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九章

事情发生了，他们毕竟是为此而来的。不错，科尔德想，他们是来看望瓦勒丽娅的——不是吗？更直接的目的是，为她送行？尽管有上校作梗，但目的还是达到了——不是吗？

第二天早晨，他们吃早饭时医院打来电话。老表亲丁库扎接的电话。科尔德也来到了小客厅。那个老女人弓着腰，低垂着脑袋听着话筒。她挥动着胳膊好像在阻止他走近，用她那张上了年纪的脸发出信号。是的，是那件事，它终于发生了。她放下那部工具低声说，“她去世了。瓦勒丽娅死了！”[1]然后，急急地越过他进了餐厅，他听到她向女人们报告这个消息。

他进去时，米娜目光严峻，心不在焉。她似乎不需要从她丈夫那里得到安慰。她已为此作好准备了。她说，“你是对的，阿尔伯特。如果我们那天晚上没有动身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今天早晨刚与莫尔多瓦努医生谈过。稍晚些时候，妈妈就去世了，还不到九点钟。”

“我知道。嗯，现在该做什么？我想你已想过该做什么了。”

“是的，我当然想过了。今晚是平安夜。”

“正是，不是吗，我都忘记时日了。”

“我们应该把葬礼定在圣诞节后。必须马上安排，特拉伊安会帮忙的。昨晚我与伊奥安娜谈过了。彼得勒斯库刚才来过——我们吃早饭之前。我与他谈了大约五分钟。他已经知道她去世了，我想。”

“彼得勒斯库？”

“他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联系。他总是这样的。在远处关注着我们，提些建议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需要做什么呢？开死亡证明？请殡仪员？我今天跟你一道去忙这些事。”

“彼得勒斯库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可以在上午找到他，还有丁库扎。她已经八十多岁了，知道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事。不管我们做什么，香烟都会使之容易些。”

“我必须再弄一些剑牌烟。”

“我正是这个意思。特拉伊安会开车送你去‘洲际’的。但是，你可不可以看看琪琪在做什么？”

唐蒂·琪琪和丁库扎在厨房里。科尔德发现她们在那儿抽泣。琪琪告诉科尔德说她想下去看看伊奥安娜，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电梯停了。在寒冷的楼梯上，他把一条披巾披在琪琪的肩上，扶着她下楼，来到传达室。琪琪去找伊奥安娜并没有什么意义，后者的工作就是把一切都告诉警察。但是，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在门房的屋子里，两个女人一起坐在陷下去的小床上，在这间凹室中拥抱着哭泣。值夜的桌子上放着瓦勒丽娅的照片，墙上是医生和他妻子的照片。科尔德再次穿过门廊，工人们正在用钳子头搅和修补开裂的墙壁的水泥，弄得乌烟瘴气。他爬楼梯回到了房间。米娜削瘦严峻的目光穿越了所有人，眼下一片黑，正在与丁库扎研究葬礼的细节。

特拉伊安上了楼。他颓然倒在门边的一只直背椅里，把他那件杂色多拉链的皮夹克扣紧，权且装出那副样子——也就是在这间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体面地垂头丧气。他完全由米娜支配。他有足够的时间给她。拿到一份死亡证明并不是件容易事。首先你必须去医院。你需要发布告，许可证，数不清的官方文件。“我们不得不开着车跑遍全城。”科尔德说。科尔德很感激这位引人注目的双唇角上带着墨西哥式的困惑的特拉伊安。米娜说，他把一天的安排都取消了。圣诞节后他也能来帮忙。

从外汇商店又买回了一些烟。一两包特长剑牌香烟免除了儿小时疲倦的等待。他们从“洲际”又驱车去了医院，然后又去了五六幢政府大楼——科尔德坐在达契亚的前排座上，几乎数不清了。特拉伊安知道他在干什么。真奇怪，他竟成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专家。特拉伊安戴着皮帽子，穿着皮夹克，眼睛绿得像康科德的葡萄，他的能干令人难以置信。无须等待。他走到队伍的前头，大胆地把自己展示在办公桌旁，打了几个必不可少的手势，把香烟放在桌上。他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科尔德想，他的肚子使他承受的地心引力要比苗条的人大。他负责办理所有的文件。米娜交款，签名。她很坚强，确实非常坚强。科尔德从来想不到她会有多么坚强。她没有实际能力，也不需要那些实际能力。瓦勒丽娅把所有事都做了。但是此时，瓦勒丽娅的能力传给了她的（在此之前）心不在焉的女儿。科尔德想，她也会这样对待我的。这完全是一种常识性的反应；不包含任何感情因素。

下午开始不久，所有必须的文件都到手了。科尔德会说，这一切是以创记录的速度完成的。特拉伊安在冷雨中驱车来到了火葬场。工人的住宅楼群和政府大楼上覆盖着主席的巨幅照片。他的脸有五层楼高，在阵阵冷风中飘飞。这一定是他抵抗圣诞情绪的方式。他把自己插了进来。

火葬场是一幢矗立在山顶的巨型圆顶楼。正如你所料，地上种着小柏树。门侧是哀悼的希腊女神浮雕，一部分是普维斯·查瓦尼斯[2]风格，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3]。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特拉伊安好像知道该做什么。科尔德和米娜跟着他来到办公桌前（这儿没有办公室），开始与负责的同志安排火化事宜。这位同志的穿着打扮是为了抵御这个巨大的圆形空间的寒意。他穿着毛衫、披肩、大衣，戴着一顶阿斯特拉罕羔皮帽子。那阿斯特拉罕羔皮是假货。他，这位官员，一点儿不难相与，一点儿也不忧郁，事实上，他非比寻常地愉快，好交际——多嘴饶舌。文件由他的助手，一个有着七八个月身孕的女人办理。据说，怀孕能保持身体温暖，科尔德听说这大概是双重新陈代谢的效果。无论如何，她看似不为寒冷所动——只有她一个人这样。这里有一只绿色的纽纶堡炉子，但那位负责同志独占着它。另一个哀悼者已经来了，站在科尔德身后。他上衣的扣子紧紧地扣在肚子上，是一个粗壮的男人，非常高大，面色通红，但那可能是由于被恶寒加重了的悲痛所致。他的蓝眼珠盯着瓦炉，越过科尔德的肩膀，伸过手去，想暖一暖他那扭曲的大手指。与此同时，端坐的负责同志从他的助手那里接过一些纸条，用两种胶水把它们粘在文件上——文件摞着文件——同时不停地讲着话。他问是否有牧师来举行仪式。牧师？米娜转头看看科尔德。没有牧师。瓦勒丽娅信仰宗教，但是把骨灰放入家族墓碑时，墓地上会有祈祷者。这一切都是瓦勒丽娅自己准备好的。那么，家族需要音乐吗？有两种选择，肖邦[4]的葬礼进行曲或者，同样合适的，贝多芬[5]——第三交响乐的缓慢乐章。磁带上有四分钟长的乐曲。米娜选择了贝多芬。那顶阿斯特拉罕羔皮帽子点了点，继续刻苦地写下去，钢笔夹在拇指和中间的两个手指之间，食指向前指着，在文件上方画过。而后，他非常礼貌地期待美国丈夫付小费，带领大家来到大厅中央。葬礼就在这里举行。有两排单椅子是为重要的悼念者准备的。圆顶中心之下，冰冷阴郁，有一个类似长金属桶的东西。它纵向张开，这就是尸体架。长桶的两半关合时，尸体便会被机械地下降火化——两个动作是由同一种机械结构完成的。在这里，热从地底下传来。科尔德和米娜从这里离开了。

还有一些花，都是仙客来。这里光线不足，无法区分它们的颜色。这些植物放在地板上。它们和其他东西一样蓬勃生长——低温，正是它们需要的。在它们上面，方形的骨灰盒像托威宁的茶罐一样堆放着。每一个上面都有一张照片，标明生卒日期，还有一则合适的铭文：“军人”“工程师”“教师”。这么多张现代的面孔，就像路边摄影师给行人拍下的快照一样。这些人一定是地震的遇难者。目击者说那些新建的高楼倒塌时成了粉末，但是这些茶叶盒子为什么还在这呢？因为没有为他们准备献祭的土地？特拉伊安给米娜解释了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缺少墓地，墓地非常珍贵，但是为什么都聚集在这儿呢——郊外不是有足够的土地吗？在家里，颤抖的丁库扎曾说到这点。当然，她没有指责任何人。她只说瓦勒丽娅在拉勒什医生去世那年买了墓地，那时她还在政府工作。她树起了花岗岩墓碑还修了两条长凳。她还拥有其他几处地皮。有一处已许诺送给了瑞奥什工程师，他经常开车送她到墓地去照料医生的坟墓。丁库扎厉声声明（有时这位善良的老女人有些像毕加索[6]的《格尔尼卡》的那匹马），“我们知道她多爱她的丈夫。”[7]瑞奥什，你知道，在他那一天到来时不愿像这些盒子一样被堆在这里，所以他很愿意为瓦勒丽娅开车。那是他们的交易。他是一个独身男人，你知道。

那顶灰色的阿斯特拉罕帽子现在在他们面前快速地移动着。科尔德猜想他要带他们去某座小教堂，在那个地方朋友们可以在仪式开始前瞻仰遗容，但是没有这种东西。他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弯曲的走廊，那里有挂着帘子的壁龛，又高又暗。而后科尔德惊异地看到一双鞋子伸在绿色透明帘子的外边。他被鞋底，被这双死人的脚擦了一下。接下去是一双女人的脚，穿着高跟鞋。在这些寒冷的壁龛或说小房间里，尸体们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每一具尸体都躺在一只浅棺材里，刚好可以看到。这些浅棺材形似方头平底船，里面衬着与干酪包布或蚊帐没什么两样的凸格条纹细平布。有一具长着巴尔干人黑胡子的高大尸体头边放着他的皮包。他把公文紧紧地抱在胸前。

上帝，我是一个无知的人，而对我的同伴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我曾以为我对事物相当了解，实际并非如此。

负责同志说他想给米娜看一看明天瓦勒丽娅从医院来时将要放置的地方。“不，谢谢您，不必了。”米娜说。

葬礼定在26日上午10点举行。

葬礼厅就在隔壁。协调配合是一个问题——柩车要派到医院，尸体得准备好装车。

在黑暗的店铺里，做好的棺材贴墙放着。它们只是半个棺材，真的，没盖儿。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人正把一只棺材放在搁凳上，往里面钉那种易坏的双层线衬里。小心的敲击在棺材顶上留下了一道简单的糙边。靠在高高的风炉上，坐在那个特权位置上的，是一个过度肥胖的老女人。她穿着好几件毛衫，戴着一顶圆形貂皮帽子，一边写一边用粗哑的嗓子重复她所写下的指令。帽子的细毛与她鬓上的头发十分相配。她的嘴唇不停地向内蠕动。不是在咀嚼，她没有牙，她似乎在品尝着自己的嘴。她又吼又吓地命令那个男人干这干那，但是当米娜付过钱，特拉伊安又给了她两包美国烟时，她变得高兴起来。她把钱收进抽屉的同时费劲地提起笨重的身体去够箭牌香烟。

科尔德说：“现在我们回家吗？”

“是的，今天没有什么要干的了，除了看看我是否能在报纸上登一则通知。这是下一步。之后，琪琪和我必须挑选一下葬礼上瓦勒丽娅要穿的衣服。特拉伊安会把它们送到医院的。”

他们在冰冷的大街上打道回府。一整天里他感到的惟一一点热气来自尸体架下。昨天他曾建议米娜出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现在他只想回自己的房间。

回到家里，他们发现餐厅的桌子旁围坐着老表亲们。他们给哀悼者带来了小礼物。琪琪穿着黑裙子，正在餐具架上拆蛋糕皮，开酒瓶。蛋糕，就像那些烤制它们的老夫人一样，没有光泽，还有些辛辣。琪琪告诉科尔德。“你有两个电话——一个是国际长途——我想是你在芝加哥的学院。他们说会再打来的。”另一个呢？是杜威·斯潘格勒，科尔德想，又来报告他在白宫所做的努力吧。

他没有在表亲们中间逗留很久。他感到精疲力尽：办公室、火葬场、棺材铺让他深感疲倦，用法语交谈也让他不堪重负。

无论如何，表亲们并非真想与他交谈；他们只是表示礼貌，这可不是交流法语短语的时候。他回到自己的避难所，自己的圣殿，自己的小屋。在这儿，他有私人的空间，他的床；还有鲜花。现在他对这些鲜花产生了一点儿消极情绪，好像它们开放在火葬场而背叛了他。调节一下情绪也许是必要的。这种不合理性并未搅扰他。如果他是这样，那他就是这样。

电话铃响了，米娜望着屋里说，“你的，亲爱的。”

他拿起话筒。“阿尔伯特？是杜威。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在那些佐治亚乡下佬那里交到什么好运。我可以继续努力……”

“谢谢，杜威。现在已不用……”

“噢？对不起。她什么时候去世的？”

“今天一早。葬礼在圣诞节后举行。”

“你大概不想赴我们的约会了，”杜威说，“我理解。”

“你什么时候离开？”

“26日晚。”

“为什么不在那天下午——葬礼之后？那时他们可能就不需要我了，会有许多来访者。”

“可以，这主意不错。是离开一会儿喝一杯的好主意。一切一定都是外国式的。”

“不完全是。”

“你还没有达到喜欢那个老女人的程度。”

“我喜欢她，是的。”

“外国化——我是指，作为一个美国人呆在一个外国家庭里。我把那称做一种不寻常的经历。你没有告诉我米娜的母亲是安娜·泡克尔的朋友，也认识索勒兹[8]和铁托[9]。我是昨天从一个老朋友那里知道这些的。他对我讲了她和那整整一代斯大林主义者的故事。”

“这些人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卷入了政治的非政治性人物。”科尔德不禁想到杜威是否在瓦勒丽娅身上嗅出了一个故事。毕竟，他每周得给报业辛迪加写两个专栏。

“你妻子感觉如何？”杜威说。

“现在她正忙于安排各种事宜，干得不错。”

“是的，”杜威说，“这种事对人的打击往往在事后才能感到。”

“我经常听人们这么说。”

“可怜的姑娘。我说，在我还没忘之前，你芝加哥那桩案子没什么消息。除非你从其他来源听到了什么？”

“是由于节日休息。陪审员们如果过不上圣诞节会闹翻天的。”

“嗯，阿尔伯特，我回去看一下，葬礼之后，是否合适。我在这儿相当忙，但是去机场之前总会有一段空闲的。”

挂断电话后，科尔德向餐厅扫了一眼，却没有让他们看到自己。桌上放着几碗茄子沙拉。晚饭会很晚开，等那些表亲们回家以后。在这里，你没有很多可吃的东西，只有残渣剩饭。但是在西方每个人都吃得非常多，有时他想像过度进食会使人们麻醉，减慢他们的思维。他试图说明最近他自己头脑灵敏度增加的原因。他现在似乎觉得在这里他的思维更清晰，显然，禁食和生活常规的破坏使他受益匪浅，但是如果说他的想法更清楚了，它们也更单一了。例如：瓦勒丽娅当然死了。她已经死了，人们正在安排最后的事宜，但是他不能说对他而言她死了。这不是一个精确的陈述。有人也许会把这称为安慰的幻觉，软弱的一种普通形式，但事实上，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安慰，他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安慰。它也不像幻觉。它更像一种你意识到的内在事实。他没有寻找它。也不曾有什么东西激励他去为它找出一个“合理的”原因。这种合理性让他感到寒冷。他什么也不欠它的。他感兴趣的是特殊性。

电话铃又响了，科尔德拿起话筒。他预感到这是芝加哥来的，不想让米娜来接。他猜对了，是教务长。“祝你圣诞快乐。”他询问他们怎么样。啊，糟透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遗憾。他请求转达最真诚的吊唁。科尔德咕哝着，“谢谢，非常感谢你，阿列克。”

教务长是有史以来最敏锐的操纵者，也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完美的、现代的美国强人。一与他接触你就会感觉到他的肌肉。没有人比威特更圆滑，更善于花言巧语，更精明，更低调。有着高度文明礼貌、过分细心周到的一个人决定（以冷静的头脑选择）扮演一个温和的角色。总体说来，这对科尔德并不意味着什么。不错。他愿意玩任何人的游戏，满足他的需要，如果能够的话，但是他开始感到很难接受教务长这种高度完美的举止，尤其是在这种麻烦的情况下。

“我多么想向米娜表示我最深切的同情呀。她在那儿吗？听到她母亲……我太遗憾了。”

“我让她睡觉呢。”科尔德说。

“啊，她一定需要休息，可怜的人儿。”米娜很高的地位，她的学术重要性保护着科尔德免受教务长的打击。他从没真正明白这一点，但现在他完全弄懂了。

“我想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鲜花寄到东欧去。”教务长说。

“可能有；你在那儿比我在这儿更容易找到法子。”

“噢，天哪，我可不想用这种事麻烦你，阿尔伯特。你一定非常忙。”

“关于法庭那边有什么新消息吗？”

教务长说，“你可能没有听说你被你的表亲传唤了。”

“是吗？”

“迪提里昂先生想把你放到证人席上，以确定学院已严重地卷入了这桩案子。我和我们的法律都已坚决地制止他这样做了……”

“和一些真正的律师……”

“噢，不存在比较，”教务长说，“我不想贬低你的表亲，你对他可能怀有一些旧情，但是这些人是一流的律师。当然，你永远也不必站到证人席上。这件事由州律师办理。但是报纸对这次传唤炒作了一番，这正是你表亲想要的。你的家族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法国名字，阿尔伯特？”

“家族的解释是，我们是路易斯安那大购买[10]的遗留者，拿破仑[11]把我们全卖给了托马斯·杰斐逊[12]以支付他入侵俄国的开支……嗯，我很抱歉给管理部门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胡说，阿尔伯特。没有真正的麻烦，只是一些蠢行罢了。”

威特是什么也不向他承认的。你这种人不会给我找任何麻烦，他想说的是这个。然而，却有真正的尖酸，科尔德能够感觉到。它从通信卫星上非常清楚明了地传递下来。无论如何，科尔德身处一种奇怪的处境，他可以全方位审视教务长——他突出的上牙，耳朵下面像鱼鳃一样的褶子，不断地玩弄尊重和善良，命令，压力，压力，威胁——反复玩弄。不，他不喜欢科尔德。院长的任命是一个错误，而收拾烂摊子是教务长的活儿。科尔德是一个外人，他不是从学术界升起来的，也没有受过哲学博士课程的锤炼。甚至不清楚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乃至一名管理人员。

教务长还在讲话。“为了这次疯狂的传唤，我们的人已经和格拉狄先生见过面了。因为你不在国内，所以无法出庭，这全是玩笑。”

“我外甥怎样了？”

“他回复了，投降了，你妹妹办理了保释，所以那个年轻人被放出来了。大陪审团的起诉可能站不住脚，如果复查的话，因为那男孩开始没有受到审讯。但检察当局只想确证他曾恐吓证人，我恐怕他确实这么做过。”

“我不相信他向他们开了枪。”

“你的猜测比我的要好一些。”

“是因为我是他舅舅吗？”

“噢，不，”威特说，语调又温和了，“我们不能为我们的亲属负责，我们没有选择他们。”

“只是我好像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坏亲属。”

“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相信我。”教务长说。

起初，威特觉得有必要一步步引导科尔德，训练他，指导他，确保他能恰当地解释预算和教育制度原则，但是（是科尔德自己替他说出了这番话），院长有某种东西是无法被教育的，一种情感障碍，一个问题，一个事实。人类永恒的问题，在人类任何阶段都面临的问题（科尔德现在看到了它）是不成为一个傻子的问题。这确实可怕。噢，那种压抑，那种对傻子的恐惧。它刺透你的鼻子，弄瞎你的眼睛，用耻辱把你的心劈开。在威特这个有权力的人看来，科尔德是一个傻子。隐瞒这种观点对这个威特而言是一种必需的操作。这是一种牺牲（一种牺牲，不让你的观点表露出来，尖叫、嘲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行政人员就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你必须抑制住这种事，但是威特残忍的本性却是隐瞒不住的。科尔德想，威特有一种残忍的愿望想让他知道，想通过他的完美的手段传递给他一个信息：他是一个蠢不可及的大傻瓜。院长令威特非常生气。他那种混乱的高度认真把所有事都弄糟了。令教务长生气的是不止是莱斯特这桩案子，让人恼火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得到学院的许可就在杂志上发表了那些文章。不把那些文章呈交上去获得许可这是不符标准的，前所未闻的，而且是极为危险的——疯狂！科尔德攻击了——还有什么人他没有攻击呢？政客、商人、同行，而且他甚至诬蔑了州长。也许威特从某些最谨慎的渠道上头得到了暗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牺牲掉的院长。在科尔德这方面，他不想以米娜做幌子，但是米娜已经卷进来了。对威特而言这是一个需要策略的微妙问题。但是科尔德相信，教务长在他的策略，在他的需要非凡技巧的操作中获得了职业满足。

他听到教务长说，“莱斯特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生，我们不可能摆脱掉这个案子，只能继续下去。是我批准那笔酬金的，你还记得吧。”

科尔德确实记得，但是他也记起了教务长对院长的感情表露、发红的面庞和深陷的双眼表现出了多么坦率的厌恶之情。“据法律部预测判决会如何呢？”科尔德实际是在问学院希望这个案子结果如何。

“不要坚持判死刑。”

“我从没那么想。”

“是的，”威特说，“你在《哈珀氏》上已相当明确地表明你的观点了。死刑——以你的说法，没有人的手足够干净可以去按电源开关。你用了什么表达法？噢，对了，‘人面兽心的官员’……”(https://www.daowen.com)

科尔德心里在想什么……似乎教务长很关心科尔德的立场。威特讨厌他。说实话，科尔德并不为此而怪他。他能够对自己承认他写那些文章时状态不佳。杜威·斯潘格勒是对的，有一部分是对的。那些短文中混杂着一种无政府的感情，一种未加控制的“诗意”的流淌，一种他年少时吸入自己的血液之中的真正的激情。那些短文是不完美的，哪里有深刻经历的控制？一点儿也没有。他公开地给自己出了一套傻子试题，却没有及格。而现在来了一个阿列克·威特这样的人，威特代表权力，像权力通常经历的那样，经受高层的迂回狡猾的训练并合格。科尔德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考虑到高层迂回狡猾就向这种“真实世界”的权力发起挑战。他把自己完全敞开了。而今天——瓦勒丽娅躺在医院的陈尸所里——这使院长极为沮丧。但奇怪的是，当沮丧的浪潮从它那低低在下的地平线回转时却带回了再试一次的想法。下次把它做好！

但是教务长从自由世界打来电话并不是为了与这位原则性很强的白痴院长讨论死刑的。双方现在都停顿了一下。威特就要披露打这通电话的真正原因了。大西洋的深流洋溢在他们中间。他们相距——什么——七千里之遥？以前，你是不能这样谈话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新学期开始吧。米娜必须处理她母亲的后事——地产，等等。她还得去帕罗马山，她错过了看望远镜的日子。”

“你还没见到夫拉达·沃伊尼契吗？”教务长说。

“我们在等她。她哥哥说她会来这儿过圣诞节的。”

“她一直在说你对比契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纯粹是业余爱好。”科尔德说。

“当然是这样。本质上是这样的。事实上，你打算写它吗？”

科尔德用低音答道，“那是比契的主意——他这样建议过。他给我寄来了资料。”

“夫拉达正是这样告诉我的。尽管如此，你还没有决定，是不是？”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我推迟了考虑它的时间。我不会草率地做任何事。如果会引起更多的争议……我需要确知我充分地掌握了事实。”

这本该在一定程度上让教务长放心了。相反，他又逼近一步。“那些环境、生态问题非常复杂。”

“如果只是这种问题我是不会写的。我不想与环境主义者搅在一起，但我对比契本人感兴趣。一位科学家的性格，他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但我必须等到米娜与我讨论这件事之后。现在我不能让她关注这种事。我会从夫拉达·沃伊尼契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的。她会带来更多的资料。”

“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还让她带给你一些信件的复印件……”

“什么信件？”

“一些邮到这儿的东西——与你发表在《哈珀氏》上的那些文章有关。”

“什么，对学院的抱怨，反对意见？”

“没有令你心烦的东西。很多奇怪的条目。受鼓动的人们会成什么样子以及你能得到多么多样的反映，真令人惊奇。你会发现它们真的能启发思考。我不想在这种时候让你心烦。你也不必担心这里的情况；它们都在控制之中。我小心关注着莉迪亚·莱斯特。她在证人席上光彩照人。这你自己也看到了。那么柔弱，却真是勇气可嘉。”

教务长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词都在科尔德心中引起焦虑。

“对可怜的米娜来说，这不会是一个愉快的圣诞节。至少告诉她我们认为能够在帕罗马山为她重新安排一天。我们会在新年伊始对你们翘首以盼。”

科尔德站在餐厅桌上方的枝形吊灯下——用绳子捆着的黑色电线从破损的灰泥中垂下，搅乱在一起——向米娜解释。“阿列克·威特。祝贺圣诞快乐，表示慰问。不必担心望远镜。夫拉达·沃伊尼契正在路上。”

琪琪很早就开了饭。大家无精打采地吃了饭。为庆祝平安夜，桌子上铺满了带红色刺绣的亚麻台布。科尔德很早就上了床。十二月二十四日真够漫长的了。

圣诞节早晨，他们的咖啡旁有一些礼物。老姑娘们一年年地攒下包礼物的纸和丝带。碗橱里有各种宝物，还有一盒盒的共产党的装饰品。琪琪把米娜孩提时就记得的圣诞天使拿到了桌上。它们可以在从一只圆盘上发散出来的金属丝上飘动，圆盘是由一只小蜡烛发出的热量驱动的。这个玩具不好使了。“瓦勒丽娅总能让它转动。”琪琪说。她穿着全套丧服，弯腰去划更多的火柴时脖子伸长了。她把编着的头发梳开了，但是脑后仍然像一个草堆。“可能是蜡烛的缘故。”她说。她翻遍了餐具橱的抽屉，想找一根合适的蜡烛。她不知道瓦勒丽娅把它们放在哪儿了。科尔德调整了一下金属丝，一般认为美国人具有机械的天赋，但是他拿这些天使们毫无办法。他只是把这个玩具搞得弯曲了。四个天使一动不动地悬着。它们只能如此了。瓦勒丽娅把它们的秘诀带走了。

“那么打开你们的礼物吧。”琪琪说。她送给米娜一件乡下人穿的短外套。科尔德收到一只曾属于拉勒什医生的大金怀表。他吃惊地盯着它——优美的数字，时针的顶端有一个美观的大头。调表时，你可以用拇指甲挤压一个小钩。琪琪说，“这是瓦勒丽娅决定今年送给你的礼物。”他把它放进羊毛背心的口袋里，弯腰呷咖啡时感觉到了这块金色的东西在他腰部产生的拉力。他想起伦敦之行，尤其是罗兰森展览厅和明星的宴会后，瓦勒丽娅已认他为家庭一员了。当她身体侧倾无法保持平衡，他想搀住她的胳膊，而她却把胳膊抽开时，他很沮丧（好像有一支黑色润滑的铅笔在他的感情上画了一道），他感到她生气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对他的考察正是那时结束的。

这天早晨天气晴朗。他在卧室里仔细地研究这块表。他读了沃拉尔德写的画家回忆录——没有皮，没有底，只是一堆缝在一起的纸。米娜没时间陪他。她和琪琪把上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决定瓦勒丽娅的穿着上。她会喜欢哪件裙子或套装、鞋、外套及装饰品？她们决定给她穿一套米娜在伦敦给她买的蓝绿色丝质套装，戴一条黑绿相间的旋纹花呢头巾，穿一双藏蓝色的鞋。特拉伊安把衣物送到了医院，还有一张照片表示瓦勒丽娅是如何盘头发的。

瓦勒丽娅去世时，一向消极顺从的琪琪变得武断而好胜，她坚持“强迫”政府为她姐姐举行一个公开葬礼。彼得勒斯库在圣诞节来访时，她对他讲了这个想法。彼得勒斯库真诚的悲伤令科尔德惊讶。他（下垂的肚子，宽阔的下曲线）表现得像军人一样体面有礼，但是他眼里布满了红丝，下面还有了可悲的眼袋。他很迁就琪琪，坐在那里叹气，任她述说。她告诉他（戴着助听器），政府至少应该承认拉勒什医生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这个家庭对外科医学、公共健康以及天文学所做的贡献。他耐心地回答着，声音呈螺旋式上升，直至在更高的音域喊破了嗓子。米娜对科尔德说，他能来真是体面有礼，他对这个家庭十分忠诚。我想，他对我母亲没有隐藏任何私人秘密。

“他做那种非法的买卖，一定是有秘密的。”科尔德默默地反对米娜的说法，然而彼得勒斯库的容貌确实是毁了。倘若特别护理医生能为垂死的人点亮蜡烛，秘密的代理人能为他们的养母哀悼那就好了。这个地方满是感伤。彼得勒斯库有他重视家庭的一面，有他温柔的一面。他体贴地甚至可爱可亲地关心着这些女士们。他也想到了科尔德，给他带来了两只绿色瓶子的白葡萄酒，只有在高级官员的补给库才能搞到这些东西。

琪琪向科尔德解释她正在做的事。“我坚持不能只为我姐姐举行一个普通葬礼。她应该公开陈列在医学院的大厅里，像她丈夫从前那样。给予她官方认可才是正确而合适的。”

“他们会同意吗？”

“我们应该坚持。我在请求米哈伊·彼得勒斯库去接近政治局的老成员们，他们记得她。他们知道，而那些年轻人不知道，斑疹伤寒，饥馑，瓦勒丽娅请求杜鲁门支援，他支援了。苏联人贴上了他们自己的标签，向美国要药品和食物是她的一条罪状。”

米娜同意姨妈的观点，而科尔德想，他曾在饥荒的照片中看到过他妻子那样的眼睛。她在自我禁食，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她恢复。

“如果不在医学院大厅就在火葬场旁边的纪念厅。”琪琪说。

彼得勒斯库垂头丧气，心烦意乱地点着头，抚摩着他的软礼帽的绒毛，抚摩着耳后长出的浓密的头发。除了那宽大的屁股，他肥壮的身体坐得很不舒适。他经常用手掌理顺脑后那一层薄头发。事实上，他的手指在颤抖。那双长着眼袋的眼睛不时抬起，望着科尔德，另一个男人，向他传递无声的信息。这些可怜的女人们是无辜的……她们不知道，无法明白。科尔德相信，彼得勒斯库曾试图反对上校，但很快被击败，被打垮了，不得不退下阵来。现在，瓦勒丽娅死后，他可能获得了官方许可来帮助这个家庭。彼得勒斯库在安全部的级别一定相当高。他在职责范围内（不要问！）不得不做的事，他都以服务、感情和温柔的依恋偿还给了这个家庭。他是新职业意识范畴中具有老意识的那种人。琪琪声明，“我向你保证，阿尔伯特，我甚至可以发誓，我的姐姐应该得到她应得的待遇。直到现在我的姐姐，这个国家历史中的重要人物，还未列入国家百科全书中，但是她应该得到这一切。我会竭尽全力……”

但是米娜私下里告诉科尔德，“今天我甚至找不到愿意刊登葬礼通知的报纸。”

“你为什么认为……？”

“原因很清楚。我离开了他们。我妈妈被开除了，后来又拒绝重新入党。尽管如此，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来参加葬礼的，仅仅是口头答应的。电话一直不停地响。我妈妈是一个象征……”

“象征什么？”

米娜耳语道，“这不是政治，只是一种生活道路，只是一些他人不喜欢的人。”她把手扣在他的耳朵上说，“政府可能害怕会在医学院举行示威。”

科尔德开始不相信，而后点了点头。他说，“当然。我明白，但是示威什么呢？”

“我告诉过你，这是一种愿望。来赞成瓦勒丽娅个人代表着什么，仅仅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你为什么不去休息一会儿，亲爱的？你累了。这对你很艰难，我知道。过一会儿夫拉达就来了，她今天上午到。”

一个晴朗的圣诞节。房间里惊人地温暖，阳光照暖了窗子。这使他感到他是多么需要短暂地休息一下，他所说的“几分钟的巴黎”——某种文明的平静或奢侈。他拿起了快要碎成细屑的用纸装订的沃拉尔德，他的《一位画商的回忆》，读了几段关于德加斯的暴躁的文字。“你将看到，沃拉尔德，他们会抢劫陈列拉斐尔和伦勃朗作品的博物馆，然后以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美为借口，把那些画展示在军营和监狱里！”这个坏脾气的老顽固，他狂怒地盯着饭店里一个惹恼了他的小孩，结果把那小女孩吓得一阵痉挛，吐在了桌上。但是他可爱的画和青铜为他的坏脾气做了充分的补偿。然而像教务长那样的人……但教务长不是天才的恶魔，他只是一个……科尔德现在想保护他在阳光下的短暂休息，这一刻的平静，但是他无法击退阿列克·威特，又向芝加哥投降了。教务长的信号容易理解：为了学院的缘故，他在保护比契，科学家们太天真了，无法保护自己，而科尔德尤为危险，因为他是某种天真之人。一旦像威特这样的人认定你是一个不遵循谨慎传统的人，你不按常规行事，你是一个傻子，一无是处只会惹麻烦，你就完了。他会尽一切可能阻止科尔德写关于比契的文章。“他写的那些文章之一。”科尔德想，你不能完全怪这个人。确实如此，我冲昏了头脑。心在黑暗中悬得太久，坏了，在悬吊中腐败了，而后突然发作、暴发。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不赞成杜威的观点，他太心理分析化了，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域他还是相当聪明的，否则他也不会成为这样的名家。公平地看待他吧。他说我在跟芝加哥算账。我必须承认我在报复我的妹夫、麦克西、迪提里昂和许多其他的人。

疲于思考这些错误的观点，尤其是他自己的歪曲，科尔德承认，是的，他想把它（一个普遍化了的芝加哥）给予他们，让他们不得摆脱。让他们不得摆脱，并让它永远持续下去，使他们不得自由。现在，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威特，比方说，他保护他的学校免受任何不合理成分的伤害。那种讨好奉承的风格就是这样被证明为是正当的。这是他对付分裂的方法：对分裂者永远不要失掉了你的冷静，以圆滑哄骗他们，有步骤地把他们捆扎起来。科尔德会把这一项归为民主之最艰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说明我会变成分裂者。麻木、善于思考、富于爱心，总在仔细思考，而后我成了那种他无法忍受的、过分的、不会转弯的家伙，所以他讨厌我。这有什么？我也厌恶他。这并不重要。

那些文章的发表也给了科尔德这个国家的一个轮廓，测量其政治观点的一种尺度，真感情的一个样本。“我给美国出了一套我自己的罗沙测验题。”科尔德说。离开芝加哥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哈珀氏》的编辑们转来的一批信件。“像洪水一样的信。”一个助理写道。自由派认为他反动，保守派说他疯狂。职业城市专家说他太急躁。“在美国城市里事情总是这样，丑恶，可怕。科尔德先生应该读些历史，做做准备。”“这位作者是一位知识贵族。知识贵族教我们憎恶城市，于是这些城市变得可厌了。”“科尔德先生信仰总体精神甚于信仰公共福利。是什么使他相信拯救小黑孩的办法是让他们试读莎士比亚？下一步他就会建议我们教给他们狄摩西尼[13]并用希腊文进行演说了。解决青少年犯罪的方法不在《李尔王》或《麦克白》[14]中。”“院长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切道德革命。他惟一的英雄是两个自封的，可能相当可疑的捐助人。”“你为你的读者展开了更深的心理层次，给我们提供了看到混乱思想、无政府状态和心理病理学的深渊的机会，你应该受到祝贺。”

人们挑剔的东西真是奇怪。关于《麦克白》他仅仅在一个班级里提到过，这是“勇敢得足以无视城市商业区教育”的老师所教的黑人班级，莎士比亚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而同情，像一个赤裸的新生儿，骑着疾风”等诗行刺痛了那些小学生。你可以看到婴儿的力量，烦躁不安是如何停止的。科尔德写道，也许只有诗歌有力量“与麻醉剂的吸引力、电视的磁力、性兴奋及破坏的狂喜相抗衡”。

确是如此，科尔德发觉自己在芝加哥寻找“道德积极性”的例子，他找到了两个：郡监狱卢福斯·瑞德帕斯和托比·温思罗普，也是黑人，前杀手，海洛因瘾君子。他没有在名牌大学找到他要的例子，而在芝加哥却有一个相当大的学术群体。阿列克·威特大概想知道科尔德为什么不在他自己的学院里寻找道德积极性。科尔德想，嗨，我确实在那儿找过了，从头到尾，一处不落。科尔德不是颠覆分子，不是第五专栏作者，也不是怀着写一篇揭露性文章的秘密动机而成为教授的。他向他妹妹埃尔弗里达引用弥尔顿的话时并非在开玩笑：“神圣的哲学是多么迷人呀。”——商业中心图书馆天花板上镶嵌的格言。大学是哲学生存之所，或说是哲学所应生存的地方。他从没有忘记在达特茅思静谧的阁楼上度过的漫长而令人陶醉的岁月，他在那里读柏拉图、修西地底斯、莎士比亚。不正是因为在达特茅思的苦读，他才放弃了《论坛》，从欧洲回来了吗？他说，这是在中断“新闻”业即人类时事工作二十年之后继续他的教育。

是瑞德帕斯把科尔德派到负责“接触项目”的托比·温思罗普那儿去的。他在大地上布满雪痕的一个冬日里驱车去往南部。你可以看到烟灰混杂着细雨。科尔德已经有三十年没到这个居住区来了，那时它正在腐败，现在已完全烂掉了。只有几栋旧平房还残留着，偶尔可以看到一家工厂。快车道切断了东西向的街道。残存的界标是废弃的恩格尔伍德车站——大块的沙石深深地、深深地陷入街道内，一种太平间似的孤立，现在没有旅游者，也没有客车。空场上的积雪织出肮脏的花纹，黑人在油筒中燃起的营火旁取暖。所有这一切——低垂的天空、风、衰草、废墟——触动了科尔德的神经，他的“芝加哥电线系统”造成了特殊的效果。他在仓库和快车道之间的一处隐蔽的半条街区里找到了“接触项目”指挥部。除了做生意，卖东西，谁会到这种地方来？他停好车，从车里出来时感到这里几乎缺少人所需要的一切。天哪，人类的曲线陷落到了最底层，甚至低于这个层次。如果有另一个世界，现在该是它显现的时候了。这个可见的世界已不值一看了。

喂！科尔德进入“戒毒中心”，爬上了楼梯。两个缓台，一扇装着电线的玻璃门，在这儿你露出你的脸，蜂音器传你进去。你发现自己在一个走廊上，然后，出乎意料地，你进入了一间陈设着红棕色和橘红色沙发的房间。每个角落都悬挂着黄蘖。在这里他遇到了给他以鼓励的人，一个瘦长、结实、留着连鬓胡子的黑人说，“继续走，老兄！走，走，你走的道儿对劲儿。”他觉得这个踌躇不决、面色灰白、跌跌撞撞的院长很有趣。

温斯罗普的办公室窗上挂着又厚又重粉绿相间的花窗帘。这个前杀手正坐着等他。他身躯硕大，大腿粗壮，手指宽厚。没有适合他做的生意。他穿着一身深浅配套的棕色衣服——米色编织衫、绛色小山羊皮夹克、巧克力色裤子、棕褐色牛仔靴，戴着一顶棕色带舌小帽子，小男孩带的那种。他面向内弯曲犹如一副马鞍。他留着胡子，酷似郡医院的福尔切医生，脖子上挂着垂饰，手上戴着戒指。他拿起科尔德给他带来的字条。在灯光下，那张折叠的纸似乎不比一只白色的菜蛾大。“您是卢福斯·瑞德帕斯的朋友，教授？他让我跟您谈谈。认为我们能够给彼此带来好处。也许他认为您大概能为他做点儿什么。开门见山吧！”

“您怎么想？”

“我认为他是郡里最好的看守，我在他在任期间一直在监中……”

这个强壮的人的躯体在老板椅里庄重而平静。他曾是一个拿薪水的刽子手，那时，如果他在楼梯上等你，在小巷中与他相遇，你决逃脱不了他的掌心。他会轻而易举杀了你。

“您不能为瑞德帕斯做什么。那些毁了他的人不会在乎您或我的，我的朋友。那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名字每天出现在报纸上，要拿到名单根本不费事儿，但这是你能得到的一切。卢福斯并未对你抱什么希望。他只是喜欢你。那么，关于我，他对你都讲了些什么？”

“他说你和你的朋友史密特斯成立了这个中心，不用甲烷治疗吸毒，就像你治好了自己那样。”

那位黑鼻孔、在有帽舌的儿童帽下紧瞪着双眼的人打断了他的话。他说，“你是出于礼貌。他说我是一个杀手，对不对？我还是一个雇佣杀手，为这个城市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办事。我曾三次因谋杀罪被审判。那些重要人物把我救出来。问我怎么样？我认为你是一个不了解这个城市的人。”

他杀了多少人，他不想说，但那时他几乎因吸海洛因过量而自杀。该有个人告诉他那东西有多大劲儿。他吸了之后才辨别出那是什么。它开始生效时，他觉得自己快死了。这事发生在鼠粪林坪的一端，高架铁路终点，六十三大街和石头岛附近的一幢旅馆房间里。“我会告诉你一点儿关于这件事的情况。”

一个朋友来了，把他放进注满冷水的浴缸，但是他看到托比快死了，他就打碎了浴缸。“在这里闲逛是没用的。死了十八个小时之后，我又活过来了。”

他从浴缸里站起来，就那样穿着湿衣服走到六十三大街，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比灵斯医院，去了戒毒单位。由于他样子可怕，接待员叫来警察，把他抓到了大厅。但是他们没有理由把他扣在警察局，只能给他定上流浪闲逛罪。“我把自己保释出来了。我兜里总是装着一大笔钱。我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比灵斯，但这次我在一个空停车场停了车，扭下了一条桌子腿。我进去时把它放在外衣底下，并让那个接待员看了看。我说我会把她的脑浆打出来的。就这样我上了楼。他们给我注射了第一针甲烷。我穿着医院的长袍，走到厕所，坐在地上等待反应。我把胳膊环抱在便桶上并紧紧抓住它。”

“但是你没有完成甲烷治疗。”

“没有，先生。我没完成。有事发生了。我进去时带着那根桌子腿，准备好了要杀人。如果那位女士再叫警察，我就会杀了她。但是不到一个小时，我被叫去制止一场暴乱。我不得不制止一个打砸分子。他是一个黑人，像我一样高大，患有震颤性谵妄症。他打碎了患者候诊室的椅子、咖啡桌和窗子。护理员和护士像幼儿园里的小孩一样围着他。他像一头水牛。我必须得帮一把，教授。没有别的办法。我放下便桶走出去控制局面，用胳膊抱住那个人，把他摔倒在地，压在他身上。我没说他听我的，但他对我不那么疯狂。他们给他扎了一针，我们把他放在手推车上送回了病房。

“那是史密特斯？”

“是史密特斯，”温斯罗普说，“我希望我能解释这一切。以前我讲过这件事。好像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我明白了我制住他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二十四小时之前我已经死了。也许是因为我的朋友把我扔进了旅馆的浴缸里，这是他能待我的惟一办法。但是他们把史密特斯放在床上时，我坐在他身旁照料他。”

“就是这时你自己的治疗停止了。”

“我不能丢下他。他们必须检测他的体液。我替这个人拿着他的约翰。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拿着他那玩意儿向瓶中小便。他腿上有一处严重的溃疡，我也帮他治疗溃疡。他治好了，我也治好了，同时。我是他妈妈，我是他爸爸，从那以后我们就呆在一起。”

“并成立了这个中心。”

“我们自己在这个旧仓库里建起来的，有寝室、厨房，楼下有商店，教他们做生意。我们从邻近地区把老人带来。那些老人，他们没有钱买食物，在超级市场后面找东西吃。市场的守卫说他们不想让这些老人用烂鱼毒死自己。我们这儿需要那些老人。他们可以做教室内装潢，电工，打家具，做服装。他们还教会年轻的恶棍尊敬他人，但不仅仅是恶棍。我们这儿什么人都有，我们什么人都收——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什么肤色都可以进来。从最富有的郊区，到湖边森林……”

“你认为这个中心很成功吗？”

温思罗普盯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不，先生。我不会那么说。他们来了又去了。对有些人是成功的。我可以给你说出许多许多永远无法挽救的人的名字。”

到此时为止，温思罗普坐在他的椅子里一动未动，但是现在他转过身来，令科尔德异常吃惊地俯身朝向地板。他在干什么？他双膝着地，两条大胳膊伸向地面，手指向上钩着。“你知道我们不得不做什么吗？那些人在污水池底下。我们向他们伸出手试图抓住他们。坚持——坚持！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拉出来他们就会溺死在粪便中。其中的一些人我们会救出来，另一些人会陷进去，他们会沉入粪便溺死——没办法。”他的侧脸抽搐了一下，努力站起身来，又坐回到椅子里。

“你是说那些到这里来的人……”

“我说的是，教授，那些为数不多的找到我们的以及成百上千从没有找到我们、也永远不会找到我们的人——他们被划定为被毁灭的人。那是一些注定要死的人，先生。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