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米娜无法去墓地，她病了。没有分身的办法，她病得很厉害。她的胃里装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装不下一杯茶，而且她来了女人的麻烦事。某种像手榴弹一样的东西在机体内爆炸了。琪琪让科尔德搬出了卧室。她说他可以在“休息室”睡，那里有大个儿的、皮面剥落的扶手椅。嗯，好吧。那个老女人完全负起责任来了，换掉了亚麻床单，把脏东西泡在了浴缸里。两位医生，一个小姐，十点之前就来了。他们是被指定给外交使团的医生。“他们收费很高，但其他医生没有这些药。”琪琪说。科尔德站在一旁。两位医生在一起工作，一位女士，一位先生。那位女士把米娜翻过身去，先生给她打了一针。你不得不敬佩他们的职业作风，他们打针时的灵巧敏捷。

“我们不能推迟到明天去墓地吗？”科尔德问道。

一个愚蠢的问题。通知已经登报了。

夫拉达·沃尼契主动要求陪伴米娜，所以科尔德和琪琪以及一个年老虚弱的叔叔一起由特拉伊安开着达契亚送到了墓地。又一次被砰的一声关在了铁门里，马达在你脚下吼叫。天气看似一个阴郁的晴天——冬日里低低的光线透过寒冷的迷雾，在黄褐色中弥漫开来。科尔德的一个原则是避开墓地，而且从不走近他父母的坟墓。他说你死去的亲人来看望你也是同样简单的，只是到现在为止你不得不租一个大厅。

他没有意识到达契亚已去过焚尸场，特拉伊安已经取来了骨灰盒。因而，院长没有弄明白唐蒂·琪琪为什么在他身后的座位上蜷起身子哭了起来。他把手伸到后面安慰她。她握住了他的手。他半转过头，只能看到特奥叔叔，直挺挺地坐在角落里，宁愿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大街，好像不愿挨近她的哀哭。她那满头白发的脑袋靠在座背上。正是这个女人在不久前迅速地换好了米娜的床单。昨天晚上给他看盒式照相机拍下的令人高兴的快照——小琪琪像一个二十年代流行的娃娃一样穿着短裙，靠在特拉法尔伽广场的一头狮子旁，向布加勒斯特人挥手。直到特拉伊安把车停在了墓地护栏的铁栅栏旁，科尔德才知道琪琪一直趴在瓦勒丽娅的锡制骨灰盒上。她把它包在外衣里，紧紧贴着自己。他扶她上人行道，她弯着腰钻出车门时，她的黑披肩从头上滑落了，她便把那个长盒子交给他拿着。他等着她的小脚——那双磨损了的鞋的扭了样的后跟安全地落在小道上；把大衣重新穿好——那件看似沉重实则轻巧的人造裘皮大衣（它的仿真性仍令他吃惊）。她那身黑紫色的膨胀的悼服低垂在脚面上。然后，她那张心脏病患者的脸（那时她脸上满是病容）告诉他她想把骨灰盒拿回来。这时他才辨认出了手上的东西。天气很冷，但那个盒子是温暖的。把它交给她时，他听到了大块碎块哗哗作响的声音，可能是骨头，或牙齿碎片。它们甚至可能不是瓦勒丽娅的骨灰。谁能知道焚化场的工人们铲出了什么？

他们首先来到办公室，按惯例完成了官方表格的交换手续。交款，递烟。在大门里面等待着一群墓地乞丐，与其说是欧洲式的倒不如说更像东方式的。于是你记起来伊斯坦布尔离这里很近，开罗与此隔水相望。与这些乞丐形成对比的是，家族的朋友们穿着过时的巴黎式的或维也纳式的西服、鞋、裙装，尽量表现得庄重有礼。站在乞丐和朋友们之间的是希腊东正教神父。老表亲丁库扎说他本人与瓦勒丽娅认识，过去时常拜访她。神父长得粗壮、结实；他身上泛着一种男人的酸臭味，留着胡须，面色灰黄，闷闷不乐；他的褪了色的黑色长袍的褶边开线了，松落下来。还有一群声音尖厉、像母鸡似的女士们单独站在一旁。也许是那些黑色的衣服使她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破旧，但是如果她们是老丁库扎那种人，科尔德是赞成她们的。老表亲丁库扎现在简直妙极了。在墓地，她对他全面负责，保护着他，给他以忠告，而他非常需要她的建议。这个引人注目的外国人，本地家族的成员，有一点不知所措了（所有真正的工作，当然，是由特拉伊安完成的）。而丁库扎龇着牙，小声地用她初学的法语不断地指导着他。他们从办公室里出来时，她打手式让他走到前面去挽住琪琪的胳膊。

于是，他们这一群人离开了。他们穿过了墓地，那里满是墓石和方尖碑。较新建起的纪念碑上覆盖着厚厚的大张塑料以遮风挡雨，塑料用带子和绳子固定着，在风中哗哗作响。在芝加哥，中产阶级家庭用这种材料遮盖家具；在这里，被保护的是方尖碑和上面新刻的镀金刻文。现在没有了冬日里忧伤而悦人的阳光，天气又变得阴暗多风。在拉勒什的墓旁，还有更多的悼念者在等待着。

你看这个季节，草色该算是惊人又鲜亮了。地底下是否有某种特殊的热源呢？那里有许多细长的蜡烛，向四面八方歪倾着。一些蜡烛被掩蔽在灯笼中，剩下的则在狂风中摇曳。老表亲们坐在长椅上，那些像吉普赛人一样的乞丐聚集在后面——他们是一批衣衫不整的家伙，但这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没有人对他们乞求的举动表示特殊的注意。丁库扎注意到（他看上去一定很不中用，需要她的支持）瓦勒丽娅把这个地方保持得多么好，那些花是以多么深切的热忱栽种的。那些秋天开的花，那些小翠菊，在初冬的飞雪中还活着。现在神父开始布道了。他声音有力而粗哑，说着，吟唱着。时而发出一声哭号，显然，是出于他自己的烦恼。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神父是不被娇惯的。科尔德想，他穿着乡下靴子，看上去像一个大肚子流浪汉。在拖拖拉拉的风中，长烛熄灭了。在烛火跌落的地方，草地上出现了一块块灰迹。老妇人们把它们又燃了起来。科尔德打了个哆嗦，因为当神父单调地颂唱时，他恭敬地把帽子摘掉了。丁库扎打手势让他把帽子再戴上。上帝保佑这个老姑娘。如果头发稀疏，你就会从头顶丧失热量。这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有的知识。她就有这种知识。她明白。

现在端上了传统的蛋糕，白色的，涂着奶油的很大的蛋糕，松松地压在微微颤动的托盘上。乞丐们前来乞讨。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丁库扎礼貌地递给科尔德一小块，但他不想分享这种死亡的甜食。尽管如此，乞丐们则正用手吃得热火朝天。狂风吹熄了最后一支长烛，它也掉到了染上了黑点的草地上。该是把瓦勒丽娅的骨灰放到墓碑上那期待已久的凹口里的时候了。你面对墓碑时，这个凹口在左边。这里将只有瓦勒丽娅和拉勒什医生。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塑料在风中哗哗抖动的声音，被寒风抽打的方尖碑，那些矮矮的古埃及式的方尖碑——这里几乎没有空地，小路非常窄。

一个墓地工人抽出了封住花岗岩上的凹口的圆盘，琪琪把瓦勒丽娅的骨灰交给了他。科尔德，依照丁库扎的指示，正在扶着她。琪琪哭泣着，放开了金属骨灰盒，那个工人试探着把它放到开口里面。

这块石碑竖起来之后，规格一定改变了。骨灰盒太大了。特奥叔叔和其他人挤进来检查问题出在哪里。尺寸上只有微小的差异，只要在开口处敲掉几片花岗岩，匣子就可以滑进去了。在特奥叔叔和表亲们的指导下，工人拿起凿子，敲了一两下，然后就疯狂地挥舞起了他的锤子——两下，三下。碎石从石碑的后面崩出来，随之，凹口周围的物质粉碎了。这不是花岗岩，是水泥。石碑修成圆形的肩部松动了，滑落在地。琪琪没有晕倒，但是她瘫倒在科尔德身上。他把她扶了起来，人们在长椅上给她让出了一块地方。此时，罩在方尖碑上面的被风抽打着的大塑料布喀喀地响着，好像要泄露出它们保护着的不是坚固的大理石而只是虚有其表的东西而已。每一个方尖碑的中心都是水泥。特拉伊安和亲戚们经过一番商榷后决定把骨灰盒在纳骨处存放一晚。到明天，凹口会扩宽，破坏也会修好。

然后所有这些人沿着两边都是墓穴的小径缓缓地走到了主道上。那一伙乞丐再次伸出了手。骨灰盒被留在了低矮的石楼里（纳骨处？尸骨存放所？），放在了一个盒子里。然后，每个人都回到了大门旁的办公室。

剩下的事就留给穿着考究的棕褐色原皮夹克的结实的特拉伊安了。他负责安排修理事宜。老同志和表亲们马上分手了，天已下起雨来。人们撑开了雨伞。

突然，这一事件（老朋友们向遗体告别，还有一个戴孝的妹妹）的本质重要性消失了。天气主宰了一切，除了云和雨什么也没有，黑绿色的上方笼罩着朦胧和阴暗，老人们寻找避雨处，神父穿着他那双流浪汉靴子，大步踏过石铺小路，急急地穿过了大门。科尔德感到很空虚，带领琪琪向汽车走去。特拉伊安快步走过来打开车门，又接通了挡风玻璃上的雨刷。然后，他打着火，在宽阔的、湿漉漉的、被汽车尾气熏成了褐色的大街上拐了一个大大的U型弯。汽车经过无轨电车站时，经过了曾站在墓地旁的那一群瓦勒丽娅的追悼者。这时，科尔德才觉察到他心里堆积了多少悲伤。丁库扎就站在他们中间。于是他对唐蒂·琪琪说，“咱们带上丁库扎和我们一起回家吧。请告诉特拉伊安……我们可以把她挤在后面。”

“噢，我的天哪，多么善良的想法呀，但是我们没有地方。”

“可以挤下的。”

不可以。现在不是逼迫琪琪的时候。他们已离开车站几个街区远了，但是这使他极为悲痛。琪琪说，“我们都非常习惯乘电车，阿尔伯特。每个人，每个人都乘电车。尽管对老年乘客来说台阶太高了，但服务是一流的。”但科尔德心里仍然很难过，可能要在电车上磨蹭两个小时。八十岁的丁库扎曾照料过他。他体面地回家而她却在雨中等车。除此之外，他心里一定还有一种特殊的疲劳感——墓地疲劳症——那些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休息的人所感受到的疲劳。他自己也在期待着休息。

他们回来时米娜在睡觉。夫拉达给了他一杯饮料。他喝了不止一杯。他几次注满杯子——为了那种寒意，为了那水泥，为了那黑石头、骨头、尸骨存放所的味道，也为了丁库扎。发酵的李子酒让他闻起来像一瓶稀盐酸。

脸庞白净饱满的——暗色的唇膏，染过的头发，宽阔的胸部，浑圆的屁股——夫拉达同情地看着他。“你开始觉得有些过分了？”她说。

“开始？一直如此。米娜怎么样？”

“不太好。睡前，她想谈谈所有那些还没做的事。”

“她在计划什么？”

“不是她，是琪琪的计划那么多。重要的计划。”

如果他稍稍怂恿一下，夫拉达可能会对琪琪做些尖酸的评论。有那种暗示，他发现了，但是他让她保持着诚实。她说，“米娜睡觉时，我来书房坐坐，因为电话一直在响。我想他们给她服了地罗美，所以她可能听不到。可怜的米娜，她从来没有必要承受这么多……”

“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她忘了东欧是什么样了。在母亲的保护下，她可能永远不会像我们这样了解它。作为美国人，即使这里装了窃听器，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自由交谈。瓦勒丽娅已经有了够多的麻烦了，当然，他们几乎毁了她，但是她异常坚强而且联系广泛。”

“她母亲为什么不该保护她呢？”科尔德说。

“嗯，当然，这是很自然的，”夫拉达说，“而且这里的人都拼死拼活地要把他们有才华的孩子送到西方，疯狂地渴望出去。如果米娜留下来，她能取得什么成就呢？她不会回来的情况明朗以后，教育部长把瓦勒丽娅叫去了。他是一个难对付的老斯大林主义者。他问瓦勒丽娅，‘你准备为她做什么？’她说：‘我女儿知道她母亲在这里是被如何对待的。’但是这些事你以前都听说过了。好了，就是这样，阿尔伯特，什么？——离芝加哥五六千英里远？……顺便说一下，有你一个电话，早些时候，巴黎来的。一个叫斯潘格勒的人。是那个专栏作家吗？他是你的朋友吗？他说一小时内会再打来。”

“是的，是那个著名的斯潘格勒。好，好。他一定有消息给我。”

“他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说你马上就从墓地回来了。”

“那个案子一定有了结果，否则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他应该告诉你些什么，就像斯潘格勒……”

“我们为什么不聊聊，这可以帮助你忍受这段挂虑的时间，”夫拉达说，“当你放松时，我总会从你那里听到一些好事。”

“如果是奇特的事。”

“奇特的更好。我发觉你对比契还没有下决心。”

“我一直没法去想铅。铅很重而我的感觉轻飘飘的。但是我没有忘，它是我记在心里的事情之一。我还没有搞清比契想要什么。”

“你认为他期望你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而这会使你成为他的代言人？”

“他是一个科学家。他的观点应该靠得住。我的观点可能只是印象。”

“为什么把这些扯进去呢？”夫拉达说，“我看不出，如果你只负责写报道，为什么就会产生冲突呢？”

科尔德说，“对于地球的毒化他持一种启示录式的观点。如果我不接受他的看法，我们可能一无所成。让我们快速审视一下：首先人征服自然，然后，他发现被征服了的自然失去了它的纯净，于是他为这种丧失心烦意乱。但是，该受谴责的不是科学，而是专家政治论者和政客们。他们滥用了科学。是的，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简化。我崇敬那个人，但我怀疑如果我不赞成他的启示录他会很懊恼，甚至会受伤。”

“但是你的文章中也含有启示录式的情绪，”夫拉达说，“正是这个吸引了他。”

“你不能把这两种启示录搅在一起。他不相信他能改变我吗？比如说‘我可以给这个人指出他报道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真正原因。是铅的毒害，铅在损害大脑。’我的朋友斯潘格勒在关于灾难的问题上对我非常尖刻。他告诉我说我走得太远了，太富有想像力了，还提到了反基督徒。他极端反对整个反基督活动。对他的口味来说，它太具神学色彩，太道德化了。除此之外，他是一个有着数以百万计的大众追随者的记者，这些人依赖新闻报道保持平衡（此外他们还得到了什么？）。如果他相信要取决于像他这样的发言人——可能主要取决于他自己——来保证稳定，用他自己的屁股来平息混乱，我是不会吃惊的。小胖子杜威·斯潘格勒，只要他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并用他的屁股击败对手，他就能压制邪恶并且把我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他所要做的只是说出一切正确的事情，同时阻止错误的事情。

似乎是为了听得更清楚些，夫拉达在损坏了的织绵沙发上又挪近了一些，杯子放在衣服的下摆里。这个胖胖的女人，苍白，眼睛大而黑——她的聪明程度不亚于她的肥胖。她的头发从中间平分成两个对称的波浪，显示她个性的根本特征是使所有事物保持平衡，而且她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巧妙的平衡，她肥胖的形体和她的平衡思想是对应物。显然，她想引他说话。她只喝茶。李子酒是专给他的，为他驱走墓地的冷雨，也为了让他讲话。她说：“你似乎认为我心里只有比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很关心你在这里的所见及其对你的状态的影响。”

“我处在一种忧虑之中吗？”

“作为一个美国人在这样的地方你所处的心态。”

是的，夫拉达确实经常询问他的美国观点。她自己加入美国国籍才不过五六年。在她看来，他是一个美国的美国人。她有时把谈话引向诸如废奴制、南北战争、摩门教一类的问题。不久以前在芝加哥，女人们曾让他在整个宴会及其后谈论水牛猎手、边疆战士、单刃猎刀、印第安战争，一直谈到很晚。米娜也认为这非常有趣，引人入胜。

“那么你想听听我的美国观点。我不知是否有这种东西，也许我不是你该问的那种美国人。”

“那就谈谈你个人的理解吧。”

他想起了昨天他在街上对米娜进行了一番演讲，结果并不好。那场失败（敏感性的彻底失败）是一种刺激。他想做得更好一些，再试一次。夫拉达是有接受能力的。他被牵着鼻子讲话。她的目的是帮助他摆脱紧张，缓解等待的焦虑。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理解。相反，我知道印象，或者可能是即兴创作。你有没有读过关于二百年前意大利即兴创作的书？它们大多来自那不勒斯，经常用以娱乐观众。你提出一个主题，而他们会进行一段富有灵感的背诵。你想让我从哪儿开始呢？我可以从我们坐着的小沙发谈起。它是东方的。但是我想你打算问瓦勒丽娅的死，以及我看到上校时在想什么。”

“上校怎么样？”

“他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想其中的一点儿是针对我的。”

“这个教训是什么？”

“教训是什么？嗯，在这儿他们为你定下了痛苦的标准。政府有这个权力。每个人都得明白这种垄断，并且准备好接受它。在家，在西方，则是不同的。美国从来没打算在痛苦的标准上采取一个公开的立场，因为它是一个愉快的社会，一个喜欢把自己想像为一个温和社会的愉快的社会。一个温和自由的社会必须找到温和的方法来使粗暴制度化，并且以进步和轻松和谐地消除它。所以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无情或者杀人，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或者他们铅中毒，或者他们来自边远地区，或者他们需要心理治疗。在这里一个几乎不加掩藏的观点是有这么多或那么多的人马上就要成为牺牲品。在苏联，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政策最初是由列宁制定的。在早期发生的饥荒中，他可能会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去。早些年，如果善良的红十字会和赫伯特·胡佛[1]没有捐赠食物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甚至对我们，保守的资本主义也不得不调和或隐藏它的观点：处于竞争中的阶级状况会带来痛苦和死亡——美国保守主义在关于痛苦标准的问题上有它自己的难处。设想一下为了维持六七个黯然无救的生命每年用在肾透析上的公共花费达到九万美元——我们还能让那些老人们再看一年电视吗？”

“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残忍的暴行。”夫拉达说。

“在另一方面，是古老专横的东方标准，痛苦折磨被接受为生存的基础，它的真正的根本。这种标准并未影响我们美国人。我们所认为的基本原则是，不管怎样——人类真理！而这个该死的上校竟让我们浏览诉讼摘要，让米娜回想过去，也给我作个介绍，这个性格不成熟的作为竞争对手的超级大国的代表。我曾听欧洲人说美国的性格甚至还不存在。它还在子宫里蹬腿儿呢。法国人和德国人，稍稍知道一点那种古老的痛苦标准，但他们现在和我们一样舒适地生活。只是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在一战中他们挖了战壕，在二战中，他们轰炸城市，还有集中营。他们想从历史中退出去一阵子。他们在度假。他们从一九四五年消除掉战争残骸后一直在度假。我不责怪他们。我只发现，这样可以防止采取苛刻的立场。在那方面，他们与美国状况相同。生活是非常值得享受的，人们非常不情愿清楚地关注痛苦标准。当一个残暴的行动成为必须时——嗯，想一想我们从西贡撤退的场面。”

“当我们被自己柔软的虚无主义弄得精疲力竭之时，苏联人会带来他们坚硬的虚无主义。他们感到自己是上等人。甚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右翼分子，也对我们语气傲慢。他们说，‘我们还没有得到公正或个人自由，但我们确有温暖、人性、兄弟情谊，我们的痛苦给了我们某种性格。你们所能给我们的只有超级市场。’但是自由民主政治所能作出的最佳辩护可以是这样：‘不错，我们缺乏领袖人物的魅力和兄弟之爱，尽管你们拥有这些东西的低劣形式，不要以此自欺欺人。我们在西方所有的是一种理性的公民。一种你根本无法理解的勇气。至少我们有耐心，在危机中能保持头脑冷静，能以一种冷静、稳定的方式保持体面。不要低估我们。’”

“你同意这点吗？”

“不。”

“为什么不？”

“我不认为人可以同时既善于经营又高贵。你认为那些芝加哥文章是关于‘理性公民’的勇气的吗？”

“我真希望你那富于灵感的背诵能与芝加哥有些关系。”

科尔德说，“你是对的。现在就让我试试看。在布加勒斯特这儿我一直在考虑那些文章。我为什么写它们？我已太老了，不该再行动起来，沿芝加哥河而上，发动一场激烈的炮舰进攻了。我甚至似乎认为读者会为此心存感激，不成熟的又一标志。人到中年时我回到芝加哥重新开始。十年之后，我可能还会这样做。这像永不衰竭的青春期，每隔几年就重新开始一次。一开始，我并不想惹人恼火。开始时我极为天真。我采用了一种轻松的语调。我甚至认为它会很有趣。比如引用马休·阿诺德[2]关于一八八四年牲畜围场的话：‘宰猪？不，我还没去看过宰猪。’我不想找麻烦。没有关于城市的死亡或文明的陷落的布道。我是一个太地道的芝加哥人，以至于无法感受到这些。上帝啊，产生这一切想法的不该是我！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我的朋友斯潘格勒的反对意见。他指责我让一切深不可测，引起灾难。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弱点。它有一部分是一流的表演业。我们一代代在塞西尔.B.德米尔[3]的‘特殊效应’下长大成人——十字架的标志，狮子和基督教殉道者，所多玛城的毁灭，庞贝[4]的末日。然而，这个拙劣的托辞是一种危险的分散精力的力量。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分裂的时代。这全是真的。现在，斯潘格勒指示你从深渊开始，以琼斯敦的琼斯结束，在那里死亡与‘特殊效应’相混淆。但我似乎认为我并非有意做作。我不想示威、抗议、主张或预言什么。我绝没有想让自己以受苦难者的代言人身份出现。但是斯潘格勒可能对我的主要指控是我犯有作诗罪。而且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对此该怎么办。他自己年轻时就很喜爱诗。然而，他现在是个代言人，而在美国，诗人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喜爱。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动听：一个好校长胜过二十个诗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最需要想像力时我们只有‘特殊效应’和矫揉造作。但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使一切深不可测的真正诱惑在于希望‘末日’的临近可以解放，可以迫使我们深刻地、认真地重新思考。在这些末日里，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净化我们的认识。在权威的普遍弱化中，思想的统治形式的权威也降低了，这些形式在把我们带入绝望和深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必再提起它们。科学既非善也非恶。但我个人在思考美德和邪恶。我觉得我有这个自由。可能我已在崩溃中解放出来了。而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末日’的咒符之下。难道这不是芝加哥的无政府状态的含义吗？它没有一种哲学特性吗？想一想一个美丽的黑人少妇整日地用一把剃须刀为她那绝望的爱人挖空一本《艾凡赫》；想一想当他把一颗子弹射入马考斯基法官的法庭地板时，他的行为是多么富有象征意义。他冲出来，他们杀死了他。他的死像演戏一样不真实。他头部中弹，那颗头很可能是被石头砸掉了的，他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么这个启示是什么呢？……‘人哪，你最好再严格一些！你最好把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想到。’”电话铃要响了，发出了预先的吱吱声。(https://www.daowen.com)

“可能我一直在说的东西证明我本人正受着‘侮辱’。”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了听筒。“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或者我是第一个吗？”杜威说。

“第一个什么？”

“这么说我是第一个了。陪审团认为你的那个人有罪，他被判十六年监禁。你胜利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从我华盛顿的办公室听到的。令人兴奋吗？我让我的人保持警惕，不久前他们刚从莫里斯给我打来电话。对此你感觉不错吧？”

“十六年。我很激动。”

“嗯，你如愿以偿了。我打赌，你的表亲迪提里昂会失望的！”

“我不知道。输或赢都注定会使他名声大震。芝加哥仍然是更适合于他的舞台。杜威，听着，我很感谢你这样不辞辛苦，谢谢你打来电话。”

“我们进行过几次难忘的谈话，”斯潘格勒说，“四十年后，看看你与老朋友还有多少共同之处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现在还能保持联系。”

科尔德回到夫拉达身边，坐在有着东方式的嵌饰靠背的橘红色丝绵沙发上，他们的背后是细雨蒙蒙的城市，隔壁是他生病的妻子，但幸运的是，她睡得很温暖，大眼睛闭着，他的漂亮女士，最近遭受了如此大的创伤。

“我猜想你是赢家。”夫拉达说。

“如我所愿。就像我想的我确实……”

“至少那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回去会简单一些了。”

“简单一些——你是在说学院吗？”

“一部分。”

“仅仅是那个男人，还是指那个女人？”

“她被分庭审训，并且在抗辩时讨价还价——是这样解释给我的——她会被判八年。”

“所以……你得到了公正。”

“一切的得来并不轻松，但那两个人要了那个男孩的命。我并不十分看重惩罚，但否则他们就会逍遥法外。我确实用了神通和特权来抓获他们。没人会改变，监狱臭名昭著，而且别无什么有意义的事，这是真的。在狱中，在狱外，卢卡斯·埃布里和瑞基·汤因斯会一模一样，还有好几百万人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与生活断了联系，没人知道怎样能抓到他们。听我说，夫拉达，米娜和我必须离开这儿，如果她真的生了病。”

“是生病，还是悲悼……”

“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不会在共产党的医院里冒险，而且我不会等到她病得无法旅行。到苏黎士或法兰克福都只是很短的航程。”

“又是你的电话。”夫拉达说。

是波森小姐从他的办公室打来的。“那个人被判刑了。”

“一个朋友刚从巴黎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教务长说我应该告诉你结果是多么好，是在他看来。”

“我肯定他很高兴这一切都结束了。”

“而且他给那个可怜的宝贝捎了一个口信——她怎么样了？教务长与天文台取得了联系，下个月她可以——你们都可以——住在帕罗马，十五号和十六号。”

“现在有人帮忙了。”科尔德说。

“那么现在，沃伊尼契博士有没有说你妹妹和法官的消息？”

“沃伊尼契博士正坐在我身边。当然，我听说她们结婚了。”

“多好呀。”波森小姐一路闲聊到了闲话的制高点。“我刚与你妹妹谈过，想知道她是否要给你捎个口信，我还没有向她祝贺，她就告诉我说她儿子离开了。”

“他去了别处？”

“我正要说这个。他生气了，非常生气。”

“为了婚事还是为了判决？”

“他离开了这个国家。”

“他去哪儿了——她怎么知道的呢？”

“他把机票记在她的账上了。他去找了她的旅行代理人，据她所知，他现在在墨西哥。她没有与我讨论这件事，但是他还在保释之中，是不是？”

“他可能去了某个美丽的雨林地区发发脾气吧。”

科尔德这么说不是因为他相信如此，而是为了把谈话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梅森对阳光明媚的假日几乎不大感兴趣。在十二岁时，他对钉头鱼和比目鱼就极不感兴趣。让它们呆在它们所在的地方。让阿尔伯特舅舅叉着两腿站在排排的贝壳之间，然后与水中的鱼群为伍吧——他则带着漫不经心的眼神，跳到了海里。科尔德根本没有心情在越洋电话里与波森小姐闲谈或揣摩他那不快乐的妹妹。有着一头漂亮的白发和一张炉甘石色的亚历山大·伍尔科特似的脸的波森小姐热情而富有同情心，但他根本不想与她互相客套。

“有人想打个招呼，院长，莉迪亚·莱斯特正站在这儿。”

“噢！让我跟她讲话。”科尔德说。

没什么可说的。

“嗯，一切都结束了。”

“我很抱歉开庭时我不得不离开。”

“我明白。我为你妻子——你岳母难过。”

苗条、神经质而漂亮的莉迪亚·莱斯特有一头长发把她与世间隔开，缄默的修长的双手，粉红的双唇。从小路糟糕的一边，不期而来的现实降临在她的头上（现在那些小径是多么蜿蜒曲折呀！），她该走哪条路呢？回到少女时代吧，他希望如此。“你有什么计划？”他说。她没有提到什么计划。他说他马上就要回去了，希望她能与他们一起吃顿饭。他没有要求与波森小姐说话，而是轻轻地挂断了电话，不给她时间插话。

“我从谈话中听出你的外甥离开了？”夫拉达说。

“让他的妈妈去承受，因为她未经他的同意就结了婚。他的新继父有足够的政治才能使不利于他的案子被撤销并恢复保释——大约花掉了六千块钱，我想。所以，梅森去了中美洲看看该做哪种革命的选择。恐吓证人不是什么大事，仅仅是一个学院的男孩子恐吓有案底的黑人而已，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帕罗马天文台的开放日。”

“米娜不想错过它。”夫拉达说。

“有什么可行的建议吗？”

“尽你所能尽快把她带走。我在这儿还有一周时间，我可以帮琪琪一把。他们不会强迫她搬出这房子的，这并不难办到，一向如此。而且，就像他们在芝加哥说的那样，权力机关不愿引起情绪波动。你是一个院长，这对他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记者，而且你还与大使及那个著名的专栏作家斯潘格勒先生有联系。他们不会打扰你的老妇人唐蒂·琪琪的。你现在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你好，忘掉过去吧。你是如此迫切地想回家吗，你本人？”

“仿佛不是回归秩序、美丽、平静和和平中去。”

她说，“但是，你还是很高兴再从你的窗口看到密歇根湖的，这点我敢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