初创期（1960—1990）、成势期（1990—2000）和成为主流期（2000年以后）[46]。
随着企业利用社会资源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企业行为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力也日渐强大，企业也需要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来实现发展，许多跨国公司用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来称呼组织行为影响到的那些个体和群体，这表明企业开始注意到除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开始使用。1984年，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R.Edward Freeman，1951—）出版了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方法》），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应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单纯追求某些主体的利益，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关者的利益开始进入企业战略的视野。1992年美国企业在大企业成员组织的基础上组建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BSR）。1996年1月，欧洲57家企业签署企业反社会排斥[47]欧洲宣言并成立CSR Europe。2002年，英国商业社团（BITC）首次发布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dex（《企业责任索引》）。2010年ISO发布ISO 26000：2010Guidanc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指南》）。欧洲委员会于2011年10月发布A Renewed EU Stratege 2011—2014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bility（《2011—2014新版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对于推动CSR成为企管的主流思想并付诸实践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莫过于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1999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Kofi Atta Annan，1938—）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倡议建立全球契约，企业与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全球契约于次年7月26日正式发布。UNGC最初提出九项发展原则，为契合联合国2003年58/4号决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2004年6月24日第一次UNGC领导人峰会上，安南宣布增加反腐败原则。10项原则是：
①人权 原则1，企业界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2，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②劳工标准 原则3，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原则4，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原则5，切实废除童工；原则6，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③环境 原则7，企业界应支持采用预防性方法应付环境挑战；原则8，采取主动行动促进在环境方面更负责任的做法；原则9，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④反腐败 原则10，企业界应努力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贿赂。
CSR一路走来充满着质疑与批评，有人说CSR分散了企业的经济角色，有人讲企业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的，有人指责CSR是装点门面，是企图取代政府监管大企业的角色，有人称CSR误导美德。197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0年发表“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作者赞成公司高管拥有个人道德价值观，对家人、社区、家乡和国家履行个人责任，但认为，身为股东代理人的企业高管，只能履行信托责任，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他认为企业高管滥用股东财富完成某些社会义务是对股东权益的侵犯。
美国管理学家阿奇·卡罗尔（Archie B.Carroll）用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对CSR做了诠释。卡罗尔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由底至顶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博爱责任，形成底大顶小的金字塔状，四个层次分别对应营利的企业、守法的企业、道德的企业和优秀的企业公民，如图5-7所示。弗里德曼的观点只是站在卡罗尔金字塔底看待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这个层次上看，他的观点没有错，但40多年时过境迁，人们看问题的眼界早已今非昔比，人们已经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认识了企业承担多重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如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确保自己在决策上拥有足够的自由，就应该主动制定一些标准较高的自律规范，由于企业拥有管理专长和资金，所以让企业出手解决政府和其他组织力图解决却无能为力的一些社会问题更为有效，主导变革比被动反应有利，等等。现在，一些投资者已不再将货币收益高低视为投资决策的唯一考量指标，他们也会依据信仰和伦理，选择那些拥有与自己价值观相近的企业，况且，长期获利比短期获利更重要。未来，企业不单单为股东创造经济价值，而是满足股东对综合价值的诉求。
图5-7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
CSR的伦理学依据其实很简单：企业被赋予了使用社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民事权利，就必须对使用资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不是对股东权益的侵犯，而是履行股东应该承担的因—果责任，这可能就是欧盟委员会修改CSR定义的理由。CSR运动发展和完善了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以来的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眼中冷峻的单面经济人企业成为可亲可敬的经济—社会立体人；CSR运动使社会学重新审视企业的社会角色，让社会营造更适宜企业发展的环境，让企业更好地参与社会的发展；CSR运动让管理学全面认识企业的责任，使企业管理从以营利和纳税为责任提升到以履行多重社会责任为使命。可以说，CSR的兴起代表着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与企业成员良知的集体觉悟。
企业的发展一般遵循卡罗尔金字塔路径：初创时，由于弱小，只能做营利的企业，但营利第一则难免与消费者和社会利益对立；具备一定实力后，违法的风险会大于守法的成本，趋于做守法的企业；再往前发展，使事业永续，做百年老店即成目标，做道德的企业即成明智的选择；只有少数既有实力又有爱心的企业才会做优秀的企业公民。现在，仅以营利的方式经营的企业的生存空间已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守法正在成为生存的门槛，这就是那些靠打法律和规则的擦边球生存的弱小企业昙花一现的内在原因。我在2011年提出正义发展[48]的概念就出于对企业长久生存、持续发展和建设正义社会的思考。正义发展的水准相当于卡罗尔金字塔的第三层——道德的企业，按照卡罗尔的定义，这一层次的要件为：①以符合社会道德伦理准则的方式运作；②认同并尊重社会接受的伦理道德准则的演进；③防止为了达成企业的目的而损害伦理准则；④认定优秀企业公民是做道德伦理希望做的事；⑤认识到企业的诚信和伦理行为要高于法律和规则的规定[49]。这只是一些原则，UNGC为企业正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公认的，可操作、可审视的判别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