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五章

隔壁，米娜在打电话。他听见了电话铃响，现在意识到（他不经常听人打电话）这个电话非同寻常。米娜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他听着，然后穿过回廊走进餐室。在与门连接的玻璃旁边，摆着一副斯坦姆波利生产的沙发。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前倾，加倍专注地听着。他们的交谈很短，米娜想说什么，但对方挂了线。事情不妙，这是可以肯定的。她一放下电话就找科尔德。他听见米娜的脚步声，知道她走错了方向，于是喊，“在这儿”。当他问米娜电话上有什么事时，她答不上来，只是看着他。“那不是关心太多了吗？”

瓦勒丽娅的情况恶化了？或死了？不，不是那种消息，而且也不是那种消息引起的震动。她不像埃尔弗里达，米娜不擅变脸。他从未见她眼睛这样黑，皮肤这样干皱、苍白。

“好了，怎么回事？”他说。

“阿尔伯特，你知道是谁吗？是上校。”

“他，他本人？”

“是上校。我恨不得杀了他。”

“他怎么了？他说什么？”

“你一离开后，大使肯定就去做了工作。”

“知道了。是不是他给卫生部长打电话，部长又给上校打电话？……”

“一定是这样的。”

“嗯，好吧，怎么了？卫生部长是不是管医院？”

“他不管这个医院。上校负责。他告诉我时腔调简直是肯定得不能再肯定了。他对我很凶。真凶，阿尔伯特！”

“明白了。这是一场权力争斗——部长对秘密警察。”

“谈不到争斗，他是老板。”

“那就清楚了。对不起，米娜。我们再高也不应该从他的头上迈过去。做事过了头，这是常有的错误。本来应该知道……对于一位内阁部长来说，一个秘密警察算个屁。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彼特勒斯库被压下去的原因。他想试试手脚，但级别不够，于是他现在呆在一边去了。就是我们未获批准的第二次上门，把他给连累了。我不该傻乎乎地对大使乱讲。我本该试一下和白宫[1]谈这件事，来个总统对总统的热线直拨。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仍然有可能。这帮伙计与美国有最惠国协议，这倒霉事对他们来说又很重要。他们不会拒绝的。”

“他说……”

“对，上校对你说什么来着？”

“说能和我母亲再见一面。只一次。他是这么说的。”

“噢？”科尔德说道，似乎他明白了。他一点都不明白。他感到眼睛疲劳得很疼。“再说一遍，他说，来看望她？”

“他说，只一次。”

“什么时候？”

“他让我来定。我不相信，想接着谈，但他打断了我。他说：‘难道你听不懂罗马尼亚语？我允许你和你的丈夫来看一次。’”

科尔德现在总算听清楚了。来，一次，看——这是最后一次探访。他对米娜说：“他们和部长交了火，赢家是上校。我猜想，他把争执弄到上层，上层支持了他。大使曾提到这一步，我本应该给予考虑。他还算彬彬有礼，不过这也是常有的结果。你以为你有礼在先，别人就会以礼相报。其实从来不……他说‘你和你的丈夫’？”

“是的，阿尔伯特。我对他怎么讲？可以给他回电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唐蒂·琪琪怎么办？”科尔德说，“如果这就是最后一次探视……不，你不要对他提到琪琪。”

“阿尔伯特，回答我，我们什么时候去？明天？什么时候？”

“我看最好今天——今晚就去。”他说着，从靠椅上站起身。

“你说，她随时都可能死吗？”

“明天可能会想起更多的法子，也许戈里阿能劝动他。也许我们能惊动白宫的什么人。可以给华盛顿打电话。”

“他等我的电话。”

“那就告诉他今晚。”

她回到电话机旁。

科尔德抓过大衣来披在肩上。这段时间正是白天最短的时候。下午的阳光前脚进来后脚出去。街上的坑洼处开始浮起鳞状的冰层，生出晶澈的寒意。随着光线退去，拉毛水泥上的黄棕色添上了痘痕状的淡淡蓝色（它们似乎随时都可以把你的脸糅进那种拉毛水泥里）。路上到处是丢弃的瓶子，无顶门廊的拐角处和藤杈上挂出的湿衣物干冻在那里。白天有太阳，很容易给一切都抹上一层光辉；但是太阳一旦走开，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遭到了遗弃，失去了联系，你得自己想办法把它们收拾起来。科尔德紧跟着隔壁他妻子的声音。有的语言是说的，有的语言是唱的。即使现在是与上校和共产党国家战斗，她的声音仍然像音乐一样。他可怜自己的妻子，恨那个上校，他想弄清楚上校为什么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里面有什么文章；或者上校和部长做了一笔什么样的交易，他想着这些事情。在那间高大密闭的办公室里，上校在二十瓦的灯光下面裁定这个，筹划那个。在世界性的强化过程面前，个人的美德就像不断后退的花边。这一进程生硬得令人难以当真，然而你不要开自己的玩笑，它在勾画未来的模样。不过与此同时，人类最内在的本质也必然尽其所能作出自己必要的独特安排。

现在移到了瓦勒丽娅和维系她生命的机器跟前。科尔德相信老妇人的意识十分清醒，甚至可能超常的清醒。生命维系仪器滴答作响，她的心灵（他确定）完完全全活着——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动状态。见不到自己的女儿——听见女儿说话就是看见了女儿，因为她已睁不开眼睛——她是不会死的。他们做皮肤下扫描；他们对光敏感；他们往眼皮底下填东西，弄得像（真不想这样比方）小包子。她观察着自己的死，死定了。想起她，科尔德非常敬重。她的个人美德有古老的源头。科尔德在巴黎和伦敦对这些源头有了更深的了解。眼睛一阵一阵地疼，他用指头在额上从左到右地抹着（到了东欧，他有脱水的感觉，甚至觉得视觉神经也干了，受到了磨损），他考虑那些古老的源头。记得她曾经对结构主义[2]，对兰恩[3]的精神病学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唉！她干吗要找那些麻烦？那与她的内心生活根本不合。在内心，她是传统的，甚至是古旧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因此她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她爱自己的丈夫，爱女儿，她的姐妹，于是在这三十年里，她建起了自己的互助女性网络，通过个人的补偿系统来弥补马克思主义，赎回她参与促成一种新政权的罪过。然而她总是要提一些复杂的看法。党痛斥了她的“世界性心理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将她开除出去，但这算不了什么。她当时正读一本谈哈吉雅·索菲亚的书。书就在她的桌子上，科尔德很好奇，无奈他不懂那种语言。就是这个瓦勒丽娅，来到她丈夫的坟茔也即她自己的坟地，在墓碑前点亮了蜡烛——那是一块很大的花岗岩石头。琪琪说：“每当她必须作一项重大决定，她都要走到坟头对他讲。”她给墓园里的乞丐带来食品。并非只有斯坦姆波利的产品才镶嵌着螺钿。这些也有巴尔干特征。这儿的内心生活是拜占庭[4]，甚至更古老，不要管什么弗洛伊德或兰恩——那是为了诊治复杂而神经质的大众。这儿没有那么复杂。她站在死亡的门前，而且就像一位大夫——但是你不必是一位大夫也能知道自己的死亡。她甚至会怀疑，当局烦了她以后可能会决定扯断她的生命维系机器。科尔德肯定地以为，上校心里可能就这么想。他就是当局，确实。他会说“扯断它”，于是就那样扯断了。想到这里，科尔德（他本人已不是小青年，过得并不开心）奇怪地感到好像碎冰的晶粒把闪光照在了他的巴尔干式窗户上。这些缠人的困惑，寻求平衡的微妙，病态的希望，捉弄人的恶行，虐待狂的筹谋——你倒不如干脆退回到那个严格的零点——蓝色简单的冰。这一切使科尔德感到他与老岳母简直太相近了。

米娜回来说：“定在今晚上了。”

科尔德正要说话，她手指着电灯固定装置提醒他那地方有窃听器。

“我们到楼外面散散步。”

“车什么时候来接你？”

“暂时还不会来。”

还有二十分钟时间，斯潘格勒的司机肯定会很准时。这儿的司机像东欧其他地方的司机一样，要向秘密警察汇报，因此他们的服务极佳。

科尔德和米娜一起乘小电梯下来。他把住沉重的玻璃和铁做成的楼门，让她走上街道。下午过半，十二月的太阳准备撤走。冬天的光线拖下了紫色的影子，停在坑坑洼洼的拉毛水泥墙面上，让科尔德想起冬天滞涩的水流。截去了枝梢的树上也挂着这种颜色，驻足路边的鸽子给这颜色增加了一点光亮的变化。科尔德发现街道中间留有小鼠的残骸。它们准是在地震时跑到这个地方，被坍塌的砖石砸昏了头，然后又被汽车压扁。科尔德是这样设想的。它们像风标那样只有两个维度。在巴尔干豪斯曼式的楼群之间，不难看到地震遗墟或冢茔，科尔德把它们也看做坟丘。砖堆呼出朽败的气息，底下是不能复活的躯体。有一股寒冷、阴湿、难闻的气味。成对的铁锈色的电车顺着一溜电缆驶行。脸色苍白的无产阶级乘客们向车外张望着，他们头戴帽子，女人们裹着方头巾。这些电车就像那些铸铁洗涤槽和呱嗒作响的拉链式抽水马桶一样，都属于以前的东西了。这一切都像在朝后面看。你看见被倒过来的几十年时光，甚至连那些情感也属于一个先前的时代。和上校的斗争就是一个人类情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新秩序之下算不上一个问题，但是上校默认了这个问题，因为它给人痛楚。他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忽然间，科尔德好像看见这些思绪围聚在头周围，就像淡下去的光线在向修剪后的树聚拢，每一棵树都成了一束花。

米娜比平时走得快。在家里时，你实在没办法让她走得快一点。她对妇女风韵有独特的看法，或者说，她有恰到好处的拉勒什家的仪韵。可今天她走得很快。她搭着科尔德的胳膊，每当有行人要靠近前来，她总要猛拉他一把，意为“闭上嘴”。因此他不说话，而她倒是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米娜一惯在吃早饭之前、夜里上床前，或上街之前，先抹点口红。但现在嘴唇成了一条细线，几乎看不到一点红色了。她干巴，苍白，一副病容。

“阿尔伯特，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她说道。

“琪琪。”

“对，唐蒂·琪琪，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她带进去。”

“当然，”科尔德说，“她得看到她姐姐。如果只准两个人进门，让她用我这个名额。”

“不行，我们仨人都得进去。我们一定都要去。也许我们该向彼得勒斯库求助。他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对他来说肯定是痛苦的。”

“以后再考虑他吧。他属于经验的另一个奇怪的分支。以后再谈这事。现在先得好好计划一下。”

“第一步是买香烟。多多益善。”

“这我能在洲际通兑商店买到。长剑牌。”

“好吧。”夕阳渐暗，他们经过一个三角形有篱笆的公园，栅栏向里倾斜，绿色的长椅上盖着一层霜。“这是我从前的学校，”她说道，“顺这条街下去就是权贵们的住宅区。”旧政权留下来的古雅的建筑被分割为单元套房。阴暗的商店里堆放着豆类罐头和泡菜，看不到顾客。这周围曾经领导过时尚新潮，但现在这种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党政高官们在其他地方有他们的别墅。“今晚怎么才能去了医院呀？”

“打电话要出租车？”他说。

“电话倒是可以打，但对什么都别太指望。”

“琪琪说，伊奥安娜有个司机侄儿。你和她讲一下看是否可行。”

“对了，他叫特拉伊安。”

“我看你还是试一试这位特拉伊安吧。”

“我去问伊奥安娜。”米娜说。

“他自己有车吗？”

“我这就去问”。

“你能和她谈吗？我是说谈。”

“行和不行。方法得当的话，就行。你得把她当亲戚，不要提钱，但时不时得给她一点。”

“雇特拉伊安开车送我们。你记得这个人吗？”

“二十年前他还算不上个人。一个胖男孩，并不招人喜欢。”

“那么，最好问问他能不能来。”

“七点钟。”

“一上车——我将带上几条剑牌香烟——你就给他解释怎么做。这里的人们得有一点外快，靠工资活不了。”

他们从街角拐过去，米娜说道：“你朋友的车开过来了吧？”

“我应该躲在边上，可以再约个时间。”科尔德说。

“不，你去买香烟和看你的朋友，我去和伊奥安娜谈。”

她走进楼里。科尔德拉紧上衣抵挡着寒冷等那辆车。三点钟了，黄昏已到，带来了一种凄苦的沉闷。冬天树木的形影、冬天色彩的美丽已不复在这里。树有树的仪态，可是人的脸却被统合起来，防范流露出任何自然的东西。平稳的大型高级轿车停下来，司机绕过来打开车门，让他进去坐在温暖的后座上。这一段享受特权的路程太短了。又到了美国大使馆，警戒线把街道分开，哨兵站在外面。洲际商店就在这里。

门厅里富丽豪华。你可以一屁股陷入那些长长的沙发里，随便哪一个都行，都空着。整个就是神秘小说里的气氛。餐饮部飘出土耳其咖啡的香味。你意识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在眼前，东方快车也曾经常驶进这里，玛塔·哈里在餐车里，地中海东部的商人仍然是三重代理人。在这道宽大的门厅里，有两个集权组织的死角——一个兑换现钱的胶合板亭子，一个出售外国报纸的报亭。一条线上用夹子吊着东德的一些杂志，还有苏联的《真理报》和法国的《人道报》。

通兑商店在二层，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中间有一棵小树，洒着棉花胎和云母雪。货架上挂着农民穿的裙子、羊皮，架板上摆着桌布和穿着民族服饰的布娃娃、雕花木瓶、相机、进口白兰地。顾客中有几个非洲人，其中一个看见了科尔德手里的护照，用聱牙的英语对他说：“这些人很蛮横，什么屁话都讲得出口。他们以为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破语言。”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女人拉着脸，神色疲惫，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科尔德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卖给他剑牌香烟的女孩冲着他微笑——笑得很怪样：仿佛她要吹动一枚蒲公英看它长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这毕竟是一种笑。她把香烟——两条长枝过滤嘴香烟——放进一个有塑料提手的圣诞袋子里。

他还有兴致去见高中时的朋友吗？他仿佛觉得自己像在大街上被摩托车撞翻一样，鼻青脸肿，胸脯上缠着带子。他想走进人们的居所，解开衬衣，扯掉粘着的绷带，但是没有绷带。他挤进拥挤的餐饮部去找杜威·斯潘格勒。他心烦意躁，觉得四处牵扯，觉得鼻青脸肿，他看上去还好，只是有点严肃（不过是一种阴暗的心绪）。他举目四顾，想看到斯潘格勒。老友相聚会简便一些。如果伊奥安娜的侄儿来不了，就得另作安排。米娜和琪琪需要他在家——他在场就是一种安慰，需要他的建议，也需要剑牌香烟；也许这两条剑牌比什么都重要。拥挤不通的酒吧愈发让他有身陷囹圄之感（让我出去！）。总算看见了斯潘格勒，此人从他的座位上站起身，伸出两臂朝这面挥舞着，就像机场人员向飞机发出入港的信号。斯潘格勒的手势总是那么不得要领，不知所云，但却出人意料地惹人喜爱。自以为是、毛手毛脚的小坏蛋，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他还是那个疯杜威，像只饥肠辘辘的野猫一样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这个杜威花上二百英镑去做球迷，在瑞格利的露天看台上为卡勃斯队大打出手，用一本诗歌集子打他。那时的斯潘格勒是个令人害怕的小家伙，但科尔德喜欢他。

“过来，阿尔伯特，我在这儿。”杜威喊道。

为什么这次会面如此不同寻常？令人惊心，不是吗？斯潘格勒至少一年来十次芝加哥，过去的十年里他来过有一百次，但是他连一个电话也没有给科尔德打过。不过科尔德也从未给他传过一个纸条说“我喜欢你上周三的那篇专栏文章”。他对专栏文章很少或干脆不喜欢。杜威的报纸文章永远不会使他惊奇。杜威式的句子开个头，他科尔德闭上眼睛也能接着写下去。这套系统很少改变，但是身在这个异国咖啡馆，那些看法、评判、微词以及唐突统统放到一边去了。这里斯潘格勒能够量出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一只胳膊搭在科尔德身上，”好哇，好哇，莱克沃！”他的身材扩大了，而且长得很壮实。现在有点发福，再加上一副精心修剪的胡子，很气派。下巴处的脂肪起了层，但控制得很好，没有松垂之态。这几层脂肪甚至给他平添了几分气派、分量和吸引力，但是他仍然有那种神经兮兮的习惯，尽管这么多年来心理分析治疗对他助益不少。斯潘格勒坐回到椅子上。他不隐瞒这一点，相反，他经常在自己的专栏里提到心理分析。他认为心理分析让他意识到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得以赞赏犹太-基督教的价值体系。

“你想要什么？[5]还记得这句话吗？”他说。

“当然记得。路易和饥饿五人组，从老海德尔伯格来到鲁道夫街的德国喜剧管乐队，就在奥里恩托旁边。”科尔德说道。

“说的对。”

想想吧，这样的聚会怎么能不引起杜威快乐的乡情呢？这许多年来，他一直躲避科尔德。科尔德让他难堪：他了解他的底子，记得他的父亲和母亲，记得斯潘格勒一家、他家的厨房、斯潘格勒太太的那张狮子脸，长筒袜薄薄的喇叭口从大腿上滑到膝盖下面。这是一家风风火火的人，尤其是父亲。老斯潘格勒秃着脑袋，脸色红润，但身体并不好。“做点小生意。”他说。但是在大萧条后期，有什么小生意呢？去第十二街和纽伯利的批发处拿一点“包退包换”的货，然后挨门叫卖——比如太阳镜、桌子滑槽、连衣内裤，或棉布袜之类。“小生意”的意思是小货郎，就是这个没有掩盖好的事实让杜威尴尬。这尴尬中还夹杂着堂皇而丰富的想像。他曾经常讲起有关他出身背景的种种故事。他有时说，他父亲曾经在拉萨尔大街的经纪人公司供过职，而他本人曾上过军事预科学校，但是科尔德从不揭他的底。干吗要那样做？他真的同情他，然而科尔德还是得不到他的信任。

“海德尔伯格管乐队，你的记性真好。”杜威说道。

“老兄，很高兴见到你。”

杜威不会浪费时间。“阿尔伯特，我们那时候关系不错，对吧？十五岁时，那以后？”杜威说道，“有一个消费协会。那时候你和我几乎无话不说。可现在看看我们，也许是豆荚里豆粒儿不多了吧，但那又有什么？我们已经混出个样子了。想想我们的出身……”这暗示着要坦白地说了。

“有一天在我岳母家里翻到一本奥斯卡·王尔德的书时，我想到了你。”

“我酷爱史文朋和瓦尔特·佩特，酷爱王尔德。那才是真货色！

看哪！用一根小棒我只能搅动浪漫琼浆？

我必须得失去灵魂的遗产？

现在我们能猜出这小棒指的是什么，可当时我们猜不出来，还不懂人事。”

“不，我们喜欢诗。”

“怪事，你还记得吧？芝加哥的南支流那一段叫做泡泡河，因为牛血、牛肚、牛油、牛场的牛粪使它到了夏天就冒泡。医生们议论说一个酒鬼死于脑损伤。总之，那股臭味也能熏成那样。”

“我们要谈的是芝加哥吗？”科尔德问。

“那是我们的故乡，就像你最近写的那样。”

他那下巴和喉部的厚重，也许还有他生活中的成功使他的下巴显出一种向下、向下、再向下的压力，显出不可动摇的确定性，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6]总统眨眼。罗斯福对福克斯[7]电影简讯眨眼的意思是：“注意，魔鬼来了。”杜威继续说道（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你那时决定回去时，在我看来意味着交出一生。你在巴黎干得本来很顺手。”（斯潘格勒在作出爱国姿态？在“干得顺手”里面藏着一丝轻蔑。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奇才和风云人物）“但是读到《哈珀氏》上你的第一篇文章时，我就意识到，你与那座老镇子有些宿怨要清理。”

侍者拿来他们要的饮料。科尔德向后靠在座椅上，但两只大手深插在裤袋里，连手腕也进去了，无疑是紧张的迹象。他做出的不在意的样子或其他任何老一套的伪装不会蒙住杜威。杜威精灵地又把自己变成了少年。少年的杜威总占上风。他的敏锐精明是早熟的。

科尔德说道：“不再是那老镇子了。”

“我想也不是，但是你做事还像从前的你。好口才，超群的表达能力。和你以前的样子一样——有哲理，有感情，你真是应付自如。我能认出许多你一惯的用语特色，这些特色现在还有一些。”

“也许是这样吧。”科尔德说。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吗？”

杜威蓬松多皱的眼睑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嘲弄着他。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与基辛格[8]和海尔默特·施密特[9]都有直呼其名的关系。他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最近一次欧亚之行中，他访问了萨达特[10]、撒切尔[11]、英·甘地[12]。没理由对我粗野，科尔德想到，因为这是在放松的、私人怀旧的场合。只要我承认他高人一筹，他就不会那样。我也确实承认这一点，干吗不呢？科尔德此时决定公开向他让步，让斯潘格勒心灵史上的这一章有一个满意的结尾。这位加入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在传播搏动在文明世界的紧张脉搏方面是一个不可小瞧的波节，使这世界颤抖，使它饱尝含糊其词的话语，在它的结构框架上辅上一层花哨词藻，在里面塞进一些焦虑，而他碰巧还是一位老朋友。是的，就是这位杜威，在莱克沃的时候对自己的耳朵大小和形状颇为在意，乘人不注意时，像个笨手笨脚的女孩那样，赶快别在帽子下面；他甚至试过用带子捆在头上。就是这位杜威曾蓄过一副像威廉·波威尔那样的胡子——威廉·波威尔让他心神向往。他从昔日的一条苍白的醋线虫变成了今日的权威和仲裁者，三十个国家迫不及待、充满敬意地等着读他的专栏，但是科尔德更喜欢那个皮包骨头、狂躁好怒、饥肠辘辘、尖声叫喊的从前的杜威。

“你一直在看时间，阿尔伯特。”

“嗯，对不起，我不轻松。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许多麻烦。”

“大使对我讲了。一个好伙计，大使。怎么回事？”

“我妻子的母亲，生命垂危……”

“噢，噢，我记起他给我讲的事了。你妻子不能去看她。太糟了。这事让你不好过，就像自己的母亲要死了。我记得这事。”

“我也想，你可能记得。”科尔德说。

“大使提到，他为你给某个人打过电话。”

“他是这样做了，但结果是负的，双倍负的。”(https://www.daowen.com)

“就是说，起了反作用？不知道我是否能说上话。”

“我以为，你在这里能见到高层人物。”

“能见到，能见到。”斯潘格勒说道。他的下巴向喉部坚实的脂肪快速地收缩，二次，三次，五次。

“那么你是否……如果方便的话。确实是很晚了。”

“好吧，阿尔伯特，我尽力找个机会。这帮人知道和华盛顿搞好关系很重要。关心他们的商业协定，此外，他们还要维持一个开明形象，独立于苏联老板，不时地在联合国投上一张反对那个集团的票。当然，都是装装样子。”

“他们想让你把他们报道得好一点。”

“正是。”

“我想过是否请我们的总统打一个私人电话。圣诞节就在眼前，这样做会给他的人民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

“当真？”圆乎乎的斯潘格勒手捋着他那副肖伯纳式胡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他的须发密实而有活力；科尔德就眼馋他那个。

“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你在华盛顿有谁呢？”

“就由你来调度，杜威。”

让白宫插手实在是太迟了。科尔德在作弄人，在考验老杜。杜威能作何反应呢？他的反应就是僵呆片刻。他怎么能拒绝老朋友的这个人道的请求呢？你既然已经多情地重续旧好，就应该立即再推进一把。你派车去接人，又定了这么一个时间，而朋友所求不过是要帮个忙。而且这样的忙他永远不可能照着帮一个作为还报。

然后斯潘格勒颇费思考、颇为抽象地说道：“你的麻烦是为了你妻子吧。你一定很爱她。”

科尔德说：“什么样的怪事都能是真的。”

“嗬！好句子。”斯潘格勒说：“是你自己的吗？”

“几年前我坐海底铁路时从一位英国老绅士那里听到的。他一辈子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说，也许上帝确实存在。”

“一个叫莉米的给你讲的吧？对，我觉得你爱那个女人。你干那事才够得上怪呢，你总想爱上一个女人，就在全世界都已放弃了时，你却来了劲。这就是你。”斯潘格勒对这次会面的兴致又回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摸一摸白宫的底细。你也许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套行政运作很古怪。那个最高行政长官就是小孩们说的那种讨厌鬼。这个人非常虚伪。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是说，试一试。”

“我很感激。”

“不需要感激。正好借此机会看看我的影响力如何。”

“是不是要意思一下或付点代价，有这样的规矩吗？”

“交换？不是人们想的那么回事。我要把这弄成总统的一个机会，而不是请他帮忙。我们还是不要提感激的事。”

“你不需要我的任何东西？”

“我一直喜欢你，阿尔伯特。我那时是一个小小的稻草人。你是我的特殊朋友。”

“你还有其他朋友。”

“我是他们的笑料。我的做事方式，我的异想天开、谎言，等等。你没有挖苦我胡说八道。”

“那就是诗和哲学，”科尔德说道，“我得听你的。那就是斯宾诺沙[13]和瓦尔特·惠特曼，那就是威廉·布莱克[14]。别的人不感兴趣，可是我喜欢你这样做下去。你会对你可怜的母亲吆喝叫喊，叫她妓女……这给我说不出的快感。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事。你不介意这样回忆，对吗？”

“太不介意了，相当真实。这座椅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之间没必要装假。不过，她早就去世了。”

“她被气坏了，说：‘你不是我的孩子。你是一个罪犯的儿子。我在医院时他们把你换了。’那些可爱的时光。令人神往。你们住在莱克沃的人与任何人都不同。你也爱你的老爷子。你们玩跳棋。他身穿彼维迪牌内衣坐在那里，秃头上渗出汗珠，透过凸出的眼镜片研究棋盘。他的关节上有一层茸毛，颤颤巍巍。他把他的市内电车通票给了我们，于是我们满城乱撞。他是个命运不佳的好人……杜威，我该走了。我们今天见面很愉快。你很快就走吗？”

“一过圣诞节就走。别急。汽车几分钟就会把你送到那儿。”

“这是我妻子最艰难的时候。”

斯潘格勒同情而非常理解地（太理解了——那一直是他的擅长所在）说：“我可以想像到。你也会想像到。在芝加哥时的那些倒霉事。如果我能解释你为什么写出了那些东西，那才真见鬼呢。你倒不如拿根一丈长的竿子把泡泡河的味儿搅出来，让全城的人都去闻它。所以你被搅进了一桩案件，从窗户里被推下的一个年轻人。”

“你一直注意那件事？”

“芝加哥的报纸我都看。助手给我整理剪报。你那个狗屁表兄也来挤兑你。他是个蹩脚的演员。”

“我还以为你已经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现在和你很好。”

“你在说什么呀？以前对他好的是你。我讨厌他，是你听他的那些胡诌的诗。”

“得啦，我们不要争了。我确实说过，麦克西脑袋上开一道投币孔，会开出一座银行来。”

“啊！是的，你是说过。你一惯是说那些俏皮话的天才。不过你也太认真了点。强调道德。我看依然如故。总而言之，你表兄对你太硬气了。他干的那是什么事！”

“媒体给了他不少帮助，真恶心，硬气得让那年轻女人承受不了。”

“那是什么年轻女人！啊，女孩，小寡妇吧。”

杜威喝酒不是好手，两杯就使他说个没完。他想来一个长谈，说：“你对这座城市做了这样的攻击！”

“我看不出什么攻击。我与芝加哥分不开——我说的相当认真。”

“我也是正儿八经，阿尔伯特。你想这一生不再愤怒，知道吗？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你应该找医生作一下心理分析，阿尔伯特。我给你推荐这事时，你总是嗤之以鼻，可是你需要这样做。心理分析所就在密歇根大道，你可以选个最优秀的。我是不太适合。稍微获得些顿悟，你就不会这样对我说什么你属于。你在《哈珀氏》上差不多开罪了每一个人。假如你采取门肯《美国蠢人》的那种方式，也许就能避免那个局面。幽默一点就大不一样了。你鞭笞他们所有的人。真的，你狠狠收拾他们，使他们有嘴难言。你的语言有种模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你——既是理论也是诗。许多人都觉得有些神秘，被难住了，于是就不管它了。你传达的信息他们读不懂，这对你来说再好不过了。当然，他们乐不得看到你吃苦头，恶有恶报，不过，《哈珀氏》还是安然无恙。你加大了它们的发行量，到了这个份上也真可怜。他们驻华盛顿的一个人告诉我，你正以另一主题写一篇挑战性文章。”

“与一个叫比契的人有关，但是还没落实。我还没决定。”

“什么领域，生物化学？”

“地球化学。”

“不妙。对莎士比亚和尼采，你伶牙利齿，对地球化学你懂什么？你想和环境主义者打交道？这怪招儿绝对没有吸引力。你已经够怪的了。”

“比契可不是那种胡思乱想的人。他很有科学头脑。”

“他们给公众讲原因，他们中的佼佼者也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婴儿。想让我给你举出一堆名字来吗？……阿尔伯特，你要转行，也不适宜去当教授。你已经丧失了一些现实主义精神。你曾经由主动转向被动。现在厌倦了被动，你又走向了超主动，而且扭曲变形，浑身疙瘩。这就不对了。你是院长了，接下来呢？成为小男孩？”

杜威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那种喜好教育人的大叔，科尔德实际上也不把它当回事儿，这不过是老杜威的骂街话而已。令人惬意，因为很有特色。不过科尔德没时间听它，他得赶快走。他一饮而尽，收拾东西。“对不起，杜威。”

“你去哪儿？我以为咱们会好好谈谈的。”

“我也想，但没时间，”科尔德说道。他提上装着剑牌香烟的袋子从马蹄形的座位上站起来。“我得和我妻子去医院看她母亲。”

“嗬，我还以为你们不能去呢。”

“他们准许再去一次。”

“一次？最后一次？他们以为她要咽气了？”

“一定是这样。她不行了。”

斯潘格勒若有所思地、僵硬地把两只手摊开在桌子上，他的两只短胳膊随着探出去，把肩膀都提了起来。他一脸怪相地说道：“可怕。对你妻子来说太可怕了。太糟了。惩罚。已经有人为这些女士着想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把这事拿到白宫。”

“太晚了。说到底这不过是异想天开。你被困在里面，你感到紧张，突然你记起你还是一个值得自豪的超级大国的一部分，于是你就说‘我受不了这些’。那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今非昔比，那个时候，海外的美国人还能得到自己政府的保护，但那样的事已经随炮舰外交而去了。还是用芝加哥的办法吧：‘我必须认识一个认识别人的人。’”

“那个人？就算我吧。只要你愿意，我还是能试一试。现在我的作用不那么大了。在基辛格时代，却是大不相同。这帮新人手不够意思，阿尔伯特。你也不妨和巴格斯·巴尼谈谈。”

“真的是无可补救了。见到你太好了，杜威，我已经很踏实了。重温往日——谢谢你。”

“对，从里面看，这地方真是个地狱。你就在里面。我不过是穿过地狱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我绕城跑了一圈的印象里，这是一种悲惨倒霉艰难的生活，让人害怕，让人厌烦。非常想能够为你的夫人做点什么。让她靠边站，这是一种耻辱。她是位出色的科学家。这帮人太低贱了。想想谁能在这里掌权，是克里姆林宫喜欢任命的那种。正儿八经的狗。嗯，这个，”斯潘格勒的脸色一亮，想起了什么，“《李尔王》[15]里是怎么说的？‘狗听官家。’或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6]里我们读到的：‘权力站在歪腿上。’尼采心里想的一定也是狗现在还有那样的孩子聚在林肯公园，像我们那样地读，沉浸在那些辉煌的正儿八经的东西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斐德若篇》[17]，里尔克的《布莱格》，还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吗？”

斯潘格勒始终微笑地看着科尔德，虽然有几分生硬；他奇怪（嘲弄）那些少儿读物现在还有如此的影响。斯潘格勒已经把它们置诸脑后了；科尔德却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忘记。如果说科尔德在这个东欧集团的首都受罪吃苦头的话，那是因为那些辉煌的读物使他愈发脆弱，因为他未能在该放手的时候把它们放置一边。那难道不是他为什么成为教授、在《哈珀氏》上奋力怒喝的原因吗？这不是那些名著的过错，错在不知道何时忘却它们。长大的人会让自己退缩回去吗？况且在这样的时候？许多国家局势紧张动荡，极力逃脱毁灭；一个人需要坚韧、耐心、老练、谨慎、手腕，真正的外交知识、经济学知识、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阿尔伯特未能很好地把握。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遗憾的，是可以谅解的。所有这一切都从杜威那张蓄着胡子、善解人意、扶危助难、宽大仁慈的脸上洋溢出来。

神秘的变形发生了，皮包骨头的杜威变成了胡子浓密的矮子。从这个体宽个小的人物的深处发出的音调还未改变。他的琴弦依旧，只是琴弓更平滑一些。这音乐来自音调栖居的深处，竟然仍像四十年前那样，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他仍然讥诮骂街，但多了一点关怀和亲切，抚慰着可怜、苍老、神经紧张的阿尔伯特。阿尔伯特报之以关怀，但是杜威贬损“辉煌的正儿八经的东西”却实属不该。倘若没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李尔王》，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没有在林肯公园积累的文化资本，他能升得如此之高吗？他甚至能走出芝加哥吗？杜威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浪费过任何东西；他不花冤枉钱。他利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了收入，就像他把接受心理分析的那段经验派上了用场。少年时的泛览群书使他比城市新闻署的小伙子们和华盛顿的竞争者们高出一筹，因此他才能用高档的知识长毛绒装饰他的专栏，从总统的财政预算消息轻易地转向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经济学，将芝加哥城电车的格格喋喋变成政治哲学阴暗的重音。就连想取瓦尔特·李普曼而代之的念头（科尔德想，这龌龊透顶的野心真让人受不了）也可以溯源到林肯公园里涡形的绿色长椅上。科尔德无意于损贬杜威，但出身毕竟是出身。你只能尽力而为利用出身条件。你不能另换一套条件。

不仅如此。杜威显得如此亲切，他脑子里想什么呢？想恢复他们逝去的关系？科尔德手拿着从通兑商店买来的白色塑料袋子，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从宛若隔世的生活中冉冉而至。这就是那群男孩吗？他们曾怀揣着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徘徊在林肯公园；他们在动物园里买点焦糖玉米花，闲荡于复制的海盗船边上，与《斐德若篇》中的苏格拉底或巴黎的里尔克神交意往。从那以后，他们每个人都死过三四次了，所以说那是前世。科尔德对这个朋友的感情是温馨的，但有没有特别的伤感？杜威还怀念往日的诗和感情吗？有时科尔德也这样。他真的很冷静地审视重建友谊的前景，不能嫌弃杜威，他永远不会那样做，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他，要看他可接受的程度。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一再地分道扬镳。他们都被人宠坏了，只是方式大不相同。看看杜威吧，他成长于离情人节惨案发生地不远处克拉克街上的仓库、修车棚和小旅店之中，但现在他是同行中的翘楚，比任何一位叫得上名来的美国参议员都重要十倍。他讨论到向第三世界出售钚、俄国天然气或博卡萨皇帝给吉斯卡尔[18]送钻石时，颇有艺术风味和高超思想。他引用魏尔兰[19]和维特根斯坦[20]——他引用他们实在过多了。不过，里尔克的东西也没有浪费：用于纯粹的存在，艺术中灵魂的充实，所谓内在世界。可是还有一些其他观点，就是你能从一个叫查纳的人那里听到的那种拉萨尔大街上的观点——那儿是一片丛林。（需纠正一下：倒垃圾的地方！）那么，在这些互不相容的观点里，杜威的立场在哪儿呢？伟大的公众，消费他的观点的人不要求他有任何立场。他只需要不停地说下去就行。他生活（科尔德怀疑绷得这样紧是否应被称做生活）在色彩纷呈的事件之中，置身于时代的深刻变迁，传递最要紧的严肃和负责任的意见。在科尔德看来，这里面有虚假和炫弄，这只不过是“现代公众意识”，里面没有真实的体验，一点都没有。真实体验的形式被讹用了。科尔德于是问自己：“如果把芝加哥两个昔日男孩的情谊带到今天的话，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回答只能是，就像杜威的报纸。杜威会以他自信、安慰但带有命令语气的方式告诉他：“这就是我们要的样子。我们很幸运有这样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恢复了，他便会用报纸语言把这份友谊统统压在你的身上，并且用那些在林肯公园度过的日子，用书和诗和友谊，用科尔德已经知道的这一切来进一步加强，他也许就成了一个更加气派骄人的“传播者”。

那么现在，更客观地看看他自己，阿尔伯特·科尔德是如何被宠坏的？可以说，阿尔伯特·科尔德当年的幻想也不比杜威的差，尽管领域不同。看看他：认真执著，多思多虑，心神交瘁，一脸沧桑（像个呆子），满怀道德愿望，肩负人类的重担。他那些严肃问题（多少有些保密）简直不能向杜威提到。例如：精神和自然的结合（已被科学分裂了）。杜威对那些高谈“精神”的作家、那些飞离当今物质实际的知识分子毫不客气（科尔德碰巧在他的专栏里读到这样一篇文章）。他们永无共识的问题科尔德可以列举十个。假如他自己脑子里很清楚，假如这些问题已经被通彻想过并得到解决，当然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因此科尔德显然也是一个被宠坏的案例。他为《哈珀氏》写的那些文章，其动机是杜威逼出来的，还能有什么真实的解释吗？而且意图高标——防止美国思想被彻底击为屑尘。我们的美国思想就是：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就像今天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的情况。看一看吧！那公众是如何把握事件的，它把握不了那些事件。它已经被剥夺了体验事件的能力。科尔德承认，他是那么怒不可遏。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已经够了。他要张嘴说话了。就是现在，注意！

就美国的道德危机而言，第一项要求是，去体验发生的事，去看必须要看的东西。事实掩盖在我们的感觉下面。比过去还严重吗？是的，因为意识在变化，尤其是意识在增长，还有伪意识，而且伴随着一种特有的混乱。理论和话语的增长，它本身就是盲视的新异形式的成因，以及“传播”的虚假反映，导致了大众意识的可怕扭曲。因此道德的第一个行为就是要瓦解现实，补救现实，从垃圾里把它刨出来，像艺术那样让它再现新颜。所以当杜威谈论“诗”并对它大加挞伐时，他是对的，因为科尔德也只是做出一些“诗的”姿势或手法，但是也不能说他是对的，因为科尔德是言必由衷。只要意动于中，就会有真正的政治意义。

我们什么都不谈了。话语的语言已经把我们的经验统统拒之门外。科尔德也相应地要发言——或准备发言。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观察的道德主义者。我想用道德来观察他们，他们因此而恨我。许多年来，我的真正意识一直时断时续。被宠坏了就是这个意思，在我身上它意味着看清看准。有时是这样，有时并不这样。结果就有了夸大。但不管如何，我就是那样想的。那帮芝加哥人恨我也许是对的，活该！但原因不在这里。我在以美国方式来为西方的那些崇高思想辩言。没有人要我这样做，我这样做时甚至也没有想想我他妈的是谁！是自然的遭际。“这是你的城市——这是你的美国民主。它也是我的城市。我有权按我看到的样子来描绘它。”或者这样说：“公众对事件的把握不是事件所要求的那种必须的把握。”我想把这一点钉在每个人身上。

“可是你该走了。好吧，”杜威说道，“我送你上车。”

再也不会看到那个比比画画、昂奋激动、瘦骨嶙峋的少年斯潘格勒了。眼前的这个墩实矮胖的人笨手笨脚地从座位里出来，腿关节掀动着桌子，胡子给了他一些资深的体面，但他也有了几分醉态。等着他的科尔德好像也感到了醉意：他的朋友费力站起时，看上去像一株人形植物——矮短肥硕的躯干，球状、堆溢、果实累累的面庞，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由它去吧。欢欣鼓舞。杜威推动他，似乎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来推动他。

“没关系，哥们，我还认得路。”

“时间多着呢。我也希望能痛饮一番。关于这个白宫，是你把我推上场的，要我利用我的那些关系，结果却是太晚了。”

“或许我不该这么做。不过，你做得够意思。”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这个家伙有意思。你从波茨坦弄的那条内幕消息给我制造了危机。一打开《纽约客》，差点晕过去。阿尔伯特，我这位曾经为布莱克和叶芝[21]而激动得哆嗦的老兄，竟然写起了斯大林、丘吉尔[22]、杜鲁门[23]的第一手新闻报道。斯大林的魔力部队。我们有炸弹。乔大叔的兵用完了——但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呢？总之，你惊动了世界。你一篇文章成了大名，然后你转过身来破坏自己。那也是一种特有的力量。现在还记得，我那时怒火中烧，嫉妒得要死。你那样做是靠着阶级关系。你我本来也许都会为作“不朽智慧的丰碑”而心满意足的，但是你还知道利用你父亲的门路。他和哈里·沃恩有交情。”

“既然像你说的那样我破坏了自己，你现在就忘了那事吧。”

“我想和你说话，阿尔伯特。我们还能再聚吗？”

“你是大忙人。我等你的电话。”

“圣诞节怎么样？”

“现在还不能说定。”

“是因为不知道你岳母何时去世？我看是的。”

“大部分时间都行，听您吩咐，有空时。我们有个朋友要从芝加哥过来——这个女子叫夫拉达，她在这儿要呆上一阵子。记着，给你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打电话时，向你的手下人问一下芝加哥案件审理情况。”

斯潘格勒说：“行，我也想和你讨论这事。本来安排在今天的议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