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房间里站满了来访者。有一些带着另一个目的而来：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这个国家。你不能为此责怪他们，但是怎样才能找到赞助人，到哪儿才能弄到美元呢？你必须有美元。

科尔德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情况。“你母亲非常喜欢我女儿。她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她想研究分子生物学……”然后把椅子拉近，急切地耳语，意味深长地扫一眼院长。米娜严肃地听着。你永远不知道她在听什么，她那双大眼睛是在看着你还是越过你看着别处。不，但是她看到了一切，强烈地感受着，全都放进了心里。家长们把学期试卷、手写本交给她，她接受了，没有人被拒绝。她说她会让院长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材料。

科尔德说，“斯潘格勒在等我。”

“是的，你该出去了，”她说，“车什么时候来？是的，与老朋友聊一会儿对你有好处，但不要站在街上等。你得保证在门厅里等。请……”

他拿着阿列克·威特寄给他的包下了楼，刚好有足够的时间看一看里面装得满满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来信，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可能男校友们要求开除他。科尔德想，没有疯狂的信件我也能行。比方说，你喜欢波森小姐什么呢？她可能俗不可耐，但是她的女性本能会宽容院长。你不能期待教务长同样温和。但是（自我批评的）你为什么希望有人宽容你呢？你根本不需要被宽容，除非你相信你有一种非常特殊而高昂的职业冲动，而且心地公正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应该为你减弱破坏性的力量（一个使你受到伤害的职业？）。有一些是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但波森小姐认为让管理机关过目是有必要的。她对管理机关有自己的看法，关于大学统治集团及谁应该对谁负责的看法。如果你是院长，你对教务长负责，教务长对校长负责，校长对董事会负责……

不论是否火化了谁，闪光的一天开始了——天气还是老样子。科尔德仍然感到肺里有烟，他一边匆忙走向斯潘格勒的轿车一边清着嗓子。在豪华的洲际咖啡厅里，咖啡器散发出浓郁的芳香。这次杜威选择了一张靠窗的桌子，暖暖的阳光仿佛是针对焚尸房可怕的阴郁的一剂解毒药。他文雅而讲究——噢，在大世界里，杜威成了一个举止多么文雅的人呀！在室内的阳光下，他看上去更肥胖了——衬衫底下一层层的脂肪覆盖在隆起的肚子上。他的腰带系在腰以下。只有科尔德还记得他少年时瘦骨嶙峋的样子。

“可怜的阿尔伯特，我要给你点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在停尸房里你看起来面色发绿。”

“我不得不下去签字。”

“在这种外乡环境中很少见到你。与以往在其他环境中如此不同。”

“你出现时，我的感觉正相反。那么熟悉。你是否还记得在我母亲的葬礼之后——那时我们还在湖景——你到我家来？”

“不，我记不清楚了。”（小恶棍。他在撒谎，但随他去吧）

“起居室里都是来访者。你坐在角落里，在大家后面，向我做鬼脸。”

斯潘格勒并不愿听到这些。“我不记得了。”

“是的，”科尔德说，“你来提醒我我的责任，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不要向中产阶级哀悼时的虚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虚伪屈服。”

“听起来你好像还没有宽恕我。”

“我很生你的气，是的。”

“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承认。在那些日子里我比你偏执。认真地说，你不能为此而嫉恨我。那是早在三十年代末的事了。”

瘦削，讨厌，虚弱，自夸，易怒，那时侯杜威总是迫不及待地左右开弓。不，你当然不能为此而嫉恨他。“这只是一段回忆——刚从墓地回来时我是那么悲痛，而你又做鬼脸又乖僻。那是一个极为阴郁的冬日，只有灰色的冰。”

“那是芝加哥的冬天，不错。但是你回忆时，可能会记得那一年你去了达特茅思。我们家甚至没钱送我去市立大学。你父亲坐在那儿，他不喜欢我。”

“我不认为那是不喜欢。你使我父亲困惑。当他发现你在房间黑暗的走廊里四肢着地，像个野兽一样吼叫时——这是你的特殊举止之一——他感到迷惑。”

“确实如此，但是你们家人有钱又有关系。你借助你父亲的力量去了波茨坦。如果你父亲不是哈里·沃——那个杜鲁门的手下之一——的老朋友，你就不会去那儿。正是这个哈里·沃从说客手中接受了七个深层冷冻器，还从朱安·庇隆[1]手中接过了一面奖牌。”

“嗯，”科尔德说，“好在你一切全凭自己，没有依靠任何沃之类的人。”他非常清楚杜威是一个富有天才而不知疲倦的职业政客，但是杜威如何爬到顶峰现在已不再重要了。“而且你比我执著。”

“那时我是的，”斯潘格勒说，“OK，你的父亲是一位旅馆大老板，开着帕卡尔德车，是乡村音乐俱乐部的成员，这并不是你的错。有一件事我还记得，你带我去看家庭牙医，让他检查我的牙齿，然后记在你的账上。那个牙医对我嘴里所有的牙垢和牙斑感到恶心——我从不刷牙。尽管如此，我的牙上没有一个洞。我非常骄傲。”

是的，杜威是一个非常虚荣而贪婪的孩子。他有两角五分钱时（那天科尔德没有钱了），他一次就在华盛顿大街的伍尔沃思餐馆为自己点了一份三明治——烤牛肉、一勺土豆泥、豌豆，带着皮冻的肉汁面和白色的罐头水果，堆了满满一盘子。科尔德在一旁看着杜威一个人吃光了所有的东西。他使刀叉时表现出紧张不安的优雅和高贵——卓别林也无法再现那场面。他尖利的犬齿和挨饿的喉咙与他在一角钱店高跷着手肘挥舞着扁平餐具的轻浮举止十分匹配。他的耳朵塞在帽子里，没有给他的伙伴吃任何东西。也许正是那时他向后刮掉了发际线使自己更像威廉·波威尔，然后他留起了胡子，又戴上了帽子。那么，他是如何使自己文明起来的呢？这一点非同寻常。现在他是重要的头面人物，是芝加哥警察称为“名人”的那种人，是政治家的伙伴。他造就了自己。而现在，这种反射是有趣的——科尔德也成就了自己，但是后来，他有意地使自己销声匿迹。斯潘格勒认为他这样做，即不再为报纸写文章，是因为他承认了斯潘格勒的优势，退出了竞技场。但科尔德并不是为此而使自己销声匿迹的。他对隐姓埋名有另一种解释。但是斯潘格勒尽管有自己的理论和世界性的地位，与老朋友在一起时，他对自己仍没有完全的把握。与科尔德坐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抱怨而嫉妒的孩子，仍在过分地努力着。一流的举止还是掩不住苦苦奋斗的小人物的影子。

“昨天，总统先生和夫人接见了我。”杜威说。

“他们什么样？”

“他的头发不错，但他看上去像启斯东笑剧[2]里的蠢警察。”

“你们谈到我的岳母了吗？”

“我说这儿有我的一位芝加哥老朋友，某某的丈夫，某某的女婿。我说，你被那些女人迷住了。你爱她们。总统先生没作评价。”

“你有那么多事要考虑，还……你是不是正在写关于《华沙条约》[3]的东西？记住提一提这件事。”

“太晚了，没有办法了。”斯潘格勒说。你感谢他时他很谦虚，但是如果你不承认他的影响力，他会感到被轻视，甚至愤怒。于是，科尔德承认他的影响力。这不是奉承，而更像是宽容。斯潘格勒需要从科尔德那里得到明确的表示。科尔德猜想他是斯潘格勒坐在长沙发椅上连续几小时苦苦探索、细致分析的主题。他们的关系最终被接受了，但它一定成了促使斯潘格勒成熟的因素，他在长期的痛苦努力中得到的证明，他确实成熟了。在洲际咖啡厅的那些会面中，斯潘格勒能够检验多年来心理分析疗法的结果。现在他已准备就绪，而痊愈也是确定的。他们之间仍有某种不安因素。问题，你一旦把它们当做问题，它们就永远不会让你安宁，科尔德想。如果你被问题所困扰，所有的场合都会让你感到它的存在。他为斯潘格勒难过。杜威仍在怀疑我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我拥有一些他恰恰必须拥有的东西。

影响力得到了承认，杜威（转而）夸赞米娜。正如人们所说，阿尔伯特，你的妻子是个美人。我也看了一眼棺材中的那个老夫人。她的面容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科尔德没有搭碴儿。他等着看斯潘格勒想要讨论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女人，爱情，婚姻？不，他想谈芝加哥。科尔德自己也想谈谈它。

杜威说，“几天后陪审团就要出庭审判了。我好像听说你的表兄想给你一张传票？”

“不错。”

“这可是条妙计——今天上午让一个送票人在焚尸房抓住你。”

“你仍然对麦克西感兴趣。”

“并不是个人方面的。几周前我在芝加哥拜访过他。”

“你在那儿干什么？”

“看望我的老父亲，他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麦克西和我在德拉克见面，喝了一杯。鸡尾酒女招待认出了他。‘你不是那桩案子的律师吗？我在电视上见过你。’麦克西很自负。你使他成了名人。他就要问那个姑娘下班后干什么了。他仍然有旺盛的情欲。我还记得他提出的性舒适状态的想法，比如公共厕所。在槽孔中投入一元钱，进入一个私人的空间。如果你和你的女朋友刚好在一起走，而且突然感到欲火中烧，你可以在下一个街角得到释放。”

科尔德不想受引诱去谈论他表兄的怪癖。他仍然不时地看到那辆小货车，伊奥安娜跪在棺材旁把瓦勒丽娅的手放在面颊上；他自己因为害怕而皱着眉头，在登记簿上草草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又冷又出汗，迫不急待地想逃掉；在楼梯上，极度的冷和热像一把斧子的两面，把他劈成两半。他呷了一大口威士忌。斯潘格勒说，“你对这个色情话题不感兴趣……你不相信你的表亲会赢了这场官司？”

“在芝加哥的法庭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你对这个步履蹒跚的老城很苛刻。在其他地方情况很不一样吗？”

“我想不会。除了其他的发现，我还发现芝加哥不再是芝加哥了。成百上千的人住在那里，而对那个地方却一无所知。人们过去总可以说……”

“啊，是的，”斯潘格勒说，“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意见。它不再是一个场所，而只是一个条件。南布朗克斯、克力夫兰、底特律、圣路易，从纽瓦克到瓦茨——都是一样的非场所。”

“人们为什么决定住在这儿而不住在那儿？”科尔德说。

“你是在问，他们隐秘的原因是什么？但那是一个现代条件，”斯潘格勒说，“都是老一套。但我不得不告诉你，阿尔伯特。我以高度的注意力和强烈的爱好阅读了你的那些文章。它们也许没有让我睁开眼去好好看看芝加哥，但我对你了解了许多。老朋友暴露出来了。你写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我非常想问问你。”

“举个例子。”

“你不会相信，但我确实记了笔记。那是关于康科德的，我用了几小时的时间。你说芝加哥的环境像戈壁滩。”斯潘格勒拿出了一个袖珍笔记本。“你说芝加哥是这个可以居住的星球的一部分，当然，物理规律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适用，血在血管里流淌，同一个天空顶在头上，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长大，有时你会感到它没有完全符合大自然对俗世的标准，等等。很奇怪，这里缺乏最终的连贯性，一个不是为适应人类需要而选择的环境……适合制造业、船舶业、建筑业。现在，我不想与你争论它的魅力问题，但是你在观察一切事物时都好像眼科专家在你眼中滴了药水。坦白地说，我很惊讶，《哈珀氏》会让你继续我行我素。你不时使用的语言……”

“给我举几个例子。”

“噢，比如说，‘灵魂中粗糙的东西。’一个人如何与之共存。或者，‘以政治方式能拯救这种秩序吗？’很多这类的陈述。这就是上次我为什么说如果你的读者会不耐烦而扔掉杂志，对你来讲是多么幸运呀。但对我而言，那上面却全是珍品。我有我自己爱不释手的文章。其中一个是关于隧道和水库计划的一长段。我希望我把它抄下来了——一个比阿拉斯加管道耗资更多的庞大的重要工程，贮存量为四百亿加仑，像三列火车并行一样宽，在城市下面一百多英里的深度流淌，可能会削弱摩天大楼的地基。还有所有那些成吨的粪便，使人类的想像大吃一惊。使那些巨塔倒塌的不是海伦的脸，而是你所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芝加哥与特洛伊的区别。现在告诉我，你在为谁写作？你的诗意太浓了。”

科尔德说，“我不认为我把诗意强加给芝加哥，可能是芝加哥把诗意强加在我身上。但是也有一些平静、轻松的文章——对住宅区的描写。我写了很多关于家庭建筑的文章。”

“是的，六幢公寓的内部；写得相当不错，相当不错。还有三十年代的邻里生活，还有战前湖前地区和大环。你对公园的描写很好。我喜欢写公园的那些小文章，可以伤感一些。是的，那些过去的美好时光，那时芝加哥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们在这里找到了工作、食物和自由，还有一种在他们周围的友好的丑陋，他们做着他们在旧世界里所做的生意：盖板房的、锡匠、锁匠、从克拉考来的灌香肠的，还有从斯巴达来的做糖果蜜饯的。那些文章很引人入胜。”斯潘格勒显然在奉承。他自己正面对着重大的热门话题——波斯湾，苏联在东非的目标，西欧的中立主义，还有联合国，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重新开始。这些事情确实很重大，是一些有着重大的永久性暗示的问题。杜威这个年少时代的秃毛鸡、尖声叫喊者、撒谎者、问题少年毕竟获得了世界声誉。他那双来回审视科尔德的蓝眼睛好像在说，老芝加哥已经很遥远了——林肯公园已时过境迁。莎士比亚和柏拉图引起的激动、“茂松园”、“鲁皮斯·拉祖利”和《荒原》[4]的背诵、《权力意志》[5]的争论及虚无主义的真正意义，所有这些，还有老伙伴，都是童年时代的事了，人们必须摆脱那一切（科尔德自己还没有摆脱）。科尔德心中仍满怀对瓦勒丽娅、米娜、埃尔弗里达（结婚了！）的深情，很高兴能在阳光下坐在这里，不论这有多么痛苦。斯潘格勒一直很愉快。他浓密的胡须修整得很清洁，灰色的头发吹起富有活力的波浪。他为什么一度想模仿威廉·波威尔？

“你的较好的主意之一是寻找一些湖景的同学。那一部分还不错。那些中央邮局的人，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人，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我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你与比利·埃德里克斯之流在一起很幸运，那个空军上校，他的妻子想要杀了他。我不记得他了。”

“我也是碰巧在田径队里结识他的。”

“那很奇怪，”斯潘格勒说，“尽管由她雇用的两个杀手作证，她被判了刑。她还试图毒死他，还有一次，在他睡觉时想用电话机把他的脑浆打出来。这一切都被证实后，他还得在法庭的命令下继续养活她，在判决被上诉期间让她占有房子。法官们是怎么了？”

“是的，而且那时比利还一直驾驶着空军的货机在德国和奥哈拉之间飞行。”

科尔德到远郊与比利谈话时，比利说他只模糊地记得他。“你说田径赛吗？天哪，现在我连草坪都跑不过去了。”

比利自己盖了一所新房子，刚刚完工。他们站在地面上自然形成的窟窿里（“这里会成为一片风景区”）用罐头筒喝啤酒。比利像士兵一样穿着猎装，弄得很脏。他没请科尔德进屋。吉普车装满了。那天是搬家的日子。“她为什么想杀死你，比利？”

“你说你想写关于这个案子的报导？好吧，我会告诉你一些报上没登出的事实。她开始与邻居的一个男孩达成了一笔交易。最后我发现了。我用吉普车带着那个男孩去兜风，说，‘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我用一枝枪抵在他头上说，‘告诉我，否则我现在就崩了你。’于是他告诉了我。她许诺给他一千元钱，让他杀了我。他在法庭上也讲了。”比利没有十分生气，他看起来更像在沉思。他说，“她甚至对联邦毒品调查局的人说我从德国走私鸦片，把所获利润投资到夜总会，一家妓院。我每次着陆时，他们都会搜查我的飞机。搜查？他们简直把它拆了。他们一定看过《法国关系》。那些人听信任何想置你于死地的疯女人的话，而法庭甚至在她被判刑后也不让我与她离婚。除非经济问题能圆满解决。该死的法庭像该死的女人一样发疯。你想写那些律师和法庭，这就是你想要写的，阿尔。”

斯潘格勒说，“如果她决心要杀他，他何必还和她待在一起呢？”

“他不能忍受把孩子们留给一个杀人犯，他说。”

“噢，我明白了，孩子。你和我都没有孩子，然而你有一个外甥，他是独生子吗？”

“是的。”

“像我一样，但是我母亲太穷了，无法溺爱我。”

“她尽她所能地溺爱你，杜威。”

“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家长。你父亲开着一辆大帕卡尔德车，我父亲是一个拉着吊带站着的乘客。你父亲不想让我们做朋友，但我母亲同意。她希望你父亲会雇用我在他的一家旅馆做一个夜间服务员，那样我就能存钱去怀特初级学院。后来你和我的母亲之间有了麻烦。大麻烦，阿尔伯特。”

这么说斯潘格勒记得那场麻烦，现在能谈起它了。

十六岁时，这两个朋友共同写了一本书。他们把它叫做《埃尔之死》。他们在圣诞节假期中写完了这本书，抛硬币决定谁把手稿带到纽约去出版。斯潘格勒赢了，他把手稿塞在毛衣下面立刻出发去纽约了。他搭了三天车才到那儿。而与此同时，科尔德为隐瞒杜威的行踪，对他那哭哭啼啼的母亲撒了谎，“对不起，斯潘格勒夫人，他没说他去哪儿了。”哈罗德·科尔德叔叔当时没在楼上，他与杜威的妈妈谈了话，并插手此事。他们强迫科尔德与他们一起去警察局。他们坐街车到了那里。但是甚至寻人启示办公室也无法让阿尔伯特讲出实情。他已经收到了杜威在纽约的来信。杜威写道，“《哈考特》的读者喜欢书中我写的那部分，却说你应该与你父亲一起去做旅馆生意。”哈罗德叔叔强行打开科尔德上了锁的抽屉，把大家都叫来，在全家人面前读杜威的来信。科尔德的妈妈当时正不久于人世。

哈罗德是一个共和党政客，该党的候选人阿尔夫·兰登被罗斯福击败了。他是一个吵吵嚷嚷、总是威吓别人的老头子，没人在乎他。他称科尔德是“一个审美的小狗崽子”，还说他要把他的书拿下来扔到炉子里烧掉。科尔德的母亲当时一定非常痛苦，癌症扩散了，她面黄肌瘦无法辨认，而那双黑眼睛却目光犀利，看上去很生气（令她气愤的是死亡，而不是她的孩子）。很难说哈罗德叔叔责备阿尔伯特时她在想什么，但她一定受了伤害。科尔德记得他当时是多么伤心，他带着那颗痛苦的、受了伤的心来到了林肯公园。那一直是芝加哥的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你能把你最热烈的感情带到哪儿去呢？把它们带到什么环境中去呢？那时正是今年的这个时候，圣诞周，马上就到一月份了。寒风从北冰洋无遮无拦地吹过来——白雪，黑栅栏，秃树，蓝天。四十年的时间和两块大陆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同，因为今天与过去那一天很相似——冰冷的蓝天，阳光，垂死或死去的女人。

斯潘格勒看着他时是否带着浓厚的兴趣呢？胖胖的脸，丰满的手，蓝眼睛，温暖的棕色的、突出的、布满皱纹的眼皮——阳光使一些难缠的肥胖和黑斑暴露无遗。斯潘格勒抑制住笑声，把手插夹在腋下，一双小脚交叉叠放着。当然（科尔德是个持之以恒、几乎总是目力集中的观察者）斯潘格勒现在肚子像鼓一样。他尖利的牙齿很干净，看来他已接受了刷牙的必要性。心理分析和声望使他清醒，也让他干净起来，他不再神经紧张了。一个人会多走运，这是很有趣的，这是美国风格。尼采说，做一个凶恶而愉快的人强似做一个讨厌和多愁善感的人。当杜威告诉十年级的斯塔小姐他是一个被食人者领养的孤儿，食人者吃了他的父母，他从一个非洲小岛上坐着木筏逃出来时，是一个凶恶而愉快的人。现在，与勃列日涅夫[6]、基辛格和英吉拉·甘地在一起时，他有了更刺激的真正的冒险生活，因而，他有理由高兴。但是，他还想从科尔德身上得到点儿什么。是交心的畅谈吗？不，不是。可能是建立一种启发性的关系？这还差不多。

斯潘格勒说，“关于我的老母亲你给我写了一些刻薄的话。”

“我感到对哈罗德叔叔有些刻薄。”

“那个老东西。他给了你一刀。”

“他用你的信来刺伤我。”

“是的，那一定令你讨厌。我想你妈妈确实为此难受。但那只是少年时期的狂欢作乐。而且，阿尔伯特，那次伤害只是使你更坚强，就像你去波茨坦使我更坚强一样。我们是两个意志坚强，极为顽固的人。对你而言，敌人是突出的：哈罗德叔叔，粗鄙的美国思维。他想把你的哲学书和诗烧掉，这些都在你的《哈珀氏》短篇里表现出来了。它们真是奇怪的作品，完全是你的风格。我被关于康科德的文章深深吸引住，飞机到了巴黎时我竟未意识到。这是我所做的最短的一次飞行。有一些文章我不能说我读懂了——太晦涩，甚至神秘，但仍有些旧思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避开维柯和黑格尔[7]等人。黑格尔说这个时代的精神自然存在于我们身上。它在哪里触动了我们呢？”(https://www.daowen.com)

“它对我们的触动在于你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正是你的个人命运。”

杜威不喜欢神秘化。他既具有进攻性又顽固，做了一个回驳的表示。“那不说明任何问题。”

科尔德掂量着这件事。我该讲吗？……我会讲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最好处理好我们本性中所存在的东西，而且我认为人们不愿意这样做。我看到的主要是逃避，但是这是一件作用于灵魂本质的东西——时代精神，它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作用于每一个灵魂。我们愿意让这种东西作为概念为我们服务，我们宁愿让他们抽象、流产、死亡，但是，只要它们不成为某种现实，不作为经验的事实，则我们所有的不是善与恶，而只是……嗯，概念。于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灵魂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话语，有术语，而对公众来说只有被爵士乐越激越烈的幻想。事实上，这二者现在正在融合。广大公众在选用术语以增加他们的幻想……”

“你讲得太快了，”斯潘格勒说，“所以你决定让每个人都去经验它，强迫每个人都经验某种形式的事实。”

“发掘掩埋在错误描写和非经验的废墟之下的世界。”

“令我难解的不是你文章中的素材，”斯潘格勒说，“其中一些非常有趣。难以理解的是你描写事实的方式。可能是你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一个谦虚的记者会说他在研究一些有关芝加哥的资料。在过去他可能说这个城市是他所采访的范围，但是你却说，‘我被派来写它的。’这使它看似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好像上帝的声音在说，‘写这个，如下。’信不信由你，现在的你与四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读《哈珀氏》时便听到了你青年时代的回声。”

青年时代的回声暗示着几乎或根本没有进步。科尔德对此并不在意。斯潘格勒，这个世界信息的交流者，是话语的制造者（增加错误的描写）。每两周一次，全美国的读者拿起他们刚买到的厚厚的报纸，翻到斯潘格勒的专栏，把思维调整到世界时事上，调整自己的音调。杜威的文章经常被《世界》和《经济学家》引用，所以他为什么要在意少年时代的朋友的意见呢？他有充分的理由信心十足地在洲际咖啡厅里温暖的大玻璃窗下放松自己。在咖啡厅里，你能看到你在东德的贸易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穿着外套、戴着头巾的尼日利亚妇女——此外还有芝加哥的两个老朋友，其中一个已赢得国际声望。科尔德不知他现在是否正被杜威采访。采访录是杜威的长项。急于得到真正的答案，他严厉地盯着你，处于主导地位。“我应该对你多认真呢？”这是他没有说出口的大问题。但这不只是一次采访，斯潘格勒在检验这个老朋友是不是真货。科尔德曾像一个人道主义者——知识分子——教授一样写维柯和黑格尔。而斯潘格勒尽管已经升得这么高，走得这么远，还想继续升。在他日夜渴望的瓦尔特·李普曼的等级之上还有安德烈·马尔罗[8]的等级。在那里，你呼吸的完全是另一种空气，与戴高乐[9]一起回顾人类的全部历史，研究拿破仑、黎希留[10]、张伯伦、恺撒[11]，触及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古代中国的艺术、埃及传教士的天文学知识和巴格瓦·吉他。芝加哥的出身不会成为任何障碍。一个人如果达到了力量的正确组合，就可以超越李普曼的范畴了。

斯潘格勒奇怪地沉默下来。科尔德想，我是不公正的。我太好挖苦人了。当我使自己邪恶评论的口味得到满足时，我可能忽视了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

现在斯潘格勒给科尔德的印象是，他像一个控制塔上的人一样调控着极为繁忙的交通。他说，“我们小时候在一起，你可能会想，可爱的老杜威爬到了顶峰并在他向上爬的路上踩了一些人的手指和脸；现在他想享受一阵子伤感情绪。因为我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变成了大时代的明断者，你可能会感到很有趣，而且是在这样一个似乎令你十分不安的葬礼的日子里，你所可能感到的最大的兴趣。但是你对清查存货或存货盘查有什么看法？”他被激怒了，科尔德也绝不冷静。

他给杜威足够的时间。他自己就处在——嗯，处在苏格兰威士忌和浓郁的咖啡味的影响下；从厚玻璃窗的斜角照进来的寒冬的甲醇的蓝色，橘子汁腾腾的蒸气，在餐桌上随着热汽颤动的光谱的颜色。而后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任何突兀之感，他变得异乎寻常地对杜威感兴趣：蓝眼睛，肿眼皮，龟背色的胡子，双臂交叉在肥胖的前胸，手指插在腋下，修剪过胡子的地方有些刮伤和色斑，温暖的呼吸的气息，他的体味像一种炸面饼圈的香气，稍微有点腐臭——在玻璃窗温暖的冬阳下的洞察效果，科尔德看到了整个儿的斯潘格勒其人。他看到现在斯潘格勒的精神有些低落。他头上的小波浪总是向上翻卷的，现在显然转了向。他染过发，这非常明显，但这只是一种观察而不是判断。让他把头发梳上去。看到他这样真实，没有了虚荣，你就不能判断了，而且也没有判断的必要。斯潘格勒的光芒转而向下了，而且看上去他公开承认了这点。他曾是一个小人物，但绝不是懦夫。也许在这个死亡之日，科尔德接到了洞察生命的秘密的引导。也许正在此时，火焰吞噬了瓦勒丽娅，因而想一想一个人到底什么是尤为重要的。聪明的现代人对此的说法几乎没什么意义。

“你想从哪儿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了。”斯潘格勒说，同时使自己的语调变得柔和。可能，他想得到的只是在与普通人的交往中的安全感。与一个老朋友在一起，这应该是可能的。作为一个名人，他经不起冒险，结果弄得像傻子一样。“让我们看一下你事业的转折。开始时，你热情饱满，写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艾德礼。你确实看清了那些人！但是后来，你在《先锋论坛》安顿下来，写一些更为轻松的文化专题，非常好，没有对世界的特殊看法。突然之间，在你四十几岁时，你回到芝加哥当了一名教授。当然，美国是真正的行动之地。这是必须告诉人类的一个可怕的消息，但除此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行动发生在家里！所以你回来了。”斯潘格勒极力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而这种努力本身就有一种扭曲的效果。他看上去几乎是邪恶的，但这种紧张的根源来自大脑。“你回到了美国，当了一位教授，一位院长。这是一种退隐吗？你看书，与学者交谈，试图正确处理事务，我想。然而突然之间：哄骗！情况即是如此。对这种秩序有什么拯救的办法吗？灵魂中粗糙的东西，在美国，我们对它们能怎么样呢？你用你能拿到的任何东西来打击芝加哥。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上，你对两个黑人有偏见。一个人经营着一个海洛因吸毒者戒毒康复中心，另一个则对乞丐和郡监狱的罪犯们充满温暖的人情味。其他人都只是想遏制这些决定噩运的黑人——下阶社会。”

“或者在政治上投机取巧。”

“你说得够清楚了，”斯潘格勒说，“你是在获得启示时失去了我：龙从深渊中飞腾而去，太阳变得像帆布一样黑，天空像卷轴一样卷起，骑在灰马上的死亡。唔！你听起来像琼斯敦的琼斯神父。你让自己奢侈地喊出关于命运的看法，你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是你已完全陷入贫穷之中。所以除非你的目的是调整谈话的基调，我看不出你得到了什么。事实上，我认为你对学院同行们也常常发脾气，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所有这一切的关键。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而且，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特权？”

科尔德低下他那颗大而圆的头，朝向五光十色耀眼明亮的桌面，用手扶了扶他那不平衡的眼镜，使之不致掉下来，闷声说道，“我承认那其中包含着一些失望……我已故的妹夫，扎赫那，总是拿我的学术生活开玩笑。他会说，有职位的教授就像一个带着十个私生子、靠福利救济金生活的女人一样。他们的生活都已安顿好，再也不必工作了。”科尔德马上后悔说了这些。这是恶作剧。他忘了他们已不再是林肯公园的两个小男孩了。他们在判断上隔着一条鸿沟。他们现在是男人了——记者，对突破口目光敏锐，但是杜威大声笑着（兴奋而激动），露出了尖利的牙齿，把掌根放在身体两侧，还是四十年前那副样子。

“那真太妙了，阿尔伯特，太妙了。埃尔弗里达的丈夫这么聪明吗？我没想到。”

“她已故的丈夫。”

“你说第一次时我听到了。他去世了？”

“三四年前。我妹妹刚刚再婚。”

“埃尔弗里达是个漂亮女人。有一次我曾勾引过她。我想她告诉过你。”

“是的。”

“但你从没提过——那是因为你被教育成为一位美国绅士。我如果听到了关于你的消息，我会诱你上钩的。你曾说过你们家人是坐卧车的美国人。不十分确切，他们没有弄到上铺，他们坐在休息室里旅行。而且你母亲的父亲不是处女岛的总督吗？还是菲律宾的总督？你看，你的出身比我好。所以当我向你那漂亮的妹妹提出下流要求时，她嘲笑我。我曾是一个乖戾的小孩，但我告诉她乖戾的小孩是最不受禁令约束的性伙伴。我还是不能引起她的认真注意。如果她与我相好你可能不会乐意——做我孩子的舅舅对你的出身可是个考验。但是她冷冰冰地拒绝了我。她的孩子是这么一个愚蠢的讨厌鬼，这是对她公正的报应——究竟是什么在腐蚀她？”

科尔德耸了耸肩。“我可不知道。”

“噢，得了，阿尔伯特……你可不像个没观点的人。不要对老朋友隐瞒你的看法。”

“我刚才在说，我在谈到我惟一的妹妹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所有重大的社会问题。”

“这一次埃尔弗里达与谁结了婚？”

“一个法官。”

“这会使她那激进的儿子更堕落，但是既然他给了他母亲那么多合法的头痛……”

“……她结了一个阿司匹林婚。”

斯潘格勒温和地向他眨眨眼，表示同意。“你与学院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也谈这些事吗？……我并没有因为你做了教授而批判你，阿尔伯特。我催你说这些主要是出于好奇。我自己认为，最后藏身到一个学术环境里是件美事。我从没上过大学，但是以我在社会生活中的记录，在某个地方当个研究员应该不会太难。”

“你应该有能力自己选择地点，杜威，像赫伯特·亨弗瑞或拉斯克院长一样。”

斯潘格勒听到此话脸色一红，有些自我庆幸，但他还是微微低下头表示感谢。科尔德想，我并非满怀积怨的嫉妒，这使他高兴。他说，四十年中我心里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我们都没有个人偏见，这可能是一个愉快的惊喜。他可能会引起一些挖苦的想法，但我不想傲慢自大。我不想对他挑三拣四。如果他是一个肥胖而讨厌的小恶棍——我以为他会自认如此——那也没关系，因为显然，我还像以前那样爱他。我无法把它收回。那样的话，我一定还不成熟。对一个像杜威这样世故的、受过精神分析的老家伙来说，这样的感情可能很古怪。

“这几日中我可能会就大学问题向你讨教，尽管从你的态度来看，我不该咨询你。”

“我母亲去世后我去达特茅思时——我没想到我会那么悲哀——我遇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好老师，我与他们一起读柏拉图，读诗。”

“是的，是的——查普曼[12]的荷马，金色的领域。这就是你想回归的东西，以及更类似的东西——文化和文明，人道主义的大本营。期待这些是愚蠢的。然而，在年迈体衰之时，这样的环境是很不错的，如果我能有这样的环境的话。”

“怎么，你身体欠佳吗？看上去还不错。”

“我想，我看上去大体正常。我想我会告诉你的，尽管如果传扬出去，会对我不利。但是你自己头痛的事已够多了，该没有闲情讲我的闲话。我到芝加哥去做手术，憩室炎。”

“严重吗？艾森豪威尔得的是不是这种病？”

“带着这个袋子对我已够严重了。你想看看吗？”

“不十分想。”

杜威还是冲动地拽出了衬衫给他看了。是的，那儿有一个方形的塑料口袋，里面有一些温热的黑东西。科尔德咬住了嘴唇。

“我会时常回去做手术。他们会试着再用钩子把我钩起来。还有可看的呢。我这里有一片肉。”

“我相信你的话。有什么需要用钩子钩起来呢？”

“肠子的两端。医生不能保证手术成功。”

所以这就是斯潘格勒放下工作，两次派车，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挤出时间与科尔德见面，去焚尸场的原因。他不是会去参加葬礼的那种人，他遭了难，生了病，他的内部脱了臼。他盯着科尔德。他那种努力做出的控制消失了，双倍的可爱的举止又回来了，好像他不能让下巴歇一会儿似的。他看上去很生气，但是他淡然地把衬衫掖了回去。

“他们会把你缝合。到夏天时，你就会把它全忘了。我想把你带回伍尔·沃思的午餐馆，给你点一份烤牛肉和白肉汁的三明治。”

“别像个蠢才一样讲话。你是个傻瓜，阿尔伯特。”

“血肉之躯从碾磨机里走一遭——只能有一个结果。”这就是斯潘格勒的意思。你想给我什么？！他的脸红了，热浪冲进了他的蓝眼睛，眼光中含有强烈的挖苦意味。好吧，至少，他们是在一个充满人性的立足点上。斯潘格勒说，“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女人会和我睡觉呢？”

“这是个想法，但是如果有那么重要的话……”

“如果有那么重要的话，我会找到一大串有同样病症的女人。除此之外也有足够的妓院。有成群的女受虐狂，”他缓和了语气，“或者你可能认为年长的政治家身份会让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是从前那个好色的小恶棍了。你完全没有错，我已经一显身手了，可是，这个袋子令人沮丧，给我的自我形象投上了阴影。否则，我的身体相当健康。别忘了，我的牙上从来没有洞，除了这个病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你不把心理或性情上的抱怨也算在内的话。我知道你怎么看我，怎样系统地看待我，阿尔伯特——一个濒临精神病态的人，由于成了公众意见的塑造者而得了救。有时，驱车去往白宫，受到总统亲自接见时，我的神经系统会感到一种古怪的深深的刺痛。我会想起你和你用低沉的男低音说出的精彩妙语。但与此同时，你认为我还是一个不坏的喜剧魔鬼，事实上，还蛮可爱的，但是现在，用黑社会的话来说，死神正把我握在手里。”

科尔德说：“没有这么糟。”他所感到的是一种内心的压抑，某些器官的搅动；痛苦之后是虚弱，某种“命定”的感觉，最后是巨大的怜悯。这种感情的流动相当缓慢。它需要时间。表示怜悯是不可取的。斯潘格勒会受到冒犯，而且理所应当。

“我必须向你承认，你的文章中有一点令我激动的地方，阿尔伯特。就是你报导的你与那桩强奸案的辩护律师的谈话。强奸犯把妇女关在行李厢里，最后杀了她。他杀了她之后把尸体藏在一个空的停车场的垃圾堆里。后来，你又转向了你的维柯。我很气愤，我想，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卖弄学问呢？我为此诅咒你。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这样写。”

“那是关于随处可见的人类习惯的。若非如此，为什么不……”

“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不需要你指点。非法出生的孩子被父母抛弃可能被狗吃掉。在乌干达之类的地方现在这种事可能正在发生。驱逐艾迪的解放部队弄出了相当多的婴儿。被狗吃掉，或者接受毫无人性的抚养。没人教这些年轻人语言、人类习俗或宗教。他们会回到原始大森林里，像奥菲士[13]的野兽一样。他们不尊重任何一种人类种族的伟大契约。野兽的性交，野地里漫游，乱伦，横尸荒野。不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大森林可以回归。在圭亚那的丛林里有琼斯敦，在那里他们公开展览种族混杂的舔阴行为以示种族平等，在那里好像还发生过吃人现象，最后还有助冷毒槽。但那不是原始森林，那是城市……”

科尔德把帽子和大衣拽到身边。

斯潘格勒说，“我们还有许多要谈的呢。”

“你今晚走吗？”

“回巴黎。嗯，这一小时过得非常有趣。我没有与其他任何人保持这样长久的关系。如果你曾是一个精神分析对象，我们的关系会近很多。信不信由你。但尽管有这种阻碍，我还是没法告诉你这有多么有趣。从你逐渐表露你特殊的生命感开始，你就死心塌地了。你遇到了阻碍。我看到了这点，但我没有过多地预言。而后，突然，一切都喷射出来。花朵们充满激情而又十分蹩脚地绽放了。你仍然没有获得全面的救助……”斯潘格勒在等待回应，但科尔德沉默着，目光越过眼镜上缘望着街道上黄昏到来时的最初征兆。斯潘格勒说：“我看你已为我付过账了。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

“我想尽早离开，把我妻子带出去。”

“如果我看到任何消息，会在国外打电话给你。我还能做什么吗？”

“不，除非你想走私出境一副唐蒂·琪琪的皮毛褥垫，或几件贵重的马其顿传家宝！”科尔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