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七章

早晨，米娜又在打电话，想找莫尔多瓦努医生，这位充满激情的女儿仍在为她的母亲而战斗。科尔德想，她不接受结束、终结，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瓦勒丽娅。不过也说不定。他看得太现实了。这是他常犯的错误之一。

现在又是这样，一如既往。现在又是早晨，他坐在家里，喝了几杯琪琪煮好的咖啡。一晚上没合眼，他很难从疲困里恢复过来。看着他办公室寄来的邮包，直皱眉头。在床边儿上、在僵硬厚重的巴尔干毛毯下紧张兮兮地过了一夜，从身体里面感到虚弱、酸困，累得不想处理那些芝加哥来信。他打开公文包，寻找那些比契文件，在夫拉达·沃伊尼契到来之前，必须看一看这些文件。想今天早上过得悠闲点，实在想歪了。如果不打起精神来，就要受胡思乱想之苦，那是最糟的，会将你吞没。在桌子上清理出一块足够的空间后，他就开始研究比契的科学论文，进入夫拉达的抽象思维；很快消释了胡思乱想带来的不快。她写道：“比契根据《哈珀氏》上的这些文章，挑选你来作他的翻译。因为我在他的小组里工作过几年，所以他请我来给你作一些初步的指导。你有幸见到了他，我很高兴。他对你有非常积极的反应。”（我也喜欢他，科尔德心里想。比契是个挺棒的伙伴。再说，能得到名人的积极反应令人愉快）“最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势态，”他接着往下读，“比契不仅想把他的研究公诸一般大众，而且向人文学者阐明。”科尔德停住。这些人文学者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比契要把他们想像为这样一群人、对他们可以阐明任何东西？既然有这么一群人，为什么还会注意到科尔德？他考虑如何与比契这样的一个地理学家讨论这事。“你想知道人文知识分子吗？想想中间动物中占主导地位的两栖动物就行了……”科尔德接着读。“好像你说过，你听过了他给你的带子。他在这些带子里亲口讲述了最终导致这些发现的研究工作，解释了这些发现对于我们物种之未来的意义和为什么对那些得出不可避免的逻辑结论的人们而言，这成了一个情感的问题。”是的，科尔德已经听过了那些磁带。带子一开始，比契就说去年夏天他们是在堪萨斯的一个谷仓里度过的。“从敞开的宽大的门一眼望出去，夏日的麦田，”科学家声调没有多少变化，“大平原。我的故土。”

在芝加哥时，夫拉达曾告诉科尔德：“阿尔伯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做的。我使比契注意到你的文章，因为我知道他正在找一个具备必要技术的人。还要具备头脑。”夫拉达这个矮胖女人说话时，十足的一副自我中心的确然腔调。她的脸盘宽大而苍白，两只棕色的巴尔干大眼睛——没有温柔的一瞥，只有直捣正题的精明。她不会引你坠入梦境，这是一个极其精干的女人（偶尔她的眼睛也流露出一点个人的、也是痛苦的东西，但现在不管那个）。比契本人却不那么自信。“听了这些磁带、看了这些材料之后，也许你会考虑我们进一步讨论最终的合作。自然，作为这项研究工作的负责人，我有特殊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从内部位置，就在中间。”比契的谦和对科尔德有种特别的魅力。多棒的一个人！不管如何谦和，人们都会想到，他承担着一项巨大的工作，做出了可怕的发现（地球能存在下去吗？）。他向科尔德说：“你作为那些特殊文章的作者，可以——只是可以——捅破现实。我想让每个人停住步子，逼他们跟上来，然后你就能修理他们，就像你在描写公共住房工程和监狱的文章中对待黑人那样……”

“我不讨任何人喜欢。”

“我想也不会的，就是这样。读到你描写城市内部的文章时，我说：‘实在需要给此人好好解释一下贫民窟里发生的事情。’”

“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解释？”

“成千上万吨难处理的铅残留物毒害着穷人的孩子，他们最脆弱。在那些破旧的贫民窟四周，浓度已相当高，在那儿已经堆积了数十年之久。钙吸收了这些铅。如果从临床的角度观察这些孩子的行为，就会看到慢性铅损伤的经典症状。我请夫拉达·沃伊尼契给你附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通讯》上的尼德曼的神经精神病学发现以及其他一些论文。城市中心人口中的犯罪和社会无序状态都可以追溯为这种铅导致的结果。它最终造成神经疾病和大脑崩溃。”

科尔德礼貌地点点头，咬着嘴唇不说话，对此持有怀疑。他脸色平静，实则满腹疑窦。又是直接的物质原因？什么事情都有直接的物质的原因？只要给工作、钱、衣物、房子、食物，消除传染、消除毒害，人们就不会犯罪、不会发疯、不会绝望了？没错，计划正确，实施得当，就会把问题搞定。直接的物质的原因？当然是的。没人反对？可是，想不出其他原因时，这事情显得那么古怪。“所以就是铅，除了那个铅，还会有别的东西吗？”他这样说。

“我想请你研究一下证据。”

于是科尔德开始研究证据，通读钉得厚厚的文件，检查里面的图表。

然而正如斯潘格勒所说，任何蛛丝马迹都休想瞒过经验老到的记者，这些科学家给公众解释原因时就像尿布未干的婴儿，但是比契还是让人尊重的，他有一种特别的严肃性，这严肃性甚至就是他身体本身的构成性。他身材很高但脑袋很小，脸上看不出个人荣辱或世俗追求。已经不多的灰白的头发剪成海员式平头，看上去像个从前的乡巴佬。面颊油亮，眼色干枯。科尔德曾查看过他的事业履历，委实是一个科学名流，毫无异议。他对地球的年龄作了权威性的厘定，分析过月球上带回来的岩石。科尔德开始觉得，纯粹的科学家们，一旦把他们的眼光从自己的学科上移开时，往往会产生暴风骤雨般的强劲清晰的意识。有人却攻击他们把明晰的东西搞乱了。

于是科尔德认真地听这些磁带。在芝加哥他的书房里，把灯关掉，戴上耳机。

此时身在布加勒斯特，他还在认真地读这些材料。没想到在东欧这样一个地方阅读关于人受到威胁的材料。坐在瓦勒丽娅的这张桌子边，心里酸楚而刺痛，在他伏首翻阅比契的这些论文时，就可以感觉到摩擦的刺痛。他把两只手压在大腿下面，这样可以得到点暖意。

这些材料的主旨是什么？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加了铅的采掘和熔化，不可避免地将铅排入空气、水流、土壤中，人们对此却几近无知。我们曾“权威地断定”，铅含量是正常的，可以允许的。事实远非如此。官方标准比不正确还要严重；是会产生危险的虚假。做调查分析的实验室本身就被严重污染了。只有在超净隔绝的实验室里得到的结果才靠得住。尽管这样的实验室没有几个，但它们得出来的证据却足以说明问题，这些证据告诉我们，现在的铅含量是史前自然时期的五百倍。这些真实数据是通过分析骨化石、通过检验淡水、咸水、远古树木、北冰洋的雪层、格林兰达冰块等的沉积物才确立的。对“森林叶子散发物”也进行了调查分析，此外还有硅尘、海洋泡沫以及火山硫的外壳成分分析。这一大堆测算及其支持数据（“同位素构成”）使科尔德既激动又感动。（“我这么易于激动，是否有不对的地方？”）当然，对于放射性以及烟害产生的臭氧层，他和周围的人一样熟悉。但是就在半夜录制这些磁带的堪萨斯的夏日地头，科尔德也听出了土壤吸收化学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是世界最大粮食生产国的原因。代价太大了！但是铅的危害远远超过这一切。比契的声音像平原那样继续向前延伸。

比契说，承担测量和控制任务的政府机构力量太小。它们缺乏必要的仪器和正确的方法。只有通过地质年代学、宇宙论和地球化学的纯科学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对水、植物和空气的毒害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只有通过探查微量铅的真正精确的方法，才会发现地球里的铅循环已被严重扰乱了。结论是：铅损害已影响到全人类。生物机能失调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尤为显著，应被看作是引起战争和革命的原因之一。铅中毒导致的脑紊乱反应在恐怖主义、野蛮主义、犯罪、文化堕落上。于是到处可见动不动就发怒、情绪不稳、普遍的躁动、理性能力变得迟钝、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临床大夫很容易辨别诸如此类的病症。

动辄发怒，这是上火和死寂的结合体——天哪，我自己就是这样！而且眼到之处，就一定能看得到！假如这是在家里的话，科尔德一定会在《大英百科全书》上查找更详细的说明。厚厚的医学书从书架上突出来，举手可得，但他不懂罗马尼亚语，德语也很差。不过，有了比契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就用不着百科全书了。既然大家都已是牺牲品，我们就不会亲眼观察到自己意识的麻木，而且在麻木得沉入一片茫茫的深渊时，浑然不知道自己的沉沦。只有四乙铅燃料才能知道这一情况——发动机排气管——吃了含铅油漆碎屑的贫民窟的孩子成了犯罪白痴。如果没有看出这一点来的话，比契岂不成了一个义愤填膺的道德空想家了吗？他谴责工程师们。应用科学、工程技术，这些黑暗的力量毒化了土地、空气、水流、森林、动物、城市以及我们人类自己的细胞。

这是一部启示录——然而还要给公众另一部启示录，却不那么容易。公众已经习惯了末日警示；那不外乎是调味品，见鬼！——他们已经被腌泡过了。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邪恶总是有能力躲过劫难继续生存——比如，金钱或战争。最能暴露它们者却无法抓住它们。用现在流行的大众传播语言来说，就是什么也传播不了。最难以把握的莫过于最强悍有力的，即最为显而易见的邪恶。科学本来是为了实现更为深层的东西，然而在这里却经历了最彻底的失败。邪恶的天才在于它们有能力创造出无法理喻的区域，它们毫无遮拦得让你看不见它们。显然，比契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它们的力量。他穿不过去，得不到知音，因此来找阿尔伯特·科尔德，找对了。健全的本能使他请求在《哈珀氏》上写了那些文章的其人来领他穿过堵死的那些区域。如果我被说服了的话，我可以为他做这事。不是宣传鼓动，不是蛊惑人心，不是高谈阔论，不是广告推销，也不是秘宗邪术，不是最高力量，都不是，只是像古舟子那样的毫不动摇地真挚执著，用炯炯目光盯住它们。“吃喜酒的客人拍打胸脯，无奈中只好听老人讲述。”比契并非那种简单的环境主义者。假如他是“那些人里的又一个”，科尔德决不会为他浪费时间。他全神贯注地听这些带子，结果听出了这位地球物理学家已经将自己最深厚的感情汇入了这颗星球，好像它是一个哺育了生命的生命存在。人这一种类及其忘恩负义、肆无忌惮震惊了比契。人这一种类已经没有能力听到地球之诗或地球现在的抗辩。人将使自己退化到低等的人科动物。（这些生物学语言是比契自己的原话）

科尔德觉得，他与比契颇有共同点，甚至有种生理上的亲缘性。两人都是长相平庸的中西部人，年龄都是五十几岁，都在策划着把自己崇高的价值观保持在一个崇高的位置上，直至豁然澄明的那一刻（在完结之前的某个时间或者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在为时不晚的时候）。那么，你向谁来澄明呢？是这样，你走向公众，你在《哈珀氏》上发表文章，或者你选一位发言人，一位科尔德，给他一个命题。就这一过程本身而言（科学家的发现及其余绪），它是心灵进化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是一件独特的运动着的事物。你从未想到，这枝干涩、硕长、勾着背的仙人掌，这位科学家比契会最终刻出如此硕大而精美的一朵花（作为存在的地球，地球自己的诗）。所以，问题就是：只有科学才能看到较深层的东西，而且需要有严格的限制。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能量，却不能用来解决生存的较深层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设想，科学从部分人类那里获得了认识深层事物的全部能力并垄断了它，而把其他人都留在了非常虚弱的状况之中。虚弱中的人们于是写诗，绘画，搞点人文学科，雕虫弄术——太白痴了。

太感动了，耐不住了，揪心的感觉，科尔德坐不下去了。他断然站起身来离开桌子（上面有做家庭作业的往事，保存着珍贵的情感）去找米娜。她和琪琪在餐室里，当然她们在谈论瓦勒丽娅。他没有打断她们的交谈，而是站在边线上，站在背景里，两手背在身后，倚着门框。他只是看着，眼睛有点鼓出，透过眼镜片看着，闭口不言。在粗大的餐桌腿下面的巴尔干式地毯已经失去了鲜色，变得干枯而皱巴。图案上的鸟儿几乎飞不动了。仙客来木的餐具柜上也刻了些模糊的图案——铺底的泛白图案与灰色相间变换，上面深色的叶子组成心形套在心形里的图案。花是白色的。

“现在怎么样了？”科尔德问：“有最新的消息吗？”

“他们说不动她，”米娜说道，“戈里阿大夫很遗憾。”

“和你的女朋友谈过了？她告诉你的？”

“是我找德卢尔医生谈的。”

琪琪看着他这边，但不是直接地看着他。她的眼窝很深，深棕色的眼睛水汪汪的样子。美容师没有把后面的头发处理好，像分开的稻草，像一把白色的掸帚，但是前额上的刘海梳理得平展整齐。今天她穿了一件长裙，高跟鞋，涂了口红。也许她不想在她姐姐的死讯到来时，还穿着那件棕色的晨衣。这位不幸的老女士的名字听上去像法国妓女的名字。如果悲哀会增加体重，那么它就变成了她腿上的曲折，她的两条腿今天向外弯曲得更厉害了。科尔德还注意到——也许与她穿的衣服的式样有关——她的脖子很结实，肌肉重甸甸的。

“想尽办法，手术还是做不成了。”米娜说。

当然如此。没有氧气，没有麻醉药。

“亲爱的阿尔伯特！要我去泡一壶茶吗？”

“不用了，谢谢你，唐蒂·琪琪。我要处理一些文件。这就回去工作。”

他太心神不安了，不能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他宁愿把那壶茶从头上倒浇下来。

“你的朋友斯潘格勒没有消息吗？”米娜问。

“我不太指望他。”

“现在这样的时候，我应该和她在一起。”米娜说道。

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他只是嘟囔着说他要回去处理那些论文，又回到了这个房间！

科尔德的嗓子眼上搁着点什么东西，是东欧的某种凝结物，需要用东欧的白兰地来清除它。他从瓶子里吞下两口酒，一边收拾桌子，把比契的文件放在一边。这根铅制狼牙棒快要把我们的脑浆敲出来了……帕林卡酒有一股陈李子的余味。他把最后的几颗棕色的葡萄放在嘴里，让口里有点甜味。等待死亡吧，此外几乎无事可做。

最后，他终于拿起了芝加哥寄来的马尼拉纸信袋。胶带动过，显然是经过了检查。这一点他昨天就注意到了。真恶心，他用瓦勒丽娅的割纸刀挑开绷成十字的胶带，扯掉胶带。上帝！都是这些东西，不想看到的剪报和论文；除了麻烦还能是什么。科尔德习惯地松弛了一下身子，斜着身子浏览这些邮件，几乎是要躲开的样子。他不情愿地捧着这一札纸，一张一张地翻过去。

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开战，说不清为什么他非得在那儿战斗。但现在，既然已卷入其中，他就只有坚持到底。埃尔弗里达不是曾说过，他是战斗型的吗？

波森小姐（或女士，签名时她写做女士）从前方寄来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她对寄来这些东西深表歉意。他在这里，没有这些东西也行。“场面一定很糟。我的心跟着米娜去了那里。”波森小姐对米娜致以无限的女性的慷慨和敬意。“她绝妙的风格，走路的样子，音乐般的说话声音，完美的教养。”波森小姐这么说。他的这位波森小姐，费伊·波森，是个绝无风情的老胖蛋（现在他同意那么叫她）。她本来不比唐蒂·琪琪年轻多少，可她吹牛，比她年龄小一半的情人们都纷纷拜倒在她的裙下。她已经六十多岁，浑身是肉，可她还是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圆滚滚的脸上脂粉甚重，呈粉白色，就像用炉甘石水洗过一样，而且有时候还用蓝色眼影膏在脸上画上一道浣熊条——像夜盗的面具或威尼斯狂欢者的脸谱。裤子上扎一条重甸甸的绿松石银腰带。这个永远的波森小姐，这个已经大半截入了土的波森小姐，原来竟是一位玩桥牌的威斯切斯特老妈子。她是随她的中层管理干部的丈夫来到芝加哥的。在这里她成了寡妇，在这里她情愿继续守寡。她能在芝加哥城摇来荡去。她要“把性带到六十岁以后”，这是她的话。科尔德也曾喜爱过她。她并不像她所自称的那样是个超级秘书、无可挑剔的组织者，她拿的比干的多。他不喜欢讲行政排场倒使自己成了人质。她对性爱的自信和吹牛惹他动怒。但是时至今日，他是不会再有能力打发她了。

她写道，这些材料里没什么新东西。就报界而言，迪提里昂先生不会犯什么差错，至少暂时不会。正像她的前任父亲所说，他们把科尔德先生的脑袋搁在了平衡法院的进退两难之间，他们乐得这样做。（据科尔德所知，“平衡法院”是约翰·沙利文时代的一个术语：把你的对手的脑袋夹在胳膊下，光着指关节来蹭他的头）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她继续道；好小伙子总会时来运转。只要弄清楚事实真相——那将是一幅多么不同的景观！院长仍然因为他表兄给他制造的经济和法律麻烦而苦苦挣扎。波森女士希望能将这些细节披露给新闻记者。比如涉及国内收入署的那桩事，本来是迪提里昂先生处置不当造成的，他在根据限制法签署那份自动弃权声明书时，非常自信地以为政府方面无话可说。结果现在，国内收入署连利息算在内要求付两万三千美元，新的律师盖尔申康先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案件审理尽量延迟到院长回国以后，但是他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所有这一切，包括其中的纯真善意，都卡在了科尔德的嗓子眼上。

为了给他打气，她还附寄来厚厚一札读者来信。她承认也收到了一些可恶的邮件，等他回去以后再读。那些恶毒的信大部分来自郊区，芝加哥的死硬顽固派全住在那里。那些躲开种族问题和犯罪的乘车上班族对他火冒三丈，因为他说事实就如此。她还报告道，教务长也送来一封短笺：院长不要担心家里的前线，而是照顾好身处不幸时刻的米娜。波森小姐说，教务长表现得非常得体、非常体贴。

有几句话是帕罗马山天文台传给米娜的。他们将重新安排日程，以便她能在一月份进行望远镜观察。波森小姐备忘录的其余部分是详细条列她寄来的信件和便笺。他把备忘录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提到莉迪亚·莱斯特，这是不可思议的。他让波森小姐负责照料那个女孩，而且他走时嘱咐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保护好那姑娘。临行前，他还在电话上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来叨叨那件事。费伊·波森似乎是知道了这事儿的重要性。事实是，她说了一些科尔德不屑一听的话，说什么父亲式的挂念和罪疚的混杂是他这么做的动机。“院长，是你助纣为虐引起了这个案件吗？那女孩就如此娇嫩碰她不得？但是她本来并不是非那么做不可，不是吗？最后她决心要让那两人为他们对那位可怜的年轻丈夫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那是她自己决定的。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院长。”科尔德对这些心理学的洞见没有多少好感，但是他听任他们去说。你信任了人家，就只能那么去做。由此便有了依赖，接着便有了亲密，现在你才发现——太可怕了！——她是个令人绝望的傻女人，是个贪色的邋遢老妇，尽管她又听又点头，活像个聪明的亚历山大·沃尔柯特（她长得的确像他），像个点化浪子的慈母，她为你而感动得流泪。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担心！”但是很显然，她并没有和莉迪亚说过话。

他又检查了一遍。没有，没有关于那女孩的片言只语。费伊·波森不会去关心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在她身上她发现了自己的青春时光。她还有自己的油水要榨出来，她不会把性这件事带入坟墓的。她就像阿里斯托芬尼斯戏剧里的那个淫荡的老妇人，要与其他“女孩们”分享平等的性权利，抓住所有英俊的年轻男人。而那些年轻男子毫不觉察自己正在被套入，终于到了该采取行动的时刻……但是科尔德裹足不前了。他腿软了。

他突然想，莉迪亚也许向波森怨恨过他，说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撒了手，抛弃了她。在案情审理期间，科尔德取消了所有应酬。在附属刑庭楼上的十三层密歇根庭举行的每一次开庭，他都没有谈过。每天早晨，他都专车去接莉迪亚。他不想让她搭乘公交车去城市里的那样一个地方。即使出租车也不安全。出租车污秽、粗野，名声很臭。他们拉你上车，谁都知道他们想讨年轻女人的便宜。科尔德可不想碰运气。莉迪亚身材高挑，却很娇弱。必须尽一切可能保护她免遭惊吓。开庭之前，他就早早到场了，和她坐在一起，她被传到证人席上回答麦克西提问时，他尽量向她传送支持的眼神。迪提里昂的把戏自有其特殊的效益。麦克西在这个案子上不拿聘金。真的，不管输赢，对他来说这是一座公关的金矿。当然，出于职业习惯，诉讼费计价器肯定正在他的脑子里滴答作响，他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在花费、消耗、牺牲，否则付给他作为律师费的那些呱呱叫的百元大票就要到手了。是的，科尔德心里想着，因为他在若里埃坑了我，在芝加哥糟践了我，按他的逻辑来说，他便是受害方了。事情正是如此。你骗了别人，自己反而有受了害的感觉。贪婪者会吞噬掉一切。

所以莉迪亚·莱斯特并非不可能有被院长抛弃掉的感觉。可能她也把他的关心解释为罪疚。他把她拖进了这案件之中。是院长的侄子骚扰了她，是院长的表兄给了她烦恼；是院长在错误的时刻发表了那些文章，而在高潮的时刻溜之大吉。她很可能愤怒地把这些一股脑儿端出来，而精明练达的波森决不会在这种时候把眼泪和哀苦传送过来，甚至不提及她的名字。然而，他实在是把那位老姑娘看得过于了不起了——这是常犯的错误。她只不过是忘了那些而已。(https://www.daowen.com)

科尔德夫妇在芝加哥有空房间，科尔德向米娜提议让莉迪亚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个可怜的东西，她需要支持。科尔德感觉自己身上有种热切的怜悯心。岂止是怜悯，甚或是敬佩。这个女孩，看上去如此娇弱，假如有个出租车司机向她做那事的话，会被摧折的；她就像一个展示自己的遗弃物，回答得含糊微弱，迪提里昂不得不说：“讲出来……请法庭注意，证人在悄悄说话了”——这个莉迪亚每天早上都很准时，外套熨得像新的一样，头发整理得一根不乱。科尔德对米娜说：“开头我催促她这么做时，她说什么也不，她做不到。后来我想，不要动不动就以为她会垮下来，这么想也许更好些，我对她的判断完全错了。事情就是这样，你脆弱到了极点，然后走到门口，当你有足够的力量打开门时，你发现所有的力量都在里头。这女孩就发现了里面的力量。如果是在对迪提里昂谈的话——你也知道迪提里昂在他的性问题上是怎么回事：假如他有朝一日获选任职，他就把手放在《圣经》上，放在他的那玩艺上，庄严宣誓——如果是在对那头猪谈的话，我会说：“表兄，你这是驴唇不对马嘴。”

米娜说：“你总是免不了吃苦头。你还想对那些迷失了的灵魂说话。”

“嗯，这不过是‘猜想’而已。我决不会去对那些猪头讲话。你说对了，你指准了我的一个坏毛病，我似乎总背着一身怨气。可是关于莉迪亚这事，我想说的是，当你看到未曾指望的品质竟然出现了时，那种感觉非常好，真的。你看那女孩，一副苍白痛楚的样子。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的形象——硕长而保护不了自己的手，她伸出手的样子。许多好姑娘就是那样长大的，对自己的形象非常模糊。家里人告诉她们，她们不是强壮者。到了休庭的午饭时间，她垮成了一团儿。我开车带她到温特沃思街上的一家广东菜馆，让她在隔间的幽暗里养养眼睛。她的眼睛受光的刺激后就要疼，我也这样。在法庭上时，她头疼得像要裂开。但现在喝了几匙馄饨之后，她能够回去再次面对迪提里昂了。格拉狄祈祷让她怯弱一点——她决不懦弱。”

但是，莉迪亚·莱斯特得不到睡在科尔德客房里的邀请。米娜不喜欢房子里有个陌生人拉开抽屉，阅读邮件和银行票据等。当然她没有那么说，而是：“不要忘记，阿尔伯特，我们去帕罗马山天文台时，只能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科尔德让了步。他并不苟同她的隐私保护意识，但是他不去争论；他让米娜按她自己的方式办。现在后悔了。如果那么做了，对那女孩会更有利。一种保护氛围。如果是另一个与她脾性相投的女孩，也许就愿意和她住在一起。她们会收拾整洁，给花草浇水。（他仍然想到他的那些花草）如果你不用淋浴器，排水管的阀门就干缩了，下水管的气儿就会冒上来。因此说，那样安排既是同情人，也是很实用的。

受科尔德敬重的一位大学同事萨姆·麦克尔斯曾经这样议论道：“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在过去，尽管存在着秘而不宣的战争，还是有那样一种联系。可现在，黑人不想要那种联系了，似乎毫不在乎与白人的关系。”从梅森的情况看，这种联系被颠倒过来了，白人要与黑人联系。那是什么样的条件？卢卡斯·埃布里的条件？这些条件并不存在。现实已经不是那样了！青年梅森的坦率的观念使他处于一个驯顺的位置上。科尔德这样写道，不仅如此，通行的那种黑人“形象”也等于那些黑帮，雷杰斯帮和埃尔拉金斯帮，以及那些不法老大们——穿着漂亮、优雅的皮毛大衣、靴子，开着外国车的黑人王子们。他们控制了贩毒行业。他们统治了监狱。他们为各阶级的黑人青年，甚至为白人青年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但是瑞德帕斯却与这些形象或这种形象塑造无关。

瑞德帕斯从他的县狱狱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为了给自己请辩护律师而不得不去借钱。他赢了官司，但输了名声。人们记住了起诉有罪，忘记了宣布无罪——大抵如此。萨姆·麦克尔斯——凌厉非凡的观察家再次评论道：“他们不能证明充电器出了问题。那会显得起诉很笨拙。准备不足，没有掌握组织一个案子的技术。宣布无罪并不就等于说瑞德帕斯是清白无辜的。”

不过，科尔德也相信了，强有力的人物出来套这个人。大陪审团经过反复调查听证之后——为何要反复调查？是谁的主意？——他被指控对监狱里的犯人滥施重刑。关在密室里殴打！报界和电视网倾巢出动追踪他，似乎他就是芝加哥城的伊迪·阿明。他把将军的头颅盛在银汤盆里端上了宴会桌？他在国宴上开枪把你们的一位部长的前额射穿？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但是这指控不会天衣无缝的。法庭辩护能够证明，那些起诉证人事先都已串通好了，他们得到了减刑的许诺。他们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庭辩护会把他们双方都指证为杀人犯。科尔德竟然对瑞德帕斯案件有了特别强烈的兴趣。他与辩护律师沃尔夫·奎特曼进行过长谈。他对与瑞德帕斯有业务往来的人们进行过采访。他喜欢这个人。科尔德突然发觉，他已经把自己与这个人维系在一起了。人很难明白这样的联系是如何形成的。

瑞德帕斯写道：“从你的秘书那里知道了你因为你岳母的缘故，突然要出国，我想我得到十三层密歇根庭去看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见报上披露的这件案子，我好像记起了那个被告。一看到这个叫埃布里的男子，我立刻就认出他，没错。许多年来，此人颇繁出入于我县。小人物，总是老一套，他有一套模式，主要是个街头混混，并非一个了不得的令人闻声色变的角色，其实很模糊不起眼。指控他的证据很不利，我以为，即使你的表兄在法庭上那样行动，他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假如没有你的话，律师们就会像经常做的那样，把案子一推再推，直到证人们迁走或死去，三年、五年、七年之后就不再是案件了，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正是你的表兄所希望的事情。从报界来看，你的文章引来了很大的怨恨，这显示出他们的懒惰和尖酸，而现在你就正好成了他们的靶子。你进行那项调查研究时，奎特曼和我都向你透露过其中的危险性。现在他们摆好了阵势来做你的文章。依我之见，那个年轻人的妻子可能看不出是谁把他推出了窗外。不是不可能另有其人。那个妓女身材结实，很凶暴，有过共谋杀人的前科。而那个男子却有些蔫，甚至呆头呆脑。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评鉴这帮人的行动，它们都是在头脑昏热时发生的……我想我的这些印象会有点用处，我知道这案子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

科尔德曾经在《哈珀氏》上详细描写过瑞德帕斯。他长得像座小山，短脖子，有一颗智力发达的黑人脑袋。简洁的两条胳膊被桶柱一般宽宽的胸脯分在两边；分得很宽的两眼看人看得极准。处在这两道等待着的、宽轨的视线之下，你就得说为什么你要求见他。刮得光光的头皮在他举起眉头开始说话时形成了一道道沟垄。他的耳朵小而有形。他穿上了全套衣服，大衣、领带，然而似乎总是不到位。见过几次面后，科尔德看出他只不过有两套西服，灰色的和棕色的。他还穿着一种方格军用风雨衣——或许灰颜色套上灰颜色便可姑且称为方格呢。衬衣袖口和风衣袖子露出的一双手也是有形而不大。两只胳膊可以说被宽而高挺的胸脯挤在了两边。他的手肯定不是那种“酷吏”之手。这两只手并不会对那些作证指控他的杀人犯们造成多大的损伤——不仅仅手是如此，但是指控的当然是有问题的电棍、大头棒、铅头棒——到底他用了哪种武器，科尔德记不起来了。

瑞德帕斯知道“做文章”是怎么回事，因为报纸已经在他身上做过一篇大文章。头版特写把他弄得像一个身穿黑衣的普利摩·卡纳拉，面部肿大扭曲，仿佛他患了肢端肥大症。他们把瑞德帕斯丢在熔炉里肆意扭曲。

科尔德有时候说他自己经常不经意地看出一些活生生的东西来。在平常的接触里，你看待事物总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淡漠和迟钝。可是当生动性出现时，你便看到那个小山一般壮实的人，肥大的胸脯，小手短脖子，炮弹脑袋，等等。于是便有了杜威·斯潘格勒不乏同情、颇为克制地所称的“诗”、“印象主义[1]”、“高标之势”。科尔德说不清这仅仅是瑞德帕斯引起的，还是他因为调查瑞德帕斯而深入了的那部分芝加哥城促成的。不管原因何在，结果是神经紧张，叫唤嚷嚷，发野动粗，失去控制，激流汹涌。科尔德竭力洗清瑞德帕斯的名声，但是瑞德帕斯的感激和忠诚却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原因是他读到了科尔德写芝加哥黑人的那篇文章。那么，院长本人也可以说是发了热昏症。在繁华闹市里的那些有影响力的高层圈子里，人们可能在说：“这个教授怎么了？他在说什么呀？他的前灯不亮了。”

在这种感情状态中，“调查性的报告”简直无法进行。瑞德帕斯的辩护律师沃尔夫·奎特曼也一定被科尔德搞懵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先见之明——唉，谁能先见高的东西？再说，他奎特曼也不是那种高雅之人。他很粗暴，是个与刑法打交道的粗暴人，然而他的粗暴却不像芝加哥商业区的那种那样讨厌。他是个面净、红脸、阳刚、善动的男人，甚至他的那张脸都是阳气十足的。他的办公室根本不像个办公室，倒像一间舒适的起居室。槭木沙发的擦光印花布上折叠放一条羊毛围巾，应该是他妻子织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秋海棠，横窗户而搭的玻璃台上也是秋海棠。（科尔德总是要面对植物）显然，奎特曼无心望出窗户去看到市政厅——一群沉重的石灰石建筑。奎特曼对科尔德说：“教授，你知道瑞德帕斯接手县监狱时，那是一副什么摊子吗？”

“知道一点。”

“就像牲口棚。黑帮老大说了算。你我很难想像那里的情况。只知道些一般用语，一些笼统话。真他妈乱得不成样子。吸毒、诱骗、同性强奸。都是些洗钱的主儿，你要买什么都成。打人，折磨人。很多武器。只要能掰下一点儿金属，你就可以做一把小刀。把报纸卷起来在马桶里一浸，搁到冬天的窗户外面就成了一根大棍。用它来杀人，等融化了之后有什么证据？准确地说，这还不是蒙台索里学校。恕我不恭，犯罪学教授们是被拖进来的，他们害怕深入夹层了解那些牲口棚的老板，甚至不敢看他们一眼。不能怪他们，他们要坐在办公室里为犯罪学杂志写报告、写文章，可是与此同时，自杀的数字不断上升，命案越来越多。他们不敢走进监狱的夹层，于是他们便负不起责任来。”

“瑞德帕斯进去了？”科尔德问道。

“当然。正是这样。他是那种爽直的人。他按职责行事。市长把他放在那儿，他就理所当然地负起责来。”

“没有想到会那样？”

“谁能想得到？他可能会说，有必要那样去做。不，他甚至没多说什么。牲口棚的老板们尊重他，他自己就是街头长大的……他是个有思想的伙计。”

科尔德说：“那些是他的人？”

“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周围有大量的街头混混，他们靠黑人危机生活。你遇到过他们，教授，我们都遇到过他们。到现在为止的这几年里，我每天都跑监狱。我的顾客就在那里，那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部位。对于瑞德帕斯来说，一天是十六个小时，一周是七天，在那个地方，他们把休息都抛在了脑后。”

“那么你是说，他住在办公室里？”

“就像是事业，教授，而不像是工作。他减少了自杀和他杀。我想谁也不能控制哄骗、殴打、戳刺、折磨、鸡奸。他想尽法子去干，谁都会这么做。但是那帮搞政治的家伙却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你还指望什么？这他妈是个粗暴的城市，以他妈粗暴为荣，而那个县又是最坏的——你以为芝加哥能是什么？”

“瑞德帕斯的使命就是把它收拾好。”科尔德说。

“根本不可能。”奎特曼说。

“你必须带着感情去对待那种不开化的、次野蛮状况，否则你就不会干这一行当了。”

奎特曼没理这句话，把它搁在一边。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有人忘记了还没终场，于是你只得接着把球打下去，阁下，你得打下去。县狱有一大笔财政预算。供应商和承包商们来到办公室（你知道他们是谁派来的），可是他不谈生意。他说：‘如果不买你们的剔骨肉的话，我就能每斤省出六十美分来。我自己在这里剔骨。省下了大量的钱。’他从财政款里省出了一百万美元，又投资到县里。人们以为这笔钱花掉了。用厨房下脚省下面团，是这样的吗？去他妈的厨房下脚！卢福斯在头脑人物那里坏了名声。他们以为他还可能在政治上给他们造成威胁。否则他为什么从自己的财政款里拿一笔出来再投入？那就是他们对他的回报。”

“谁？”

显而易见，这个天真的问题吓了奎特曼一跳。他没有回答。后来，科尔德从他在莱克沃时的校友、昔日的跳高明星、今日住在商业区的刑事律师、兼市政厅投票监察员西尔克·利姆鲍波那里打听到了这个谁。“你怎么向他问那个谁！奎特曼做梦也不会想到告诉你的。谁认为瑞德帕斯可能造成威胁，那就是谁。奎特曼要是告诉了你，他就是个大傻冒儿，如果他告诉了你，你把它写出来，你就是大傻冒儿。你以为这些大人物是怎么运作的？通常是一个传一个，一边喝着东西，一边从第八个高尔夫球座移到第九个球座。倒钱时，也是一个传一个，现钞放在银行箱子里的袋子里。在瑞德帕斯这件案子上，我甚至怀疑是否有必要倒钱。逮着他就足够了。就是为了防范他的政治野心，最好的办法是压扁他。你当然很愿意奎特曼说出那些名字来，这样你就能狠狠地把那些恶棍咬上一口。我看得出来，教授。”西尔克说。“你和我，阿尔，我们永远和政治合不来。因此，我只是一个投票监察员。阴谋诡计将会成为秘而不宣的历史，谁也不会写这样一部历史，并非因为这些家伙不会写，而是因为他们喜欢秘密……他们喜欢那些东西！而我，像奎特曼那样，我的职业就是与那些异常人和反社会的人打交道。有时他们会向你讲点真话。但是政治上层里的秘密——从来不讲！”

“啊，西尔克，我不会再写暴露文章了。再不挖内幕消息了。”科尔德说道。

“那你干什么？”

“人物、场景、背景、感情、声调、色彩……就在你我之间，即使瑞德帕斯在那个地方一天紧张地工作十六到十八个小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少不了棘手的事情，你简直想狠揍某个人。”但是科尔德发现他只是自言自语。

奎特曼本人不想多谈。有一阵子，他和科尔德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一直沉默不语地坐着，思忖着对方。这满园的红色秋海棠沐浴着阳光的温暖，羊毛织的围巾泛着熠熠的红色。科尔德采访的这些人把他当成了什么？他显然不是那种少言寡语型的大学学院校长，也不是水门事件的调查员。和奎特曼聊天时，科尔德想起了上周才在密特卡特斯厅采访过的那位嘴紧的G.O.奥米拉。奥米拉九十岁左右，他并不欢迎科尔德。那么，就不谈刀子或锤子，不谈屠宰场，不谈癔病，不谈疥癣，不谈公司的政策。奥米拉现在可是荣誉退休的公众的人。他虽然有点虚弱，但他还不至于那样，他仍然在芝加哥的大腕人物中算得上一个角色。那伙人毕恭毕敬，几乎是虔敬孝顺地给身居他的屠宰师宫殿的这个老小伙子通电话。他参加董事会会议，光临宴会。他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白银和青铜特制的牌匾、卷轴、题字一类的奖品和纪念品。接待科尔德的这个奥米拉很自豪自己是个诗人，现在是专业诗人。他给科尔德拿来一本诗集——献给他妻子的爱情十四行诗。是的！说的是这个老小子如何梳理他那几根最后的羽毛。他让科尔德听一首他在杰克帕尔节上朗诵过的诗。他不停地咂食糖果，呼出一股甜味。他前面放一罐子枣味胶糖。科尔德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回答，他起身要走时，他说：“你想要我谈，可是我什么也没告诉你，对吗？”悠久的奥米拉，一肚子狡诈，自我感觉非常惬意！芝加哥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要对一个前来自命是教授的不知深浅的记者提供信息呢？

“他们不能听任瑞德帕斯就那样，”奎特曼说道，“大陪审团做过五次调查听证。有一次还调查过联邦，因为他拿的是政府的钱。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

“但那些人还坚持吗……？”

“他的那部大汽车是惟一有价值的财产。大陪审团很容易摆弄，意思是他的确干净。有人一定给搞糊涂了。”

科尔德经常找瑞德帕斯谈。刚开始瑞德帕斯坚持一种不接近的态度，现在靠近了一些。到最后他似乎把科尔德看做某种棘手难缠的人了。他不太明白科尔德要怎么样，但是最后他说道：“我如果明白了你要干什么，就可能会帮上你的忙。”

“我能给你带来一些问候信件，很多。你是否有时间读？”

“哦，时间太多了。”瑞德帕斯说道。

他们曾一起向停在泊车处的瑞德帕斯的那辆大轿车走过去。瑞德帕斯拿出钥匙不是首先插进门里，而是插进防护板上的一个锁孔，打开报警系统。科尔德车上也装着一套报警系统，家里的门和窗户上都拉了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