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5 后化石燃料时代和汽车DNA嬗变——中国汽车业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1.21世纪初叶是中国汽车业崛起的最好时机
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结构转变和汽车DNA嬗变（由于能源结构转变是汽车DNA嬗变的重要动因，以下用汽车DNA嬗变指代两者）为中国汽车业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21世纪适逢中国发展的有利时期。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势力军备竞赛的终止使人类可以集中精力、财力和物力进行和平发展。中国从上至下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维持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已经接受了WTO的贸易规则，正在学会遵守并运用这些规则。中国人已经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需要的资源，中国经济正在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当前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是自1929年中国汽车业第一次萌芽后从未有过的。
从1953年一汽奠基算起，中国汽车业比欧洲晚起步68年[53]。据竺延风（1961—）2007年在“两会”期间表示，像一汽那样的国内一流企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5年（见2007年3月3日《第一汽车集团报》）。如果竺延风的看法代表了一定的事实的话，中国汽车业用54年时间赶上了53年差距，剩下的15年差距在时间上看起来不过十几年之遥，却集中在核心技术、制度、经营、管理、人才等核心能力领域，追赶的难度很大。欧美至今已对传统的汽车及相关要素做了至少131年的研究，日本也有了100多年的造车历史，他们对传统汽车技术的琢磨已臻于娴熟之境，已经在许多技术制高点上设置了专利壁垒，例如，燃油汽车达到高水平排放的关键技术就掌握在几个发达国家手中，受到专利保护。总之，传统汽车技术的开发已经进入宝塔之尖，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作为已经多有限制。虽然目前被看好的新能源汽车也是西方若干年前的发明，但真正工程化意义上的开发和商品化不过是近20年的事情[54]（乙醇汽车在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发展属一特例），后汽车也方兴未艾。西方人虽然是后化石燃料和后汽车王国的先入者，但他们前行不远，他们虽然可以在新王国里继续施展他们的科技和管理优势，但他们毕竟是在一块新开辟的领地里施展拳脚，不像在传统领域里那样轻车熟路，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很多。而中国人在此时进入这块领地工作，没有那么远的差距，也不会遇到那么多专利的制约，在这块新领地上，施展拳脚的空间大了许多，既可近距离跟进技术，伺机赶超，也可以车鉴前辙，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发达国家花费100多年时间建起来的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交通和生活体系积淀了很大的转型惯性，他们在转型中要被颠覆、改造的东西比我们多，而我国的许多中小城镇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或正在规划之中。现在，正是以后化石能源为基础规划和建设这些城镇的好时机，也是牵住汽车DNA嬗变这条牛鼻绳，转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好时机。
我曾在2004年发文指出，现代汽车的形态和角色正在朝向本质上超越现代汽车的方向嬗变，人类社会正在迈向后现代汽车时代[55]。嬗变虽不是一切从零开始，我们也不能奢望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一些在现代汽车时期长期积淀的巨大差距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已经四通八达，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放，中国的科研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尤其是民营资本涉足科研和汽车业带来的生机，这些因素都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些起步不久的工作领域，如在一些新燃料、新燃料汽车及其应用领域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转向后汽车时代的许多工作还处于探索时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大的创新空间，正是凭借“先知”与“先觉”发现和抢占制高点的极佳时期。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业态创新抢占先机，例如，可开展“和而不同”的燃料和交通格局的论证，统筹规划并开展试验，选择一些新建城镇进行后汽车交通的试验等，经验证后逐步推广实施。(https://www.daowen.com)
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转型上，后发展国家虽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却拥有“转型惯性”小的比较优势。汽车DNA的嬗变必然牵涉到重构历时100多年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调整。在这场毁灭性创新中，在创生一些新产业的同时，也会毁灭一些产业，颠覆一些企业，更新一批系统，必然要砸碎一些“珍宝”，例如，能源的更迭会使石油的开采和炼制受到节制，传统的燃料供给系统会被调整或更新，再制造的兴起会使传统制造业出现一些萎缩，新能源和信息业的入侵使传统的内燃机和机械制造企业面临调整。发达国家积淀了多年的投入，建成了比后发展国家完善得多的产业设施和支持体系，这些刚性投入以及他们积习已深的生活习惯成为他们转型的惯性。后发展国家则不需要克服这么沉重的转型惯性，为转型付出的代价和转型引起的社会震荡要小得多。可惜，本书一版出版七年以来，中国汽车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转型速度，转型的惯性急剧增大，这一比较优势在急剧缩小。
2.我们正在迎接前所未遇的挑战
占世界人口19%的发达国家依靠先走一步的优势，已在化石能源极其廉价的时期率先完成了现代化。通过大量耗费化石燃料，聚敛了巨量财富，建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发达的工业体系、快捷的交通系统和富足的生活体系，依靠丰富的物质财富，结合西方文化，形成了优裕的生活方式，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现在，发达国家又率先开始向后化石能源过渡，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了人与自然协调的发展道路。
就像重载的汽车需要更多的燃料来加速一样，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用比当年发达国家更多的能源来启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但在化石能源走向短缺的时期启动现代化建设，客观上已不允许重蹈发达国家高耗能的旧辙，必须开拓一条低耗高效的发展路子，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以约9%的世界可耕地，养活着近22%的世界人口，资源短缺的矛盾极其突出。30年来，中国以过度消费资源和加剧环境污染为代价，维持了GDP的快速增长，客观上带动了国内原料价格的轮番上涨，在国际上引起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非议，使国内社会矛盾日显突出。中国“拼命三郎”式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来自资源、环境、社会的三重挑战。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汽车业和汽车消费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的汽车销量从1990年的51.4万辆持续增长到2015年的2459.76万辆，25年间增长了47.9倍，平均增长16.7%；产量从1990年的50.9万辆增长到2015年的2450.33万辆，25年间增长了48.1倍，平均增长16.8%。但是，在汽车产销量高速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挑战，挑战主要来自石油及资源供应短缺、环境承受能力的制约、技术差距和缺乏创新能力。本书一版依据2007年汽车保有量、石油表观消费量（3.46亿t）等参量，按10%的汽车保有增长率、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5‰、汽车油耗水平降低20%估算，2017年中国将保有汽车14776.6万辆，人均汽车保有量将略低于上海市2005年按户籍人口统计的水平，需为汽车消费提供2.15亿t原油，这是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难承之重。实际情况是，2015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7228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955万辆），当年中国消耗5.597亿t原油，占世界总量的12.9%[56]，居世界第二。2009年，PM2.5开始引起国内关注，雾霾随即笼罩城市（2009年出现城市重度雾霾的报道），以后愈演愈烈，致使雾霾成为公众的“心肺之患”，治霾成为“呼吸保卫战”。汽车是城市空气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尤其是人呼吸层空气的主要污染源（排放和扬尘），直接侵害居民的健康。在IEA的统计中，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排碳国，2013年碳排量（含香港）达世界总量的28.0%[57]。全球变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母亲河源头的冰川迅速消融，导致黄河、长江流域发生干旱和西北地区的土地沙化，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威胁着民族的生存。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遭遇的困难是多方面的，糟糕的是，中国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不能从变革能源结构和从根本上提高汽车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资源利用效率上找到出路，中国要想实现人人享有自由、快捷的交通还将遭遇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