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八章

突然，又是布加勒斯特——米娜闯进来。不用问，是坏消息。

“他们从医院里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谁？”

“特护病房的女人们，其中的一个。她问的是，我是否想让她们点蜡烛。”

“是这样。”

这就是临终时刻，几个小时的事情。

“我告诉了她，当然！请她点蜡烛。”

“对。你当然告诉了她。”

“我对琪琪一点也没说过这事，你也别对她说，好吗？”

“好的。我就呆在这里，无论如何哪儿都不去。”

米娜穿着紫绛色或深紫红色的针织套裤。她的体重降了很多，裤带滑落了一大截。她没有表露出需要科尔德安慰的意思。她可以自己设法保持平衡。如果他用一只胳膊拥住她的肩膀，那并非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不管怎么，她出去了，还是那么急乎乎的。他本来正要站起来，现在便又坐下了，而且突然感觉到身下坐垫上瓦勒丽娅坐出来的形状。衣柜里挂的衣服也是这样，还保留着她穿出来的形状。如果他要上床暖和一会，那张床也是她用过的。所有这一切合起来把他固定起来——安装起来。他考虑做点什么，除了他刚才做的外，似乎无事可做。也许能做得更有效些。可是有这样的事情能让人做得有效些吗？他自己想像不出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他把指头伸进眼镜片下面揉眼睛。对这些眼镜片子的依赖让他认识到，他被这样组装起来几乎就是为了进行观察和思考。然而这组装是不够的。眼前的这一时刻让他看到了这个家。就在现在，他的思绪从瓦勒丽娅那里得到了一种形状，正像下面的坐垫和柜子里的衣服从瓦勒丽娅身上得到它们的形状一样。按照科尔德的猜测，她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生命的迹象正在消退，否则女人们不会要点蜡烛。蜡烛一定是点在外间里的，避开氧气。医疗技术人员提议点蜡烛——难以想像！而米娜的专业是天文学，她很想让点上。请点吧！

尽管有这些沉重的猜想，沉重的画面，他还是重新翻看摊在桌子上的那些文件。

接着前面：他带给瑞德帕斯的那些问候信件最后稍加修改写进了他的文章里。他无意于渲染这些东西；它们本身就很痛苦。他一惯避免拉扯读者，让他们轻易地就说：“看看，我们的情况多么糟糕——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处都这么吓人。”

在法庭上和医院里度过的那许多天里，院长的真实感觉却不是这样。给愤怒之火浇油——那很容易做到——但不是他的目的。不，阿尔伯特·科尔德在行使公民权、看看生养他的城市是如何落实正义的——他在哈里森和凯得齐的法庭上记录一些异国他乡的场面，然而，所有的异国他乡都像他自己的故土一样。他自己的草皮也就是他们的草皮，在这里他发现了比圭亚那草丛更为荒野的荒野。律师们让他在前排和他们坐在一起。这些嗷嗷待哺的律师等候着法官给他们分配一个案子。在这儿能啄到钱。年龄大了的，倒了霉。年轻一些的像职业运动员那样剽悍，而又花枝招展，他们不去理发室而是上美发屋。头发梳得漂漂亮亮，就像克鲁克香克[1]的狄更斯[2]小说插图中见到的那种漂亮女士或可爱的小男孩，他们要么是恶棍，要么是雇来赶走恶棍的打手。

在庭堂执事的传令之下，一队一队的被告和律师组合起来又分手再见，一天一天就这样在无尽头的判决摘要书里度过——贩卖麻醉品者、持枪行凶者（人人都有枪）、骚扰儿童者、商场里顺手牵羊者、偷袭者、夺钱包者、抢劫者、强奸者、纵火者、殴妻者、偷车者、保释妓女的拉皮条者。人们都穿得整整齐齐。他们华丽的服装很少是干干净净的。小伙子们穿着高腰后开的人造革外套，戴着气鼓鼓的长舌高帽子；脚登木根羊板鞋或希区柯克花花公子靴；或者小腿肚子上十字扎一些糖果盒上的带子。他们穿宽袍上衣，穗饰披巾，大氅，戴非洲护身符、耳坠、念珠——象征性装饰，什么都不象征。还有鲁莽结实的女人，无多少话可说的小巧黑女人。他们的头盖骨有时看上去很平、很奇怪；他们的头发有时向外卷出，经过染发后弄成小蛇辫；用蓝的、粉的、黄的发卷向上拢起。尽管有这斑斓欢快的颜色，里面深处却是一片阴郁。没有人似乎能解释清他干了什么，他是谁，都是这样的：“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你说我们是谁，想把我们怎么样。”这枝枪是哪儿来的？它摆在架子上。什么？有人在木板柜台上摆着卖烈酒，那间房子已被烧掉了。你是如何到那儿的。我不晓得。

你面前是一个罪犯。具有雄性白人轮廓，穿着男子衣服，张着嘴不说话，傻相，吓坏了，年龄大得不能再说他是一个男孩了（头发很稀）。裤子的臀部扯开了一片，丰满而死寂，两只手悬在两侧像废了一样。颈肉上的毛刮成一道一道的样子。他穿一件高领绒衣。他的律师说，此人没有犯罪前科，法官大人，从未有过职业，一直给他父亲、兄弟们和厂子里的工人们收拾家务。这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法官大人。至于他把超级市场里的一点东西放进自己的衣袋里边这件事，他服罪，不过这只是一生中难免一次的一件事情而已。律师说，其实，看看这个可怜肮脏的四十岁的少年吧，如果把他送进监狱，脏乎乎的针织绒衣里的这对肥大奶头会惹得他们把他撕成碎片。他们会打他，用香烟烫他取乐。最好还是吓唬他一下，然后打发他回家。法官点头，同意，说：“如果我判你刑的话，会怎么样——你知道关进监狱后他们会对你做些什么吗？”

下一个案件，对儿童性虐待。照片上尖叫的小童脸上粘糊着精液。谁要这么做？是谁这么沉着冷静拍下这样的照片，直等到事情结束？是某位密探摄影师？

院长在他的文章里对这些“糜乱的生活”是有过很多话要说，但是现在他顾不上了。他打断了对县狱、县医院和泰勒之家的叙述，他总是经常兴起些用不着的、不合时宜的高尚情怀。重读时，他很快略过那些概括性的、哲学化的段落。它们很恼人。像个读者一样，他不想把它们弄明白。直截了当的叙述是一种解脱和抚慰。“我和瑞德帕斯先生一起去泰勒之家。”（瑞德帕斯先生光着头，穿着他的那件灰套灰方格风雨衣。县狱里认识他的人挥手致意。高层楼里有狙击手。黑社会随处都在运营）“他把我介绍给琼斯先生，这是维修处的一个建筑工程师。这儿一年的公物损坏超过一百万美元，是整个项目运转预算的三分之一。上个月仓库里还有九十九套卫生器具，现在只剩下两套。他们弄坏的速度怎么那么快？他们害怕晚上出来踩上每层地板上的焚尸炉活动踏板，于是就把剩渣冲进马桶。大一点的骨头卡在管道里；管道人员想尽办法要弄出来，结果把马桶的桶身也弄碎了。还有灯泡问题。我们已经不用玻璃灯泡了，改用打不烂的塑料灯泡。孩子们点着报纸卷的火把，一烧就熔化了。电梯——这是最头疼的问题。电梯造得经不起这么猛使和滥用。人们不仅仅在里面撒尿……他们还在里面伤人、抢人、强奸人。年轻人爬进电梯顶上的小室，打开天窗，威胁要放进毒气，给人们浇汽油烧他们。项目的保卫人员也曾这么落入陷阱，不得不缴械投降。”琼斯先生是个黑人，毕业于塔斯克吉，为保护自己起见而要求用化名。他说话时，敏感的大眼睛注视着自己搁在桌子边上的手指尖。然后他重新安排了一下文件。这些事实应该披露出来，而且，就像瑞德帕斯先生对院长证实的那样，琼斯先生也同意讲出来，只是他感到不太安全。

又是在东欧，早晨的雨转成了雪。雪片很大——这形状让科尔德想起了隐形眼镜——但一落到人行道上，立刻就连成了一片。

他又回到他岳母显然不止一次地读过的那些段落上来。有些选自报纸。十一月二十五日，县狱的九名同室犯人锯断隔板跳出来，用手铐砸倒看守，用床单结成的梯子企图越狱。抓住了八个。第九个叫厄普肖，跑掉了。这个厄普肖曾被收容进州立精神病院，原因是，精神病医生们发现他无力承受因指控他割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头、勒死他们的女儿而对他进行的法庭审理。他受不了那种“精神上的简单容易”，于是得到了理解并被送进这座县狱。现在他逍遥自在了，而抓住的八个人里却有六个要面对指控他们犯有杀人罪的起诉。

你看（科尔德看见了），你开始与人类、与世界失去接触。你经历精神上的孤独。当然，关于这种状况，有经典的东西可资研习——不如说深思：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强烈的冷漠，对善的狂热几近于对恶和谋杀的执迷、尼采，以及存在主义[3]者，以及所有其他的那一类意思。然后你被对这种断裂状况的深忧远虑搞得疲惫不堪，于是倒不如走出去直接地看一看那些无序的大展示，直接地读一读这些鲜活的东西。在历史的现阶段，实在还不足以说，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是一致的。真的如此，也没什么，仅仅是不足以而已。你最好是去看看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事。但是我还要再说，现在别管它。他翻看那本杂志，在他讲述第二十六室加里福尼亚庭的吉纳·路易斯的杀人案旁边空白处，他的岳母画了两道。

路易斯从监狱里被带到刑事法庭楼上听候审判，县司法部长的警察们全副武装但并不紧张地看护着他，因此他的女朋友得到准许给他递一本书——让他消遣一下（法庭辩论要进行很长时间），她递上的那本书是《艾凡赫》[4]。书中间掏空，里面有枝枪。因为路易斯的手被铐着，就把书夹在他的胳膊底下。科尔德后来得到允许检查这本《艾凡赫》。这是一个儿童版本，有光滑漂亮的彩色插图。里边用刀片挖空，做得很精细，是一件爱的艺术品。在场的证人们描述她是“那种很时髦的细枝形小鸡，假睫毛有三寸长，扑一脸橙色的粉。很苗条，身高约六英尺，穿一双贴腿长靴，美丽得举世无双”。那些武装守卫、芝加哥吃公饭的人为什么要去劳神费力打开一本书——管他什么书呢？让那个小伙子拿上他的书吧。路易斯一坐下，就在被告席桌子下面扯去橡胶带。女人还给他放进一把钥匙。他打开手铐，拿出那把大肚子手枪。他让五个啤酒肚靠墙站成一排，卸了他们的枪。他没有打任何人，只是为了向玛柯斯基法官证明那不是玩具枪，他才朝地上打了一枪。接着就冲出法庭。他把看守们的枪摔在垃圾筐里，跳进电梯。但电梯正往上开，而不是往下。上了一层楼他急冲出来想换乘电梯，结果一头撞上了从四区赶过来的一伙警探。他头上中了十来枪。瑟麦克医院的人拿着黑塑料袋子前来收尸。那女人再也没找到，要找她纯粹是浪费时间。

学院里的学生对科尔德写的很多东西都持反对观点，这是可以预见的。他写光天化日之下的强奸和抢劫，发生在公共场所、公共汽车的座位上、候车室地板上的性行为，男人们在谢里登路上向汽车挡泥板撒尿。学生们还召集会议谴责院长写这些东西。波森小姐去了那儿，坐在会议厅里做了笔记。她又激动又害怕（她可能被认做奸细）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她也很气愤。但是好斗的学生对于科尔德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对波森小姐说：“这事情很平常，找个口子，试着把我弄出去。是我自己要‘走向公众’的。可是下个星期，我就被人忘记了。”波森小姐受到了伤害（伤害太深了，她这么说），全是为了他的缘故。他们误解了，他们不知道科尔德先生是个多好的人。如果你能信得过她那富有同情心的心肠的话，院长就是一位天使了。可是你信不过她富有同情心的心肠——对不起，可是她用所有这些慷慨激情奔放的话语来讨他欢心，也讨她自己欢心，她表白得动人心弦。院长也有他的虚荣心。他也计较得与失，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他的观察没假的话，他的虚荣心并非很大。再说，他还是把客观性当一回事的。也许公道一词更准确些。年龄、经历、风雨坎坷不仅使他形体日损，而且养成了他对公平判断的强烈偏好。这并不是所谓的无执，也不是消极的客观。他是对客观性（不，公道性）执迷。学生战士们现在只是很小的一群人，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最近在格林斯勃罗被三K党和纳粹长枪队杀害了的那些人）通过一项决定，宣称院长是种族主义者，必须向“黑人、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劳苦大众”道歉，因为他把他们描绘得“像动物和野人一样”。

看来，靠近这些危险品时，你需要铅制的围裙和其他一类保护装备。这些危险品释放出致命的放射线和高压电流。科尔德也并不是不知道诸如此类的危险，并非经过十年面壁，走出象牙之塔，面对诸神制造出来的可怕的毁坏，显得毫无准备、天真无瑕、弱不禁风。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也曾东走西奔，阅读各种报纸，接触犯罪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城市分析家、历史学家，当然也接触哲学家和诗人，他也是我们当代人中的一分子。最要紧的是，他读的东西很广泛，比大部分人博览，而且他想根据自己的体验、第一手的观察，以自己的感情，用自己的语言就这幅芝加哥场景说点什么。他走到这一步所经历的路子是很独特的。如果要回溯的话，可以上溯到波德莱尔[5]和里尔克，甚至孟德斯鸠[6]和维柯[7]，还有马基雅弗利[8]，以至柏拉图。是的，干吗不呢？为了更专一地回到这些源头，他丢开了巴黎的《先驱报》。他要写芝加哥吗？一旦要写，就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他曾经试图给米娜解释这一点，但成效不大。她衷心祝愿他。她自己的兴趣主要是天文学。在大约一年前的一次早餐桌上，他对她说，他正在重读里尔克的战时通信。他给她引用信里的原话：“一切有形的东西都被投入滚烫的深渊、被熔化……但是心灵——有力量高悬起来、在气雾蒸腾中保存自己吗？”对这个，米娜似乎还感兴趣，但是你不敢肯定抓住了她的注意力。不过，他还是坚持着。他说：“里尔克不是讨论战争。他觉得朋友们这么说是背叛了他。并不是因为时局残忍、混乱得无法谈，而是因为你只有用报纸上的说法才能谈。他说，那么谈时，你会感到自己的嘴恶心而可怕。可是也有某某人这么说，你只有离开中心站才能到达永恒。那还是火车时代。他的意思当然是，你惟一的出发点是当代。毫无疑问，心灵有力量高悬起来，但是不能无止境地悬在那里。难道……”他停住了。谈话的时间选得不好。米娜因为天文学的缘故准备离他而去。那迹象是明摆着的。

于是，他就针对芝加哥的枯萎病来检验他的真理。绝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患了这种病。芝加哥还有摩天大楼里的商业活动，有雄伟不朽的银行业，有计算机化了的电子联合体。芝加哥还有它的历史，关于这部历史他写过许多奇妙的东西——提到过老邻居、周围的气氛、它们的建筑样式，那个地方的树、土、水以及意想不到的多变的阳光。他整理过来访这里的名人们的观感——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9]以及著名的斯坦德，他的那本《假如基督来到芝加哥》有一些生动而很有价值的章节。科尔德既不直捣枯萎凋零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些方面能引发浪漫的情怀才去写它们，他也没有中产阶级的那种雅颂意识或伤古情绪。他甚至觉得，从这些凋弊之地迁徙而去的人们会在新的环境里更好地提高自己。但是迁徙而去也是害怕的表现。而且，荒凉被留在了身后，那是茫茫无边的废墟。

偶尔在早饭桌上趁他们还未分头上路之前，他告诉米娜自己正在忙乎什么。“卢福斯·瑞德帕斯想帮一把。他认为这很重要，他给我列了一些可以去谈的人和应该去看的地方。”

从妻子停住不动的眼色里，他应该明白现在别和她谈。他要摘下天上的星星？她关心自己的丈夫（他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是暂不讨论这个问题不失为明智之举。她的语气尖锐起来。她说：“对这个瑞德帕斯陷得这么深，这不太好。你会显得不伦不类——去找管得了事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是的，他被人狠狠整了一顿。他愤怒了。他要向敌人还手。我同情他。他对他的人们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不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吗？或者说要把他们从美国社会里清除出去？对于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千五百万之多的人们不会在乱石之下束手听任他们的精神被消灭——这不完全是老话，而是实在的混乱和精神麻痹。”

“那么他为什么要帮你——因为他喜欢你吗？”

“可能他喜欢，也可能他对学术圈子出于无知而感到尊重——以为他们就是人们以为的那个样子。道德和正义是他们的分内之事。毕竞，图书馆里堆着了不起的书籍。”

“你这是在谈他呢，还是谈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一切的理由？”

“我也说不太明白。”

那就是荒诞。他连自己也解释不了，这的确不是一个选择问题。事情摊在了他身上。他检查瓦勒丽娅做了标记的那些地方，看是否能理出一个头绪。她对他的情绪和性格比对芝加哥更感兴趣。

例如，对县医院的大段描述。

黑人法尔彻医生是该院院长，他提议说，科尔德也许会对这里的肾透析科感兴趣。瓦勒丽娅在这一部分下面画了加重线。

历史悠久的县医院是一幢黄色、宽大、矮墩结实的建筑。周边的建筑都已朽败坍塌，在这一片废墟之中，医院看上去拔地而起，兀自独俏。在这片空旷地边缘上，望见商业区的高楼大厦挤靠在一起。在西尔斯塔的天线网之间，闪烁着旋转的灯光。显然是金属和晶体做成的信号装置才能发出如此脉动流畅的光闪，它们的名称只有工程师们才能叫得上来。

一个菲律宾人护士领我穿过几条年久的隧道，庞大的锅炉把隧洞烤得很干燥。管道上滴答着带锈的水珠。靠近停尸房门口，沿墙停着一溜滑轮担架。如果人手充足的话，真应该把担架上干涸的血渍刮洗掉，但是没有钱。在这些地下通道里，有的一段热，有的一段冷。用古老技术做成的炉子分出很粗的管道往上面的病房里送热。这个小巧的菲律宾女人带我进来的这个房间里，有几把躺椅，上面盖着干净的床单。每把椅子旁边有一套玻璃套着玻璃的装置，最里面的一格盛着血液。我们站着观看净化过程。一个身材魁梧、穿着破旧工作服的黑人被放在一台机器上，处于半清醒状态。这是个海员，他的帽子已经从头上滑了下来。他脸上毛乎乎的，不是留的胡子，而是没刮过脸，嘴张开，说话时那厚嘴唇都合不拢。小妇人悄悄地对我说话。肾脏病人很少能睡好觉，他们接受血液净化透析时仍处于恍惚状态。全过程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完成。有的病人因为肾脏被多种疾病损坏，一周需做几次净化处理手术。手术后，生命能延长十年。

肾脏病人看上去很浮肿。老病号的腿和胳膊被手术留下的瘘管弄得不成模样。为了促进循环，将血管并合起来，结果并合或移植的血管和动脉隆起疼痛难忍的小包，每天都得浸泡。这时带进来一个女病人，她已经不能再通过腿和胳膊来治疗。她的瘘管在胸膛上。接送所有这些做血透治疗的病人的出租车司机是个巨大的黑女人。她穿着红色针织品裤子；脚似乎很小，鞋跟很高。一头直发垂在肩上。戴着出租车司机帽，穿一件绗缝夹克上衣。她小心翼翼地搀护着这个病人，把她安顿在椅子上。这些病人乘客是她的接管物，是她的朋友。她把电视机推向前来。这位女病人要看二频道，叹了口气，又推回原处，走了出去。

化疗使有的病人脱发。一位老人的黑色素沉着不见了，头上留下了令人惊异的东一块西一块的黑斑，看上去像变了一个人，不过他还仍然举止得当，感觉灵敏，思维相当正常。他是一个退休管道工，没有参加工会，偶尔还干点零活。随后又送进来一个看上去毫无知觉的病人，他的年龄更老一些。向导低低对我说：“老年痴呆症。”他们让这位老人坐着，他就呆呆地等在那里，下巴耷拉着，头向前垂着，头发像燎过一样。负责他的技术人员是个中国女人。她的动作非常熟练、漂亮，用消毒剂洗他那只臃肿的胳膊，插进管子，做得又轻又快，老人没有露出一点疼痛的样子。但后来她出了一点差错。托盘上的一个阀子没有关上，血立即流得到处都是。这个悄无声息的突发事件和很快注满托盘的血使心跳变得极其微弱。我涌上一股几乎无法承受的黏稠而甜腻的恶心眩晕，就好像我的身体器官像巧克力在大热天里融化一样，可是那护士却在血液托盘下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塞住管子，止住血流，收起浸湿了的揩嘴布，铺上几块干净的，揩净管子。这个止血行动表现得非常专业性、非常娴熟，令人钦佩。这个中国女人的轻巧和快疾使我大吃一惊。而那位老人，他什么也没觉察到。菲律宾护士说：“你脸色有点白。想走吗？”我们走开时，她讲了她自己。她是修女，属于一个修女护理协会。

这不仅仅是血，这可不是普通的血，这可是有毒的血。据说，这些人把希望寄托在肾脏移植上。但是永远不会有那样的事情。这是些已经死亡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疾病显然影响了他们的大脑，然而，这些护士和陪伴人员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富有情感，超乎寻常地温柔，他们的机器让这些病人活下来，他们对这些病人表现出可贵的、但也是难以名状的怜悯，强烈的、但有些不加区别的爱心。

法尔彻医生，这位医院院长，穿一件东方样式的斜纹绸衬衫，领口开着，显得不修边幅，外面穿一件浅黄褐色西服。他是个身体魁梧、举止大方的人，脑门上的头发已经脱了，鬓角理得非常整齐。脖子上吊着棕色石华坠子，手上戴几枚精工的大银戒指。他深知身居高位应该是副什么样子。活灵活现地表示，这里他说了算，有他在此。当白人表现得缺乏自信时，他却活力充沛，像一位真正的人民党党员。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个庞大（沉陷）的机构里的头儿，他指挥它。他是个大政治家。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艺术家。

他向米娜说：“吸口新鲜空气怎么样？”

可是表兄们说好四点钟要来。

琪琪说：“想喝一杯你从芝加哥带来的提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