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呆在米娜房间里的每一个漫长的日子都是一系列奇妙的状态。首先是起床，拽过你那双芝加哥袜子和套衫（是上好的开士米料，但后跟和肘处已变薄了），组装成一个内里已越来越不像院长的一位院长。房间里一片漆黑，冷得使你失去一切欲望。厕所在与盥洗室分开的一个小室里，颇具哥特[1]气息，手纸粗硬。在你拉动水箱拉线时，一根长长的铜绿色管道只发出一声空洞的咕噜声。上面没有水，你得从一只桶里把水倒进便池里。科尔德现在亲自负责在供应水时把这些桶灌满。对于患有心脏病的琪琪来说这些水桶真是太重了。浴盆本可以能用作蓄水池，可偏偏又没有塞子。所有这些都颇似昔日的美国，即全面的生活方便到来之前的那个时代。它使你回到过去。

餐桌上，长把铜壶里装着烧好的土耳其咖啡，其中有许多菊苣根，烧开了的牛奶，代替吐司的烤面包，搀有橘丝的褐色果酱——代用品，但却是唐蒂·琪琪煞费苦心才弄到的。带着大包小裹的女士们前来向她报告。她的床成了指挥所。好心的朋友为她跑腿。上了年岁的妇女清晨四点就起床排队，买到几个鸡蛋，一小块配给的香肠，三四个花斑梨。科尔德曾去过商店，看过土产品，还有抑郁的长队——褐色，灰色，黑色，土色，监狱院子里那种必须参加操练的气氛。好心的妇女们当然在黑市上购物，因为科尔德和米娜把所有的列伊都给了琪琪，那是以荒诞不经的比率用美元兑换的。科尔德能吃到葡萄、橘子和其他买自黑市的奢侈品，他还时常有肉吃。这些女士们普遍认为在死亡之家应该有好的东西。尤其是对来自域外福界的人更应如此，牛排和橘子对外国人来说已习以为常，这些和龙一样爱挑剔的人会感觉到物质匮乏的。他们吞掉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却又清白无辜。供养一个美国人一定是这些老年女人引以为乐的事，但她们显然已经忘记了牛排的烹饪法。端上来的牛肉干干的，甚至是焦煳的。也许是食油不好，不管怎么说，牛排带有烟火的味道，使人想到祭祀。它仍有一种生物的味道，牛栏味，皮毛味仍在；他不得不抑制住在他内心搅起的不适时宜的动物亲密感。但他还是吃掉了端上桌的牛排，对琪琪说它那么香脆可口。他知道为买到这块牛排费了多大的劲儿。琪琪豁了出去，落得个精疲力尽。一位当医生的远亲来看她，用听诊器听了听，吩咐她卧床，但她要起床为科尔德调制蛋糕，因为他曾说过他喜欢她做的葡萄干蛋糕，而在不烤蛋糕时，她反正也是忙。她从架子上拉出一只只盒子，寻找家里的唱片。她在双人床上接电话。她披上头巾，一步一跳地下楼来找伊奥安娜商量，那个看门人。看门人都与警察有关系，你得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如果电梯的门没有完全关好，你会看到琪琪的头顶，她在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琪琪到楼下去做的那些为谋求好感的拜访，科尔德称之为防御魔术。楼梯有股古代灰浆的味道，那是从地震的裂隙中掉下来的，而你一打开门，寒气便迎面袭来，那就像是被一把军刀猛劈了一下似的。

五十年前琪琪曾被派到伦敦学习商业英语。她的英语讲得蛮好，以外国人那种傲慢的口吻用英国英语和美国人讲话。“你看，亲爱的阿尔伯特，你可以在自助餐上发现你所找的东西。”她并未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派头，而只不过是为某一段光荣的过去唱唱赞歌。她做梦都不会想到去奚落这位院长。“等这段困难时期过后，”她许诺说，“我们将来一瓶泰坦香槟。”

科尔德看到了事情的原委。在这个压制性的社会主义乐园里，她曾依赖姐姐的保护。现在姐姐行将就木（尽管琪琪用一句“等这段困难时期过后”来否认这个事实），她担起了老一代人的角色，在做了多年的预备演员之后现在她要登台表演了。她甚至还接替了瓦勒丽娅对他的疑虑。科尔德对此已有察觉，他注意到琪琪时常默默地端详着他的脸，深沉、热情、褐色的双眼鼓胀着女性的猜疑：他的确真的可以信任吗？显然，关于他是否可靠的问题曾是这里常谈的话题。仅就他的堕落记录来看（似乎相当于唐·齐奥瓦尼的一千零三次勾引），他真的与她们的米娜死心塌地了吗？科尔德对此已毫不介意。确实也应该给琪琪一个均等的机会。按老式的乐观标准，美国人的行为的确野了点儿，科尔德也许吓坏了她；他对她说了真话：“我确实认识一些放荡的女人，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担心的。”

把这事告诉假释裁决委员会！

七十开外的唐蒂·琪琪俨然是个小妹妹，而且任性，不断突发好意的奇想，不容许别人拒绝她的奉献。科尔德对米娜说，“你的姨妈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是的，我知道。”

“我觉得深受感动，这老姐妹俩。”

“过去，她年轻貌美，喜欢打扮，是位了不起的时装爱好者。我记得她走在大街上人们都刮目相看。但在四十年代，她开始收养孤儿，他们的父母在战争中阵亡了。大约有二十几名孩子，母亲帮助她收养。不久她丈夫死去了。”

这套公寓是租在瓦勒丽娅名下的。表亲们纷纷与米娜商量琪琪的未来，剩下她一人时该怎么办？

就在瓦勒丽娅中风之前，琪琪做了发型——顶部短发，拳曲，底部烫成波浪型（科尔德并未找到合适的字眼儿）——现在整个发式都分裂了，从她那个纤细的脖颈上直竖出来，仿佛蒲葵枝下的干枝。她尤其对科尔德的早餐小题大作。“我希望能有正宗吐司，但市场上没有。这咖啡能喝吗？你真聪明，从芝加哥带来了一听英国茶。要我们在洲际旅馆给你弄到一份外国报纸吗？”她还说，“真遗憾你不能看到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除了黑暗面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之外。”她一定是从比阿特里科斯·波特的《两只坏老鼠的故事》中学到的英语。巴尔干式的纯保育院语言。

科尔德说，“在洲际旅馆我只看到《真理报》和《鲁都论坛》。”但他对新闻确实一心二用。在家里他读了太多的报纸。如果没有每日一剂的国际烦恼、虚假事件，没有那些报纸的语言，他会自在得多。没有真实的——真正实在的东西能在报纸上发表。饭厅里有一台大型短波收音机，看起来能收到爪哇电台，但实际上只发出一些干扰的吱嘎声。装在木壳里的大电视机也同样不好用。你在屏幕上只能看到那个独裁者。他视察、检阅、欢迎贵宾、主持会议；还有锣鼓、鲜花和轿车。屏幕上显现鼓掌的人群。但是，如果允许移民，在不到一个月内整个国家就会空空如也。

院长开始对室内植物发生特殊兴趣。这正是仙客来盛开的季节。花店里摆满了盆盆仙客来。他在那本巨大的拉鲁斯百科全书中查找仙客来的来龙去脉。看到科尔德在公寓里浇花灌草，唐蒂·琪琪便让人端来更多的花草。他乐于与它们为伴。他认为这些花草使他头脑焕然一新。他的那些在家里小题大作的非洲紫罗兰现在可能会全部死掉了。

早饭后，他回到米娜的房间，肩上披着外套坐在米娜学生时代的书桌前，试着要写一封信，或为与比契合作的新项目做几段笔记，他读了一些比契给他的文献，然后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他发现自己正盯着那些仙客来。他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回到床上。瑞基·海因斯和卢卡斯·埃布里的审理现已进行第二个星期了。他现在应该每日守候在办公室里。也许低年级学生已放假购买圣诞礼物，因此在圣诞假日过去之前不会有任何情况发生，况且波森小姐又没寄任何信件来。他们只离开八天，所以科尔德有空便睡，尽管不那么香甜。那种不安的神迷便是他的睡中所得。

有些早晨阳光明媚——一片清澈的冬蓝。他望着房间侧廊里的常青藤枝。受冻的深蓝色的小浆果从藤上落下。鸽子飞去。它们也一定被那些老太太们喂过了，但他对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而那些仙客来却使他恍惚着了迷——粉中透黑，白里透紫，花瓣内折，花叶上的绿色浓淡斑驳。拉鲁斯说这种花属于报春一族。它们由球茎长出。有人曾提示他说这些绿色生灵在睡眠状态长叶开花，绝对的无意识境界，无叶脉的图案。你在花盆里放上一把土，它们便会以这般美丽出现。似曾有谁谈及此论，关于植物的睡眠生命？在面对桌上的仙客来沉思冥想时，他常常昏然睡去，他感到太迷茫，记不得什么了。他想，如果你在房间里摆足这些植物，用宁比泰溶剂浇灌它们，它们或许能医治失眠症，创造一个梦的气氛。

他的生物钟尚未调正。上午，一种不正常的睡意占了他的身。他并未抵制。他在椅子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后仰着，双手抱臂，脸朝上，活像一个雷达盘。那姿势使他颈痛。他屈服了，脱下衣服，赤条条地钻进了被窝里。即使在这时，他也常常感到他已活了很久。这个光身子的家伙曾有许多许多次偷偷钻进他的被窝里。米娜说这是胡闹，说他和她一样是心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但人身上的螺旋，早年拧得那么紧，现在的确松动了许多，当然不像他岳母那样松懈——受特护的瓦勒丽娅。他心里总是想着她，可你怎么能否认体力的衰竭呢？

有时，米娜把他从早饭后的睡梦中叫醒。她来到面前，忙不迭地（仿佛他会在梦中拒绝一样）让他起床，接待特殊的客人。他听到科奈尔表兄、巴迪亚·蒂契、塞尔巴奈斯库医生、沃伊尼契医生、夫拉达的哥哥、她母亲的亲属和同事等人的名字。（在这里“同事”一词的意义要比在美国有分量得多。美国人现在说“合伙人”，如“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2]”中一样，“同事”也就是“同伙”）大多数来访的人都是有教养的年老羸弱之人。他们知道自己的衣衫多么褴褛，握手时仿佛在耸肩，似乎在说“你看到实情了吧”。在科尔德看来，他们是特意打扮来参加大萧条[3]晚会的。他们操生硬的法语闲聊，为了他的缘由而饶了比法语更生硬的英语；他们谈话的时候当然要认识一下坐在那里不拘礼节的美国丈夫。他半睡半醒地披着衣服，有气无力地穿上衣袖、袜子、鞋和外衣。院长自五年前结婚以来未曾买过新套装。他已不再需要打扮得漂亮迷人，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致看到他那日渐稀疏的头发，长长的脖子，圆圆的脸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冬天里的一朵向日葵”）。他还没完全醒来，就要根据他能听得到的慎重的低音以同样的彬彬有礼回答那些彬彬有礼的问话。至少拉勒什家的独生女与一位讲一点法语的美国人结了婚。法语在这里受到重视，法语是一项可喜的成就。他解释说他曾经在巴黎住过，但是他的会话能力有限。他喝了一杯白兰地（尽管有股拭碗布的霉味，仍然有一种清醒、振奋的作用）；他吃了一片唐蒂的葡萄干蛋糕，用一杯茶水送它下肚。他发现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要对他讲点什么，用不同的方式转告他这里的状况。此外，他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些同事和表亲们极为米娜的科学成就感到自豪，在这方面他同他们是一致的。这使他激动，想到在人情方面她也同样令人骄傲，如果随心所欲不算不得体的话，他会告诉他们她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客人们会很愿意听到院长理智地谈到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他毕竟来自神圣的外部世界：西方。他有言论自由，而对于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与外国人的所有谈话都得上报。极少有人敢去美国图书馆，坐在阅览室里的那些人都是秘密警察。把数百万人封闭起来是共产主义的最大成就之一。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会认为竟可能把审查的技术与传播的技术等同起来。当然，如在被占领的法国，数百万被监禁的人们四处奔忙，维持生活。下午的惨淡氛围，被缩短了的时日的压抑之光，房间里的寒冷（如此令人沮丧！），这一切都会使客人由于听到一位聪明的美国人讲述如此异国情调的事情而感叹不已；具有真实意义的词语，也是悦耳的词语——这种专制不能永远持续，但他没有心思给他们讲这讲那。此外，科尔德根本就不是愿意说东道西的人，甚至那提神的白兰地也未使他进入正题。当沃伊尼契教授要告别离开时，几乎一直保持沉默的科尔德才认出他来。怎么，这就是夫拉达的哥哥？他站起身来第二次握住医生的手，“你希望夫拉达来共度圣诞节吗？”

“当然。”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神情恍惚，”科尔德说，“我想她会给我带来芝加哥的消息。”

沃伊尼契教授苍老憔悴。他妹妹则健壮、白皙、圆胖，和他全然不同。可他妹妹未曾蹲过监狱——多少年来着？这位医生的大半生都是在孤独的监狱中度过的。当科尔德给他开门时沃伊尼契说，“您太太对我说您对这座城市还了解甚少。不幸的是她很忙。我很愿意在我妹妹来之前腾出一天时间陪您逛逛。”

“我非常感激。”

科尔德关上前门后，并未回到客厅。他回到卧室，又钻进了那个窝里。五十五度对仙客来来说是最理想的温度。他学着这些仙客来的样儿，放弃了知觉；他死过去了。他对自己的离去并不感到遗憾，放弃各种感觉——听觉，触觉。他闭上了眼睛——仿佛昏厥一样，他想。

可是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天已大亮了。他又活过来了。有人从美国大使馆打来电话。科尔德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一定发了一封重要的电报来。十点半将有一辆轿车前来接科尔德先生。科尔德仔细刮了脸，穿得整整齐齐，走下楼来。看门人伊奥安娜从暗孔里观望着，那天她该有一件事要向秘密警察报告——一辆插着美国国旗的面包车前来接米娜的丈夫。

科尔德曾给文化专员寄过一封短信。这是米兰塞，面目扁平，戴一顶滑稽的帽子。他曾满脸堆笑，他们抵达时曾为他们办理过签证，并到机场去接过他们。

米兰塞在阐明立场方面很在行：美国政府对科尔德夫妇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不准备再插手。因此，这辆面包车的到来是个惊奇。米兰塞决不会派出这辆贝切斯坦式的汽车来。也许是全国科学基金会，也许是熟悉米娜工作的某位白宫顾问从中斡旋，命令传到米兰塞手上，他又将其传到一秘或部长手上。某位高级官员派出了这辆林肯车，科尔德现在就在车里坐着，这是一个多星期以来他呆过的最暖和的地方。双脚放在向前滚动的平展的脚架上，尽管舒适温暖，但他的双眼仍然透出那种受到极度压力的神色。到达那条封锁警戒的大街时，汽车调头开进大使馆的院子。一位年轻女人来接科尔德，带他走过海军中士的办公桌，登上这座小小宫殿的圆型大理石台阶，来到大使的办公室。在候见室里一位秘书站起身来，打开了门。大使站在办公桌后等候他的到来。

“科尔德先生吗？”

科尔德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到这位稳重、和蔼而几近温柔、真诚得令人费解的潇洒的黑人的接待。米娜的天体物理学不是答案，绝对不是。大使说五十年代中期他曾在巴黎大使馆供职，当时科尔德是《先驱者论坛》的记者。“我首先要谈谈你的文章。”他示意科尔德坐到沙发上。这将是一次非正式谈话。在接近十二月末的假期空当可能不会有多少公事要办的，但科尔德还想到这位大使可能已经读过了《哈珀氏》上的文章。抑或《时代》或《新闻周刊》转载了地方报纸关于埃布里案件的报道，而这些地方报纸没有一份是友好的。科尔德曾谴责这些报纸以偏见导引大众舆论反对卢福斯·瑞德帕思，郡监狱典狱长，当时他由于被控虐待犯人而受审。他们用专版报道瑞德帕思一案。他们刊登了匿名告密者的毁誉之词，荒唐的头版特写把瑞德帕思弄得像头大猩猩。而这竟是惟一一位有勇气打入最糟糕的社会、把监狱从谷仓老板及其黑帮手里夺回并予之以管制的人。“新闻媒介似乎觉得骗子和无耻之徒更合他们的口味。”科尔德当时写道。现在，在埃布里案件中，新闻媒介显然把矛头对准了他，而且是连续猛攻。一个经验更加丰富、更加狡猾的人是能够预见到这种情况的。但是道德上的兴奋（是因为这种事情太罕见了吗？）破坏了你的实际判断能力。不管怎么说，对科尔德来说这是个开放的季节。各报都报导了梅森与埃布里的友谊和激进学生的攻击。他们影射科尔德是个种族主义者，正在执行学院的种族主义政策。还有一件更令人难堪的麻烦事儿，科尔德自己的表兄麦克西·迪提利昂正为埃布里辩护。梅森把他找来接管这个案子替换了埃布里自己保留的律师。这是梅森那种邪恶的精明。唉，那副天真无邪的牙齿该是多么引人误解啊，还有那青春的花粉，长长的睫毛！那孩子是个魔鬼。麦克西表兄在与科尔德作对，即刻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为这个贫民窟的洗碗工辩护不收取一分费用。麦克西热中于出风头，这下他可成了绝妙新闻题材了。这都多亏了他所恨的那个表兄，而不是他的法学才华。麦克西之所以恨他是由于家庭纠纷，反目成仇。他由于一些凭空捏造的冤屈而发疯。鲁莽的、衰老的、堕落的麦克西，那双目中无人的眼睛，那粗俗的、啰唆得令人发疯的雄辩口才，他有赢得人的注意力的痴愚的天才。他需要出风头：他的事业在衰落。第一个律师已经隐退了。

但他关于梅森、麦克西和芝加哥新闻媒介的担心根本就没有用处，因为大使仿佛对此一无所知。他所准备应付的是这位彬彬有礼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的难题。大使只想谈谈五十年代的巴黎。“但你不再为报界工作了。”他说。

“我放弃了。现在偶尔发表一两篇文章。最近则有一篇关于……”

“我一定拜读。”大使用一枝银色圆珠笔记了下来。“你一直在做什么工作？”

“回到家乡当新闻学教授，甚至还当了院长。我可不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型。我怀疑是否可称我为真正的教授，但我想看看当个教授是什么样。”

与大使坐在一起使人心境平和。他的办公室装饰美观。大使英俊潇洒，他身上似乎有多般引人的地方——教养、高雅。而且，走出米娜的房间，改变一下环境，这很重要。科尔德被关闭得太久了。

“我猜新闻业不能够满足你的文化爱好。”

“你算说着了。要把你从巴黎转到芝加哥那将是非常特殊的需要。我要读些书，想要找人谈话，而且是正确的谈话对象——那是最艰难的部分。”

“你一定特别喜欢读难懂的东西。”

“我想并不全是那么难懂或深奥的东西。我在巴黎时太忙了，而一旦忙起来，艺术、哲学、诗歌那些东西便被放弃了。就在我决定改行之前我正读里尔克[4]，尤其是他的战时书信。”

“我对此一无所知。”

与大使坐在皮沙发上，谈话似乎非常顺畅惬意。但请记住，谈话决不能是顺畅的。里尔克曾经抱怨说找不到合适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事。科尔德想，对了，这非常重要——那也就是我。奇怪的是，具有这种性情的他竟会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一个搬弄词语的人？是的，但却是错误的词语。一些年来，为纠正坏习惯、坏用法，他在大多情况下保持沉默。而现在他好像忘记了怎样开口讲话，在米娜修习天体物理学或数学的房间里，在瓦勒丽娅储存古董、书写信件的房间里，科尔德闭门不语，这使他老化了，给他裹上了一层无声而令人痛心的麻木的尸衣。与大使谈话开始时他曾一度想像他的面孔浮出水面。就像梅森一定在海岬看到的从水下逐渐浮现的那张脸，从绿色的大西洋上升起，没有了眼镜，脑后的头发漂浮着，宽大不毛的眼眉，法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混合型鼻子，一双盲目的眼睛。

那并非是无话可说的缘故。他准备要就瓦勒丽娅的情况慷慨陈词。就这个话头他还要在大使身上尝试一下他的有关西方情绪的观点。噢，他有许多话题：美国的疯狂状态，共产党国家官僚的立场和心理，犹如这个国家一样的教养所社会的精神错乱。大使出了名的温和非常令人鼓舞。科尔德实际上想要敞开心扉，但他机智地决定让大使指导谈话的进程。

大使问起瓦勒丽娅的详细病情，科尔德在讲述病况时越来越激动。喝上一杯也许会有所助益，但张口索要并不是个好主意。大使说他已非常仔细地读过了他给米兰塞的信。科尔德的信写得潦潦草草，极不经心，从未想到这位专员会四处张扬。现在他尽力回想他在信中都说了什么。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大使说，“我妻子也是外国人。她是法国人。她妈妈和我们住在一起，也已年迈病重。”

“对不起。是啊，我明白您为什么对我的事表示关心了。能做些什么吗？我们到这儿已经八天了——我想是八天。我甚至记不清日期了。我妻子仅仅看望过母亲两次。”

“仅仅两次……？”

“每次大约二十分钟。第二次时我们未得到上校，也就是医院长官的允许。”

“那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科尔德向四周扫了几眼，甚至在这里说别人的坏话也可能是个错误。大使馆一定是被监听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但我妻子被谴责为未经允许擅自探视，可那完全不是她的性格。她是一位非凡的……”

“她是一位天文学家？”

“如果不是匆忙到此，我们该是在帕罗马山了。圣诞周期间山上的天文望远镜将归她所用。现在可好，她整天手不离电话，想找人帮忙。您可以想像她现在处于何种状态。她最后一次见她母亲是五天前。她现在悲痛欲绝。”

“那当然。不让探视的理由是什么？”

“探视取消了。不许探视特护病人。”科尔德说。

“噢，对了，你在信中提到了。那么不同寻常地严格。好吧，我和卫生部关系不错，我今天下午给他们打电话，好吗？”

“我猜想他掌管所有的医院。他一定是那位上校的上司。我不胜感激。她母亲活不了多久了。在这样的时代里整个事情看起来都不那么重要。我意思是说，”科尔德解释说，“考虑到人们每天读到的新闻——恐怖行为、饥荒、灭绝种族的屠杀、拉丁美洲事件、柬埔寨和乌干达，在那里也有一个人质，恩培德的不得不送到医院的一位老太太，被阿明的人勒死了。这些残忍的恐怖事件！在阿迪斯阿巴巴，专制政府一直在杀害成年人以镇压反民，他们也把儿童的尸体丢在父母的门口。这就是目前的局势……”

“但对科尔德太太来说，不允许她去看望母亲可不是小事。”

“对我也不是。我妻子很单纯，不问政治。她母亲想让她远离政治，不问历史。那种方式也许太过分。在芝加哥的家里，各种民权组织给她寄来杂志，还有集中营幸存者和避难者写的书。她来自东欧所以她在邮寄名单上。但她太忙，所以我去读那些阴森可怕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世界上的这块地方的局势有相对全面的了解——劳动改造，为不同政见者设的精神病院，图书审查。我已习惯于读寄给她的那些读物了。她让我简要地说明她的情况。不管怎样，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岳母在党的医院里，院长是秘密警察的上校，不是那种在乎人情的人。不管怎样我怀疑他是要教训我妻子一下的。”

“是因为她离开了这个国家吗？”

“那是部分原因。现在这位夫人带着美国护照和美国丈夫，没有签证就飞入了境，所以大使馆才前去搭救——顺便提一下，她仍然是双重国籍——并指望上校对她取消那些规定。她对此该做何想法呢？此外，三十年前她妈妈当卫生部长时这个人还是个无名小卒，在监狱医院里实习。根据我一贯读过的文献来看，现在技术不同了，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导，他们在精神病医院注射精神药物，在这些地方不知有多少人濒于死亡。电击，注射磺胺嘧啶。当上校做见习医生时，这种药物要纯得多。我岳母的一个同事，司法部部长，就是在他看守的狱中被砍头的。他们决定不审判他。”科尔德的兴奋随着这位部长而去了。他讲不清为什么。好吧，是的，他大概能说清楚为什么。但对一位高级外交官大谈特谈那些残酷行径无疑是不明智的愚蠢做法。托克维尔[5]谈到美国人（以及各地的民主派）没有谈话的天才，他们只会讲授，他真的说着了。浮夸的语言，陈腐的思想，嚼烂的新闻，自然会使对方心不在焉。他听说了你已经听说过了的事情，读了你也已经读过了的东西。大使太有教养所以不好打断他的话。他聆听，颔首，耐心等待。科尔德毕竟还是传达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他又试着谈起来。“刚才我谈到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时，我是说大家都在遵循一条标准：A是坏人，但B更坏，C则还要坏。当你依次排到N时，他已是无法形容的邪恶，因此，A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从事警事三十多年，亲眼看到尸体不计其数，这位上校一定对痛苦和死亡有些特殊的看法。那么对一个老太太又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你用最极端的案例来概括所有其他的案例。这和我们国内没什么不同。我能想像上校对西方的伦理价值会怎么说。如此而已。”

他感到他的这番教导并不全然使大使索然失兴，他仍然在彬彬有礼地听着。这个相当黑、非常苗条的男人有气派、有风度、有教养。他穿一身非常合体的淡灰色套装，戴一条赫尔默斯领带（科尔德认出了马蹬形图案），穿一双只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狭长的黑鞋。他不漏一字地聆听着科尔德的解释（或曰夸夸其谈），但显然无暇讨论西方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道德、东方和西方的虚无主义，他是一位繁忙的官员。

“我们来看看卫生部长都说些什么。”

“我妻子认为她母亲不会明白她为什么不来看她。”

“但你并不那么看——是吗？”

“那老太太，以她的经验，一定会揣摩出事情的原委的。”

“她意识完全清醒吗？”

“她和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时一样。他们在她手上放一枝油笔，她在一张便笺上写着说要回家。即是说，她写出‘家’这个字，但她离不开那些机器。上校主动提出要那么做的。”

“啊，是吗？”

“是的，他说如果她搬出特护病房，那么每天都可以去探视，但他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呼吸机一撤，她连十分钟也活不了。这不过是他要难为这位女儿的一个手段，一种奖励。”

大使对这些细节并不感到欣慰。他很同情，极其稳重，但他没有必要听完整个故事，科尔德却还未说出全部的心里话。无意识记忆在他脑子里掠过戈雅[6]的萨杜恩[7]油画——蜷伏的裸体巨人，大张着嘴，吞噬着。死神从面部吞噬着老太太。他再一次无法找到合适的态度。科尔德似乎极为清醒，但他的控制力已不是那么可靠有序了。

米娜总是在问，“妈妈在想什么？你认为她心里都想些什么？”科尔德也常常自问：如果老太太能睁开眼睛、看着我们穿着这种长衫、戴着外科口罩站在那里，她会有何感触呢？她肯定她已精心地做好了死亡计划，但她无法安排米娜的未来。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科尔德，这个美国人，值得信任吗？能保证他不伤害、背叛、甚至毁掉她的女儿吗？老太太是位非常精明的老太太，但她也是一位浪漫的老太太。她爱丈夫。丈夫死时，他把一切都寄托在他们的女儿身上。她把女儿径直送入宇宙空间。除了粒子物理学、星系、公式外别无其他。米娜从未读过《共产党宣言》，从未听说过斯大林的大恐怖[8]。那么现在，瓦勒丽娅能把这样的女儿托付给像科尔德这样的男人吗？假如瓦勒丽娅看见他在特护病房里目光向下盯着她看的话，那么那层薄纱口罩后面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呢——是清醒还是别的什么？一个温和的人，还是一个伪装的杀手？科尔德总是担心那个深沉的老太太了解他那些最糟的想法，不稳定，软弱，种种恶习。噢，天哪！这么说我的结果只是对这种母性牺牲的生活负责，为罗马主妇的纯洁负责，为那一整个杰出的成就负责！这其中也有点疯狂的因素。总有人会发现你的。尤其是老太太们。在普希金[9]的《铲之后》中，也许并不完全是赌博的欲望驱使那个疯狂的赌徒赫尔曼；他完全可以隐藏在那位老太太的房间里，因为他需要面对老太太可怕的凝视来检验他的灵魂。尽管科尔德脑子里乱作一团，但对瓦勒丽娅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她可以信任他，他不会变心。是的，他已找到了坚固的立脚点。那是他本该准备好告诉她的。“不要担心。不要为了我而忧心忡忡。我爱你的女儿！”

（他希望）这些内心的反省丝毫没有表露出来，他由于这临近的死亡而产生的感想也不要流露。他的心怀多么开阔，多么接近一次感情的爆发呀。

大使一定是华盛顿或费城那些有教养的黑人之一，他们的祖先是在内战[10]前就获得解放的奴隶。科尔德以前曾遇到一些这样的黑人。他们在埃得嘉城拥有夏季别墅。他就是这样揣摩他的出身的，也许他的猜测是错误的。“今天晚些时候我保证给你答复，科尔德先生，”他说，“你看大使馆还能为你做点儿别的什么吗？”

“情报图书室能否把上周的《论坛报》借给我？我看到的最后的报纸是关于那架越境飞机的。”

“我想我们能为你找一些这样的报纸。顺便说一下，城里的一位记者昨天提到了你。斯潘格勒，那位专栏作家。”

“什么？杜威·斯潘格勒来这儿了？”

“他来东欧休假。我们请他来坐坐，他热情地谈到你。你们是好朋友吗？”

“我们一起上过学。我们多年未见了——也许有十年了。”

“也许我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

“当然。”

斯潘格勒在芝加哥时从未找过他，但没有必要对大使谈这些。严格说来他已经说得过多了，发表了太多的议论。在巴尔干半岛这里来一次老同学聚会，杜威会非常感兴趣的。怎么——芝加哥的两个街头小子，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已经成为制造舆论的辛迪加大亨，在这个火药味十足的共产党和拜占庭首府相会？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背景！杜威实际上已成了——什么？——公众发言人，特区的一个大规模操纵者。多年来他一直与科尔德保持距离，因为他不想让人记得那个身穿奇装艳服、讲荒谬绝伦的谎话、声嘶力竭地与母亲吵闹、大书特书革命诗篇的少年。

科尔德对杜威的专栏并无特殊的兴趣。它太具政治色彩，而且苍白无力。他努力要成为一名瓦尔特·李普曼[11]，但是，在伶牙俐齿的杜威穿一件内衣对母亲大喊大叫做怪相时，李普曼就已是桑塔耶那[12]的弟子和帝王将相的门生了。

但四十年前我们达到了理解，科尔德想。当然，高中时是史文朋[13]、王尔德[14]、尼采[15]、瓦尔特·惠特曼[16]。香草，令人陶醉的抒情诗和哀歌，深沉的音乐，虚无主义和堕落使他们成为朋友。科尔德在瓦勒丽娅床后书架最底格找到的厚厚的褪了色的粉红色包装的王尔德文集，那些关于盲目的灵魂和红色地狱的香酥味浓郁的夸张，完全可能是这次会见的谈话内容。他们之间还有另外一条纽带（如果他的智力运转正常的话他本来会想到的）：麦克西·迪提利昂，他的那位表兄，曾经与他们共有过浓厚的文学兴趣。他毕竟说过对文学感兴趣。甚至在那时就喜欢炫耀的麦克西常常背诵“累丁狱中歌”[17]。“每个人都将其所爱扼杀……他曾爱过的可怜的已故女人在床上被谋杀。”杜威·斯潘格勒不怀好意地揶揄他。“大屁股没有文化修养……粗俗艳丽……诗艺”——这些是他过去常用的挖苦话。但后来杜威变得有耐性了，他说麦克西毕竟成长起来了，有所造就。杜威尊敬“有成就的人”，即便他们并未取得多大的成就。科尔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麦克西完全迷失了。杜威与麦克西没什么实际交往。麦克西花掉了科尔德数万元。如果你能够与他敞开心扉、理直气壮地讲一讲，甚至那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伤害你越多，他就越变本加厉地说你给他加害得更多。他为自己攫取一切，包括伤害。然后，你奋起反抗——没有理性的判断，你知道，那本身是一种神秘。然后，还有各种其他古怪的行为，比如出头露面。他着了魔似的要见报，缠着记者，向他们传递小道消息，给他们买酒喝。他当然要抓住埃布里的案子不放。这给了他一剂救生药。现在的麦克西，在第十三法庭和密执安州法庭的陪审团面前，以大胆的罗斯福式的目光扫视整个法庭，一头政治雄狮，一个魁梧的但却崩溃了的人。其病因不是病毒也不是细菌，而是性欲的崩溃。麦克西处于绝望之中。出头露面也许是一方良药。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伯特表弟也在跟着麦克西表兄受苦。科尔德不由得想起巴尔扎克[18]在《贝姨》中描写的性怪物（科尔德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简直读得太多了），还有雨罗男爵，一个向服侍他那将死的妻子的女人献媚的虚弱老头。科尔德并不是无故想到这些的，因为如果他要去见杜威·斯潘格勒，他们会谈起表兄麦克西。麦克西非常可能从芝加哥给斯潘格勒寄来报纸剪辑，他在那里干得非常出色。现在他们三个都是名人了。

这对科尔德是个负担：悲伤。表兄弟，过去的同伴，而且是深情的，麦克西曾是个英俊的年轻人，而现在……一种血液毛病，所以麦克西不仅需要真正的透析，而且还需要另一种净化。年轻时麦克西总是流鼻血；这就是科尔德对污浊之血一直关注的原因。

大使既未提到《哈珀氏》，也未谈及埃布里案件，这就是说斯潘格勒还没有告诉他所发生的事，这合乎情理。杜威怎么会先提到老朋友然后再诋毁他的名誉呢？科尔德和斯潘格勒三十年前就是竞争对手。他，科尔德，是两人中最先成功的人。《纽约客》刊登了他关于波茨坦会议的报导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这次会议对新闻界是不公开的，但杜鲁门的副官哈米·沃根与科尔德的父亲是朋友，科尔德当时是现役军人，一脸的天真，瞪着一双大眼，额前飘着一绺头发，靠父亲的关系挤了进来。沃根曾被这份报导搞得很烦，或者说很被动。斯潘格勒当时驻守芝加哥为市政新闻局撰写计划生育和经济公寓火灾等文章。科尔德的成功对嫉妒心极强的斯潘格勒来说是一次严重打击，造成了可怕的创伤。但他有战斗性，是凶猛的竞争者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极好地利用了这次打击和愤怒，不久就发迹了。科尔德可不像斯潘格勒那样雄心勃勃，对比起来他的读者要少得多，他有时甚至不必要地隐姓埋名（一个编辑甚至说他“隐居遁世”）。科尔德当了教授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现在教授们几乎遍地都是了），斯潘格勒将其解释为胜利（“我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被击败了，放手不干了；我没有了竞争。”），他变得更有耐心，更加友好。他同情科尔德。斯潘格勒是个世俗的家伙，迄今一直精明胜算。

对这位更精明的人来说，《哈珀氏》的那两篇文章一定是不负责任的自毁之举。科尔德放弃了掩盖，跑出来对大家大发雷霆，到处树敌，尤其惹怒了新闻界——对自己的职业的背叛——实际上是主动让人扫地出门了，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发展。最最奇怪的是科尔德的倒退，斯潘格勒就是这样描述他的。科尔德已经倒退到很久以前的标准上来，倒退到他和斯潘格勒一起在林肯公园阅读雪莱和史文朋的时代。那时，他们刚刚十七岁，他们常常相互引用雪莱描写乔治三世的诗句：“一个又老又疯又瞎、被鄙视和将死的国王。”这些文字优美坚实的音乐感常常搅动着他们，科尔德想要融入新闻写作的显然正是这种音乐，如果那的确是新闻写作的话，如果那的确是雪莱的话。如果不是，那么，科尔德就是乔治三世本人，又老又瞎又疯，在芝加哥确确实实受鄙视。斯潘格勒在读到他的文章时会首先大吃一惊，然后由于他疯狂的自我残害而极度兴奋，最后怜悯这个可怜的家伙。《哈珀氏》的编辑们没有尽力遏制他真是个奇迹。他只是时而避过诽谤之词。疯狂搀杂着愤怒，自寻死路。

所有这些推测（关于麦克西、杜威和他本人的推测）科尔德都是默默进行的，那滋滋瘙痒的感觉就仿佛孩提时吹奏头梳上的烟纸一样。他诧异道：这些（个人、文章、审判等等）都是他自己在二十世纪大规模的疯狂中所占的部分吗？目前这些想法的出现都是因为他在米娜的房间里关得太久的结果吗？抑或是瓦勒丽娅的病危或是瑞克·莱斯特的死亡所导致的结果吗？一个人是否要抵制住数千种倾向或厄运或死亡的力量，然后，通过某种太遥远而不可知的选择过程而决定其中某些吗？是的，然后让你所选择的那些用粗犷的内心笔触涂抹，直到那燃烧的笔画破坏和推翻了你的判断，最后上层建筑（与盲人的保护技巧一起）开始动摇吗？

大使与他一起走出办公室，来到典雅的大理石台阶的顶端。大使馆过去一定是一个波雅尔宫殿。平滑的栏杆呈彩虹色，一圈圈的曲线使之看上去像一只鹦鹉螺。这位黑人大使由始至终都充满了同情心：这种同情也许不过是煞费苦心的礼节，但科尔德似乎不这么认为。（不，在他内心里，遍布的心脏、肝脏、所有的器官之上不仅仅是粗线条地、可怕地、狂暴地绘制两起、三起、五起选定的死亡，而是关于城市、人群、民族的一幅硕大的图画，一幅大动乱的启示图，他自己的性情、观察、思想、梦幻、幻想、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为其填充了意向和细节）

“我突然想起，”科尔德对大使说，“既然我的朋友斯潘格勒在这里采访大人物，他也许能为我妻子说句话。”

“这当然是一种可能。他一定有一些关系。对，如果我是你，我就问问他。他住在洲际旅馆。我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吧。他也一定很难找。”

大使的秘书已经给科尔德收集了一些新报纸。握手告别后——门肯曾经称之为的“惯常的虚伪”——科尔德躲在警卫兵桌边的角落里飞快地翻阅着那些报纸。说实话，他不想找到有关芝加哥的任何消息。有些报纸夹在两膝之间。不，他查找得不太仔细。但是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芝加哥。关于埃布里案件他产生了那么广泛焦虑的幻象，这一定是发疯了（“大脑里有一块泡泡糖”）。他所看到的是杜威·斯潘格勒的辛迪加专栏。他没有读；他只是瞟了一眼。要认真对待老朋友的公开形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一般来说总是认为杜威已经卓越地战胜了自己的残疾。此外，你还要记住，孩提时杜威的残疾简直堆成堆。他已找到了最优越的方法将它们堆积起来。你得亲手交给他。他远道而来，这一点毫无疑问。

科尔德从大使馆步行回来，他拒绝了面包车。米娜会被惊动的，但在大街上没有人会把他劫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指望她保持理智。地球在最佳状态是极其奇怪的。没有太离奇而不真实的东西。那需要反复重申。没有。在那顶浅顶软尼帽的环沿下，他边走边以最大有效性的语言编排着与大使的谈话，他的许诺。

他看到一伙工人在公寓大厅中忙着在水盆里调制水泥和泥浆。这是维修而不是翻修，地震时脱落的大理石方块都被偷走了，琪琪说。现在除了灰泥别的什么都没有了。科尔德打开临街的铸铁和玻璃门时，伊奥安娜正在那间小屋的四层窗子后监视着。她的双颊就像两颗冷藏的苹果，下巴上系着一块扎染印花大手帕，那体形活像一个大包裹。尽管她定期向保安部报告，但她还是自认为是拉勒什的一员，即这个家庭的一员。她坚持这一点。米娜的丈夫当然也是家人；但由于他和伊奥安娜没有共同语言，她对他保留一种特殊的怜悯之心，就仿佛他是精神迟钝一样。他走过她的窗口时，躬了躬身，用戴手套的手指掀了掀帽沿。白痴，和白痴没什么两样。她认为他是白痴吗？有人会那样看的。

唐蒂·琪琪曾带科尔德到伊奥安娜的门房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东欧的特殊礼节），所以他知道房子里的摆设。头上方墙上的微小壁龛里挂着那个专制者和他妻子的照片。旁边是美丽的纳迪亚·科马奈齐的照片，她不需要坚实的大地的支撑，就像一个夏加尔新娘一样喜欢在空中生活。玻璃上还用丰满的流动笔触勾勒出红、绿、金三色画的图像。画面上，以利亚驾着两匹马进入天堂，圣人和天使们则呼喊着“和散那”。伊奥安娜的床边，在表示敬意的地方是一张瓦勒丽娅的照片，即那位多安娜医生。三十年前，伊奥安娜曾是多安娜医生的女仆。她忠实于瓦勒丽娅，这毫无疑问，但她必须得到好处。瓦勒丽娅每次出国时，伊奥安娜的名字都列在购物名单之首。你必须给她买衣料、巧克力、阿佩齐酒、长统袜（最大号的）。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感情。而这的确是感情，谁说不是呢？这既是感情又是贿赂，于是就有了重感情、忠实于家庭、无所不知非常有影响力、一旦忽视便很有危险的伊奥安娜。那个包裹一样的体形，苹果一样紫红的双颊，缓缓隆起的大屁股，富于弹性的穿着黑色长袜的粗胖大腿，真正富有同情心的面孔——科尔德对所有这些都谙记在心。这位看门人保护、爱戴、讹诈这一对儿老姐妹，对此作何解释呢？“那些有能力伤害别人的人将什么都不做……他们主宰和拥有自己的面孔。”不，莎士比亚想到的是伟大的灵魂，高尚的人，但琪琪、米娜和其他人都让科尔德确信这位看门人真的爱瓦勒丽娅。他相信她们（“我会买那件东西的”）。她是个讹诈者，但她也交出了她那颗心。因为这里有一个女性爱的社区。瓦勒丽娅是社区的头儿。伊奥安娜是常务委员。

这个公寓是个扩大了的女性等级社会的中心。有唐蒂·琪琪。她二十多岁时去过伦敦，回来时成了一个伦敦上流社会的扑蛾，宽松的服装，珠光宝气，浓眉艳脂，讲一口流利轻松的英语。她是小妹妹，是瓦勒丽娅的右手。然后是米娜，她在美国，却颇受重视；距离并未起什么作用，甚至科学也算不了什么；她是名副其实的、心甘情愿的成员，赫赫有名的成员。其他成员有维奥里卡、多伊娜、科奈利亚，甚至有芝加哥的塞比安·夫拉达，夫拉达研究天文学，她们都属于这个感情联合会。在关于丈夫、孩子、职业等方面这些女士们咨询瓦勒丽娅，在爱情、教育、宗教等方面她们征求她的意见。她们相互缝制衣服，缩短或延长褶边，修理拉链，服侍病者，排队购物。还有一个小个子男性帮手。米哈依·彼得勒斯库曾是瓦勒丽娅在部里的助手，党的监察员，他也属于这个联合会的成员。和伊奥安娜一样，他也似乎一仆二主。任何局外人都不会明白这些多重角色和中国式的复杂关系，当然也是科尔德所不能理解的。这不是美国那种忠诚——口是心非；在美国，感情问题似乎有所不同，或许更淡薄。这里你在党和国家的影子下过着一种隐蔽的情感生活。你没有个人权利，但在另一方面，情感要求却得到更充分的承认。

他走进电梯。这东西仿佛是个瓷器柜，由于它启用时碰碰撞撞，所以你在里面能听到干脆的木头回声。在欧洲，在豪斯曼风格的建筑里，这种电梯到处都是，在华沙，在贝尔格莱德也同样，这些都是（模仿的）巴黎资产阶级的遗迹。

他上到五楼。与文雅的大使的谈话、美国报纸、步行回家，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他。在他看来，他已经培养起一种强烈的精神刺激的生活习惯。一直在窗口望着的米娜等他进来后说，“你怎么步行回来，他们应该用车送你呀？”

“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他们已经做了气管切开术。”米娜说。

“谁做的？噢，我明白了。我以为他们会征求你的意见的。”

“莫尔多瓦努医生上周说他们可能会做，于是他们就做了。他说进行得很顺利，但愿有用。”

“他跟你谈到探视的事了吗？有多大的机会？”

“在电话里我无法跟他谈这些。他向上校建议过，对此我不怀疑。作为她的医生，他说如果她能看到我那会有助于她恢复健康……”

“上校不太在乎医生们的话。如果莫尔多瓦努第二次向他提及此事我会感到惊奇的。”

“他们都吓坏了。是的，我想你是对的。”

科尔德和米娜站在客厅里说话。脱皮的鼓胀的皮扶手椅很令人讨厌。你不情愿在它们上面坐下来。电话后面的书架上是从库欣医生的波士顿运来的大本医书。科尔德也和那些扶手椅一样感到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你在大使馆怎么样？你和那个叫米兰塞的人谈过了吗？”

“我被带去见大使。”

“你在开玩笑！太不寻常了。”

“他看了我的信。”

“他长什么样儿？”

“嗯，他是黑人，英俊潇洒。职业外交家。他认为跟卫生部长谈谈也许会有帮助的。我想卫生部长是主管所有医院的，”科尔德说，“这么说他们已经做了气管切开术……。”他们已经从她脸上剥掉了那些大胶带，他想。不管怎么说，那些大胶带没有了，对他来说它们是令人压抑的。

“我得找熟人问一下卫生部长的情况，然后给大使写封信。阿尔伯特，我已经同那个与戈里阿医生有关系的女士谈过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曾经在瑞士见过她吗？她还记得我。实际上她了解我母亲的全部情况。大家都在谈论此事，全城的人。我主动提出亲自去戈里阿的医院，请他给妈妈做检查。但你知道那女人是怎么说的吗？她说戈里阿非常感激我父母。她非常热心，谈话时动了真情。我想她会安排好一切的。”

“让她安排吧。听起来她像个好女人。”

“阿尔伯特，我想让你看看戈里阿的一张照片。唐蒂·琪琪在一份杂志上看到的……你认为如何？”

这个人是个矮胖子，秃头。上下两片坚定凸出的嘴唇。不用细看，那就是他。

“我认为把这样一个人争取到你这边来将是非常得力的。我可不愿意看到他站在另一个家伙的一边。在芝加哥这样的噘嘴多得很。但是如果他是个如此重要的大人物，他也许能治一治上校。”

“我可以和他谈这些吗？”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含着眼泪去见这个特殊的人。不要感情用事，那是我的预感。如果他像那些硬心肠的家伙们，他使我想起……他的职业就是刮去人们脑中的瘤。”

“那也是我爸爸的职业。”

“据我所知，你那位共产党的外科医生爸爸在开始手术前要跪下来祈祷。这家伙看上去是肯屈膝下跪的人吗？你不是说如果麻醉师让他不高兴他会拳打他的下巴吗？”

“我要给那女人回电话，问问戈里阿能不能去说服上校。我已经六天未见到母亲了。”

科尔德并未指望米娜会听从他所说的话（她精神压力太大了，她只想听到他的声音，尽管非常低沉但却令人心安），他注意到这是共产党国家妇女人性合作的另一例子。琪琪坚持说戈里阿爱他的女友。也许他爱她，这些硬心肠的家伙们总有些例外。希特勒有爱娃·布劳恩。处于情感破碎状态的人们总是将其感情移至别处。他们与厄洛斯[19]针锋相对——与宇宙针锋相对。十足的厌恶人类者，真正的、绝对的厌恶人类者，也许与圣人一样稀少。他努力要转移米娜的视线。她并未听他说话，只在凝视。精神集中使她面孔严肃。她进行科学研究时就是这个样子。与科尔德在一起，米娜常常心情愉快，像孩子似的。他使她高兴时，她会跳上跳下，像小姑娘一样拍着手。但一开始工作她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坐在角落里连续几小时，手里拿着记事簿和铅笔，写着符号；她脸朝下，上唇拉长，下颚回缩凹陷，她不是位观察家；如果是的话，她也许不会嫁给戴着这样一顶圆而空洞的皇冠、像威尔士先知一样习惯凝视的男人（这是他自己的形象——他现在想到的正是那双眼睛）。迄今为止她对心理学几无兴趣。她母亲是精神分析学家。母亲把那一切都给了她，但现在她被迫去研究人。他不知道她那强有力的智慧会在人们身上——在他身上看到些什么。他常常说总有一天她会超凡下世的。怎么样，现在她来了，和大家一样，以孩子般的热情抗争着。“我为什么非得去找戈里阿呢？他应该来找我。”

她又说了一遍。“他是个有才华的农家子。没有这个家他现在说不定在哪儿哩，甚至他的女友也这样说。我父母把他带到家里，他就住在这儿。我父亲把他培养成神经外科医生。戈里阿从未培养过什么人。他保持着垄断。”

“那么，如果那块栓塞证明是可手术的，他可以把瓦勒丽娅移到他的医院。如果他能肯定这是医疗所需，那么上校怎么能阻止他呢？”

这不过是诡辩，聪明的慰藉，维持正常状况。外科手术难以想像，如果呼吸系统被拆除，麻醉便无法进行。如果格里阿给瓦勒丽娅做检查，那么他几乎可以肯定已与莫尔多瓦努医生讨论过这个病例。没有希望。不管怎么说，这个脑外科医生会看一看X光片，浏览一下全部治疗记录。他会非常细致地做好这一切，因为他的女友想让他装装样子。这应登在“女性乡巴佬控制”的标题之下，但是，生气对米娜有好处。科尔德自己就很生气，并且想要增进他对芝加哥人的愤恨，此时他们正想方设法置他于死地——他的表兄麦克西就是个例子。麦克西在法庭上就像影片《律师》中的约翰·巴里莫尔一样。他几乎能看到构成他性格的那些老影片。科尔德曾研究过这位表兄的灵魂的地质学，并找到了残留的化石。

生气会好一些。在被动中你只能衰落。

米娜说，“我在美国呆了那么久以至忘记了这里的情况。我们竟然对瓦勒丽娅和她的购物单开了那么大的玩笑，可你看看这里的人们都穿些什么，妇女是那样的沮丧。她们没有吃的，没什么可穿的。有一年我每天夜里洗熨的是同一件衬衫，也就只有那么一件。现在，我一直在想我能够从芝加哥带来的所有东西。比如那件白色的海军服。我应该把一套钥匙留给夫拉达。

“没有时间弄钥匙了。我要把我的东西都留在这儿，除了回去时在飞机上穿的这套西装。”

“我问一问琪琪看沃伊尼契教授是否愿意留下你的东西。”

“最好等夫拉达到了再说。我想她不能把他带到美国去。”

“我不敢说他是否想去。”

“开始一种新生活？我想不会的，我可不愿那么做。现在到了老守田园的时候了，不管是好是坏。沃伊尼契说他要带我走一走，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城市。”

“他的法语也许太生硬了，他不太好意思，他是社会民主党派，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没有多少养老金。等几天吧，夫拉达会带你去的。她怎么也得和你谈一谈你应该和山姆·比契合写的那篇文章。”

“我还没有决定。”

“为什么没有？比契才华出众。你不应该拒绝。他很了不起。”

米娜崇拜大人物。她没有小看她的丈夫，她不太明白他在追求什么，但毫无疑问她喜欢向上看。科尔德的文章要是得到一位科学名人的赞同，那对米娜很重要。现在她知道怎样看待他的批评家了。那些文章本身并不使她感兴趣。她在尽最大努力哗哗翻过那些纸页时，他怀着某种同情——甚或是嫉妒地望着。贫民窟，枪支，毒品，监狱，政治，阴谋，混乱等何以如此重要？离开了地狱，但丁[20]再次看到了群星。米娜无时不在看着群星。梅森曾经说过他的这位新舅妈迷人但却颇有些非分之想。阿尔伯特舅舅是个世俗的家伙，他应当在这方面给予指点和支持。他来到欧洲置身于米娜和这个疯人院一样的国家之间。因为那些负责的家伙们显然是精神变态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丝毫没有理性根据。

但是，阿尔伯特舅舅并不是个世俗的家伙。麦克西和梅森都一致认为，他，科尔德，的确不知底细，一点儿也不了解情况；他应该由于干涉、向绝大多数美国人所经历的那样由于干涉事实而受到惩罚——对此绝大多数人实际上牺牲了自己。仿佛每个人都在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所献身的事业。没有其他交易。没有反悔，随波逐流。”然后，像科尔德这样的一个人如鬼魂作祟一样到来了。他永远不会把赌注下在轮盘赌上，那对别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也不把赌注下在金钱、威士忌、性的拥抱上，那下在什么上呢？也许下在斯维登堡[21]的天使上了吧？（斯维登堡是阿尔伯特舅舅自己加进来的）然后，科尔德想起了他在办公室里是多么想对梅森敞开心扉，告诉他按现在的阐释方法人们都是相互间的影子，影子中的影子，并向他说明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子毁掉了我们传统的阐释方法。承认这个前提，那么——但是，那个孩子从来不愿听这些。他的想法是（在到处弥漫的混乱中他所占的部分，但权且称之为想法），阿尔伯特舅舅现在正与一种难以捉摸的哲学调情，并极想与不存在的美德有染。梅森的说法可能是，“舅舅，你不真实，你脱离了现实。”而科尔德，由于要发怒，或许会说，“我直来直去，尽力去听。”但梅森不会——他也不能够，而现在他与一个长期怀有恶意的人结成了联盟。他和麦克西表兄会向阿尔伯特舅舅报复。

“而在我看来，”米娜说，“与比契这样的人合作会是再好不过了，再好不过了。”

要把我带入高度理智的限阈内，藏身于科学的圣殿之中。

和琪琪一样，米娜也操起妈妈的口调和一些方式来了。这么说，瓦勒丽娅是一个太宝贵以至难以丢掉的角色。应该填补它的空白，对此不容否认。米娜扮演这个角色似乎比琪琪更具权威性。科尔德已经开始喜欢琪琪了——那困惑惶恐的美，她那古典的直鼻和一双埃及人的大眼睛，甚至那已在脑后变了形的永驻不去的波浪。他非常喜欢这位老姑娘，而至于她，她已经注意到他是如何照顾那些仙客来的。他从下面给它们浇水，把花盆放在水盆里。她对他说，“没有更多的东西供你用。我们可以慷慨地为你提供的东西只有这些花儿。”他不知道这对于他这个“严肃的成年人”会意味着什么，那些花儿竟会分散他那么大的注意力。

他对米娜提起杜威·斯潘格勒也在城里。

“我已忘记了他是谁——帮我想想。”

“你在《面对民族》上看到过他，不记得了吗？我过去的老朋友。国际名人。华盛顿的专栏作家。”

“他不在我所遇到过的那些人当中吧？”

“不在。”

“他在这儿干什么？”

“他在周游欧洲收集信息。我猜他将要写一系列关于共产党国家的文章。”

“去见见他，换换心情，你日复一日老坐在这里。”

“我一直在想——他在高级部门一定有关系。”

“他有那么重要吗？”

“在他那个行业里，他是很重要。大使也这么想。他也许会与那个专制者共进晚餐，那个专制者又是一个爱出头露面的天才，和我的表兄麦克西·迪提里昂一样。大家都说他是那么的进步和自由。”

米娜举起目光盯住天棚上的固定装置，以防备窃听装置，但科尔德一直在窃窃私语。

她说，“你的朋友能插一言——？”

“谁？斯潘格勒？问一问没有害处。我们何不到房间里喝上一杯，感觉该喝点什么了。”

“芝加哥给你寄来一包邮件。在桌上等你去拆。”

这倒使他愣了一下。他曾经由于没有芝加哥的信件而颇感不快，现在它来了而他却又丝毫不感兴趣了。他马上决定先不拆开那个包裹。“波森小姐寄来的吗？”

“看上去是。”

“好吧，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他避免太近地看他的妻子。她那结核病式的苍白面孔使他不安。她那双受惊了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她的下唇内凹，而她的整个人都变得消瘦僵化了。在一个星期之内，甚至她的手指都瘦了，关节和指甲全都突了出来。

就在他们刚刚结婚后不久，科尔德在学术界的一个朋友向他祝贺说，“你还记得或然论里的那桩买卖吗？如果一百万只猴子在打字机的键子上跳上跳下一百万年，那么，其中之一会写出《失乐园》[22]。和女士们在一起，你和那猴子相差无几，你跳上跳下结果拿出一篇杰作来。”

科尔德以一种温和沉思的目光看着他两脚之间的地面，倒背着双手，人们拿他打趣时他总是这样。“更像是《复乐园》[23]。”他回答说。为什么把他看做是疯狂女人的伴侣？在其他人身上，许许多多越轨的性行为甚至都未被发现。使他特别显眼的正是他的严肃神情。他看上去道貌岸然，像苏格拉底一样瞪着一双大眼盯着地面而人们却把他当做跳上跳下的猴子来取笑。好吧，他只能怪他自己了。如果他要在表面上显得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地认真起来吧。关于米娜，他的确是认真的。

“天哪！波森小姐。”他说。(https://www.daowen.com)

“我想你在等信。”

“我的确在等，但面对信件却又是另一回事。”

“你可以午饭后拆开它，如果你不忙着看的话。”

他一点也不忙。他还有一会儿时间、一时的阵痛来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电话铃开始响了，来了一系列电话。第一个是打给他的。大使的秘书代表杜威·斯潘格勒问科尔德先生是否能到洲际饭店去见他。斯潘格勒先生将于三点钟派车来。为了让米娜知道这消息，科尔德重复道：“斯潘格勒先生吗？三点钟喝茶？请等一等。”他盖住听筒，等着。

“当然，当然，去。”米娜说。

“告诉斯潘格勒先生我将等着。”

下一个电话是戈里阿医生的负责任的女友打来的。她有多正派！她用了二十分钟传达她的信息（在巴尔干半岛电话谈话没有短暂的）；已经做好了往诊的最后安排。莫尔多瓦努医生将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打电话向她转告格里阿的意见。

“那正是我们想要的，”科尔德说，“你老爸的门生。”

他叹口气打开芝加哥来的信件，从中抽出一封妹妹埃尔弗里达的信。他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看信中讲的是什么，然后又从头仔细地研读起来。她是个细心乖巧的女人，可爱的老埃尔弗里达。她对男人也许没多大兴趣（不幸的是这很普遍），但她却有很高的教养。首先她想要知道瓦勒丽娅病况如何。她特别尊敬瓦勒丽娅。“那是一位高尚有尊严的女人，不像我们这些来自中西部的法国人。”埃尔弗里达也是在去年春天才来到英国的。在伦敦的一天晚上，科尔德在星星饭店招待所有的女士们——有时他想他以后甚至会幸福地生活在夏洛特街。埃尔弗里达的信尤其慎重。她跟他说话总是慎之又慎。“喜欢”一词出现过几次。那有什么必要吗？他和妹妹相互爱戴，“喜欢”就有点儿相形见绌了。也许这需要特殊强调，因为科尔德最近给她增加了不少负担。他眼下——忍辱负重地——和梅森成了一路货，一个惹事生非的人，所以她想让他放心（和梅森一样！），他没有失去她的爱。埃尔弗里达对她哥哥总是百依百顺。在他这方面，科尔德总是力图保护埃尔弗里达，这加剧了梅森的不满。埃尔弗里达不应该有这样一个不安分的、狂热的儿子。她也不应该嫁给像扎赫那这样的恶霸。那是她自己的庸俗的个性。但是，埃尔弗里达绝对不指望哥哥的保护，也不想听他的批评分析，谢谢。父子俩当然会知道科尔德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而现在，梅森极其奇怪地想要独家占有他的母亲——但科尔德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心理，理解实际上是非常讨厌的。

埃尔弗里达的信部分是一种奉献。她想要向米娜表示感情和友爱。她的信给人一种委婉迂回的天真之美，使用的是没有较好文学修养的女性词藻。她间接地请求哥哥不要为梅森的行为而责怪她，并谈到“梅森成长过程中的这个不可否认的困难阶段”。他并未希望一个母亲去谴责儿子。可是，她以为生存是什么，亲爱的姑娘？她信中选择的格调非常奇怪。在一段文字中，她口气温柔，而在另一段中，却又不适时宜地浮躁。有趣的动力学。必要时她可能会非常固执。她是一流的管钱手。在信的一段中，她谈到裴因·韦伯遇到的电脑难关。她担心他们可能没有算入她的债券。“我从来不明白他们寄给我的电脑打印条。我怎么会呢？电子会把我变成一个乞丐的。”

扎赫那给她留下了丰富的财产。他曾经营一个大行当，乐于引用一位著名得克萨斯律师的话：“我和克拉伦斯·达罗一样对穷人和被压迫者感兴趣。如果在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还没贫穷，那么等我与他们打过交道之后，他们就穷了。”

琪琪的电报到来的前几天，科尔德与妹妹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们的见面现在又跃然出现在他眼前（阳光射入米娜的房间，墙壁上映衬着冬日里温暖的光线）。就像一幅彩色图片，一张漫不经心地插入的幻灯片，埃尔弗里达的客厅时隐时现，仿佛扭曲，然后，放正了边，焦点明晰了，他看到了妹妹埃尔弗里达。如果科尔德对埃尔弗里达的爱具有一种极端的、几乎是夸张的性质，那也许是因为她是女性的奇妙的集中体现——非常苗条的上身，乌黑平滑的头发，宽大的臀部，紧身细腰的侧面与宽阔隆起的女性相结合。她的皮肤并不完美，面颊上有麻点，但低凹处却平展滋润。她有一张喜剧演员大喊大叫的大嘴和做滑稽手势的才能——如果她信任你而无拘无束的话，她会作出一些夸张的举动来。她呼吸中有一股刺鼻的烟草味，掺杂着唇膏的香味。她的牙齿参差不齐。她的神情就像是一位屈服于失望和毁灭的女人。“噢，让那一切都见鬼去吧！”但是，这句话中却带有某种机智，令人悲哀地和蔼可亲。她当然还没有抛弃一个年轻女人的女性要求。“美国姑娘”很少有放弃的。她们在五十多岁时仍然“约会”。科尔德不屑于打探这些约会的情况。她在和斯坦·所罗金约会，法官所罗金，比她小好几岁。他向她求爱，追求她，尽管自她丈夫三年前去世以来，她似乎皮肤更黑了，皱纹更多了。但是，经过中年的所有那些变化，她上唇的那一点，那奇怪的善交际的轻触，告诉你（至少告诉她哥哥）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失望中忍耐，怀疑，讲究实际，易于表露感情，如果你知道在哪里寻找的话，那全都在上唇撅起的那一点上。

埃尔弗里达住在“贵族哩”附近的一套昂贵的公寓里，就在水塔广场以东。科尔德不喜欢那个地区商业和促销的顺利，摩天楼的华丽外表，邦德街和和平街的联系。“贵族哩的邪恶的拜金主义。”他对妹妹说，但埃尔弗里达不承认是那里的饭店、高级美发店、住在那里的名人吸引了她。她需要行动，她坚持说她最愿意住在公寓里。他们的父亲就曾是旅店店主。科尔德一家曾在谢利丹路的一套宽大的公寓里住了许多年，但她还记得那喧闹的旅馆生活，宴会，那间大厨房，爵士乐队，酒吧里的闲聊，她告诉人们说，“我们是一对儿旅馆崽儿。”那副得意的样子是她哥哥所不能分享的。他更易于记起那些酒鬼、瘾君子、吵闹者、开空头支票者、免费球迷、推销员和其他做生意的笨蛋。

为了梅森，她和扎赫那搬到郊区。“你知道那该有多好，”她对科尔德说，“当我身体不佳时，我用不着担心，楼下大厅里总能有人。我犯心脏病时也决不会面对一个空无一人的草坪。感谢上帝我甩掉了那座排场的大房子。”

她总是说在湖林区住是扎赫那的主意。她极少坦诚地向科尔德谈她的丈夫。已故扎赫那对她哥哥的态度使她难于启口。她还在体面地掩盖着什么——愚蠢的妇道，科尔德想。要圆通地掩盖的东西太多了。扎赫那是个壮汉。他的脸上长满了在芝加哥受到赞扬的各种男性力量。他身材魁梧，有威慑力，聪明，爱挑剔，喜欢政治，富有，而对那些与他不同的人毫无用处。在靠工作糊口的城市里，他是那些给人们提供工作的人之一，所以，他看不起大舅子。一个魁梧得足以有威慑力的人，一个聪明得足以富有的人，一个傲气得足以看不起别人的人。在他看来，科尔德是个逃避者，自命不凡的人。从他这方面考虑，科尔德尽量不给妹妹造成任何麻烦，他不存芥蒂，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与扎赫那搅在一起。他孤高自傲，但也有一些默契的时候。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科尔德喜欢妹夫，这使事情更复杂了。他喜欢他那咆哮的机智，他那不紧不慢的表情，他的恶作剧。（扎赫那会派电话应召妓女去医院探望他的朋友们，就在手术室外戏弄政治家和律师）科尔德对米娜说，“扎赫那是林登·约翰逊型的恶霸。当他把八分之七的脸转过去但还看着你时——你就该当心了！”林登·约翰逊离米娜远得很。她对科尔德妩媚地一笑，但他熟知这些（多情的，亲密的，“偷去你的心的”）笑并不表示理解，而仅仅表示信任，如果她要求解释的话，她的丈夫会陈述理由，说明他的话何以赢得她的笑。他会展示整个美国的景象，一字一句地说出他在已故扎赫那与已故总统之间的共性：土生子，权势阶层，没有文化，爱钱如命，厚颜无耻。一字一句地说出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况且，所有这些对于她都没什么意义。此外，她没有时间去听这些；她的精力都用在了别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给了他一个令人愉快的信号。

就这样，埃尔弗里达请他来一趟，大多是由于梅森，但也出于妹妹的关怀，于是他来到她的公寓，一屁股坐在了一把带布套的椅子上。她的几个小房间装饰得过多，她从郊区搬来时带了太多的东西来。在沙发上方的墙上，有三幅劣等的普拉斯·旺多姆水彩画。它们属于一家医院的廉价旧货店，但却成了扎赫那从巴黎带来的礼物。

埃尔弗里达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她把一杯马提尼递给科尔德，拿过她的英国奥瓦尔香烟，烟灰缸和火柴放在膝盖上，开口说道，“我们看能不能把事情捋顺好，关于你和梅森的。”

“还有麦克西。”

“对，麦克西。这个下流胚。我总是告诉你要小心点迪提里昂表兄。阿尔伯特，对你受到的这些辱骂我深表抱歉。”

“尽管你会说这是我自讨苦吃，大多是我自找的。”

“好吧，我不能把梅森的问题归咎于你。还有麦克西，他总是令人讨厌。但确实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避免的。你不必在审判前发表那些文章，然后还有那次审判。”

“可有一个孩子被杀了。我没有更多的选择，还有那个年轻的女人。”

“但你用得着盯得那么紧吗？”

“我没有，没有盯得那么紧。另一个选择是接受死亡的事实。仅仅去责怪城市的环境吧——炎热的夜，孩子被推出窗外。我可以让它一点一点地被忘却，对其等闲视之。”

“我们不必那样做。你有你的理由。”

“当然。你想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对梅森下逮捕令吗？”

“对，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与这事有关吗？”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为麦克西表兄点起的舆论之火煽风加油吗？我已经热得透不过气来了。你刚才说过了。事实都登在报上了——真正的事实，换了种说法。格拉狄在大陪审团前抱怨梅森向他的证人兴师问罪。你不能指望一个执法官会让一个孩子毁了他的案子。他没有亲口告诉你吗？”

“梅森？”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的，但他威胁街上的那些证人。他说他要惩罚他们。”

埃尔弗里达说，“很难想像粗野的黑人流浪汉会受骨瘦如柴的梅森的恫吓。我简直想像不出湖林学校的学生真的会朝人开枪。你相信吗，阿尔伯特？”

“不必相信，但也不必不相信。他对他的朋友埃布里是真心的。由于在餐厅的厨房里干活，他已成为名义上的黑人。他把那些证人逼入了绝路……”

“他们只是纷纷露面索要赏金。”

科尔德说，“其中有一个拿着死者的结婚戒指。那个妓女让他替她保管。另一个那天晚上亲眼看到了埃布里。埃布里告诉梅森他有麻烦了，梅森就去威胁那两个人。他们都害怕了……”

“是的，”埃尔弗里达说，“报上是这么说的。他们遭到枪击，受到恐吓，躲了起来。”

“没有他们，格拉狄就没了案子。他派便衣去把他们找到了，一个在卡布里尼，另一个在罗伯特·泰勒疗养院。他们现在受监护……”

“你能想像梅森口袋里带着枪，在夜里出去朝人开枪吗？”

“他们完全可能捏造了这一切，完全可能。如果有人开枪——一个可疑的假设——也可能是别人朝他们开的枪。枪到处都有，出去报复的人也很多。城里有拥有各种武器的武装的人口——不仅仅有星期六特别夜餐，还有机关枪、手榴弹，即使有火箭炮我也不会惊奇的。然而，梅森确实威胁了证人，像匪徒一样。那的确像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证人没有出席审判。”

埃尔弗里达把从紧紧扎束的黑发带里耷拉下来的几绺头发捋回。她的哥哥几乎想像得出这种紧紧的扎束有助于摆正她的脑袋的位置。埃尔弗里达带有几分怯弱地承认说，“我不明白……他是个小杂种，对吧？”

“我可没夸张，”科尔德说，“可他为什么要藏起来呢？严格说来他并不是被追逐的人，在这个案子中阻碍办案并没什么大不了的。成了一名逃犯他一定激动万分。对于像梅森这样的孩子，那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奢侈。你把两个街头浪人逼入死胡同，你用死亡威胁他们，他们把你的话当了真——那的确令人激动不已。这意味着你自己已经差不多是个黑人了。你不必为你的白人皮肤感到羞耻。”

“好吧，可我并没有什么惹麻烦的死胡同。你可是有了麻烦，阿尔伯特。”

裹着外衣坐在瓦勒丽娅的桌旁，椅子微微后倾，科尔德对这次谈话的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组织。他的记忆格外好，他也清楚地知道他给妹妹造成了多大的问题。她最不想要的东西就是他所擅长的“理智的”讨论。她的脸上有时会掠过迁就疯人的表情。他懂得妹妹的心思就像他熟悉她的长长的脖颈一样，那是她特有的悲观女性又苦又甜的芳香。梅森也许扮演了现代的汤姆·索亚和黑鬼吉姆[24]。那出戏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是的，但是，阿尔伯特舅舅究竟在搞什么把戏？

“你一定与公司里的人讨论过这件事情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去征求扎赫那、诺特金和戴尔夫的意见的。”

“是的，我已经与摩埃·戴尔夫谈过了。他说起诉不成立，法院将拒绝审理。但是，梅森必须首先自首，这样我才能提出保释。摩埃将陪他去找警察。当召开听审会时，法院会由于匆忙向大陪审团提出起诉而让你的朋友格拉狄好瞧的。”

“这都是戴尔夫说的吗？”

他是在从她嘴里了解所罗金法官的情况，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这毕竟不是兄妹间的情谊，她可能不喜欢这样。她垂下眼皮，这证实了他的推测，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我猜你已经与所罗金核对过了。”

所罗金是个小法官，前任区警队队长，多亏了国家机器他才得到这个职位。芝加哥有许多官员并不在乎为机器所拥有。每个人都得受到机器的检疫。如果机器不把你放在那儿，你就得不到选票。然而，在这台机器内部，各种关系是等级制的和封建制的，而不是奴隶制的。科尔德在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所罗金本人就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员之一。总起来看，科尔德喜欢他。据说市议员希布利什把所罗金当做掌中物，是的，但是，这个人情绪乐观，性格幼稚。他并未干过什么真正的肮脏勾当；在那方面他还算不上举足轻重。他是在北面街发家的。他在奥马哈（紫心）受伤，却未落残疾。为了消遣，他参加了外向生存旅行，从直升飞机跳伞降至无人的荒野。显然，埃尔弗里达喜欢所罗金，但她认为，她的哥哥，那位伟大的读书人、记者、高级教授、院长和知识分子，对这位法官的印象不甚明朗，视其为另一个扎赫那。好吧，那么说她是喜欢芝加哥下区的男性陪伴了，像她亲生父亲一样的人，常常带她去看职业拳赛和夜总会的一个人。科尔德则大异其趣。他始终不愿意与爸爸去看拳击比赛。

“我当然要和斯坦·所罗金探讨此事。你要为此责怪我吗？每天早上报纸就放在你的门口。我总是急着去看个究竟，恨不得吞下我的咖啡。这对你一定更糟，我是说那些报纸。”

“它们很少有正确的时候。”

“但那一定非常令人愤怒。我肯定你们学院也不太愉快吧。”

“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我曾经是个感情用事的人，但对于他们没什么用处。他们宁愿让我冷静一点。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像绅士一样。你说得对，他们不愉快——学院变成了一个马戏团，里面有院长的外甥，院长的表兄麦克西，学生报纸，六十年代的左派残余，甚至还有三十年代的斯巴达库斯青年团。”

“可是梅森是最重要的。”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他的举止，科尔德觉得总的说来他干得相当不错。

“在我回家的路上你让我去坐坐，埃尔弗里达……”

“对。”

“我违心地没有去。事实上我是故意躲开的，但我没有来抱怨梅森……”

“那倒是真的，阿尔伯特……我肯定你没有。我相信。有一个感情问题。我想梅森一直想要见到你这个样子，因为否则他无法接近你。”

于是这成了一次偏狭的母性心理医治。他对那类事情丝毫没有用处，但他找不到阻止的方法。他边喝着马提尼，边反复地掂量着。但是，即便他并未注意她说的话，他也在认真地听着她的声音，望着她的脸。她有一颗温暖的心，自然的温暖。她谈到了学校和老师，谈到了精神病学家，谈到了一个独生子的孤独和对付像扎赫那那样的父亲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谈到了梅森在同行友谊方面的不成功和大麻对他大脑的影响（“近来的研究表明……”）。感谢上帝，梅森没有染上严重的吸毒恶习。科尔德镇定自若，转动着马提尼酒杯的把柄，看看杯里的酒又看看埃尔弗里达那不够完美的皮肤，他感到旅馆里微小的会客室在向他聚拢——镶着格子的白色墙壁，白色的丝绸灯罩，罩有外套的扶手椅，厚厚的地毯，壁炉架上的瓷鹦鹉，威尼斯玻璃饰物和东德梅森瓷器，假冒的普拉斯·旺多姆水彩画，巨大的汉科克塔的桁架桥挡住了西部景观。他自问那深度层次究竟在哪里？不是在女士、教育杂志里或湖林的精神病医院里，而是在他妹妹那天生的暖心肠里。这在他身上也有体现，如果你比较他对埃尔弗里达的感觉的话——她的长而滑润的脑袋，维达尔·萨孙染坊的工作，她那损伤了的皮肤，细长的长着黑鼻孔的鼻子，女性化的烟草味，她那甜酸的芬芳。所有这些细节，对整个一生的观察的集结。是的，她大腿肥胖，臀部宽阔。那修长的上身、河的上游，与下半部的宽阔支流、女性的流动的下游形成了永远陌生而又极其熟悉的对比。他所寻找的深度层次在于那炎热，它来自她那斑纹交错的脸，来自她描画眼部的技艺，甚至来自对味道的记忆，其中有些味道原本无疑是具有性的意味的——来自令人心痛的个人身世。也许他最喜欢的是她上唇上的那一点。他认为这是对真实感情的一种理解，绝非纯粹的抛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时代让我们去思考愚蠢的思想，给我们已死的知识范畴和我们无从理解的词语。正是这些词语和范畴使一个真正深度层次的位置显得如此重要。我与畸形的老妹妹意见不一致，我们不能相互谈心，然而，我们之间却有可以沟通的地方。梅森似乎对此有所了解，而且很不满意。她最喜欢他，而这是极为正常的，但对他来说这并不够。也许他担心我会剥夺他的遗产，如果她指定我为执行人的话。但是，她聪明绝顶，不会做出那种傻事来。我在钱这方面的记录很糟糕。我上了迪提里昂的当。而且我猜测梅森的问题已经涉及到钱，尽管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目前来看，梅森的那种野心在形式上是向下的。正如那个聪明的法国人所说：有积极的超越，也有消极的超越。（科尔德在三十年前就不再与埃尔弗里达讨论理论问题了）但是，当梅森的向下的野心消失了——它能向何处发展呢——他将拿到他的钱。她将死去；而他将得到它。他在等待着。埃尔弗里达不会为这些弑父的想法而感到震惊的。她为什么要感到吃惊呢？如果她未读过普鲁斯特[25]的“弑父的孝顺情感”，她会嫁给梅森·扎赫那，在拉萨尔街行法四十年之久的律师。她不需要什么普鲁斯特、弗洛伊德[26]、克拉伏特-埃宾[27]、巴尔扎克或阿里斯托芬[28]。芝加哥应有尽有。

隐秘的律师扎赫那像主持人一样地坦白。他乐于在酒桌上发表公开议论，他曾告诉科尔德他靠倾倒垃圾箱过活。“过活”是他所用的委婉之词，实际指的是他的漫天要价。有时他更像是达尔文[29]主义者——在这片丛林里进行着生存的斗争。某一丛林！谁是狮子和老虎呢？这更相似于城市的垃圾场。老鼠是主要的动物群。为生存而斗争也不是扎赫那；他安排别人去进行那种斗争。当然，扎赫那是感觉到了他的妻哥对他抱有一种何等混乱的看法的。他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的。你对此大可不必深究。科尔德玩弄的把戏，当把嘴闭得严严的时候，他恰恰是在发表见解。他以一种记者的沉默的幽默望着你。扎赫那对那些意见处之泰然，正是像他扎赫那那种人过着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所特有的生活，与这个城市的运作、它的历史地位、它的权力——实际的美国货色有着真切的联系。他们才是中心。这个衣着破旧的院长他妈的算得了什么！

可是，扎赫那还是在开车回湖林的高速公路上死于心脏病，身后留下了一大笔钱。尽管埃尔弗里达有那么多时髦的地址，同性恋酒吧，经理就餐俱乐部，带有阳台、遮檐和门卫的大街，但她却不是你的大买主。她不追求时髦，不穿专门设计的服装。她在繁殖扎赫那的美元，为梅森保留着那一切！

她正与哥哥谈论钱的问题，说她听信了一位保守官员的陋见，落入了陷阱。利率在猛增，债券下降百分之三十；黄金保护也不起作用。至于裴因·韦伯计算机她也悔恨不迭，她斜视着他，那纤弱微笑的黑脸庞似乎告诉他她曾受到肉体的欺凌，被那些粗野之夫逼入困境。科尔德以其谦恭的但却镇定的（“好，好，够了！”）口吻说，“证券汇兑委员会对裴因·韦伯的这一小小的混乱将予以关注，这毫无疑问。《华尔街日报》说这次混乱微不足道。”但在钱的问题上她并不需要他的安慰。所罗金，如果她决定嫁给这位来自北面健壮的、油头粉面的、长着河鼠胡的万宝路国家的法官，是不会捞到这笔钱的。但要公正地说，他似乎不是在追逐埃尔弗里达的钱财。

他把外套的领口拉紧以抵御米娜房间里的寒冷，不时地望着窗外这座凄凉的共产党首都，或伸手拿起那杯洋李白兰地，或用手摸着仙客来下面的花土（由于仙客来喜欢低温，它们在这里就等于上了天堂——在华氏48度的温度它们竟然如此美丽！），科尔德不时地看着腕上的手表。杜威·斯潘格勒的汽车还不到来的时候，所以，面对埃尔弗里达充满女性情怀的信，科尔德继续回想他与她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次谈话很重要。他在这里似乎更能客观些；异国他乡使人头脑更加清醒。抑或是瓦勒丽娅，气息奄奄的瓦勒丽娅。

当埃尔弗里达打住关于钱的话头后——自她寡居以来他们的大部分会见都是这样开始的（混乱的财经前景首先要清除）——科尔德要求给他相同的时间，这是他应得的。显然，他们应该马上转入关于麦克西·迪提里昂的话题。

迪提里昂：他，科尔德，为什么与那么多人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他对他们的认识竟自成为一种束缚？他们物质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紧密以至于他实际上已经被他们所同化。至于埃尔弗里达，这种同化是甜蜜而清澈的。但也并非总是甜蜜的，而喜欢与这毫无关系；他不喜欢他的表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催眠的联合，因此他了解迪提里昂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那向后梳展的短平连续的波浪式头发简直就是他自己的头发——他对此记忆犹新。在行动中麦克西的眼睛就像是法师的眼睛或德国表现派[30]的影星。表兄麦克西滚动那双眼睛时，科尔德自己的眼睛感觉到了那种滚动。迪提里昂总是在自己的周围散发出一股男性的酸味，但现在他开始让人闻到一股老人的味道了；他从你身边走过时你闻到未经晾晒的壁橱的气味。他长出了雄性羊毛一样的络腮胡。路奥肯定会要画画麦克西的——已经把其他的麦克西们画入了他对堕落之人的巨像研究。

在法庭上，麦克西和科尔德有时会无言对视。科尔德的出现也许使莉迪亚·莱斯特处境更糟，而他又恰恰是来保护和支持她的。实际上，他看到他的在场加重了麦克西的煽动情绪，使他更具表演性。他不断地向报道这次审判的两位记者传送眼色（“别忘掉这个，听到了吗？”）。他并未为难出庭作证的那个女孩，因为陪审团同情丈夫被杀的年轻寡妇。知道这一点，他便有意做了策略上的安排。他不知道他由于讨好她而压迫了她，他对此丝毫没有感觉——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从来也不会想到她在哀悼、恶心、颤抖、害怕。他所传达的信息是，他正在尽他最大的职业努力获得对他的当事人有利的证据，但是，当这一严峻的考验过后，他会向她表白他本性中的另一方面，那是温柔的性爱。他把相同的性信息满心地输送给所有的女性。随着年月的流逝，这种天真的性爱对于科尔德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在天真的意义上——堕落的天真。在陪审团面前，迪提里昂像麦卡锡[31]一样挥舞着卷宗走来，他是个善于挥舞的人，他所真正炫耀的东西是他的性别。他那曾经漂亮的鼻子看上去已经开始损坏，软骨断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发胖，他的面颊也变厚了，肤色变黑了；他看上去郁闷，个头儿变矮了，骨盆变宽了，他在法庭上的踱步也略有跛脚了。科尔德认为他已行将就木——受侮辱的瞎老头和气息奄奄的国王。

如此看待麦克西·迪提里昂表兄，除了亲密还能有什么呢？麦克西伤了他的感情，行为愚蠢、冷酷、高傲，这没什么。如此看待一个人就等于进入他的生活，大可不必是一次受欢迎的经历。

麦克西不是一位专注的观察家，但是，始终不意识到如此深切的终生兴趣是不可能的。迪提里昂总是对此进行性的解释。“阿尔伯特羡慕我对待女人的方式。我是他的角色模特儿。”

埃尔弗里达说，“好像你在生活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麦克西表兄。”

科尔德笑了。“如果我先死，不要让他为我安排葬礼。”

“我过去总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你和他相处得那么好直到他以为他拥有了你，我常常为此而精疲力尽。当你与他决裂时，他怎么也琢磨不透。你背叛了他。他才是最痛心的人。”

祖父迪提里昂逝世时，他把在朱利叶的财产分给了三个孙子。遵照遗嘱，麦克西管理房地产，埃尔弗里达分得她的股份——扎赫那负责办理。扎赫那曾对科尔德说，“你怎么啦，难道你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吗？一楼租给了麦当劳。你什么时候得到过一分钱？”

“我得到了税务勾销。”

“可是现金，没得到一分，对吗？他在欺骗你。他在勒索这笔财产。他记在帐上的花费都是假的，我在他寄出的第一份财务报告书上看到了。当他买进我们的股份时，他得到三分之二的股份，所以他控制了一切——在生意上除此之外他还为你做了什么？”

科尔德实际上让麦克西表兄替他投资。除了以他的名义通过哈里斯信托行进行债券交易外，麦克西还从他那里获得了各种委托权。就他与迪提里昂（而且不止迪提里昂）的关系来看，科尔德自己似乎认为他的安排不会上当受骗，尽管他所委托的都是些怪人。他曾看到麦克西欺骗别人——偷换和藏匿固定资产，智胜债权人，做手脚挫败公堂，索取毫无道理的减税。他施展一切诡计，极少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付账（他消费极高），他所榨取的从来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但不是从我这里榨取，科尔德总是这样说。麦克西决不会欺骗我。

“坦白地跟你说吧，妻哥……”扎赫那，内行，拖长他的不豫之色，沉默。他的嘴角形成了块块严肃的肌肉。“除非你考验一下你的表兄，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一分钱。他从你那里榨取了多少你一定心里有数了吧？”

科尔德的确心里有数，但他一直把它包裹起来。这属于一些包裹着的东西，他打算总有一天要清算的，但是，当那一天到来时，一束哲学之光必须闪耀，否则就无法除去那包裹的尸衣。他猜测麦克西从他手里骗取了两万到三万美元。这是他暗记在心的保守数字。

“考验他——怎么考验呢？”科尔德说。

“要求查账。”

“那么，然后发生一场爆炸……”

“你不至于害怕那个人吧，啊？”

“也许我，有一点……”

“我想我明白了……并不是担心你那下贱的表兄，而是担心你们的关系曝光。发现……你看到那幅图景不会愉快的。麦克西起草你的遗嘱了吗？你蹬腿时将由他来负责吗？”

“对，这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撕毁它，另立新的遗嘱。”

“那我还得另找一位律师。”

“一个冷静的想法，是吗？不要急，我给你推荐几个可靠的人……自从你回到芝加哥当了教授以来，你和你的表兄一直相互利用。他带你去近北路和林肯大道的交界处，接近花花公子大宅，玩容易到手的女人。很难摆脱，但那是另一码事。那是他为你做的事，你为他所做的事是给了他地位。他的声誉已经扫地。他不仅是个腐朽的律师，而且还是个寻花问柳的骚货，然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知识分子。他开始败坏知识分子的名声。市区的人们想要当面揍他，可那毫无用处。你想要知道老底吗？迪提里昂是下流胚。你所要做的只是看他跳舞，那就是你的证据。”

扎赫那的这番话也许是对的。在舞会上，迪提里昂以他的舞技为荣，以疯狂的美摇晃着他那宽大的屁股，婀娜舞出加勒比海的节奏。在跳恰恰舞时，他如魔鬼附身，无视他的舞伴，而将其作为他当然控制的对象，好比马戏场管理人的母马。他为观众而舞。由于科尔德是个书呆子（现在确信他的书读得太多了，汇集了太多的联想，闲逛了太多的画馆），他常常看到以路奥[32]风格体现的他那位表演家表兄那副巨大极乐的面孔，悲惨的妇女（也许还有男性）民众的性压迫者。但是，迪提里昂的自身形象在他采取行动时当然是另一回事。他不只是追逐女孩子的能手，不，他是埃罗斯的替身或化身，全部燃烧的火焰，全部闪光的金子，朱红色，光芒，体验着神圣的丰饶，携带着生命，为女性祝福的力量在他的裤裆里膨胀。扎赫那说他的那玩艺儿耷拉在外面，但是，他不想与扎赫那广泛地讨论麦克西表兄的事。

科尔德认为扎赫那智力极高，他并不感到比他优越，但是，扎赫那不能忍受科尔德的思想。每当科尔德试图提出他的观点时，他都打断他的话：“你把我搞糊涂了，阿尔伯特。不知你在讲什么。对我来说太有思想了。”有语言的差异，但在从皱眉到微笑的转变中含有疯狂的蔑视。是的，这是另一种有趣的关系，对此毫无疑问。科尔德收藏品中的另一个裹着尸衣的物体。如果麦克西表兄与路奥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那么，扎赫那则通过科尔德而与赫曼·格林[33]联系起来。这是清醒的，严肃的，不公平的——一种粉碎性的比较，而且是从来未提到的。老梅森穿着未熨烫的粉笔条套装，裤子在椅子上耷拉着，他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他是你见过的非正式的芝加哥人。格林穿着中世纪山区的天鹅绒长袍；他用煎饼脂粉掩盖他的面孔；宝石就是他的豆冻，但似乎还是有一种相似性。坐在瓦勒丽娅的桌子旁，科尔德在追溯扎赫那-格林的联系之根，其远祖可追溯至一个叫伍斯特太太的人，在巴黎（热奈大街）的一位美国社会女士。每当提到格林的名字时，她那年迈严峻的面孔就会变色，说，“怎么，他不过是一个娃娃熊，我太熟悉了。”直到现在伍斯特太太还不让步，在温和的时候也能发出严肃女人的那种甜蜜的微笑。而由于那种微笑格林在科尔德的心目中被确认为凡俗罪恶的伟大原型。扎赫那决不是伟大的原型，但对埃尔弗里达来说，他也是一个娃娃熊——只不过是芝加哥丛林垃圾堆里的一只野兽。

无论如何，扎赫那一直在追逐着科尔德，最终迫使他抛弃“自尊”，采取行动对抗迪提里昂。结果，迪提里昂被揭露了，尸衣被剥去了。

埃尔弗里达在芝加哥气闷的白色房间里对哥哥如是说（那些房间摆设着全套的家具，完美的装备和一切方便设施，这意味着美国已经照顾到最突出的人类需要——此外你还需要什么呢？）——她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阿尔伯特，当你和麦克西表兄最终卷入你那场大的法律纠纷时，麦克西表兄径直来湖林找我——一次特殊的拜访。他对我说他必须得对家里的某个人说一说心里话。他说他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他受到的挫折太大了。消息传了出去，城里人纷纷议论他敲诈了你，利用国内收入署占了你的便宜，而他无力……”

“我并未使他遭受太大的挫折。我们是私下解决的，他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呢？”

“他想让我帮忙与梅森见面，而梅森，你可能还记得，刚刚得了冠状动脉血栓症。麦克西打电话来留下口信，但我没让梅森回话。”

“让扎赫那使他与我脱钩对麦克西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万美元的代价。”

“麦克西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阿尔伯特对我的形象的损害。”

“他的形象！讲出他的心里话！可怜的麦克西。他使我痛心，但当我仔细琢磨或听他说话时，我又很可怜他。”

“你一定会的。你轻易地放走了他。你们做的是什么安排？”

“我在他身上扔了很多钱。比方说我得付学费。我得学习一门特殊课程。”

“学习什么，亲爱的？”

“五十年前我就该懂得的东西。专修愚蠢和白痴的研究生研讨班。”

科尔德试图让埃尔弗里达用他的方式与他谈话。她是他妹妹，她应该能够做到。她应该愿意那么做。

“也许二十五万也不足以交这笔学费。”

“我懂得你的意思。损失那么多钱并未使我感到怎么痛苦。我还是个白痴，但我已经没有钱去学习另一门课程了。”

科尔德的用意很清楚。他在从妹妹嘴里打探关于芝加哥的文章的情况，想要了解一下她的看法。她是否看到了作为其新的白痴冒险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文章？他仔细地观察着她。她的脸沉下来时，面色绯红，那使她显得年轻，然后是那紧张、沉默，这使她显得苍老。她对哥哥或许与对麦克西表兄一样感到遗憾。她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他的爱好不同于别人的——可辨认的神经官能症、酗酒、吹牛。无一正常。他有他最具创意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把事情搞糟的方式。不，她不会就他的文章发表见解的，这就是他让她对那些文章作出的评价。他不能否认这使他烦恼，但是——他还是那样爱他的妹妹。她实际上在与他怄气。关于那些芝加哥的文章她有很多话要说，但她闭口不谈。她那双黝黑的眼睛是批判的、向往的、狡黠的、愤怒的。她似乎在问为何要摇晃那小船——为何那么紧逼，那么粗心，写得那么怪异？对扎赫那来说，芝加哥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城市，无与伦比。而科尔德的父亲同意扎赫那的看法，芝加哥无与伦比——硕大、鲜活、新奇，最好的城市！老科尔德，曾经作为旅馆业主和公众名人而在这里崭露头角，会对大肆攻击芝加哥的一个儿子深恶痛绝。埃尔弗里达当然不会赞同。

她又开始谈起麦克西表兄了。“他来看我时给我做了一次冗长的讲演。他倒背着手来回踱步，在他周围喷出一条巨大的邪恶之河，淹没了他的灵魂，你们这些人怎么都站在了邪恶的一边？好吧，阿尔伯特——麦克西没有管理好你的钱，但那是你让他管理的。而在这个案子中梅森去找他是心怀恶意的——你感到恼怒我不怪你。但是，也许你太过于敏感了。我怀疑究竟会有多少人在乎麦克西。他们能看到麦克西的过火行为。即便你对芝加哥印象不佳，也要给他们一点信任。”

“那天晚上你看到他在二频道露面了吗？”

科尔德出乎意外地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的表兄。麦克西满面红光，连日未刮的络腮胡子，脸上燃烧着虚假的真诚。科尔德惊奇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科尔德院长，碰巧是我的表兄……”科尔德对此极为反感。听到他的名字被这样吵吵嚷嚷地叫出来，他愤怒了。甚至现在他还余怒未消，感觉到一大块极度愤怒的领域就在眼前，他几乎能触摸到它。迪提里昂提出种族主义的控告，他把学院说成是“一个伟大机构，但它与肯定行动的关系却有了麻烦”。他用眼睛和眉毛撒谎胜似用他的词语。科尔德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头头是道，仿佛芝加哥酒吧里做作的谈话——科尔德在《哈珀氏》上对此评论道：“在法官面前那种独特的具有高雅绅士风度的律师们的无知……”

科尔德说，“不，我不应该对麦克西如此敏感，但他每天都来用未消毒的脏水喷洒那位姑娘和她的家人。是我把她卷了进来，我感到有责任……毕竟是我的家人，甚至一个陌生人也不会容忍这种公开的骚扰，何况这又不是一个坚强的年轻女人。她没有经验，她被搅扰得惶恐不安，还不要忘记当麦克西来的时候那男孩的父母还都在法庭上，不是和她在一起而是和埃布里和其他证人，侈谈滑稽的性行为，暗示说难道那个年轻人那天晚上不是抱着淫猥的目的出去的吗？把群体性行为拉进来，用各种神秘的怪想暗示神经错乱，这太过分了。”

“对你来说太过分了，我懂了。你对此非常动感情。”

“嗯，当然我动了感情，埃尔弗里达。我是知情者。去年九月梅森敲了她的门，告诉她最好不要作证。”

埃尔弗里达说，“是的，我想我以前听说过。”她垂下眼皮时，科尔德放下了这个话题，然后，埃尔弗里达说，“我明白她为什么想要把这些人送进监狱。这非常正常。她感到这是她欠她丈夫的。”

“格拉狄说麦克西这么卖力是很愚蠢的，因为如果她在陪审团面前垮倒了，那将对他的案子非常不利。我几乎认为这正是格拉狄所希望的。但是，不知怎么她挺过来了。我没想到她会挺过来。”

“所罗金的看法是，麦克西的辩护很出色，纯粹站在法律的一边。”

科尔德说，“有时候我也想，如果迪提里昂的祈祷能得到应验，如果他能成为极富有……”

“那么……？”

“那么他所有的这些精神痛苦就会安全地保存起来。他会成为一个慷慨的给予者，歌剧和交响乐的赞助人，他会当选所有董事会的成员。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有多么愚蠢或多么疯狂，但是，由于他甚至连账都付不起，他不得不想法权且渡过难关。但这必须公开进行。”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埃尔弗里达说。这使她深感不安。她本人就是极度富有的，这是她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她那动情的心不在焉的哥哥随时都可能落入他那突发的理论之中。他知道如何进行。他会走下电梯，或走下孤山，疯狂地遁入澄明之中——和异端之中。他的声音平静、深沉、和谐，没有一点盲从，他还会谈到不可理解的、无法琢磨的、刺耳的、滑动的、最后是可怕的有害的事情——那些可能背叛他们的父亲、暴露已故扎赫那的狰狞面目的事情。在埃尔弗里达看来，阿尔伯特不懂什么叫谦虚，他夸大了一切。如果她愿意接受他的爱，那她为什么要排除他的“夸大了的”理论呢？他的问题是大可咀嚼的，然后——诚实地说是现在！——是这样一种扭曲的理论吗？他是在说如果你有钱你便成了一个攻不破打不烂的魔鬼，所以，如果你首先感到你如妖魔一般，那你就能通过发财而建立攻不破打不烂的堡垒。因为在那时你成了一股自然力，尽管是个精神病患者。如果你没有任何角色，那你就买一个角色。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科尔德不得不飞到共产党的欧洲、在妻子学龄时住的房间里所悟出的——作为他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一整个怪僻之基础的，是他未间断的与埃尔弗里达的丈夫、已故扎赫那的争论。反对扎赫那可能就是那些论芝加哥文章的真正题目。他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最初的构思是纯洁的。他的那些文章原本是划时代的，栩栩如生的，魅力无穷的，厚古怀旧的，似乎是难以控制的。他当然不能指望妹妹的同情，她若同情他就必然要背叛扎赫那和儿子。此外，她还不同意他的观点。

“不用担心，埃尔弗里达。”他动身前对她说——意思是他不会欺负她，不会逼她站在他的立场说话。

她长吁了一口气表示感激，然后轻松地对他说，“我想你应该知道，阿尔伯特，所罗金认为在卢福斯·瑞德帕斯的问题上你是对的。瑞德帕斯的确对郡监狱尽了最大努力。他是尽力改善条件、帮助犯人的惟一一个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找他的麻烦。所罗金认为他基本上是诚实的。他们不仅结伙排斥他，而且还确实要保证他在这里没有任何政治前途。”

“我认为瑞德帕斯不会谋求当官的，那不是他的性格。可所罗金是否告诉过你，最初正是他让我去找瑞德帕斯的？”

埃尔弗里达做了个鬼脸。科尔德明白其中确切的含义。她说，“你不必做得太过火，说他是这样一个少有的黑人。”

“那并不是我所写的。我说他在任何肤色中都是少有的。黑的或白的或赭的或绿的，在芝加哥没有多少人不怕麻烦思考正义的问题，真令人迷惑不解，太少了。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你遇到一个把正义作为基本兴趣而思考的人，然后，你豁然明朗这样的基本兴趣是多么罕见啊……”

“那就是你常说的‘一种道德生活’。”

“那很不幸。你必须对那些大名词小心翼翼。我甚至在那时就意识到那会适得其反地惹恼大家。这种反常的、教授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34]的货色是死亡之吻。我也许对瑞德帕斯也不那么公正，这无疑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