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十章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出于真诚而又不知道公众会作何反应的情况下，科尔德开始在他的文章中谈及“人口过剩”、“贬值”、“注定灭亡的民族”，等等，那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你可以运用社会学的、杜克海姆[1]或马克思的术语，你可以谈社会反常状态或流氓无产者，黑暗的下层阶级，也可以谈在经济上多余的农业人口，第三世界以及十九世纪鸦片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只要所谈内容具有充分的理论性，就能很容易被接受。你可以讨论福利政治，从事医疗及社会工作的官僚政客，而不提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当科尔德谈到在疯狂的、魔鬼般的、处于摧毁状态的城市里，你只能在慢慢死亡和突然死亡、在逐渐消耗和迅速毁灭之间进行选择时，他却惹恼了很多订阅者，好像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他描写旋转的灵魂，亲身变成了一个旋转的灵魂，被举起，被吸住，旋转着，带着激情、不由自主的抵抗和灵感奔跑着。回头看时，他感受到了一种风的无政府状态。他开始运用奇怪的表达方式。比如，他把托比·温斯罗普写成一个“重新构造”的人，属于“谋杀者——拯救者”的类型。因而，温斯罗普是一种高级的现代案例。为什么呢？因为高级的现代意识是一种缩减了的意识，因为它只包含着文明所能安置的最少量什具（实际的判断，道德的空洞概括，速写，卡通，而不是人），而这种意识，因其装备在人类意义上讲是如此贫乏，如此抽象，所以从根本上说是谋杀性的。正因为如此，谋杀才这么容易“理解”（或者他写的是“稀释”吧？薄之又薄）。他一直没能有机会解释我们何以必须重新组建我们自己，他由于论证不完整而使许多读者困惑。有些人写文章诬蔑之，有些人则被激怒了。他并没想到会引起如此的骚动。这使他很吃惊。

但是迄今为止，他的文章中引起争议最多的部分是对山姆·瓦莱尼斯的采访。在这个瓦莱尼斯看来（此人是斯波福德·米歇尔谋杀案中的公设辩护律师），科尔德几乎完全说明了他的心意，而结果呢，用人们现在所用的行话来讲，却起了“反作用”。

科尔德曾去见山姆·瓦莱尼斯讨论这个案子，并请求采访米歇尔。瓦莱尼斯很愿意出头露面，但是最后他和他的辩护班子认为审判前任何新闻报道都会对他们的当事人持有偏见。然而，科尔德全文报道了他与瓦莱尼斯的谈话。

米歇尔的案子并不罕见。在这个国家的警方档案中，有数以千计类似的犯罪。但是这宗案子中有一些特殊情况，对科尔德十分重要。

受害人是一名年轻的农村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刚在大环附近的停车场停好车，米歇尔走近她，用枪逼着她上了他的车。当时大约是下午两点。斯波福德·米歇尔的蓬提亚克车是他刚刚出狱后从克拉克街的一个车行买到的。科尔德不知道他是如何筹措到这笔资金的（那个卖主不肯讲）。米歇尔在前座强迫萨特尔斯夫人脱掉便裤以防止她逃跑。他开到一条偏僻的胡同，对她进行性攻击。然后，他把她锁进了汽车的行李厢里。后来，他把她放出来，再次强奸了她。他在证词中说他不止一次作案。夜里，他在大南端的一家汽车旅馆登记住宿。他把她从行车厢中弄到房间里，没有人看见。也可能有人看到了，但对那些看到了的人来说，这似乎事不关己。早晨，他把她带出来，又锁进了行李厢。十点钟他必须出席法庭听审，就先前的一桩强奸案答辩。他把车停在法院大楼边上的官方停车场，萨特尔斯夫人仍被锁在行李厢中。那桩强奸案的审讯没有结果。审讯结束后，他在城里漫无目的地开车。那天下午，在城西，路人听到一辆停着的车的后厢中有人叫喊。没人想到应记下车牌号，而且，车马上就开走了。第二天将近黎明时，出于一些记录中没有解释的原因，米歇尔把萨特尔斯夫人放走了，警告她不许报警。他在车中看着她顺着大街走了。这是一个白人工薪区。她按了好几家的门铃，但是没人让她进去。清晨五点钟来了这样一位不速的疯女人——人们不想沾她的边儿，他们很害怕。当她从第二或第四家关着的门前走开时，米歇尔赶上来又把她弄到了车里。他把车开到了一个空停车场，射中了她的头部。他用垃圾掩盖了她的尸体。

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她。警方异常迅速地开始追击米歇尔。他们在他父亲房后的车库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打扫那辆蓬提亚克的后厢，用水龙头冲洗粪便。他认了罪，又翻供，又认了罪。他现在关在郡监狱中等待审判。这些是科尔德从报上读到的事实。当时，他正准备写自己的文章。这些事实的真实内容可能会是什么呢？他提出询问，经介绍去咨询负责这个案子的公设辩护人——山姆·瓦莱尼斯先生。他在《哈珀氏》上发表了一篇与瓦莱尼斯长谈的报道，把后者描述为：

……一个长着显眼的黄眉毛和宽喉的强壮而秃顶的年轻人，是他那个时代的大学运动员的模样。我们交换的意见是有启发性的，理智的，自由的——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作为一个指定辩护人，你通常需要某种支持或赞助，而且被指定者经常是高水平的，凭良心做事的公务员。瓦莱尼斯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律师，几乎称得上是一位法学博士。我记得他说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

首先他问我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感想。我承认我有幽闭恐怖症，我相信我宁愿被杀掉也不愿被用枪逼着钻进车后厢。有时我会产生幻想，我会在幻想中说，“你一定要杀了我。”但是如果我被推进去，后厢盖摔在我头上，我就会找一把修轮胎的工具，一有机会就把持枪者打倒。躺在行李厢里就像被活埋一样。我决不能忍受。后来我说，“只要想想那个男人每次打开后厢盖时，萨特尔斯夫人该如何祈求他吧。”

使我个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似乎对我的话稍稍感到惊奇。“你以为她是为活命而祈求吗？”

“无论乞求或祈求——总之‘让我出去！’”

瓦莱尼斯先生对我所说的话并不在意。他故作姿态要为当事人（一个人，毕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做有效辩护，所以他深感烦忧。我也认为我自己——采访者——打扰了他。他确实被打扰了。

他说，“你这样认为吗？我可没想到……”

我说，“噢，但是她一定乞求过。”

“而他很冷漠，这是你想说的吗？”

“我不想说他冷漠。我只在猜测他是否理解她的感情。如果你满腔热忱地谈某件事，想知道它为什么没有……以如此的热切它必定——必定会被理解。如果他理解了她的哀求，那他就是另一种谋杀者了。”

“那种以受害者的痛苦为快，专肆儿童杀戮的集团杀手伽西吗？那是他性欲的发泄？更微妙、更反常……？”

“伽西似乎也折磨和嘲笑他的受害者。”

“所以你相信米歇尔也是同类？”

“精神变态者的分类在技术上论证并非我力所能及。关于米歇尔我只能说他是准备送死。如果你选择了这条快捷直接的路，你可能会对一些如此奇异的事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如锁在你后车厢中的一个女人的哀求。”

“一个更具野性的人。”瓦莱尼斯说。

我发现这位辩护人正在检验我的社会观。瓦莱尼斯肌肉发达，甚至他的喉咙上也有筋腱，简直就是一根柱子。可以说他就是一个铁泵。他的下一句话是：“作为辩护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认为萨特尔斯夫人是接受了那种处境的。”

“他说她接受了吗？”

“有时她在前座和他坐在一起。他在一家酒吧前停车买饮料时有目击者看到了她。他进去喝酒把她留在车里时，她坐在那儿等着。她没有逃跑。你可以说他绑住了她的脚。”

“我没说，但是她有可能惊恐不安。”

“会惊恐到那个地步吗？”

“感到她已经被毁了。强奸罪中一定有一种同谋感。性神经是完全自行涌动的。如果人们认为事后她们总会被杀掉的话，她们就会绝望地听之任之。”

“在性方面？”

“是的。不管她们愿不愿意，也要把它全部喷洒出来。她们都要死了，你瞧。要向生命告别了。”

“真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

“也许，但那的确是极特殊的情况，”我说，“而且具有特殊的混淆的重要性，我们承受着性欲或肉欲的特别诅咒，我们把它置于生命的核心，把它与野蛮和犯罪联系起来，这就根本不是胡乱的猜测了。真相可能还需要更疯狂的解释。我们所构想的物质生命和快感完全渗透着死亡。完全强调肉欲是致命的。它把我们割开，因此最充分的肉体结合可能往往带有死亡的味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米歇尔已经走上了通往死亡的快捷之路——快捷，紧张，梦境，亢奋。抓住时机，干，而后便死去。”

我提醒自己我是在和一位体操运动员谈话。他的头向后靠去，好像要从另一个侧面来审视我，眼里闪出极为好奇的目光，所以我重又扮演起采访者的角色。“对萨特尔斯夫人临死前最后几小时的情况详细盘查可能是不对的。好吧，我们正在讨论他进酒吧时她为什么没有跑掉。目击者看到她一个人在等待，这是事实吗？……”

“我已经取证了。”

“我在试图想像那种使她打不开门的绝望。假设他在街上追赶她，会有人帮她吗？”

“可能不会有，没有人会抵抗一个持枪的男人。是的，如果你那样解释的话。我想这就是原告及其律师所要说的。”他接下来的评论是，“我和我的辩护班子年复一年地与这些杀人犯打交道。我们不可能有局外人那种热情。”

我特别努力要恢复我作为采访者的超然或称职业冷酷。我不得不承认我从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焦虑不安时说出某些话。他善意地称之为“热情”，实际上要阴险得多，是一种激进的干扰。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目光感动了我。我喜欢他那双严肃的眼睛和强壮的秃头，这使我又多谈了一会儿。

他的审视在继续，因为他在审视我（好像我身上有某种东西严格说来并不是当代的），他从职业的角度试探我，请我从更广的意义上讨论局势——国家的状态，内部城市，农村的腐败，政治问题。他让我讲一下我打算写的文章。我为什么写这些文章，它们会是什么样？我解释说，一个多世纪前，科尔德家族就从朱丽叶搬到了芝加哥，我出生在北部，并且认为按照我所知道的去描写这个城市是个好主意，我的目的是形象地描绘而不是分析。比如，我曾去拜访高中时的动物学老师，帮他照料动物，喂食，清扫笼子。还有一位自学的波兰理发师，他常常在给孩子们理发时给他们讲解施本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我追踪他到波兹楠，他在那里靠美国的社会保险金生活。我又去了拉罗比街的青年基督教协会。还有大环。那里的廉价小饭馆、小册子、整洁的下等娱乐场和电影宫都没有了，到处耸立着巨大的办公楼。再也不见了那些爵士乐手，聚集在健身房附近的拳击迷，还有兰道夫街上那些来自本辛格的台球高手。然后我提到了一些当代的问题，包括大环以南废弃不用的渡轮场的新住房开发计划，还有庞大的深层隧道工程计划，克洛卡·麦克西马隧道长达一百三十英里，至城市地下三百尺。我并不想触怒他，没有提到我对美国律师滥用联邦法律规定的豁免权感兴趣（拒绝豁免的倔强的目击证人被判藐视法庭，法官有权把他们关进监狱一年）。与瓦莱尼斯先生谈这些对我毫无益处。我也没有提到我对卢福斯·瑞德帕斯的案子感兴趣，也许正是把瑞德帕斯抛到楼下的那些人指使瓦莱尼斯来的。

他们是否可以信任我，我的视角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观点不是百分之百的现代——这些是公派辩护人提出的问题。我此行的身份是非常合适的——记者、教授、院长。但是尽管他的辩护班子掌握了这么多私事并有公开露面的可能，他还是怀疑我，他嗅到了麻烦。

他也是对的。某种不稳定因素……

科尔德把瓦勒丽娅的那份《哈珀氏》放在一边，试着重新组织他的访谈录，仿佛想写一篇视角更广、更贴近事实、叙述更有力的新的文章似的。与瓦莱尼斯的会面是这样的（如果你像阿尔伯特·科尔德这样的人的话）——你受到强烈的引诱以致说出心中真正所想，这非常危险。在日常生活中，你深入挖掘你的真实想法。但是如果你趾高气扬，那就不愁人家不打消你的气焰。另一方面，他可能是个例外，可能不会对你怎样。确实，瓦莱尼斯在运用多种可靠的检验。我是否是按芝加哥的规则做事还是公开一种奇异的玩笑使他窘迫或遭殃？在他这方面，教务长已认定我没有按芝加哥的规则办事。他信任我，而我却给他带来了成吨的麻烦。但是，你也可以说，瓦莱尼斯也使我振作。他引导我向前。他说他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大学假期中读到了我在《哈罗德论坛》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他问我是否知道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地址。是的，有时我同意他的说法，还时时躲闪推诿。

瓦莱尼斯在核对我的报纸，仿佛要知道我的自由同情心是否正常。我说自由主义从没有接受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前提。在共产主义者看到阶级战争、内战和灾难的地方，我们只看到了暂时的失常。对灾难性的前景，资产阶级民主永远不会对其感到舒适自在。我们习惯了和平和富足，我们争取一切美好的事物，反对残酷、邪恶、狡诈和丑恶。作为进步的崇拜者，它的从属，我们不愿考虑邪恶和厌世，我们摒弃可怕的事物——也就等于说我们是反哲学的。我们的观点需要这样的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真心信赖的，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体面的，都向往美好的事物。讲英语的人都有这样的气质。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你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他的笔下，有痛苦、邪恶、背叛、腐败、野蛮和虐待，但是考验结束了，体面的人为自己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使自己暖和惬意。你可能会说那是简单的维多利亚女王[2]时代的风尚，但它当时不是——现在也不是。现代商人和政客，如果愿意把数十亿的金钱贷给对方，就不会去设想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们需要考虑契约的稳定性，因而就得接受共产党国家权威的基本严肃性。他们的不同名称的对应物，政府官员，像他们自己一样是讲究实际的人们。

还有很多这种听起来很真实的讨论，令双方均感舒适的意见，都是理智流产的婴儿。实际上，是已死了的。很早以前，我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生于大脑也死于大脑。尽管对进步的简单信仰的的确确与对人类本质的畸变概念相行不悖。

但是瓦莱尼斯在这一讨论中受到了刺激。他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思考下流的强奸和谋杀上。他绞着手指说曾读过一篇关于慕尼黑精神的新研究——张伯伦[3]无法猜透希特勒的计划。他问我，“你自己对灾难的揭露缘何而起？”

我说，“四十年代我年轻时在德国得来的，但我年幼时在父亲的书房里阅读的东西对我的影响可能更深。我父亲是一战中的炮兵，收集这方面的书。我在易受影响的年岁读了大量关于堑壕战的资料。在有些地区，他们冬天用冻僵的尸体铺堑壕，以保护英国兵的脚。你知道，春天这些尸体开始在你脚下塌陷。我不仅仅读了雷马克[4]和巴布斯[5]或吉卜林，还读了一些步兵和工兵的回忆录。我记得一个目击者关于老鼠钻进尸体里的描写，从肝脏开始向上啃食，它们吃得太肥了，以至于很难从尸体嘴里挤出来。应该有记录这种事实的速记，或者应该有对普通祷文的补充资料把它们包括进去。它们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灵魂。这的确是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这种说法。”

公设辩护人说，“除了美国人吗？最后一个具有消极意识形态的民族？”

瓦莱尼斯需要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他把头转向一边，从他那没有空调的办公室的那扇很大却不能打开的窗户望出去。他稳健强壮。在健身房锻炼时他很稳健；在热内和杰奥格蒂店切半生的牛腰时也稳健强壮；可想而知，他在床上一定也很强壮，像根肉柱子一样压在某个姑娘丰满、柔软的胸口上。而我，瘦骨嶙峋，躬着腰，坐在椅子上，双手耷挂着握在大腿间（夹在我的弧形拱起的大腿之间——我的外甥曾批判过那双腿），眼睛凸鼓，鼻梁上架着眼镜，眉毛已经开始变白，圆脸灰白，嘴巴长而不会讨好（仅仅是看上去讨人喜欢而已）。瓦莱尼斯接着说，“我们的灾难是这些城市内部的贫民区吗？或者，如果我按着你的观点来看，告诉我，是整个儿爆发的第三世界？”而且，据我回忆，他继续说我是在暗示像米歇尔这样的人是世界灾难的不自觉的动因，或无意识的动因。“你认为他与恐怖主义者或第三世界狂热者一样吗？你是在问，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是否有能力对付灾难性精神吗？”(https://www.daowen.com)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想法。我说美国已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黑色下层阶级，正如它不知如何管理孩子一样。二者都不可教育，也无法用生活来约束。现在它自己还没有牢牢地系在生活之上。孩子们感到了这一切，便把自己与黑色下层阶级联系起来，达到一种与需求大众的结合。威胁我们的不只是城市内部的贫民区，更可怕的是人的内心，而内城可能只是其物质表现而已。我说出这些话以后觉得自己看上去像生了病一样。一种闷热的迷雾笼罩着我。当我接近灵魂问题时这个时代的真正的问题——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这是一位院长（或杂志文章作者）来见一位公设辩护人，讨论一件有限的事情，而他们的讨论却成为无限的了，但问题却没有得到处理。我正在失去瓦莱尼斯先生。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像瓦莱尼斯这样的好人并没有准备讨论超越人类忍耐极限的痛苦这类话题。而我（妈的！）在开始搜集素材、准备写一篇关于我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生活的评论，同时找到了创伤、损害、癌症、毁灭性的愤怒、死亡，感到（多么快呀）自己被召唤去尽一份特殊的力量——去解释，同情，挽救！这很愚蠢，是发疯。但是现在这个程序已经开始，我如何能阻止它呢？我无法阻止它。

瓦莱尼斯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我还是不明白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当时，我采取了另一种方针。我说，“最近你可能在报上看到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五十位名人就如何使芝加哥更活跃，更充满生机而接受了采访。”

“我想我看过那篇文章。”

“这些人中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建筑师，还有一个球类俱乐部老板，还有商业经理、广告人员、记者和电视评论员、音乐家、艺术指导出版商、市政规划人员、都市学专家，以及一位著名的橄榄球后卫、商业巨头，等等。”

“那些美丽的人们。”瓦莱尼斯说。

“嗯，现在，有人说我们需要巴黎或威尼斯那样的室外咖啡座，还有人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像圣弗朗西斯科的吉拉德利广场和波士顿的法努尔大厅一样的建筑。有一个人想在汉科克大楼顶上建一个赌场，还有一个人希望芝加哥河两岸应该设计得优美宜人，或者应该有一些文化会面场所，或者更多不落俗套的就餐场所，或者迪士高。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熟食店。给残疾人，尤其是那些使用轮椅的人提供更好的待遇，但是没人提到恐怖。关于这个大地方的可怕的疯狂和死亡——只字未提，关于毒品，关于枪械……”

“是的，”瓦莱尼斯说，“但那几乎算不了什么重要事情，那些人的意见，室内装潢设计师所说的话，特写编辑所刊登的文章。”

“不错，但是这使我感到是该写一篇报道的时候了，因为我在这里长大。科尔德家的几代人……”

瓦莱尼斯说我们进行了一次富有创见的交流，他和我，而那种交流方式也很好（但就其暗含意义来说那又有什么结果呢）。我得承认，我们坐在那里，彼此向对方解释邪恶，在某种程度上故意不去注意它们，重新分配各种邪恶因素，创想某种配置合理的、自由民主的气质能与之共存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人说什么。“一件邪恶的事发生了，”不，我们勿宁说，“一个不幸的昏了头的男人毁掉了一个女人，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自命为这次犯罪的法官就错了，因为它的原因在于某种人类和社会的失败。”我们得出了一个很好的、宽宏大量的结论，这给我们带来了光荣。尽管真正的智力太警惕了不会接受这种光荣，而且向我们所有人暗示（因为它是广泛的，是所有人类的共同财产）这只是互助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远远算不上卓越的形式。

瓦莱尼斯继续说，“我不知道你与斯波福德·米歇尔谈话会得到什么。我必须与我的辩护班子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还必须问问斯波福德。我必须尊重他的权利。我猜你会觉得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很重要的。更严重的杀人犯被关在地下很深的牢房。在那底下警官甚至在吃饭时也不打开牢门。他们把托盘从门底下推进去，然后老鼠跑过来舔掉栏杆上的糖霜。”

“糖霜？”

瓦莱尼斯说，“厨房烤蛋糕……”

就蛋糕问题我们交换的意见十分独特，但是我打住这个话题又回到老问题上来。我说，为什么不该有呢——蛋糕和糖霜，为什么不呢？而且这种超安全的牢房太糟了。我改变了话题。当然，我不想横加干涉，以任何方式侵犯米歇尔的权力或妨碍他的辩护。他说他的目的是把米歇尔从电椅上救下来。我问道，这是出于职业目的还是出于道德——法律目的？他是作为一个不愿输掉官司的律师讲话，还是有义务救那个人的性命？他听到这个问题很不高兴。说他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说到执行当局是多么坏的一伙人时他十分愤怒。他们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份记录。在死刑判决旁用粉笔画着骷髅和交叉的骨头。

然后，他话题一转，占了我的上风。他变成了提问者。他说我来视察公设辩护人的办公室，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代表一样使他处于被动地位，好像我认为他挂名闲职，而且自我放纵。至少这一堆锻炼过的肌肉可以诚实地说话了。由于心情激动，他的大喉咙根部绷紧了。他还没有动怒，但是一定的愤怒正在酝酿。他说他还不知道我站在何种立场上，而且是从什么角度来问他是职业的还是道德的。

嗯，激动的情绪是——或者可能是——热情的真实标志。这比交谈的第一阶段要好些，那时我们陈述一些可能会变得严重的观点——我们双方都谈到了文化问题和严重的忧虑。

在谈话的这一阶段我相当高兴，这是一条旋转的、没有方向的路。我没指望他会让我采访米歇尔（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但是那个下午还是令人满意的。

我说，“您感觉到了我的种族观点。没有一个严肃的美国人会允许别人怀疑自己有偏见，这迫使我们把直接从经验中获得的资料放在一边。因为当我们具体地或在获得语言能力之前思考时，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黑皮肤或一个白皮肤，一个宽鼻子或一个窄鼻子，就像我们在一棵绿树上看到一只红苹果一样。这些是知觉印象，不应该处于禁忌之中。”

“嗯，它们处于禁忌之中吗？”

“是的，我们甚至试图把禁忌追溯到囊括这些获得语言能力之前的具体观察和简单识别。是的，你和我已经就这个问题打了好一阵子羽毛球了，羽毛球在禁忌之网上飞来飞去。”

然后他说，“告诉我，院长，你如何看待这件案子里的两个人呢？”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张白色面具对着一张黑色面具，我看到了灵魂和精神的两张照片——如果你想让我直说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血肉之身是某种东西的照片，所以我看到了一张又一张照片。种族不在其上。我看到米歇尔和萨特尔斯夫人，两个分离体，两种分离的、无知的智力。一个害怕地盯着另一个，而那个男人心中充满压倒一切的激情，想冲破隔阂，并且以他所能想到的惟一方式——性冲动的释放。

“释放！我明白了。从发烧和谵妄中释放。”

“从所有的旋涡中释放。恐惧是直接可感的——幻想的生殖器的直接可感性。那就是终结诅咒的东西。身体及其成员的直接可感性——只有外部没有内部。”

山姆·瓦莱尼斯似乎对此思考了一番。他事实上一定是在想如何摆脱我。通常，我们在等待别人离开，让我们继续生存的活动（耕种小小的偏执花园），但是我的情况更特殊。我刚刚表现为一个难对付的人，一个穿着院长服装的怪人，这就是他眼中的我们的谈话。当你做出特殊努力想直白地与某人交谈时，你永远没法说准他会得出什么结论。任何一方都不擅长于此，没有人习惯于此。所有的个人或真正的想法基本上都是怪异的，但是只有外部没有内部——那是什么意思！形而上学？认识论？什么？

我们坐在他的刑事法庭大楼的办公室里，它坐落在第二十六街和加利福尼亚大街拐角处。在此科尔德或许会在《哈珀氏》刊登的那篇文章中加上，阳光灿烂但是即使在大白天也有一点晚霞初上时的感觉。也许建筑师在窗玻璃中加入了淡紫色以阻挡强光，也许是气氛使然，或者是感觉的新陈代谢失调，毒性的突然增强。从老布赖德威尔的时代起，第二十六街和加利福尼亚街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大楼拔地而起，郡监狱加盖了现代风格的侧厅，这是卢福斯·瑞德帕斯的成就，为此他得到的报酬是耻辱和个性抹杀。公共汽车全天营运。全城所有拘留所的犯人都被送到这里。他们带着手铐，成双成对地跳下车来。当他们一对对地走下坡道被关入监狱时，大多数人垂头丧气或沉默不语地站成一列，但是有些人非常愉快，他们像回到家一样不停地讲话，向看守喊叫，“嗨，麦克！看谁回来了！”他们排着队进去接受精神测试，受社会工作者的训导，分配牢房。

从瓦莱尼斯超高办公室望出去，法庭和监狱大楼的周围是这个令人眩晕的城市一块块巨大的、矩形的、无边无际的地区，那是许多许多平方英里的平民住宅区。越过拆毁后的开阔地，随处都可以看到，市中心独有的摩天大楼的高大神奇。高耸的塔架上，永燃不灭的标灯熠熠闪光，与开阔的天际融为一体，而在那里骚动不已的则又是两种不同的光。

瓦莱尼斯说，“你说到旋转时，听起来就像大旋涡——像艾德加·爱伦·坡[6]。”

“你是说这富有启示性。一旦谈到启示录，你就失去了可靠的具有建设性的社会指挥框架。”

原来，科尔德本想在文章的修改稿中附带说明瓦莱尼斯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喜欢庄重自由的思想。他被委派做公设辩护人工作的一整个过程在库克郡都是正常的。在没有赞助的情况下跻身法律界是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他象征着公众所需要的体面，对此，甚至大克鲁特也得做出（有限的）让步。然而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体面人——行动迟缓，意志坚强，他的业余爱好是修理老爷车，而且对院长所讲的话感兴趣。科尔德院长坐在那里，手掌放在大腿上，跷着二郎腿。院长扫视的目光灵活而敏锐。瓦莱尼斯似乎在理论上感兴趣于院长所讲的大旋涡和卷入旋涡的各州，不齿于人类的不理解，打开后车厢时乞求活命的女人。他的客人想告诉他（出于中产阶级的恐惧）这个国家正在崩溃之类的事情吗？事实上，院长看起来并不是那种神经质的奈利或普通歇斯底里的类型。他在有些方面很敏锐，有时很尖锐，甚至精明而讲究实际。

“你想怎么样呢？”瓦莱尼斯说，“你会给那个死去的女人的丈夫一枝枪，让他隔着牢房的栏杆杀死米歇尔吗？”

“我曾有过类似的暗示吗？”

“不，你没有，院长。我想我不过是在顺藤摸瓜。”

院长说，“我还是廓清我的想法吧。你的当事人属于那个每个人都公开谈论的下层社会黑人，用专家们现成的术语来说，它是经济发展的“累赘”，比其他社会阶层落后很多，陷入一种绝望和犯罪的文化之中——我不认为那是文化，那是另一位专家的说法。那里没有文化，只有荒漠和该死的丑恶。我们是在谈论一群注定毁灭注定灭亡的人。可以把他们比做马克思所描绘的无产阶级的最后阶段。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最终会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完全赤裸就不会有幻想，因为没有东西来承载幻想，革命不需任何方案会自动爆发。它不需要任何历史资料，因为它在现实中受到了无情的教育。嗯，这就是一群赤裸的人们的情况。而赤裸，原子化，又能产生什么效果呢？当然，他们不是无产者。他们仅是一群游民。我们不知如何接近这些人，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接近他们会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它面前只有死亡。也许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些可以步入中产阶级的人，让他们进步吧，剩下的呢？好吧，我们已为他们做出了最大努力。我们无需再做什么了。他们杀死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但更多时候，他们自相残杀……”

瓦莱尼斯问道，“这是你的文章打算得出的结论吗？”

“噢，我甚至还没有什么结论。迄今为止，我才处于描述阶段。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看到的。最坏的部分我还根本没有谈到——我们在内心世界里的那些贫民区。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内在之城……我们可以在其他时间谈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为止。电话铃响了，一个重要的电话。他在向我道歉（我正准备离开），于是摆脱了我。他保证与同事讨论这个问题。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几乎是可以与之交谈的。这是最糟的，有一阵子你几乎感到已经有所进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