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的承载群体

两周时期，宫廷乐舞承载群体有两个层面：一是宫廷的乐官以及身份地位低下的乐工舞人，即“师”“工”等人，他们的职责是乐舞的教习和传承；一是以乐舞作为个人修养（六艺之一）的贵族子弟，他们是周王朝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接受礼乐教育，表演乐舞，是为了参与周人的宗法礼乐统治。项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礼乐教育“国子、胄子参与和专业乐人承载属两个层面，国子受礼乐教育是培养其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手段，实施礼乐教育的乐师、乐工其自身的承载亦为教育所得，只不过两者之间目的性上有着相当差异：国子习礼乐为进入社会提高素养的全面意义，而乐工们则是因应礼制仪式等多种需求作为一种职业行为的意义，同习礼乐目的性却截然不同”。[57]《大武》为西周宫廷六代乐舞之一，其承载群体亦是如此。《周礼·春官·大司乐》曰：

“国子”，即“公卿大夫子弟”。此外，“世子”，即王室子弟或诸侯的嫡长子，也会参与六代乐舞的表演。《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59]“国之俊选”，是指这些贵族子弟中身体、容貌端俊者。《后汉书·百官二》“大予乐令”条下注引《汉官》曰：“汉大乐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候到五大夫子，取适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60]以上均为《大武》“国子”层面的承载者。至于“有司”（乐官、师）以及“工”层面的承载者，《礼记·乐记》有载：“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61]“有司失其传”，表明乐官及乐工承载《大武》之事实。

以上我们从音乐体制、乐章歌辞、表演形态、用乐功能和承载群体五个层面对《大武》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可知，《大武》是一种群体性承载（国子、乐官及乐工）的大型多段体乐舞，既有器乐演奏，又有乐舞表演和人声歌唱，具有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现形态；从音乐体制和表现形态看，其与汉魏以降的大曲存在诸多相通性，因此我们称其为大曲的形式；从用乐功能看，多运用于国家礼制仪式，因此称其为礼乐大曲。