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的《世说新语》批校
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炁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同治九年（1870）41岁始中举，光绪六年（1880）51岁中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封事，不避权要。日记三十余年不断，读书心得无不收录。李氏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蔡元培1938年序《鲁迅全集》语）。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战败，闻讯忧惧，咯血而卒，时年65岁。
缪荃孙撰《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三·文苑三》云：“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
李慈铭的《世说》研究，主要成果体现为收入《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中的《世说》批校。其所用底本为清道光年间周心如纷欣阁本。李氏之批校既有校勘订正，训解名物，又有考辨纠谬，兼及对人物史实的批点评论，体例完备，篇幅宏大，洋洋三万数千言，几乎遍及三十六门，俨然巨制，诚为前代《世说》研究所无，亦为后世李审言、刘盼遂、程炎震、沈剑知、余嘉锡诸人开创一校注笺疏之范式。以下分别例举之。
一、校勘订正。如《德行》第5“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刘注引李康《家诫》。慈铭案：“‘李康’当作‘李秉’。《三国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作‘李秉’，‘秉’与‘康’字形近也，各本皆误。秉字玄胄，通之孙也。所云先帝者，司马昭也。秉官至泰州刺史，都亭定侯。唐修《晋书》附见其子重传，改‘秉’作‘景’者，避世祖昞字嫌讳。”[31]一字之校勘，遂使千年之讹得以复正。再如《言语》第17“邓艾口喫，语称艾艾”条，慈铭案：
“喫”当作“吃”，说文：“吃，语蹇难也。”《玉篇》始有喫字，云：“啖，喫也。”后人遂分别口吃之吃为吃，啖喫之喫为喫，其实古只有吃无喫也，故啖喫字可仍作吃，而口吃字不可作喫。《三国魏志·邓艾传》作“吃”，不误。
此一则辨吃、喫异同，可谓鞭辟入里。
二、训解名物。如《言语篇》第32“卫洗马初欲渡江”条，慈铭释“洗马”云：
案洗马之洗，读为先，去声。此官始于东汉。《续汉志》：“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员十六人。太子出，则当直者前导威仪。”盖洗马犹前马。《国语》：“越王亲为夫差前马。”见《汉书》如淳注，引作“先马”，云“先或作洗”。《韩非子》云：“身执戈为吴王洗马。”洗者，先之借字也。
为解一词，广引众书，辨明原委，滞义遂通。再如同篇第108“谢灵运好载曲柄笠”条，有“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一句，李慈铭释“将不”一词云：“将不者，犹言将毋也，即今所谓得无。”再如《文学》第1“郑玄在马融门下”条，李慈铭释“融果转式逐之”云：
案：《史记·日者传》：“旋式正棋。”《索引》曰：“式即栻也，旋，转也。栻之行上图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网，加地之臣，故云旋栻。”《周礼》：“太史抱天时，与太师同车。”郑司农《注》云：“抱式以知天时。”《汉书·艺文志》有《羡门式法》二十卷。《王莽传》云：“天文郎按式于前。”师古《注》曰：“栻所以占时日天文，即今之用栻者也。音式。”
转相引据，触类旁通有如此。又，《排调》第13条“何乃渹”一语，历来未得正解，清代学者俞正燮（1775～1840）甚至以“乃渹”即宁馨、尔馨、如馨[32]。李慈铭云：
案：《玉篇》：“渹，虚觥切，水浪渹渹声。”《广韵：“呼宏切，水石声，又大也。”《集韵》：“水相激声。”俱无冷训。《说文》：“訇，言声。”《韵会》引作“骇言声”。訇从言，匀省声，虎横切，渹即从訇声，盖因寒而骇呼，其声若宏，因为渹字耳。今吴下亦无此方言。
其例甚多，兹不备举。
三、考辨纠谬。如《文学》第99条“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李慈铭云：“案：《晋书·殷仲文传》作谢灵运语，此称亮者，不知何人，据注‘亮别见’之文，疑上文‘博’字当是‘傅’字，谓傅亮也。此上当以‘广’字读句。傅亮见卷中《识鉴篇》注，各本皆误。”其说甚是。再如《雅量》第38“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条“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云云”，李案：“‘碣’当作‘羯’，玄之小名也，《世说》作‘遏’以封胡推之，作‘羯’为是，盖取胡羯字为小名，寓简贱之意，如犬子、狗子（亦作‘苟子’）、佛犬之类，古人小名，皆此义也。此举其小名，故曰钓羯。”亦言之有理。
慈铭持论颇严正，故对《世说》所载常加辨析，指出其破绽，虽未为定论，要亦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如《识鉴》第3“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条，李氏云：
案：夏侯重德，平叔名儒，嘏于是时，名位未显，何至内交见拒，且烦奉倩为言？观《晋书·列女传》，当何、邓在位时，嘏之弟玄以见恶于何、邓，至于求婚不得。岂有太初岳岳，反藉嘏辈为重？此自缘三贤败后，晋人增饰恶言，国史既以忠为逆，私家复诬贤为奸。如《魏志·嘏传》，皆不可信。《傅子》即玄所作，出于雠怨之辞，《世说》转据旧闻，是非多谬。然太初名德，终著古今，不能相累。平叔《论语》，永列学官，以视嘏辈，直蜉蝣耳。近儒王氏懋竑《白田杂著》中，言之当矣。
此论正大光明，持之有故，尤其“晋人增饰恶言，国史既以忠为逆，私家复诬贤为奸”之语，亦足振聋发聩，莼客风骨气节，于斯可见矣。
又，李慈铭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四日记云：“其（指《晋书》）《周访传》有云贼率杜曾、挚瞻、胡混等迎第五猗奉之。考《世说·言语篇》，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为内史，则王敦云云，注引挚氏《世本》，称瞻为太常虞兄子，高亮有志节，以言辞忤王敦，左迁随郡内史，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猗据荆州以拒敦，为敦所害，是瞻固晋之忠臣。第五猗受愍帝之命，由侍中出为荆州刺史。时元帝已有江表之地，而长安旋没于刘聪。愍帝被虏，猗特不顺于元帝，与华轶、周馥同科。元帝之讨灭猗等，正与汉光武之杀谢躬无异。而《晋书·元帝纪》遽书猗与杜曾同反，已为乖误，至王敦此时方为元帝所倚信，未有反迹。要之，挚瞻自以忤敦而死，而名为贼帅，何其谬耶！”[33]对挚瞻之评价亦可窥李氏之风骨。
当然，李慈铭辨误时亦未尝无失。如《文学》第57“僧意在瓦官寺中”条，刘注云：“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庆校众本皆然。”慈铭案：“‘庆校众本’，‘庆’字当作‘峻’。刘孝标本名峻，《梁书》《南史》皆同。传写者因此书止题刘孝标注，不知其本名峻，遂妄改为‘庆’。以为临川自注语耳。史言孝标以字行，据此，则其自称固仍本名也。各本皆误。”余嘉锡则不同意莼客之论。云：“案：作‘庆’固非，作‘峻’亦未安。惟宋本作‘广’，妙合语气。庆与广字形相近，因而致误耳。又案：卷下《贤媛篇》注曰：‘臣谓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汰侈篇》注曰‘臣按其《相经》’云云，然则孝标此注为奉敕而作，故自称臣。以此例之，则此条必不自名曰峻亦明矣。莼客先生未之思耳。”[34]
四、批点评论。李慈铭最为措意者乃对人物史事的评判褒贬，亦可谓之史评史论。如前引《识鉴》第3条，李氏案语不惟纠谬，实亦史评。再如《德行》“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条，李慈铭案：“华守豫章，兵至即迎，王守会稽，犹知拒战；华党曹氏，发壁牵后，王被操征，积年乃至。此盖所谓学于形骸之外，去之更远者也。二人优劣，不问可知。晋人清谈如此。”显然对清谈持批评态度。同时，慈铭以正统儒家立场自居，对《世说》所表现出来的受玄学思潮影响的“暧昧立场”自然不能容忍。如《言语》第101条：
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刘注引檀道鸾论之曰：“道子可谓易于由言，谢重能解纷纭矣。”）
对此李慈铭评云：“案：桓温桀逆，罪不容诛。当日，王珣既被偏知，感恩短簿；谢公名德，亦以温府司马进身，故新亭之迎，九锡之议，当时懔懔，亦以不速毙为忧。及至告终，哀荣备尽，盖王、谢二族，世执晋柄，终怀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据《晋书·范宏之传》：‘宏之申雪殷浩，因列桓温移鼎之迹，一疏甫上，遂为王珣所雠，终身沦谪。’盖诸臣既各持其门户，孝武亦私感其援立，简文隐忍相安，终成灵宝之篡。观此景重所答，动以废昏立明藉口归功道子，即举酒相劝。其君臣幽隐，已喻之深。道鸾尚称谢重能解纷纭，何其无识！终晋之世，昌言温罪者，惟宏之上会稽王书、与王珣书，辞气伉直，不畏强御，一人而已。”此论过于执着，故连同为儒家的余嘉锡亦以为“莼客之评，藉端牵涉，窃所不取”，“又不审时势之言也”[35]。(https://www.daowen.com)
再看《企羡》第6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此条亦魏晋容止之风相扇而成名士风流之一例，向为后人所称赏。然李慈铭却评云：
案：《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昶之所谓，正此类也。王恭凭筹籍戚畹，早据高资，学术全无，骄淫自恣。及荷孝武之重委，任北府之屏藩，首创乱谋，妄清君侧。要求既遂，跋扈益张，再动干戈，连横群小。昧于择将，还以自焚。坐使诸桓得志，晋社遽移。金行之亡，实为罪首。枭首灭族，未抵厥辜。孟昶寒人，奴颜乞相，惊其炫丽，望若天人，鄙识琐谈，何足称述？而当时叹为名士，后世载其风流，六代陵迟，职由于此。昶得遭时会，缘藉侯封，其子灵休，遂移志愿。临汝之饰，贻秽千秋。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将行劫，此之谓矣！
呜呼！莼客于晋人风神之美，几全无好感，口诛笔伐，以此心态观《世说》，难免失之刻板严苛。故余嘉锡驳之曰：“矜饰容止，固是南朝士大夫一病。然名士风流，仪形俊美者，自易为人所企羡，此亦常情。《晋书·王恭传》载此事云：‘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然则昶之赞恭，乃美其姿容，非第羡其高舆鹤氅裘而已。莼客乃鄙昶为寒人，诋为奴颜乞相，不知本书所载，若此者多矣！即如上篇王长史于积雪中著公服入尚书，王敬和叹为不复似世中人，此与昶之赞恭何异？敬和宰相之子，岂亦寒人奴颜乞相耶？莼客此评，深为无谓。若移《家训》语入《容止篇》下，以见风气之弊，则善矣。”[36]余氏之评，可称允当。
对晋人应对之嘉言，莼客亦不无讥评。如《言语》第66条：“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李慈铭云：
案：人虽妄甚，无敢以天自比者。晋人狂诞，习为大言。所诩精理玄辞，大率摭袭佛、老浮文支语，眩惑愚蒙。盛自矜标，相为欺蔽。王、刘清谈宗主，风流所归。真长识元子之野心，戒车牛之祷疾。在于俦辈，最为可称。而有此谵言，至为愚妄。临川载之，无识甚矣。
刘惔所云，实一时戏言，然慈铭据以解析“晋人狂诞，习为大言”，可谓洞幽烛微，唯因之而斥刘义庆“无识”，则未免有迁怒之嫌。盖义庆撰《世说》，正为此一时代写照，主旨并非为后世树榜样、立楷则也。
由于持论最重名节，故莼客对魏晋名士中任诞狂放、不修名检者，常加挞伐。如《简傲》第6“王平子出为荆州”条，对王澄“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之行径，李慈铭深恶痛绝，云：
案：王澄一生，绝无可取，狂且恃贵，轻侻丧身，既无当世之才，亦绝片言之善，虚叨疆寄，致乱逃归，徒以王衍、王戎，纷纭标榜，一自私其同气，一自附于宗英，大言不惭，厚相封殖，观于此举，脱衣上树，裸体探雏，直是无赖妄人风狂乞相，以为简傲，何啻寱言！晋代风流，概可知矣。舍方伯之威仪，作驱乌之儿戏，而委以重镇扼上流，夷甫之流，谋国如是，晋之不竞，亦可识矣。
针对《排调》第33“庾园客诣孙监”条所载互以父辈名讳相嘲之现象，莼客批云：
案：父执尽敬，礼有明文，入门问讳，尤宜致慎，而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雠，越检踰闲，深堪忿疾。而钟、马行之于前，孙、庾效之于后，饮其狂药，传为佳谈。夫子云：“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若此者，乃不义之极致，小慧之下流，误被后生，所宜深戒。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斯道也，自天子以达于庶人，一也。
又，《排调》第8“王浑与妇钟氏共坐”条，针对钟氏“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之语，莼客批云：
案：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事有难言，人无由测，然未有显对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姏，尚亦惭于出口，赧其颜颊，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夫人以礼箸称，乃复出斯秽语？齐东妄言，何足取也。
而对能为国家死节者如周
辈，慈铭则多有回护。如《任诞》第25条“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刘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
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
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
官，诏特原之。”对此慈铭大为不满，提出质疑，案曰：
伯仁在洛之时，名德已重，及乎晚节，大义凛然，人推国士之风，世有断山之目，王敦见之而面热，贲大叹以为振衰。《晋阳秋》谓其“正情嶷然，一时侪类，无敢媟近”。虽渡江以后，忧伤时事，多醉少醒，盖亦信陵之遗意，何至如邓粲所纪“大众之中，欲通人妾，露其丑秽”，此乃盗贼所不敢，禽兽所不为，诬妄不经，悖谬斯甚。或由王敦、王导之徒，衔其强直，造此诐辞。自好之士，所不道也。
盖李慈铭绝不相信“名德已重”的周伯仁，会做出如此不堪之事。然正如周伯仁自嘲所云：“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魏晋世风浇薄，以裸裎为达者不在少数，伯仁为人狂放，儒玄双修，此事未必子虚乌有，盖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莼客捍卫名教，固可理解，然定指为非实，以为伯仁文过饰非，亦非求实态度。余嘉锡称：“伯仁大节无亏而言戏秽杂，盖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以彼任率之性，又好饮狂药，昏醉之后，亦复何所不至？固不可以一眚掩其大德，亦不必曲为之辩，以为必无此事也。”[37]此方为平情之论。
此外，李慈铭此书《跋尾》详细记载了校阅《世说》各卷的时间，如下所示：
卷上之上：甲戌九月五日灯下校完此一卷，炁伯记。
卷上之下：九月十九日积阴酿寒，午前校讫。
卷中之上：九月三十日夜校讫，比日和煦，过于江南，是夕小雨。炁伯记。
卷中之下：甲戌十月六日，大风，午后校。炁伯记。
卷下之上：十月五日校讫，是日戊寅，晴和无风，窗几甚爽。炁伯记。
卷下之下：甲戌十月十六日，清晨校毕。比日严寒，始拥垆作字，计所校正，不下百十条，然尚多讹夺，明年当再取《太平御览》诸书校之。李炁伯记。[38]
据此可知，李慈铭批校《世说新语》当在甲戌（1874）年九、十月间，历时一月又十二天。无论晨昏阴晴，孜孜不倦，治学之勤，令人肃然起敬。此书于《世说》之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厥功至伟。尤其是那些沉痛慷慨的史评，早岁读之，不以为然，及入中年，始觉厥旨光明，寄意遥深，力透纸背，真国士之文字也。太史公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其斯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